過去俗話說：“一手按不住十個跳蚤。”專制者始終有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然而力量對比發生了決定性變化：專制者壟斷數位技術，便能穩、准、狠地按住十個跳蚤、實現以少制多了！以前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做不到。那麼，令鐵桶江山破局的“蟻穴”在哪裡？


　　老高按：今年元旦，我推薦了十本去年我讀過的值得關注的書，其中有一本王力雄的《大典》（台灣大塊文化出版公司）。這是一本政治驚悚小說，或曰政治寓言小說，篇幅不長，但一如作者過去所寫的大部頭小說《黃禍》和大部頭專著《天葬：西藏的命運》《遞進民主》，讓我陷入深深地思索。
　　今天，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一篇專訪《王力雄：“天網”之下，還有革命的可能嗎？》，就是圍繞他的這本新作而談，信息量很大，特轉載於下，希望能引起讀者的關注和討論。
　　但文中，有一個問題，我覺得說得似乎還不夠：即王力雄寫這篇小說，所針對的時代背景。
　　稍微關注時事的人，都會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意義極其重大的根本性變化。我依稀感覺到了，但我沒有找到如何準確描繪和剖析其實質及原因的表述方式。而王力雄發現了這一奧秘，他在《大典》後序中，指出統治者擁有了現代科技手段（尤其是壟斷了其中某一些）之後，對被統治者具有了絕對優勢。
　　以往的專制依靠軍隊警察和對武器的壟斷，雖然強大，卻始終有一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統治機器無論怎麼擴大，人數上也比被統治者少很多，因此總有眼看不見、手伸不到之處，百密一疏，或是生長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現導致潰壩的蟻穴，或是生出不穩定的萌芽，最終導致專制垮台。如西方諺語所說，斷了馬蹄釘摔了馬，傷了將軍輸了戰爭，最終亡了國。以往專制的難題在於，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絕不了從馬蹄釘導向滅亡的鏈條。
　　然而……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位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位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科技不但提供專制手段，也給專制提供物質基礎——現代科技確保不再發生飢餓，且能讓民眾維持小康，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動力便會退出舞台。
　　過去有句俗話說：“一手按不住十個跳蚤”。但是有了現代科技，就能穩、准、狠地按住十個跳蚤了！專制權力不僅能早早發現威脅，甚至還能建立起絕對服從且能力超強的機器人警察和軍隊。在專制者這種絕對優勢之下，挑戰專制還有取勝的希望嗎？作者寫道：“當專制達到那一步時，還有什麼變革的可能？當一切威脅和危機都能消滅，不變也能地久天長，被絕對權力絕對腐蝕的專制者便絕對不會變。”
　　作者要我們看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原本的專制統治更加專制，民主轉型的社會也在退向專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專制能讓當權者以少制多”！
　　專制者真的能因為掌握了甚至壟斷了先進科技而變成萬年鐵桶江山？《大典》正是在這個層面推演的故事。王力雄在作品中指出：統治者的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這也可能是令其鐵桶般江山破局的“蟻穴”，處在這個節點上的人，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
　　我不能講得太多，“劇透”是不道德的行為。敬請有興趣的讀者去閱讀原作。
　　作者論述說：
　　以往權力的力量是線性的，如軍隊強弱與士兵和武器數量成正比。要想顛覆權力也需同比的線性力量以及支付線性增加的成本。防範顛覆只需控制顛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線性增長。然而科技力量卻非線性，尤其從專制機器內部進行的顛覆，有時只需節點的一個指令，便可成本為零地無限複製和擴散；或是一個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變成空白，讓系統重新啟動。
　　《大典》在無望的氛圍中展現了一點希望；但隨即又指出，這一點希望，其實是循環，還是落入無望：
　　科技專制能使專制者前所未有地強大，亦會使其面臨更難防範的危險。科技既可以讓專制權力固若金湯，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來。科技專制面對的不確定，一點不比傳統專制少。……
　　（專制機器一定會發生《大典》式的破局）只是破局之後，專制性質往往不變，即使打着民主的旗號，當新上台者繼承了科技專制的手段，獲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會換湯不換藥地重蹈專制。
　　那麼，專制社會轉型為民主憲政的具有可行性的突圍出口在哪裡？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採訪中，王力雄提出了若干思路，我們讀者不妨思考他說的是否有道理，也不妨提出更多的思路。


