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源起、发展和激化的过程，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是实质性焦点之一，尽管在不少场合它常常被浮面的“理论”和“路线”之词所掩盖。历史又一次歪打正着，同时摧毁了毛、林两个文革派系的权力框架和思想地基


　　老高按：今天下午要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当嘉宾上《历史明镜》视频节目，讲的题目，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这里争论过的文革大规模暴行与毛泽东的关系。宋永毅是文革研究专家，也是文革史料专家，我向他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意是“炮打司令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社会上和各界精英遭受迫害、中国文化遭受摧残，都怪不到毛泽东头上，恰恰是反对毛、破坏文革的人指使犯下的罪行。您认为呢？
　　2，您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中的暴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请举具体例证：有哪些战略部署、有哪些口头指示、批示或圈阅的文件？
　　3，文革中有几个大规模迫害的高潮，例如1966年“红八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等等。这些暴行与毛泽东是否有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
　　4，文革中确实有人（包括刘邓等）出于各种动机迫害民众，毛泽东严厉斥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这些史实与毛泽东是否有关系？
　　5，对于为文革翻案甚至呼唤文革重来的思潮，您如何分析？
　　6，中共修改历史教科书，将文革浩劫十年改为“艰苦探索的十年”，您怎么看？

　　我期待着宋教授能给出比较翔实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为了解开我自己心中对文革的各种疑团，我一直没有停止阅读有关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专著。前几年接触比较多的一大类，是“林彪集团”有关资料，尤其是几名大将的回忆录（自己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几本关于林彪和“九一三”的书）；另一大类，是已经进入人生晚年的武汉造反派人士的回忆录；前年以来，接触较多是“文革集团”有关资料，像张春桥传记、戚本禹回忆录和王力反思录，还参与编辑了关于广西和湖南文革大屠杀的中共内部机密档案47册。我一直坚信，多几个视角对于我们全面客观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必要的。
　　在准备对宋永毅教授的访谈节目中，读到他写的一篇《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转载于下。以前听宋教授在聊天中谈过这个毛林“太子之争”的话题，这篇文章，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毛希望张春桥接班执掌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意图很明确；但林彪是否期望林立果接领袖的班——林彪希望儿子成长为“可靠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权力、人脉、影响力，对之超常提携、为之着意造势，殆无疑问；但这个“接班人”，是否就是特指未来某天接替自己的职位和权力，甚至更接替毛泽东的职位和权力，为此不惜与毛争夺？这是否能列为毛林之争的最根本和最重要原因（系原因之一是没有疑问的）？恐怕还不能下此结论，尚需更多史料支撑。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林彪本意是否有培养林立果将来登上党国大位的野心，他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疑虑，这是确实的。宋永毅教授对此作出了详尽分析。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宋永毅，《当代中国研究》2016年第2期

　　近年以来，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和林彪悲剧的体制和个人因素的研究，都有了逐渐深化的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说是：这一事件不仅是“接班人”的悲剧，其因果还涉及到了“接班人”的“接班人”、即隔代接班人的选择和指定问题。已故的中国历史学家高华，在2006年就指出：林彪在“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是在文革中推出他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的接班人，从而犯了毛的大忌。[1]最近，清华大学的文革研究学者唐少杰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之处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定’，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2]
　　纵观毛林交恶的源起、发展和激化，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无不是这一冲突实质性的焦点所在，尽管在不少场合它常常被浮面的“理论”和“路线”的饰美之词所掩盖。

