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获普利策奖的专栏作者纪思道说：在我的报道生涯中，我学到首先要谨慎押注短期内民主的成功，其次，永远不要押注长期内民主的失败。纪思道还引用瑞典的发展专家汉斯·罗斯林说过的话：自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可能性论者


　　老高按：我远不是一个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人，虽然人们从我外表判断，我似乎情绪能保持基本稳定。但我自己知道：很多时候，我内心陷于迷茫、失望，甚至被绝望的情绪笼罩。
　　所以我特别感谢也特别需要能够鼓舞我走出迷惘的外在力量。幸运的是，我这大半生屡屡遇到用他们的文字拉我一把的人。这里我不能一一缕述，但有一次不妨一提：
　　那是八十年代初，身为当时“天之骄子”大学生的我，对途经武汉的老诗人公刘倾吐对中国前途的绝望：保守派坚不可撼，改革派动辄碰壁，关键是：四顾看不到中国朝野希望的力量所在。一生经历过巨大颠簸的公刘，没有将年轻人的苦闷绝望看成“茶壶风波”和“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临别时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词说：希望的爝火有时不是用眼睛看得见的，而是要用心去发现。
　　这在当时对我确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的功效！
　　如今我活了一把年纪，似乎也拥有对年轻朋友进行开导的资格了。但我有自知之明：仍然经常“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不知出路何在。最近我就严重沮丧，周围关注中美大势谈得来的朋友，有的跟我一样垂头丧气，有的盲目乐观。今天读到纪思道刊发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是从他新回忆录中摘出改写的。似乎对我有一点启发。转载于此，与大家分享！


　　从中国到世界，在痛苦与绝望中追寻希望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2024年5月1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译

　　　　Cecilia Carlstedt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2001年起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一次是为报道北京天安门事件，一次是为达尔富尔屠杀。
　　但他也曾有过错误预判。2013年1月5日，纪思道预测习近平接班后会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把毛泽东遗体移出天安门广场，并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但可惜最终这些预测都没有实现。
　　本文改写自纪思道的新回忆录《追逐希望：一名记者的报道生涯》(Chasing Hope: A Reporter’s Life)。

　　逾75％的美国人说，美国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今年，美国在2024年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中首次跌出了前20名。由于气候变化的威胁，一些夫妇选择不要孩子。这种绝望不仅弥漫在美国，也能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感受到。
　　这种有害情绪让此时此刻尤其令人沮丧。有关加沙战争令人震惊的伤亡的争论使当前的气氛更加恶劣，大学校园里的骚乱凸显了这种气氛。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动不动就互相谴责、互相斥责，这种做法加剧了人们的失落感。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一座山颠之城，人们对国家（甚至对地球）的感觉是绝望。
　　但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
　　我报道世界各地的痛苦已经40年了，我从中学到的东西是希望，是希望的理由和希望的必要。多年来的前线报道使我对我们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进步有一种敬畏，因为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可能是有史以来预期寿命、营养和健康水平的最大改善。
　　许多真实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可能会陷入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核战争；碳排放可能会毁掉我们的星球；美国近几十年的贫富差距大幅拉大（尽管全球范围的不平等有所缩小），国内政治也许正在滑向威权主义；还有成千上万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
　　然而，每当我听人们说，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混乱或如此分裂时，我想到的不仅是内战，也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时代：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暗杀和骚乱，民权工作者被谋杀，从越南回来的老兵遭咒骂，家庭因代际矛盾关系破裂，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被枪杀，美国和国外的左翼人士引用毛泽东语录并诉诸暴力，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永远不会进步。
　　如果我们能渡过那些难关，我们也能渡过现在的难关。
　　我传递的希望信息触怒了一些美国人。他们看到的是战争，买不起房子，没能力偿还学生贷款，而且，在我们把地球变得无法生存时，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他们说的有道理：我的工作就是写关于所有这些担忧的专栏文章。
　　然而，这些不满情绪正在扭曲我们的政治和个人行为，加剧社会的紧张状态和分裂。今天的痛苦能滋生愤世嫉俗而不是理想主义，能让人麻痹，能通过助长特朗普式的怀旧而影响政治，那是对过去并不存在的某个伟大时代的怀旧。
　　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我们社会中的所有人集体强化了一种让我们的境况变得更糟的忧郁情绪。绝望不解决问题，只会制造问题。绝望令人麻木，而且适得其反，让我们更难以振作起来去应对我们身边的挑战。
　　事实是，如果你必须在过去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中选一个时间生活，大概就会选现在。
　　当我退一步看，我从自己职业生涯的主线看到的是美国和国外进步的背景，这种背景虽然很少得到承认，但应该为我们提供视角，并激励我们去应对我们仍面临的许多挑战。
我想起2015年我在安哥拉的一个村庄采访的名叫德尔菲娜的女子。她从来没有看过大夫或牙医，她生的15个孩子中有10个夭折。德尔菲娜的牙齿很糟，一直生活在难以忍受的牙痛中。她从未听说过计划生育。当地没有学校，所以，她和其他的村民都是文盲。
　　今天，一名效仿我的年轻记者也许永远不会遇到像德尔菲娜这样的人，这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医疗、教育和健康革命之中，尽管我们似乎常常觉察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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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纪思道在北京报道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游行。 via Nicholas Kristof

