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否打算讓江青接班掌權接位？贊成這一說法的人能舉出的最強有力依據，被當事人否認。在中共檔案沒有開放的情況之下，我們或許應該另闢蹊徑，分析一下，如果毛澤東打算傳位於江青，他應該怎麼做？他實際上是否這麼做的呢？


　　關於毛澤東是否打算搞“家天下”，中外學界一直爭論激烈，各執一端。有的著名學者對文革的實質就分析認為：文革正是毛澤東要將“黨天下”變成“家天下”而發動的，遇到強大阻力，於是造成全國大亂。
　　我認為，此說缺乏依據。這裡，我想梳理一下資料，專談一下這個“家天下”話題中的一個分支：毛澤東是否打算讓江青接班掌權，以及隨後讓毛遠新接位？
　　迄今，贊成這一說法的人，能舉出的最強有力的依據，是網上流傳的《張玉鳳揭示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的披露，有時間，有在場人，還有對話。
　　張玉鳳提出了兩份毛澤東交代的名單。一份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
　　第二份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張玉鳳
　　《張玉鳳揭示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原始出處不可考，網上流傳甚廣，被相當多的學者採信。例如中國大陸學者辛子陵、陳小雅，都在自己的大部頭專著中詳細援引了這一說法——陳小雅一度深得張玉鳳信任，張希望陳來寫自己的回憶錄。不過她們之間的交往比較早，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時人們不知網絡為何物，這篇文章也沒有出現，所以陳當然也就沒有向張詢問其真假。
　　2010年，北京的《炎黃春秋》第3期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作者是江青的兩位前秘書閻長貴、楊銀祿。
　　查閻長貴，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擔任江青首任秘書，後被江青誣陷為“坐探”，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七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五年，1979年平反後重新被調回《紅旗》雜誌社工作。
　　楊銀祿，1967年10月調任江青機要秘書，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辦五七學校勞動。是江青四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
　　這篇文章篇幅不大，但很重要，所以我全文拷貝如下：

　　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

　　閻長貴、楊銀祿，《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

　　多年來通過網絡流傳着這樣一則材料，其內容是：
　　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
　　主席當即指着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准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摘自《張玉鳳揭示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
　　對這則材料我們不大相信，認為是編造的，也核實過，但沒有公開澄清。不過迄今不斷有人問我們這件事情，前不久，《炎黃春秋》編輯部轉來河南開封薛開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該信說：“……幾年前，我看到此資訊（按：張玉鳳披露的毛澤東身後常委名單），便判斷是真的。後來，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詳細引用張玉鳳的回憶，並認為確有其事。然而，這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尚需獲得更多的證實，張玉鳳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辦法，就是請您（指閻長貴）於方便之時電話詢問一下毛遠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見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為毛遠新也應當坦誠直面這個事實的。”
　　誠如薛開震先生所說，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還原“文化大革命”的本來面目，非常必要，務需辨明查清。讀者的懇切心情，也強烈要求和促使我們儘自己能盡的一點責任。
　　前幾年，關於這件事情，我們商量問問汪東興同志。這份材料我們從網上下載後寄給了汪延群同志（汪東興的女兒）。此後，楊銀祿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給汪延群打電話詢問，汪延群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並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那些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會叫個人保管，要交中辦秘書局保存。這是規矩和紀律。”
　　汪延群還說：“問了我爸以後，我又問了張玉鳳，她說：‘沒有那些事，當時（按：“當時”，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筆者）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裡工作了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後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對與不對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認為是真的了。我是不會透露中央內部機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關於這件事，閻長貴又打電話詢問了毛遠新。毛遠新明確、堅定地回答：“胡說八道，從1976年以後，除了‘你好’之類的簡單話，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筆寫，誰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毛遠新還說，我聽到和看到這樣的謠言多了，很多人這樣說有什麼辦法。
　　核實表明，這完全是一篇編造的謊言。