　　王力雄：“天網”之下，還有革命的可能嗎？

　　羅四鴒，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年1月31日

　　2018年1月17日，王力雄在北京家裡。 Tsering Woeser

　　在一個依靠“天網”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嚴密監控系統的國家，革命是否還有可能？中國作家王力雄試圖用新作《大典》來回答這個問題：小說的背景與當下中國非常相似，整個國家利用鞋子裡的跟蹤系統對所有的人進行了監控。然而，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一個政治上白痴的技術人員，便讓這樣一個嚴密的科技極權體制土崩瓦解。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政治小說家，王力雄一直將自己對中國現實政治的思考寫進小說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該小說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的中國為故事的開端，描繪了不久之後的中國將陷於政治、經濟、文化、人口與生態等等危機，最後導致大崩潰，中國人大規模向外逃難，形成“黃禍”。26年後，他從當下中國現實出發，再次用小說勾勒出自己對當下中國政治的新思考。
　　王力雄，中國獨立作家、民間環保人士和民族問題專家。1976年畢業于吉林工業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1980年脫離體制，獨立寫作。1994年，王力雄與與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等人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此後策劃和親自參與數個長期項目（2003年，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時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該機構除名）。1995年至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藏自治區和各省藏區後，寫作《天葬：西藏的命運》；此後四次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見面交流，2002年出版《與達賴喇嘛對話》。1999年，王力雄開始調查和研究新疆問題。同年1月底，被新疆安全廳以涉嫌竊取國家機密為由逮捕，關押42天后釋放。王力雄以此經歷寫成《新疆追記》一文，在網上公開發表。2007年，在台灣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此外，王力雄還出版有《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道路》（2006年）等政治著作。2004年與藏族女作家唯色結婚，現定居於北京。
　　2017年12月，王力雄最新政治寓言小說《大典》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近日，王力雄在北京家中通過Skype和郵件接受了採訪。

　　問：《大典》大概寫於什麼時候？是一個政治寓言小說還是政治預言小說？
　　答：我大概在2015年底有了這個想法，16年開始寫的，寫了將近兩年。這部小說我當成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不是在對未來做一個算命式的預言，而是講一個故事，藉助故事表達一些想法。當然，我的故事不像《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種神話，故事的開端有意讓讀者感覺如同是現實社會中正在發生的，在這種現實基礎上一步一步推演後面的想象。

　　問：你想表達什麼觀點？
　　答：我想表達的東西有很多方面，但說起來又很簡單。人們通常會認為當下由科技支撐的極權統治，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密，任何異己都沒有生長空間。是不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極權統治便沒有了變化的可能，從此只能按照極權的邏輯發展？我認為不會的，有時極權體制內的一個很個別的環節，都有可能導致整體的崩坍。

　　問：可是我看完小說覺得悲觀，而且我覺得你的小說也悲觀。一個小環節導致整體的崩坍，這似乎是一個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這種可能性嗎？
　　答：概率其實並不小。看這幾年中國的政壇，從周永康到令計劃，到郭伯雄和孫政才，雖然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政變活動，但我相信是在進行權力鬥爭，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個極權體制在這麼短的時間出現了這麼多的內部鬥爭，怎麼能說概率很小呢，相當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實際上也是必然。當然具體如何發生不會跟我在小說里寫的一樣，但類似的可能遍布極權機器內部。極權機器的零件、節點，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組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雖然他們不過是細小的零件，但是對於依靠科技支撐的大型權力機器，哪怕在很小的節點發生變化，也會發生很大作用，甚至導致根本的變化。所以我相信有這種可能。

　　問：小說很容易讓人想起當下的中國，很多事情和細節似曾相識。你是在試圖對當下現實做出判斷嗎？
　　答：小說是從現實取材，我希望至少開端部分像現實主義小說，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來結構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認為是在寫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而是讓人感覺面對的就是觸手可及的現實，然後去思考當下這個靠科技支撐的極權——我稱為科技極權——會不會地久天長呢？
　　科技極權以前的時代還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澤東當年找一個井岡山，就可以置身政權控制之外發展壯大；不行了再跑到陝北建一個根據地。現在這種可能性完全沒有了。僅一個貨幣電子化、數據化，就決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規模的組織活動，從籌款到購買了什麼物資到給了什麼人錢都會被詳細記錄，然後由各種算法從中發現異常去進一步審查，剷除於萌芽。所以在這個時代，想從權力機器之外去推動革命，用造反起義的方式革命，已經基本不可能了。

　　問：在您看來，如今不太可能有機會革命了嗎？
　　答：當局現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別說革命了，連不穩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認為會萌芽都要剷除。像在新疆實行的“露頭便打”，後來變成“不露頭也要打”，再後來又提升為“要追着打”。這種“不露頭”的東西是什麼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斷了。這就很可怕了！而且還要追着打，置於死地。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權力體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組織——政權，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這種情況下，變化還有什麼可能呢？在我看來，在阿拉伯世界、在東歐，他們的社會還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說宗教的力量、民間社會組織的力量、外國勢力的力量等等，他們會起到一些組織作用，能夠讓民眾在同一時間舉行大規模抗議並堅持下去，導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國很難。這讓人感到迷茫。對於這個問題，我就想用小說去設想一下，可能性有沒有，在哪裡？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權內部，我認為變化會從政權內部發生。