　　我已恳求拜登总统为将要在加沙死去的儿童和婴儿做更多的事情。我一直坚信有必要支持遭受轰炸的乌克兰人民。我经常报道苏丹、缅甸、也门和其他地方不太受关注的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
　　有些人看到我把职业生涯花在报道屠杀和压迫上，他们会假设我一定是死气沉沉、充满痛苦，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屹耳（小熊维尼中一头悲观的驴子。——译注）。非也！新闻工作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行动。要不然，记者们为什么会赶向有炮火的地方，走进新冠感染者的病房，或在骚乱现场采访纵火者呢？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能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看到更好的结局。所以，让我试着从你开始吧。

　　不过是100年前，卡尔文·柯立芝总统16岁的儿子在白宫网球场上打网球时，脚趾上出了个水疱，医生无能为力。后来出现了感染，因为没有抗生素，男孩没过一周就死了。今年，得到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美国最贫困的儿童也比一个世纪前总统的儿子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看看201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发现，逾90％的美国人认为，全球贫困状况在过去20年里没有改变或变得更严重了。这完全错了：可以论证的是，世界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最重要趋势是全球贫困大幅减少。
　　与2016年相比，今年的儿童死亡人数将减少约100万，而且，2024年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可能会再次创下最低纪录。在我小时候，全世界50％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久了；现在，全球的成人识字率已接近90％。极端贫困人口已降至全球人口的8％。
　　虽然这些只是统计数据，但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记录这些数据所代表的人类生存状况的革命上。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柬埔寨看到人贩子公开出售年轻女孩的童贞；给人的感觉像是19世纪的奴隶制，只不过这些女孩中的大多数会在她们20多岁时死于艾滋病。人口贩运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但这方面的进步也很明显。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报道印度加尔各答的这个问题，那里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16年以来，妓院里的儿童数量已降低了80％。
　　艾滋病曾在20年前肆虐贫穷国家，当时并不清楚我们能否将其控制住。后来，在乔治·W·布什总统领导下，美国启动了一项名为“Pepfar”的计划，让全世界扭转了艾滋病防治的困境，该计划迄今为止已挽救了2500万人的生命。人们如今很少听到关于艾滋病的消息，原因之一是艾滋病已得到控制，这是医疗史上的伟大成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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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在我们有生之年见证的不只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健康的最大进步。虽然民主制度遭到一些挫折，而且在美国面临着真正的风险，但我已经学会了从长远上对专制主义持怀疑态度。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我报道了1989年6月那个骇人听闻的夜晚，那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中国军人把他们的自动步枪转向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包括我所在的人群。我永远不会忘记看到士兵使用战争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公民；我仍保留着那天晚上的笔记本，那个曾被恐惧的汗水浸透了的笔记本。
　　“也许我们今天将失败，”我用潦草的字记录下了我听到的一名艺术系学生的话，他因过度悲伤几乎语无伦次，“也许明天我们也将失败。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
　　但我也记得这场民主运动五周前的一天，即1989年4月27日，当时北京的学生们正准备从大学校园出发，到天安门去抗议游行。
　　学生们知道，如果他们参加游行，他们会面临开除、坐牢或更糟的危险。一些学生在头一天晚上连夜写下了遗嘱，做了自己被打死的准备。
　　那天早上，我开车去大学所在的郊区时，看到数万名武装警察站在道路两旁。我假装是一名外国留学生，进入了北京大学校园，看到一群100名左右的学生从宿舍里出来，虽然他们很害怕，但还是举起了民主标语开始游行。其他学生也渐渐加入进来，也许大约有1000名游行学生带着明显的恐惧走向学校大门。一排排武警挡住了他们，学生们与武警互相推搡，最终将武警推开，奋力走上马路。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警察那天没有用棍棒打学生，也没有向他们开枪。先锋队走出校园后，数以千计的学生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
　　消息迅速传开。游行队伍经过其他大学时，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抗议游行队伍，包括普通市民。老人在阳台上大声喊着鼓励的话，店主冲出来给抗议者提供饮料和零食。警察多次试图阻止学生，但每次都被大群年轻人突破。
　　当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抗议者的人数可能已经达到50万。然后，在北京市民的欢呼声中，他们凯旋而归，回到各自的大学。那天晚上，在北大门口，迎接学生的不是一队队武警，而是白发苍苍的教授，他们流下幸福的泪水，为学生们打气加油。
　　“你们是英雄！”一位教授大声说道。“你们为我们所有人做出牺牲。你们比我们勇敢。”