　　回归文官体制和选择张春桥为第二代接班人

　　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一些“翻案”中非此即彼的简单黑白论，即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其实，当我们反对中共官方无限上纲的“路线斗争”说和“反革命集团”案时，绝不是说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了。更不应当不恰当地反向制造或拔高林彪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种种例证。比如，在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和吴法宪的回忆录中都提出过一种说法：林彪在九大之前支持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3]为此和毛泽东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斗争”——因为毛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旨在继续革命的九大报告。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史实。事实情况是，因为文人相轻的原因，陈伯达不恰当地撇开张姚，个人执笔应当集体起草的九大报告，又无法及时完成，遭到了毛的指责。而毛泽东其实也同意把陈伯达的意见写入张姚的报告。[4]最重要的是：林彪或许在私下同意陈伯达的一些看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作为报告人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对张姚报告的反对或哪怕是一小点修改意见。一般说来，衡量任何政治人物的政治路线或主张，必须首先根据他的公众场合的言行和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影响。即便林在和陈一起的私人场合或许表达过同意陈稿的某些思路，也绝对谈不上是什么和毛泽东的“冲突”和“斗争”，不过是起草过程中的正常磋商。而当林彪最后一字不改地作了毛泽东修改而定的九大报告后，只能充分说明林其实是毛的九大路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派。一个无法漠视的基本的史实是：毛泽东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同意黄、吴、李、邱进入政治局、并把持军委办事组这样的要害部门，绝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文革，而是因为他们最积极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于具体的文革怎么进行，尤其涉及到在军队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从绝对皇权下的文臣和武将集团间的私下互相贬低和攻诽而已。
　　然而，另外的两件在九大中或九大后在毛林之间发生的事，却绝不应当漠视。第一件是因为在整个九大中央委员、尤其是政治局中军人比例超过一半，毛泽东借外电之口委婉地指出：“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5]第二件是毛泽东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名字写入党章墨迹未干之际，就向林彪推荐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据多种文献记载，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6]因为当时的林彪接班人地位还处于炙手可热之际，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深化。但至少透露出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回归“文官政治”，即选择文官为国家第一把手的谋略。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这一次毛已经比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张春桥当林的接班人。据秘书回忆，叶群的记录如下：

　　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
　　就是这次，毛主席邀请林彪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答应了。[7]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2）这一过渡的对象是张春桥；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马上开始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
　　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最近出版的《张春桥家书》中，张的长女张维维这样论及毛张关系：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他还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他就是帮我。”[8]