　　這篇文章刊出之後，引起一些人質疑。例如，上文中提到的薛開震就認為疑點並未澄清，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刊出《請勿輕易下結論——與閻長貴、楊銀祿先生商榷》，主要是說：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毛澤東這一年還接見不少外賓，說話表達沒問題。因為較長，這裡就不引了。
　　一年多以後，《炎黃春秋》在2011年第10期發表了一篇閻長貴的短文《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全文如下：

　　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閻長貴，《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炎黃春秋》編者按】：本刊2010年3期發表了閻長貴、楊銀祿先生的文章《一則歷史的傳聞的真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人認為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歷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質疑。閻長貴將讀者的質疑轉給了毛遠新。毛遠新做了答覆。現將閻長貴短文發表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遠新電話告我：
　　你的信我收到了，附來的質疑和商榷你同老楊那篇歷史傳聞（指毛關於他身後中央常委名單的事）“真偽”的兩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覆。
　　主席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但他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有的書上說，主席還幾次會見外賓；可查查外交部的記錄，看主席究竟講了幾句話，講了些什麼，不可忽視其中還有翻譯的作用。關於主席常用手寫，我講幾件事情：
　　1、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對這句話中的“遵義會議”我根本聽不懂，這句話就是他用手寫的。
　　2、關於1976年4月“四五事件”的“性質”和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也都是主席用手寫的。
　　3、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見主席時，主席對華說的那幾句話為什麼用手寫，還不是因為華聽不懂嗎？按說，華長期在湖南工作，還在湘潭工作過，他不應該聽不懂主席的湖南話吧？！正因為華聽不懂，主席才把這幾句話——極普通的話（按：“不要着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用手寫出來。　
　　4、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我說的這些在檔案中應該都能查到。我過去同你說過，主席給我用手寫的文字根據有一大摞。因此，我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他雖頭腦清楚，但他說的話絕大部分誰都聽不懂了，這確是歷史事實。　
　　另外，你信中還提到這樣一個傳聞，傳說我在一次同學聚會中，酒後吐“真言”：關於接班人，主席說的既不是華國鋒，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這完全是瞎編。我從不喝酒，過去在軍隊時都不喝；我不喝酒，怎麼會有酒醉後的胡說八道呢？！

　　此外，還有一個旁證：
　　康生秘書黃宗漢說：十大前，江青求康生替她說說進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總理講，總理回答，主席說了：江青當政治局委員足矣。（參見《康生秘書談康生》，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

　　對上述閻長貴、楊銀祿的說法，質疑者不少，除了上文舉到的薛開震之外，我一向敬重的邵燕祥老師也寫了文章提出質疑。他認為：
　　但凡略有審幹經驗的人，包括汪東興、毛遠新在內，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汪、毛二人的表態不構成充分的證偽的依據。
　　兩位作者稱這篇網文為“傳聞”和“編造的謊言”，汪東興稱之為“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毛遠新索性徑稱之為“謠言”（還說“我聽到和看到這樣的謠言多了”）。像這樣涉及歷史的重要關目，如是傳言需要澄清，如定性為謠言則須闢謠。黨內外關心中共黨史研究的任何個人，都有權提出對有關問題的意見，重要的是有所據而云然……
　　迄今為止，文本就是這些，正如邵燕祥所說：“毛澤東晚年的完整檔案尚未解密。在對有關史實真相的權威說明出現之前，一切都只能是聊備一說，或如大家熟悉的說法叫‘錄以備考’吧。”