　　問：小說中導致極權統治從內部崩潰的官僚老叔讓我想起了郭文貴，郭文貴有沒有可能是你所說的那種引發內部發生革命的小節點？
　　答：郭文貴也許更像老叔的線人趙歸，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一點端倪。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聽的人卻大都相信，原因正在於郭是政權內部人。他只用了網絡科技中最簡單的社交媒體，便能以一人抵一國。原本國人還把黨與腐敗分開——不是黨壞，只是腐敗者壞，黨是反腐的。郭卻告訴人們，反腐的最高領導者是最大盜國賊，所有反腐都是權鬥和爭利，讓真刀實槍懲治了千萬貪官的習王反腐幾天功夫就被踩進糞坑。傳統手段要達到同樣效果，須經月積年累地編造謊言，封鎖真相，篡改歷史，抹除記憶才能做到，在互聯網時代卻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們把中共與腐敗視為一體，徹底喪失了信任。這種後果不一定立刻顯示，但一定是深遠的。

　　問：您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說《黃禍》1991年出版，時隔26年後，你出版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說《大典》。你認為《黃禍》中的描寫還適合當下的中國嗎？
　　答：《黃禍》是1988年開始寫，觀察完“89天安門運動”後接着寫，1991年出版。對於中國未來的走向，我一直認為《黃禍》是一種可能，直到現在還是這麼認為。同時我也有另一種樂觀的期待，就是我前幾年一直在寫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黃禍》的姊妹篇，已經寫完初稿，大約五十萬字。《黃禍》寫中國怎麼被危機毀滅，《轉世》則是寫中國怎麼走出危機。
　　我從2005年開始構思《轉世》，2010年正式寫作，2014年停了下來。因為現實的變化脫離了已寫的小說開端，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錯位一樣不能交工。在停下來觀察的階段，我一直在想如何破局的問題，《大典》所寫的的是一種破局方式。然而《大典》只是中間階段，破局之後的中國還有兩種未來——不是《轉世》，就是《黃禍》。到此是《轉世》還是《黃禍》，仍是未定之數。

　　問：這26年，你覺得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
　　答：總體上這26年走向民主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當然也要分角度，政治是比以前收緊，甚至不如八十年代；但社會自由化的程度還是提高很多。現在當局在試圖收緊社會自由，我認為是退不回去的。這26年社會一步一步的自由化沒有斷過。不是當局有意識開放的，而是隨着市場經濟、民眾意識的發展形成的，是因為政府要卸包袱，從一切都管的全能時代到讓人們自己管自己，社會空間必然擴大，社會觀念也隨着開放跟隨世界潮流。

　　問：社會空間的擴大與科技的發展也分不開。你怎麼看科技這把雙刃劍？
　　答：眼下看，科技更有利於極權。例如民眾可以用互聯網溝通信息，但極權有各種監控和封殺。權力集團掌握最強大的設備和最先進的科技，以及人員、經費，可以用大數據、天網監控等把社會看得死死。未來如何突破這種科技極權呢？《大典》裡的老叔可以利用科技從內部顛覆權力集團，卻不會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總體上還是換湯不換藥。即便轉型為代議制民主，當權者在新的科技手段幫助下也能通過煽動民粹思想和民族主義情緒，或是調動消費主義貪婪和狂熱，變成俄羅斯的普京或美國的川普。當今世界諸多的民主倒退，其實都是在代議制中操控民眾、煽動情緒的結果，是一種新的專制形式。所以未來的希望不能寄託於他們，而是取決於我們這些普通人能否用科技對抗科技極權，用新的科技手段組織起來，形成科技民主，這是戰勝科技極權的唯一出路。
　　羅四鴒是自由撰稿人，現居波士頓。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深圳一家書市俯瞰。

　　近期文章：

　　在思維方式上可千萬別“返老還童”　　
　　獨立學者、竊國大盜和“公道自在人心”　　
　　推薦2017年我看過的一些圖書和電影　　
　　盤點美國2017年的十場文化激戰　　
　　《清明上河圖》背面還有一個世界　　
　　人在什麼情況下會對鄰居大動殺機　　
　　大眾是否真能做到自主掌控選擇信息　　
　　詩人余光中：“其詩”“其人”分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