　　确实，张春桥是毛发动、指导文革的一个“知音”，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更功不可没。尽管张春桥一直自我定位为毛的“秘书”，其实他也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之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在对照检查中发现刘少奇的问题，进而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而是先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才制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论体系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而一小批极左派的精英理论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而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例如，闻名中外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就是毛泽东在文革第二年（1967年）才指示这些理论家们总结，而后由王力等人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中引申和系统化出来的。[9]从发动文革的批判《海瑞罢官》，到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到“一月革命”的全国夺权的发动，张春桥都是这些文革最主要的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尤其在“王关戚”和陈伯达都因为政治风云的不测一一倒台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成了中央层面上文革硕果仅存的毛派理论家。张春桥总是能给毛泽东文革中的种种错失和谵语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它们浮面看去真象高尚的“主义”、深奥的“战略部署”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例如，林彪事件的爆发明明是毛的文革理论的大破产，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1日）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月1日）两文，却把它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等貌似高深的理论问题加以包装，在似是而非之中为毛解脱困境，并曲意逢迎为：这正“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0]对此，“毛在审阅他们的文章时，象一个老塾师替学生批改、评点作文那样，在两篇文章的题目上一连画了几个圈，以示欣赏”。[11]
　　九大期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时，也曾经有过林彪在文革理论上比较弱的顾虑。[12]为此，他向林彪提出深知他思想精髓的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领导人中没有直接为毛泽东批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他批评张春桥写的评经验主义的文章（其实为姚文元所写），却主动为张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看出来，“对不起春桥”。以致后来为张写传的学者都惊叹：“这是罕见的态度，甚至让张春桥在接受批评时面有得色。”[13]
　　毛在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时，还非常具体地提到张先是当“总理的接班人”。这又和张春桥在文革中表现出来比较强的行政领导能力有关。张春桥不是王洪文式的坐直升飞机到中央的新干部，他是1938年的中共党员。文革前他历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已经是中共省、市级的高级干部。因此，毛泽东曾把资历比张浅的多的姚文元（当时仅为副处级）称为“小将”，而张则为“中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让中将不再受压，让小将不再受苦”。[14]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15]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16]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17]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18]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只要粗略地梳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便不难理解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为何要急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张春桥发难：以私下串联，上下煽风、四处点火等方式向毛逼宫，以求公开揪出并打倒张春桥。用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话来说：“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19]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皇太子政治中的储君保卫战，一场宫廷权力斗争。张春桥1917年生，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不过53岁左右，且身体非常健康，深得毛的赏识，已经提出作为林后的接班人人选。选择张当接班人又符合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回归文官体制的治国方略。而林彪1907年生，届时已经63岁。最重要的是：林的健康已经非常糟糕，仅此就完全可能接不了毛的班。这样，张春桥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确实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林彪之子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撰写的《“571工程”纪要》里，张春桥也是他们武装政变的首要打击目标之一：“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20]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拿张春桥开刀的目的——反对他指定张作为林的隔代接班人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他曾指出：“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1]为此，他断然反击，坚决地顶了回去。
　　当然，关于毛林之争其实是封建王朝中皇太子政治的一种翻版，即最高权力在不规则的传承中产生的变异，是历史研究中的旁观者清的观点，而当事人则常常是不会承认的。身处黑暗的宫廷权斗中心的毛林双方，则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自己的真实意图美化，以占领权斗中的道德制高点，既欺骗民众也自我欺骗。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后当然把他和林彪之间的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无独有偶，今天林彪军人集团的一些成员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把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对张春桥的发难称之为“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对中央文革进行了讨伐……。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云云。[22]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有一些什么“原则问题”。
