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中国著名水利专家、半个世纪来先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水库、后又反对长江三峡水库的黄万里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开了他又爱又痛的世界。他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应验了；他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
◆高伐林
晚年的黄万里教授不改初衷，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治理江河。（黄肖路提供）
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女士问清笔者的名字是哪三个字后，这位颇为率性的女性笑了：怎么还有叫“砍伐树林”这么个名儿的？也真巧了，前几天我还碰见一位叫“黄河清”的，人挺好，可叫那么个名儿……
这我倒不解了：我这个名字嘛，不合时宜，自不待言；可“黄河清”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
黄肖路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吗？我父亲最反对“黄河清”的说法了！
是吗？！为什么？
这就说来话长了。
“黄河清”的前半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就是五岁的中国孩童，也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对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贡献。黄土──黄河──黄皮肤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天然地与黄河具有感情联系。然而，黄河“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光未然《黄河大合唱》歌词），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泥沙俱下，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
历代政府都为治理黄河伤脑筋。“黄河清”这句话前面还有半句话：“圣人出，黄河清”──黄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是表达了一种缥缈的愿望？还是用反话来断言黄河根本不可能清呢？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选定在三门峡筑坝，修建“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向全国人大代表宣布了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是由中共有名的“笔杆子”胡乔木修改的。1955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一千多位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禹的父亲鲧用“堵”“拦”方式治河，失败了；随后有了大禹治水的“疏”“导”原则。现在，中共要否定之否定，一个重要用意，显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来证明毛泽东时代“圣人出”！──谁是“圣人”？那还用问吗？
当然，三门峡水库的经济目标还是有的：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就可以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共产主义了。
那是工人高唱“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的岁月，那是农民宣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岁月。这是中国人历史命运的宿命：三门峡工程既然是毛泽东钦定的，委托“苏联老大哥”来设计大坝，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中国科技人员，谁敢说个“不”字呢？水利专家张光斗担任了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势不可挡。
黄河三门峡大坝。（新华网转发黄河三门峡旅游局图片）
说“不”的只有一个人
势不可挡，还是有人挡，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三门峡工程说“不”。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一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一个人──黄万里。
黄河的命运与黄万里的命运扭结在一起难以分开。
黄万里并不是个无名布衣。他的学历，在当时的中国水利界无人能出其右：三十多岁时担任过国民政府时期的甘肃省水利厅长，随后应中共邀聘，又担任过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尽管在三门峡之争时，他的头衔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可他是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官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这是非共产党人士在政坛上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是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的女婿。
说到黄炎培，他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中得风气之先的那批杰出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1945年12月他去延安时直言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面对年长15岁的黄老，53岁的毛泽东回答得极为自信：“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呜呼！事过12年，“周期率”就再现了。在最高领袖说一不二的年代，“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一个清华教授黄万里的不同意见，实在是太微弱了！跟白说有什么区别？
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在“反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头，不管毛泽东是否真心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黄万里决定本着自己的学术良心说话行事。
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与会专家交口称赞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只有黄万里摇头。他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再次举行七十多人的三门峡讨论会时，工地施工实际上已经开始，“反右”也已风声鹤唳，当权者说是“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心中有数，这是要大家为苏联专家的方案背书。即便对工程心存疑虑，也闭上了嘴。黄万里却不识相，舌战群儒，坚持“不可上”，和苏联与中国专家激烈争辩七天。
黄万里的小女儿黄肖路定居美国。她身后的梅花是何香凝所画，赠给黄炎培的。两旁对联是清末状元张謇题赠黄炎培：“此意要为知者道，虚名何用实之宾。”
黄肖路告诉我：“我在什么时候知道我父亲是个水利专家呢？就是在他去参加了七天辩论会的日子。三门峡大坝要定案，确定到底三百米还是多少米高，召集了一批专家开会。我爸当教授，从来没有小汽车来接，但是这七天里，至少有三天是有小汽车接送。那时我哥上高中住校，家里就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我还记得我父亲对我妈和我说：他们这样是要闯祸的！我跟他们说了，不能修坝，黄河的水不能变清，他们这是对子孙万代不负责任！他还说：‘我当场就写了两首诗骂他们。’──这两首诗现在我也没有找出来，后来一直也忘了问他：是哪两首诗？他留存到今天的这些诗，我一篇一篇看过来，好像都不是……”
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著中上游在支流水土保持见效后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360米高程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既然大家不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下的河道，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要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对于不从事水利的外行来说，对以上道理或许难以判定是非；但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连中学生都不难回答的：过去，黄河每年将黄土高原的16亿吨泥沙冲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坝一修，泥沙不再会被冲到下游与海里了──可泥沙哪儿去了呢？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
紧跟喜报而来的灾难
灾难果然来临，报复得又快又狠，没等到三年五年，更没等到十年八年。
1960年三门峡大坝竣工蓄水的喜报传遍全国之后仅仅一年半，黄万里所警告的“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恶果，就一一应验。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返库移民与当地国营农场拉锯式地争夺本属于他们的故园土地，造成双方人员受伤，矛盾不断升级激化。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还不仅如此。黄万里切勿修坝的意见在七天辩论会上被否决之后，他看到胳膊扭不过大腿，退而建议说：“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得到与会者全体同意和国务院的批准。但后来现场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还是全部堵死了。
1962年以后，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危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结讲话提出：改建刻不容缓，要做到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于是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８台发电机组炸掉４台，剩余４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６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第二次改建还是没能挽救黄河。上游日益恶化，从1972年起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据了解，当时中方向苏联提供的黄河勘察数据，有很多并不真实。例如，黄河年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告诉苏联是13亿吨，还乐观地预测说，由于上游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泥沙量将每年减少3％，20年内将共减少60％。这就使苏联在三门峡工程失败后有了理由不承担任何责任。
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世界水库史上最失败的一项工程。
有谁想起早就预言、早就警告过这一切的黄万里呢？
（写于2005年。未完待续）
黄万里是中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三子，这是黄万里1937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九人相会于上海。前排成人为黄炎培与夫人王纠思，后排左一为黄万里。（黄肖路提供）
附：黄万里和他部分亲属简介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学位、伊利诺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一度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1947年在国民政府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中共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调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1980年才获平反。2001年去世。
著有大量论文，自费出版《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并有《黄万里文集》。
黄万里的父亲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岳父是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黄万里有六个孩子，三子三女，他的长女婿杨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青年数学家，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侄子、黄炎培的孙子黄孟复，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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