　　現在我們換一個思路：在無法獲得確切的檔案文本的情況之下，我們分析一下，如果毛澤東打算傳位於江青（以及最後傳給毛遠新），他會怎麼做？實際上他是否這麼做過？
　　我在擔任《新史記》雜誌主編的時候，每期要寫一篇文章，曾經準備來寫這個題目，但寫了半篇草稿，就忙別的題目未及完成。但當時我搜集的資料中，有一篇在“中國文革研究網”（這個網站似乎是偏左）上的文章，列舉的資料比較詳細，不妨將其史料摘錄於此，他的議論就刪略了。
　　說毛澤東沒有打算搞“家天下”，發動文革的動機也與“家天下”不相干，這一點也不是為了幫毛澤東推卸罪責。相反，將他的動機說成是跟傳統帝王一樣搞“家天下”，恰恰是極大地縮小了他的罪責和對民族、對民眾造成的深遠危害。這個話題，今天沒有時間來談了，下午馬上要開始新一期《歷史明鏡》節目：文革中公安部長死亡之謎。

　　毛澤東哪搞過什麼家天下？（節錄）

　　作者：xyyah，中國文革研究網，Posted: 2011-08-03

　　……問題的實質是：毛澤東是否想讓江青、毛遠新接他黨主席的班，搞毛氏的“家天下”？
　　我們不能只考慮幾則傳聞是否真偽，而應考察整個過程。
　　
　　（一）
　　生前圈定、身後繼位。這在君主制國家是可以這樣做的。這些國家實行的是世襲的家天下的繼承制。繼承人一般都是局限在近親範圍內挑選。像康熙皇帝，在十來個兒子中選擇了第四子作為皇位繼承人，寫成密詔，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後面。他死後，打開遺詔，雍正就名正言順地做了皇帝。他的兄弟們即使內心不服，也沒有辦法，只得俯首稱臣。外姓人想當皇帝，那更是大逆不道。君主制國家也有在老國王（皇帝）在世時就確定了繼承人，並予以公布。現在的某些歐洲國家，還有日本，雖然國王（天皇）已沒有實權，但王位則排出了第一繼承人、第二繼承人……不久前舉行大婚典禮的英國威廉王子，就是排在他父親王儲威爾士親王查爾斯之後的英國王位第二順位繼承人。這樣，老國王一過世，按順序新國王就能繼位。避免了紛爭。

　　不是君主制國家，要搞世襲、搞家天下，那得靠實力。
　　看看中國（台灣）的蔣介石是怎樣傳位給兒子蔣經國的？
　　蔣經國，1910年生。
　　1925年10月去蘇聯。
　　1938年回國，蔣介石讓他在故鄉奉化溪口讀書，進行思想改造，消除赤化影響。
　　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獨擋一面。在這期間，積累了全面從政經驗，組織了幹部班底，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1944年1月，調到中央，擔任三青團幹部學校教育長；同年10月出任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此後，他一直控制“三青團”，成為國民黨一個派系的首腦，是他父親的得力助手。
　　1946年夏，蔣介石要教育部舉薦蔣經國為政治大學教育長，並以政大校長蔣中正的名義發布任命。在CC系的策動下，學生中掀起“反對老子任命兒子，我們不當孫子！”的反抗浪潮。蔣經國無法上任。
　　1948年金圓券改革，蔣經國到上海進行經濟管制，與孔宋集團發生正面衝突，工作受阻。
　　1949年，因軍事失利，蔣介石不得不辭去總統職務。
　　同年，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負責將中央銀行的外匯、黃金轉運到台灣。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各個派系都自然地消失，蔣介石大權在握，不再有人和他分庭抗禮。於是就有計劃地培植他的長子接班。他讓蔣經國：
　　1950年擔任總政治部主任，負責台灣的政工改制工作。又兼任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國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統籌全台的情報特務工作。同年7月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進入黨內決策核心。
　　1954年擔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
　　1957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旋即升任國防部長。
　　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蔣經國實際上全面掌握了台灣的黨政軍大權。
　　1972年5月原行政院長嚴家淦當選副總統，辭去院長職務。於是“總統”蔣中正推薦他兒子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寫了一個公文給立法院，請求同意。公文是這樣寫的：“茲擬以蔣經國繼任行政院院長。蔣員堅忍剛毅、有守有為，歷任軍政要職，於政治、軍事、財經各項設施，多所建樹，其於行政院副院長任內，襄助院長處理院務，貢獻良多，以之任為行政院院長，必能勝任愉快。爰依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提請貴院同意，以便任命。”這次老子任命兒子，就沒有人反對了。
　　1975年蔣介石去世，他就順理成章地接了班。
　　
　　歸納起來，如果想搞“家天下”，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至少要做到下面幾點：
　　首先，老子本人要全面掌控權力。否則就像蔣介石在大陸時那樣，兒子碰壁，自己的寶座也不穩。本人坐穩了位子，才談得上讓兒子接位。這是問題的前提。
　　其次，接班人本人要全面掌握中央的實權，不能只依靠家長的威望、影響。剛開始，可以從地方或部門做起，逐步到中央黨政軍關鍵崗位。
　　第三，舉賢不避親，製造接班的輿論，爭取民意。
　　最後，這些工作，都要在家長在世時完成。等老的一去世，小的就水到渠成地接班，沒有人有實力能和他爭奪大位。
　　在非君主制國家搞“家天下”，這四條，一條也不能少。關鍵是最後一條。