　　第一，是张春桥《宪法》时不同意“（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23]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和圈去的，在以前林彪圈阅过的中央文件和九大党章里就已经删去。而林彪从来不亲自阅读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听秘书“讲文件”。后来，连林的秘书都感叹道：“张春桥在讨论四届人大《宪法》时贬低‘三个副词’，激怒了吴法宪。吴法宪报告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如果林彪知道在这以前《党章》送审稿上的‘三个副词’早被毛主席圈掉了，或许就不会在庐山上讲那一通话？”[24]由此可见，违反了“原则问题”的是林彪等人而不是张春桥。
　　第二，林彪等人一再誓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不设国家主席”一题，毛泽东有过多达六次的指示。且不说毛泽东这一意见的正确与否，但事实上是林彪等人一再违拗了毛的“最高指示”。最后，毛泽东事先确实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再一次吹嘘他的“天才论”。但是毛同时也明确地讲过“不要点名”，“不要揪人”[25]。而林彪等人则上下串联，推波助澜，刻意要拿张春桥开刀。至于说到“对中央文革进行了讨伐”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参与林彪一伙攻击张春桥的陈伯达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在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在政协开会讨论时坦言：林彪从来没有过任何公开的政治路线，不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路线，有公开提出来的为国家大局设想的主张。因而，他不承认毛林之间有“第十次路线斗争”。[26]这一看法，应当说是鞭辟入里、一击中鹄的。

　　“超天才”的少帅梦和毛泽东废储的深层原因

　　当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泽东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时，曾转弯抹角地否定了张春桥。他的借口是：“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事实上他手下的军人集团的干将黄、吴、李、邱尽管都是“红小鬼”，但都难以成为第二代接班人。论年纪，黄永胜其实只小了林彪三岁，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已经60岁，和林是同代人。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吴法宪，也已经56岁，大张春桥三岁。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的接班人问题，而他心中的预定的、并开始积极培养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独子，生于战争年代。文革爆发时，是年仅21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对他的保护和培养，他被林彪和叶群禁止参加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而被送到上海空四军，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当时的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待为“太子”式的上宾，经常和他交流军内“路线斗争”的秘情。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虚荣心，还使他深入了解了权力斗争的内幕。另一方面，他又在军内的专人陪同下，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造反运动，“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27]除此以外，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不少有关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例如，让他参与处理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务，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等。[28]这些，不仅催发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胀了一个年轻的高干子女对高层权力的兴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参军，到空军工作。仅四个月后，他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亲自介绍下入党。
　　从1967到1970年的三年内，在林彪的亲自安排、支持和默许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的当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过吴法宪选择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中一批有资历、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辅佐林立果的“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由于文革中的一条政治上成名的捷径是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发表理论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视，林立果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1967年6月25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发表后林立果声名鹄起、获得一片赞扬。连林彪也对他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29]其次，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军职对林立果来说不仅是连升八级，从一个参军才两年多的新兵成为副师一级的军官。而是给以他一个可以进一步招兵买马、指挥整个空军的重要平台。空军司令吴法宪就多次公开宣称：“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不久，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发了正式文件。[30]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边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康曼德”（英文指挥官的译音）的“联合舰队”，其中除了一批空军司令部里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军职的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珉、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顾同舟、梁璞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兵团和正军级的空军干部的支持，林立果还开始在各地建立类似的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