　　能够见证那一天学生们的英勇行为是我的荣幸。中国学生在那个春天表现出的对民主的承诺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次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带来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但在我的报道生涯中，我学到首先要谨慎押注短期内民主的成功，其次，永远不要押注长期内民主的失败。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民主来到中国，来到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埃及。
　　评论人士总在预测美国主导地位的终结。先是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然后是帕特里克·布坎南在2002年出版的立场偏右的著作《西方之死》和纳奥米·沃尔夫在2007年出版的立场偏左的著作《美国的终结》。有那么一段时间，欧洲似乎可能超过我们，而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似乎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美国活力依旧。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根据官方汇率计算，自1995年以来，美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实际略有增加。如今，欧洲群龙无首，经济增长乏力。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人口在减少，经济也在走下坡路。《经济学人》最近指出，“山姆大叔正在让世界其他地方感到羞愧”。
　　中国今天的困境影响尤其大，因为它曾是美国优势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全世界很多人都曾经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更具活力。然而，今天的中国陷入了苦苦挣扎中，即使拥有人口优势，中国经济是否会超过美国已不再明朗。美国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巨人。
　　在我看来，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像一道阴影笼罩着美国。然而，即使他当选，美国在科技、文化、医学、商业、教育等方面仍有一种活力和内在力量，我认为美国能够经受住四年的治理不善、混乱和民主的颠覆。事实上，特朗普对北约和亚洲的破坏力——通过放弃北约和台湾——甚至可能会大于他给美国带来的损害，从而以一种不当的方式夯实美国的优势地位。
　　请注意，今年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将是移民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决心来到美国，就像我父亲在1952年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东欧来到美国一样。绝望的外国人有时比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国家顽强的生命力。
　　我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过这种对美国的信念，甚至在本世纪头十年的达尔富尔，当时我经常悄悄进入那里报道种族灭绝。我弄不到检查站的政府通行证，但我发现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出示的是英语证件，士兵们显然看不懂。于是我把美联航的航空里程卡挂在挂绳上，开车来到一处检查站，出示我的里程卡——士兵们挥手放行。
　　出来混迟早要还，终于，我在一个检查站被拦下，关进了拘留室，里面有一幅可怕的壁画，画的是一个囚犯被木桩刺穿肚子。士兵去叫管事的，等待的过程令人恐惧。他终于露面了，下令将我释放——然后一个先前将我扣下，似乎准备处决我的人，悄悄靠了过来。
　　“嗨，”他说。“你能给我弄到美国签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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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认为特朗普当选将对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但在科学界，我们将继续推动新的乳腺癌疫苗研发，还有对抗肥胖症的新药，以及用于治疗镰刀细胞病等疾病的新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民主的衰落和医疗进步挽救生命，我们要如何权衡孰轻孰重？我们当然不能。我心目中的知识英雄以赛亚·伯林可能会说，它们是无法比较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我们的福祉无关。
　　没有人可以指责我对美国在国内外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因为这一直是我的工作。这些问题给我留下的创伤有点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成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瑞典的发展专家汉斯·罗斯林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可能性论者。换句话说，他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对我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它意味着用谨慎的希望取代绝望。
　　这种希望并非天真地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它是一种有些受挫的希望，即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改善是可能的。
　　2004年，我向《纽约时报》的读者讲述了穆赫塔尔·马伊的故事，她是我在巴基斯坦偏远的米尔瓦拉村结识的一位不识字的女性。她在村委会的命令下被轮奸，那是对她哥哥的所谓罪行的惩罚，大家以为她会因耻辱而消失或者自杀。相反，她起诉了施暴者，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然后用赔偿金在她的村子里办了一所学校。
　　穆赫塔尔没有屈服于绝望，而是抱持着一种希望，希望教育能逐渐消除那些令她和其他许多人受害的厌女思想和对女性的虐待。后来，她把强奸犯的孩子招进了她的学校。
　　穆赫塔尔告诉我，我们人类被赋予了力量与希望，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运用它，就能实现不可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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