　　（二）
　　回過頭來看毛澤東。第一條是完全達到的。即使在文革前，黨內外沒有一位領導能和毛澤東平起平坐。劉少奇、林彪倒台後更不用說了。但是其他三條都沒有做。是沒有做，不是沒有做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因為毛澤東根本沒有想讓江青、毛遠新接他主席的班。
　　江青1937年7月到延安。
　　1938年11月19日與毛澤東結婚。
　　1947年3月隨毛澤東轉戰陝北，任中央縱隊直屬隊協理員。
　　1951年任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中央辦公廳秘書委員會委員。
　　1956年由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副部級）。除負責照顧毛澤東的生活外，還負責收集和研究國內外資料。
　　毛澤東和江青夫婦，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從1967年10月調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回憶：“江青給毛主席選送過大量參閱材料。在黨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對江青選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視，篇篇都看，篇篇都畫圈。”江青另一個秘書閻長貴回憶：“毛澤東讚揚江青政治上很敏銳，對他有幫助。”江青幫助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她也因此當上了政治局委員。
　　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隊文藝工作發表了一個談話。6月4日，毛澤東在刊載這一談話的《工作通訊》上批示：“江青閱。去找林彪同志談一下，說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他的意見是很好的，並且很及時。”6月23日，江青在京戲現代戲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戲革命》的講話。26日，毛澤東在江青講話記錄整理稿上批了5個字：“已閱，講得好。”
　　從1962年開始，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江青向中央宣傳部、文化部的負責人提出，《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應該停止演出，進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後，江青又多次向毛澤東說，《海瑞罷官》有問題，要批判。毛澤東開始時雖不同意，但最後還是被“說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澤東說，《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有關，與彭德懷問題有關。1965年2月，毛澤東授意，江青到上海，與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等人共同策劃，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姚文元執筆，寫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於同年11月10日發表，從而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搞了一個會議紀要。3月，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這個紀要，並將標題改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該《紀要》第一次明確發出了進行文化戰線上社會主義大革命的號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礎理論即“黑線專政”的概念。《紀要》在4月I0日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批發。
　　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文革小組實際上是一個不受政治局領導的、直接指揮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機構。組長陳伯達自稱為“劉盆子”（即傀儡），實權掌握在江青手裡。
　　1969年1月，毛澤東在一封要求江青當中央常委、併兼任中央組織部長的來信上批語：“徒有虛名，都不適當。”
　　據江青秘書楊銀祿回憶：“九大期間，剛開始醞釀政治局委員名單時，是有江青的，主席給劃掉了。”
　　1969年4月九大上，可能是照顧各方面搞平衡，江青和林彪老婆葉群都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是江青的最高職位。
　　中共十大後，1973年11月，江青趁批周恩來錯誤的機會，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明確表示：“不要”。
　　毛澤東的長媳劉思齊曾問過毛澤東，江青會不會成為黨的副主席，答覆是：“不會的，她不行！”