　　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31]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
　　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40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32]
　　林彪还身体力行地为儿子造势。如林立果抓的几个科研项目在北京南苑某国防工厂，深居简出、怕风怕光怕水的林彪欣然前往视察。引人瞩目的是：视察中林彪右边是总参谋长黄永胜，左边竟然就是俨然一副“少帅”架势的林立果！
　　1969年3月，在林彪下决心制造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打倒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时，导火线就是杨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林立果和他的小集团成员。当时，杨成武收到一封揭发林立果的“调研小组”成员玩弄女性，把京西宾馆女服务员肚子搞大的匿名信，便转给林彪建议调查。本来如果林彪不理睬，事情也就走一个官僚形式过去了。不料这被林彪看成是对他的“接班人”林立果的极大的挑衅。林彪竟把信转给被告的对象。经周宇驰等人查对笔迹，认为匿名信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所为。于是开始了报复行动。他们抓住在空军工作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和单世充可能有“暧昧关系”为借口，关押了单世充和他的妻子进行逼供。
　　1968年3月23日晚，杨成武被押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林彪当面宣读了他的三大罪状，第三条便是：“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33]由此可见，林彪决不允许军内有任何对林立果的地位有威胁的行为，哪怕是不经意的不敬也被视为一种挑战。可以想象，只要还有几年的发展，林立果就不仅会是空军的“太上皇”，恐怕很快会成为全军的“少帅”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和叶群要违反中央纪律，让林立果冒充林办工作人员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发难。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恐怕不仅是对林彪的“接班人”保卫战，也是对林立果的“接班人”的“接班人”地位的保卫战。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遑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中国封建皇权中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袭和禅让两种，其中以世袭制为其主流的、较为平稳的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可继承他权位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朝鲜战争（毛岸英），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这样，封建专制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便失去了一种较为平稳的（当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无论毛内心深处是否愿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都只能通过“禅让”的形式传承给他家族以外的人。而在阴差阳错之中，这却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
　　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拥有超出世袭制中皇帝所有的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一般的封建皇权不同，这一超常的权力常常在“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不变色”的旗号下，不但决定对第一代储君的抉择，还涉入对第二代接班人的建言和隔代指定。而林彪作为接班人，在自己还远没有登上大宝，又明知毛中意的第二代接班人是张春桥的情况下，做出了种种要把自己一旦登基后的国家最高权力让儿子世袭的架势，实在是一系列的昏招。因为这不仅把他自己（储君）放在毛泽东（最高皇权）的公开对抗的对立面，而且还违反了中共所谓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和路线。更何况，这还可能大大触犯了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
　　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一般允许储君合法地开衙建府，建立东宫的文臣武将班子，即准备随时接班的第二权力中心。同时，封建王朝中的东宫太子一般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第二权力中心。他当然也不会同意林彪在他眼皮下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作如是观，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34]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
　　林彪自己无法建立这第二权力中心，却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这样一个潜在的中心。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抑或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左臂右膀和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
　　毛泽东为紧紧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文革中连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必须报请他亲自批准才有效。而林立果却要在军内建立一支相当规模的、只忠于他个人和林氏亲军和私兵，并准备用来搞武装政变，这还不就是篡军（党）夺权的滔天大罪吗？在文革中，毛泽东虽然在实际上也搞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来配合他的“战略部署”，并最后默许他们被提升到省军级的职位。但是他都从不为他们配备专门的辅佐班子，更不用说允许他们建立私人武装了。纵容和支持儿子做如此犯忌的事，恐怕在中共建国以来高干中林彪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中，制造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无一不是为篡夺最高权力服务的。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和初期和林彪唱了一出君臣合作的个人崇拜的双簧戏，也是为了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手里夺权，建立他个人绝对的神权权威。古往今来，为了证明他们逆行篡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林彪在对毛的造神运动里也还仅把毛吹捧为“天才”和“第三个里程碑”，而林的年仅二十多岁的儿子竟要被奉为超越了毛的“超天才”和“第四个里程碑”。这对毛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乃至侮辱，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载：