　　即使是政治局委員，江青也沒有擔任過掌握黨政軍實權的職務。
　　1974年11月19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第二天，毛澤東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12月下旬，江青又托當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向毛澤東提出她的任職問題，說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分工主管一方面工作，而江沒有。毛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國際，讀《參考》(指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引者注)，兩本。我也是啊。”
　　在輿論方面，毛澤東不僅不樹立江青是理想接班人的形象，反而多次公開指出江青有野心，批評她的缺點，還要她作檢查。
　　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時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說：“你也是難改呢。”他還指着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向在場的政治局成員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於江青常自稱代表毛澤東說話，許多人也誤以為江青所有言論和行動都是秉承毛澤東的意旨去做的，所以，毛澤東在那些談話中兩次聲明：“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974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江青寫給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1974年12月23日在長沙，毛澤東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他說：“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政府（組閣）。”
　　1975年初，毛澤東對唐聞生、王海容說：“將來江青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毛澤東還對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線錯誤”攻擊周恩來，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後門”的做法表示不滿，“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又批評了江青，要她作檢討。6月28日，迫於壓力的江青終於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書面檢討，她檢查自己一年多來“所犯的錯誤”。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齊發”，“個人自作主張送材料”，以及講“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等等。她在這份書面檢討中還寫道：“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
　　1975年九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江青大談同會議主題毫不相干的評《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問題。講完後，江青還要求播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毛澤東知道此事後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他還明確指示，江青講話的“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1975年12月10日，毛澤東對毛遠新說：“江青當了政治局委員，什麼也不懂，還板着面孔訓人，架子那麼大，要人家當奴隸。”
　　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後，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由華國鋒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毛澤東名正言順的接班人。
　　在毛澤東造成的這種氛圍下，江青還能接黨主席的班嗎？

　　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後，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由華國鋒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毛澤東名正言順的接班人。
　　如果毛澤東真的想讓江青接他主席的班，那為什麼不在他在世時就把班交給江青。做不到嗎？不是。毛澤東能把一個普通工人王洪文提拔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僅在毛周之後，並一度主持中央工作。而王的資歷、貢獻、威望各方面，都比江青差得多，所以將江定為接班人，毛完全有能力做到。因為是自己的妻子，怕影響不好嗎？不是。在“文革”初期，江青出盡了風頭，毛並沒有因為江是妻子而阻擋，相反還為她創造條件，讓她成為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者。毛澤東的性格是凡是他認定了事，他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的。問題是毛澤東沒有認定江青能做他的接班人。
　　在世時沒有把黨政軍最高權力交給江青，而希望她在身後接班，能實現嗎？要知道毛澤東是一位有非常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家，能做出這種幼稚可笑的事來嗎？毛澤東身前沒有把權交給江青等人，所以在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打倒。這也說明這個身後的政治局常委名單的不真實。