　　7月31日（1970年）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35]

　　林彪显然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在林立果“讲用报告”后对他的“天才论”的吹捧早已经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仍然滥调重弹，用“天才论”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理论武器。在庐山会议上，除了那几条为林彪的进攻选取的论天才的马列语录外，陈伯达还同时编纂了八条林彪关于“天才”的讲话，称为〈林副主席指示〉，这些都是以往林彪在文革初期吹捧毛泽东的著名段落，如“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36]
　　可以想象：这八条往日十分赏心悦目的吹捧自己的林语录，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的眼里却显得条条触目惊心起来，因为它们无不是为林立果的“承天命”说铺路的理论基础，而自己则成了被乳臭未干的“超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奠基物。为之，毛泽东勃然大怒，在他反击林、陈的〈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里，原来也是撕破脸皮、点了林彪名的，毛写到：“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八条，如获至宝）”。后来，出于对林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才删去了这括号中的关键性的一句。[37]
　　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38]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39]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40]
　　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41]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流产的政变和有益的历史假设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这并不排斥有理有据的研究和分析。在毛林之争的两个第二代接班人，即张春桥和林立果之间，我们亦不妨做一些比较。对于张春桥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后果，可能学界的分歧不会太大。比如，可以想象他和江青等毛的忠诚的追随者们将会坚定地执行毛的所谓“继续革命”的“既定方针”。五·七干校、教育革命、知青下乡、样板戏、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等所谓的文革新生事物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毫无疑问，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还会再很大的程度上延续和发展。唯一有所分歧的可能是：张春桥接班后会不会不搞生产，只搞政治运动呢？其实，根据张在上海担任第一把手近十年的实践，恐怕不会如此。张春桥虽然在文革初期支持工总司的“安亭事件”，搞得上海大乱，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打倒上海市委，以便他在乱中夺权。在他掌权以后，他还是很现实地搞“抓革命、促生产”的，否则上海在整个文革中的生产技术的发展都无法占据全国首位，毛泽东也不会考虑他作为下一任负责全国经济的总理人选。
　　对如果林立果成为接班人后的分析，可能会稍微众说纷纭一些。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如下两个因素。其一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排斥众议，向全国公布了林立果等人起草的准备武装起义的机密笔记〈“571工程”纪要〉。毛的原意是想借此定下林彪等人“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弥天大罪，为自己的“接班人”抉择和整个文革的失败自圆其说。不料这一文件中的一些观点，如把毛比作“当代秦始皇”；把文革比作“绞肉机”；把“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等等，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共鸣。历史的逻辑完全向着毛泽东愿望的相反方向走去，这一文件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的震撼，竟歪打正着地成了千百万民众开始怀疑毛和文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于是有些研究者就意图建立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既然毛是错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42]，林立果等人便自然地成了解放思想的先知先觉者了。其二，出于同样的线性思维方式，在近年以来民间重审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中，出现了真理多跨了一小步后的谬误，把林彪不适当地抬高成了“正确路线”的倾向。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梳理、剖析一下〈“571工程”纪要〉的原始文本，便不难发见这一流产了的政变纲领的庐山真面目。〈纪要〉开篇，便对为什么要写这一文本的政治大背景做了如下九点提纲挈领的描述：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简言之，林立果一行要搞武装起义是为了保住林彪—林立果的接班人之链。他们已经意识到毛准备废储（“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就准备先下手为强，抢班夺权（“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因此，最高皇权是他们的原始动机和根本诉求。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权力恶斗和宫廷倾轧才是他们用革命词藻的门面装潢下竭力掩盖的目的和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毛泽东没有“改变接班人”的打算，林立果等人就不会有公开反毛的种种思想和打算，更惶论这份“武装起义”的纪要了。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到林立果一行和文革中出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大义，公开站出来批判毛泽东的刘文辉、王佩英、张志新、史云峰、官明华、王申酉等先驱者们的根本区别了。
　　无论是从〈纪要〉的上述坦陈，还是从文件下面几个部分中所罗列的种种逼宫、暗杀方法来看，林立果等人都承认：毛泽东的权力斗争方式还是“和平演变式的”，而他们要搞的却是“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用“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因此，“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恐怕是林立果等人的武装起义的直接后果。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林立果在准备暗杀毛泽东时，甚至设想过“进口一个小型原子弹”，从西单直接向中南海发射。[43]以林立果的军事常识，他不会不知道一颗原子弹对北京千百万民众造成的生灵涂炭。但是为了自己的登基大业，他竟不惜铤而走险。手段的卑鄙往往出自于卑鄙的目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制造核爆炸的野心家，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任何福祉，而他主持的“武装起义”会开启一条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值得注意还有：〈纪要〉中多处提到他们夺取政权的途径之一是“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来“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林立果等人坚信：“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44]对此，大陆学者柳栋做了这样的述评：
　　不错，“四人帮”一派得志，中华民族肯定还得承受许多的苦难、绝望、怨愤、血泪（之后的历史也是这样演绎的）。但是从总体上言，相形之下，会比林家父子割据一方，造成南北内战；尤其是引入苏联势力干预中国政局所引发的严重恶果，其程度要减轻不少！……切莫忘了林家父子与“小舰队”所要投奔的是什么国家！那可是“斯大林主义（体制）”和“古拉格群岛”的诞生地！是祸及半个星球、半个人类之浩劫的发源地！那儿会盛开出“宪政民主”“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的美丽花朵吗？[45]
　　在人类思想史上，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精神世界极其封闭匮乏的时期，民众的启蒙常常会借助于任何他们还可以接触到思想资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文本就是正确的“救世良方”了。一个最具反讽意义的例子是：绝大多数的文革异端思潮，都是借助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毛泽东变异的文革理论。这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是那个年代他们唯一可以安全地阅读的精神食粮，而绝不是说马列主义真是批判毛主义的最好的思想武器。
　　分析一个政治人物不仅要看他的宣言，恐怕更多地还是要关注他的实践。我们不妨从思想渊源、组织原则以及个人品质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剖析一下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论及他们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一当然是为林氏世袭王朝造势的“超天才论”。如前所述，林立果被不断升级地吹捧为“超天才”和“第三代接班人”，是“承天命”的未来的“世界领袖”。如广州“战斗小分队”的“1971年5月22日誓词”之一就是：“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46]其二，是代表日本军队的“江田岛精神”，即武士道精神。可见林立果等人的思想体系其实是来自封建王朝的天命论和现代法西斯武士道的精神杂烩。
　　谈到“小舰队”的组织原则，我们不妨来浏览一下由林立果亲自审定的一些文件和规定。首先，“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对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均是绝对机密，未经请示和未得到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其次，林立果筹建的“教导队”的选拔标准有“凡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兵，一律不要；凡是高干子弟、和高干有联系的，一律不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绝不招收”。无论上海小组、还是其直属武装“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都不仅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战术、技术训练，还要进行登高、巷战、绑架、车祸、擒拿格斗等特种训练。“林立果还规定，‘教导队’不仅是在上海活动，全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最后，这些秘密组织都有严格的纪律，特殊的联络密语暗号。平时“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至少两个人以上集体活动，晚上上厕所男队员至少两人同往，女队员三人同往；不准打电话，电话有专人管；……”[47]从这些组织原则来看，林立果不仅要培养对他个人愚忠愚昧、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死士”，还要建立带有一定程度的恐怖组织色彩的亲军。
　　最后，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判，个人道德品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尽管张春桥政治思想上极左，但在和他相同级别的高级干部中，张在生活上却是一直是廉洁自律的，对个人婚姻和感情生活也是严肃认真的。相比较之下，还远没有进入高干层次的林立果却是一个骄著淫逸、道德败坏的纨绔“衙内”。从1968年到1971年，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林立果通过军队的组织系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时三年多的大规模“选美”（“选妃”）。如“九·一三”事件后，就在参与选美的“小舰队”重要成员于新野家里发现有224个名字，2519张备选的女青年的照片。其中一人竟被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被拍了126张照片。林立果还直接参与了这些选美活动，他在上海就亲自看过和面谈过一百十几位备选的女青年，其中的不少还被他用欺骗利诱等手法当场奸污糟蹋了。林立果对政治野心的狂热和对肉欲的追求是互为变态动力的。哪怕在“九·一三事件”他准备外逃前夕，他都让“小舰队”成员把两个他的年轻的“妃子”张×和袁×送到北戴河机场等候他的“使用”。[48]当然，林立果深知：这些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都是他的“接班人”的“接班人”的地位给他带来的特权。尽管他还不是正牌的第二代“皇太子”，但他却预支了“皇太子”的种种特权。于是，他对这些特权的优越感越是强烈，失去它们的危机感也就越发不能忍受。为此，他才迫不及待地走上策划暗杀毛泽东的“571”之路。凡此种种，使我们不难预测林立果执政后的畸形的中国政治缩影——一种残酷的法西斯军人体制，一名狂妄自大、荒淫无道的“少年天子”，一个类似北朝鲜的黑暗的世袭王朝。
　　这里，一个问题会油然而生：林立果的571工程和林彪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对此，学界至今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认为没有关系者常常有这样两个的反证。一是如果林彪要搞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他手下的黄、吴、李、邱等大将进行，而要把它交给毫无经验的林立果一行？二是林彪是一代战神，如果他要想搞政变，会搞成一场如此幼稚可笑的纸上谈兵吗？在回答上述貌似有力反诘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林彪手下的黄、吴、李、邱等人虽然是林的政治上的同党，但毕竟不是“死士”。他们获得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并不全部来自林彪，恐怕更多地来自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如同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坦率地承认的那样：林彪“心里明白，我们是因为林拥护毛主席才拥护他的”。[49]可以推测：如果林立果的“小舰队”暗杀毛成功，他们当然会拥戴林彪—林立果黄袍加身。但是要他们跟着林彪揭竿而起，尤其是直接参与对毛的暗杀阴谋，黄、吴、李、邱等人也未必会响应。更何况这些在政坛上混了多年的“将军们”早已经没有了战争年代的破釜沉舟的豪气。
　　同样，文革中的林彪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战神了。正是数十年的战争生涯，使他长期用脑过度，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压力极大，整夜整夜地失眠。加上因枪伤直接导致的困扰终生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使文革中的林彪无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人。根据林办工作人员回忆：“自1968年夏天，林彪的健康情况日差，听‘讲文件’的兴趣骤减。过去是一天听一两次‘讲文件’，减至为几天听一次，有时一个多礼拜才听一次，而且一次只能听一二十分钟”。[50]林办秘书张云生这样描述过林彪怎样“从一个军事天才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蠢才”：