　　（三）
　　再說毛遠新，他是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的兒子，1941年生。從小學開始就住在毛澤東家裡。
　　1964年7月5日，毛澤東和毛遠新談話。毛澤東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當時，毛澤東隨口而談。事後，毛遠新深知這一談話的重要性，作了追記，寫出《談話紀要》。談話內容迅速傳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印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轟動了教育界，毛遠新也出了名。
　　1965年夏，毛遠新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談到工作問題，毛澤東叫他去空軍找吳法憲。吳給他安排到某團部當參謀。毛澤東知道後說：“沒當兵，怎麼就當官？不行，再去找吳法憲，重新安排。”於是吳法憲一下子就把毛遠新安排到雲南邊防的一個炮兵營去，實打實地當了一名操炮手。
　　“文革”開始三四個月後，毛遠新從雲南回到北京。毛澤東要他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希望他參加一個單位的全過程。毛遠新回到母校哈軍工參加造反隊伍。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為一個有名氣的造反派頭頭，他還到吉林延邊造反，並參加過那裡的武鬥。
　　1967年，毛澤東叫毛遠新做周恩來總理的聯絡員，幫助處理東北兩派（即宋任窮一派和陳錫聯一派）的聯合問題。毛遠新和宋、陳都很熟。
　　1968年5月8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遠新任副主任，在15名副主任中排名第六。
　　1969年1月，毛澤東在一封信上批語：“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代表指黨的九大代表。
　　1971年1月，毛遠新任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前面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和另一名副書記，毛排第五位。
　　1973年8月，黨的十大，許多代表提出想選毛遠新為中央委員，毛澤東沒有同意。
　　1975年9月，因事路過北京，被留了下來，擔任毛澤東和政治局的聯絡員。
　　毛遠新從一個普通幹部一下子升任省級領導，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配備各級領導班子一定要有老幹部、軍代表和群眾代表三結合。中央也有不少群眾幹部，如吳桂賢，原是一個紡織女工、勞動模範，後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比毛遠新的官還高。吳雖升了大官，但按當時規定，工資不動。她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次茶要交2角錢，吳的月工資只有70多元，還要養家，喝不起。她就藉口不喜歡喝茶，而只喝白開水。90年代吳桂賢是按正廳級待遇退休的。二是毛澤東的關係。正因為這個關係，毛遠新才能比較容易地成為造反派的頭頭，才能作為群眾代表結合到遼寧省領導班子中去；他雖然排名在中間，不是獨擋一面，手中沒有真正的實權，但是實際起的作用比一般的委員、書記要大。他是靠毛澤東的威望和影響工作的。後來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看起來很威風，權力很大。說得不好聽，有點像電視劇中的太監，傳達皇帝聖旨，代皇帝問話，大臣們畢恭畢敬地跪在他面前。離開皇帝，他只是一個奴才，誰也不會理他。當然毛遠新不是奴才，是毛澤東的親侄子。但事情本質一樣，一旦毛澤東去世，毛遠新什麼也不是，他和江青一樣，輕而易舉地被捕。
　　毛澤東從沒有說過毛遠新適合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可以接中央的班。

　　在世時沒有把黨政軍最高權力交給江青、毛遠新，而希望他們在身後接班，能實現嗎？
　　即使有這樣一份“毛澤東身後的政治局常委名單”，那麼，首先，這名單是什麼性質？是遺囑？是向政治局的建議？還是其他？另外，這名單誰負責執行？何時執行？怎樣執行？都不清楚。
　　要知道毛澤東是一位有非常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家，他自己也幾經曲折、歷盡艱辛，才被推上黨主席的位置。他能做出這種像小孩子玩家家那樣幼稚可笑的事來嗎？毛澤東身前沒有把權交給江青等人，所以在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打倒。這也說明這個身後的政治局常委名單的虛假。

　　（四）
　　再看毛澤東的其他子女。（略。此處講到次子毛岸青，女兒李敏，李訥，侄女毛遠志——毛澤民和王淑蘭的女兒……等人，離權力中心更遠，更不可能接班，這裡就不節錄了）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2月圖片主題：慶典）

　　美國獨立日（7月4日），新澤西的門羅鎮（Morroe）鎮慶典遊行中的一位風笛手。

　　近期文章：

　　歡迎軟實力競爭，抵制銳實力威脅　　
　　文革大規模暴行能怪到毛澤東頭上嗎？　　
　　從當今“陰題”說到八十年前的素質教育　　
　　毛澤東與林彪的“太子之爭”　　
　　擁護可以反對的政權，反對只准擁護的政權　　
　　專制者＋數位科技＝萬年鐵桶江山？　　
　　在思維方式上可千萬別“返老還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