　　1969年紧急战备前后林彪的几次“脑子发热”。一次是1968年初夏，林彪叫林立果搞一种“试验”：把两辆自行车平行地搭在一起，看看在战争打起来，各种车辆被破坏以后，它是否作为部队交通工具的代用品。不用说，这种“试验”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是1969年国庆前夕，林彪怕苏联乘我举行国庆大典时对北京实行突然袭击而使附近的水库决堤，因而向周恩来提出连夜将十三陵、官厅、密云等几个大型水库的水全部放掉，幸而被周恩来劝止，才使下游几十个县免遭水淹。第三次是1970年5月，林彪“转车”时发现北京附近部队的高射炮一排排放在阵地上，他怕这些暴露的高射炮阵地被苏联的间谍卫星侦察到了，就叫李文普找高炮部队指挥员“研究”一种“小庙”式的掩体，将阵地罩上。这些幼稚可笑的举措，哪里像当年在战场叱咤风云的林彪？[51]

　　由此可见，文革中沉疴多年的林彪早已经丧失了许多他应当与时俱进的现代军事才能，更何况现代政治暗杀和他以前指挥的大兵团作战是完全不一样。可以想象，即便林彪直接参与策划，也未必一定会比林立果等人高明多少，用这一点来反证林彪没有参与或同意林立果的暗杀计划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客观的史实是：在毛林最后决斗的“九·一三事件”前夕，即便林彪想直接搞政变，在他面前还只有一支可怜的武装力量可以动用，那就是林立果的“小舰队”。
　　迄今为止披露的史料，确实没有表明林彪参与了〈“571工程”纪要〉的制定或直接卷入了林立果的暗杀毛的计划。但是，这并不排斥林彪知晓或默许了林立果的计划，并把它作为自己与毛的斗争中的备用项。关于这一可能，中共官方在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时，曾提供了不少包括“小舰队”成员和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揭发在内的佐证材料。[52]无可置疑的是：在和毛撕破脸皮的最后决斗中，林彪至少是非常被动的，连“小舰队”的不少成员也是非常怯懦的。这样的表现出自于一种心理上和潜意识中的对毛的崇拜和恐惧。这就是“毛神话”的巨大威力，而神话这又恰恰是林自己在文革中殚精竭力地造成的。林彪作为毛主义圣坛的第一祭司，把毛精心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如日中天的神。而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有公开反抗这一自己树起来的神祗才能生存时，他已经作茧自缚，甚至都无法转换一下自己的政治角度了。最后，他只能仓皇出逃、折戟沉沙。然而，任何一个突发性的历史事件总是有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方面的。“九·一三事件”也同样给毛泽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因为连第一祭司都要反抗和叛逃的神教，还能维持得住信徒们对它的神的信仰和权威吗？纵观毛林之间为了“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的反目为仇的过程，却会蓦然间发见历史在又一次的歪打正着之中，同时动摇和摧毁了毛、林两个文革派系的权力和思想地基——文化大革命就由此开始了其急陡的下坡路。

　　【注释】

　　[1]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号，第79页。
　　[2]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载《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美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页。丁凯文、司马清扬：《找寻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382页。
　　[4]同上。
　　[5]毛泽东：〈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六）〉（1969年4月2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02－2015年。
　　[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7]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8]张春桥：《张春桥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9]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64、999－1001页。
　　[10]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11]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58页。
　　[1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40页。
　　[13]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88页。
　　[14]同注[12]。
　　[15]〈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2月1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41页。
　　[16]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8年。第187－190页。
　　[17]阎长贵：〈江青秘书谈江青：阎长贵访谈录〉，载向继东编：《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81页。
　　[18]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19]〈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1973年4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0]〈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15年第三版。
　　[21]毛泽东：〈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71年8月25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4、705页。
　　[23]同注[12]，第781页。
　　[24]同注[7]。
　　[25]同注[21]，第793、801页。
　　[26]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27]张聿温：《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8]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110,173－174页。
　　[29]同注[27]，第41页。
　　[30]《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页。
　　[31]同注[27]，第95－97；103页。
　　[32]同上。
　　[33]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页。
　　[34]见〈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年7月2日，中发（1972）25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
　　[36]同注[27]，第128－129页。
　　[37]同上，第127－128页。
　　[38]同注[11]，第232－233页。
　　[39]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40]同注[27]，第103页。
　　[41]1976年6月笔者在纽约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对陈昭的采访。
　　[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0页。
　　[43]同注[27]，第362页。
　　[44]所有这些引语都来自〈“571”工程纪要〉。
　　[45]柳栋：〈解读“571工程纪要”〉（2015年11月2日），载《共识网》。
　　[46]同注[27]，第204页。
　　[47]同上，第200,202－203页。
　　[48]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56－163页。同时参见注[27]，第258，264－265，360页。
　　[49]同注[22]，第954页。
　　[50]同注[28]，第146页。
　　[51]张云生：〈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浅谈林彪的病及其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546－547页。
　　[52]“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的“笔供”，载〈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小舰队”成员鲁珉的回忆，可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302－303页。林立衡的最初揭发，可见其〈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1971年10月），转引自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这不是儿童节游行，而是美国新泽西州Cranbury镇一年一度的国殇节（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中的儿童队伍，体现一代一代往下传之意。她们给相当严肃郑重甚至带有几分沉重的纪念游行，增添了一抹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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