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精心推出百位艺术家手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珍藏纪念册，满以为能让“两老”满意。没想到，此事公布，舆论哗然。百位作家艺术家尽皆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暴风雨般的口诛笔伐。人们质问：理应崇尚精神独立、自由的作家，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甘心做权力的吹鼓手？
◆高伐林
最近中国文坛上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作家手抄本事件。
请百名中国名头甚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每人在统一的特定的纸上，书写一段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经典的片段，组合起来，就是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文，更是一本名人的书法集——这，在始作俑者作家出版社看来，既有社会效益、教育效益，又有市场价值、收藏价值，这本手抄“讲话”珍藏纪念册定价280元，堪称“双赢”选题，势必将获得“二老”（老头子和老百姓）点头认可。
作家出版社做了全方位的精心准备：事先拟定了作家的名单；又打电话、写信征求了作家的同意；将毛泽东这篇17000字文章切分成一百多段；给作家分头寄上拟请其书写的段落，统一规格的纸，以及1000元“润笔”……
主办者唯一没估计到的是，在中国广大作家、艺术家，在中国更广大民众心目中，毛氏“文艺圣经”早已光环脱落。
百多位作家艺术家们拿了一千大洋（在今天，这当然只是一笔提不上筷子的小钱）之后，寄来了书法作品，书十分顺利地编成了。始料未及的是，此事一旦公布，舆论顿时哗然。百来位作家艺术家，尽皆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暴风雨般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甚至被成为“文坛大丑闻”。且不说网上那些信笔涂写的帖子了，就将这几天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络上我读到的正儿八经的抨击文章列出来，就有数十、上百、数百篇之多。
让我不无惊异的是，书写的作家艺术家似乎缺乏底气，少有自辯，倒是有几位在自己的微博中表示了懊悔，觉得自己考虑不周，不该趟这潭浑水（像叶兆言在他的微博里就纠结得很，感觉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更基本没有从旁为之缓颊、表示称许或者鼓励的，清一色的，不是抨击，就是惋惜——人们质问：理应崇尚精神独立、自由的作家、艺术家，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要趋炎附势，跳进酱缸，甘心做权力的吹鼓手？
许多人将参与书写的作家、艺术家分成了两类，例如荣剑的文章写道：
这部手抄珍藏纪念册里出现这些人的名字：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等，网民们肯定不会感到奇怪，这些人长期受惠于讲话精神和体制资源，理应站台，立场一以贯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
那么，在这个名单里，还有哪些人呢？摘录如下：
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等。
大概正是这些人出来为讲话背书，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按理说，上述这些人和那些党性作家一样，也都是吃体制饭的，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但人们之所以看高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还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和党的文学一起，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数十年前，确实就是我们这些有志于文艺者的灯塔，简称“延座讲话”，或者更简称为“讲话”——一说“讲话”，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似乎心照不宣，就是指伟大领袖的这篇雄文。我采访过老作家萧军的儿子萧燕，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初就是萧军建议毛泽东举行的。每年的五月，尤其是在“文革”那十年的五月，就是文艺工作者和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纪念“讲话”、对照检查自己是否端正文艺方向、是否改造灵魂、是否亦步亦趋的时节。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在北戴河，我们十多个参加诗刊社首届“青春诗会”的学员，也开会讨论，交流学习“讲话”的体会，来自福建的女诗人舒婷直统统地说：为什么要遵循为工农兵服务、深入工农兵生活、改造世界观这一些教条？我写出我的心里话，不去想为谁谁谁服务；我自己就是工人，我成天就生活在“工农兵生活”之中，要写好作品，与这些教条八杆子打不着！她的话对我来说起了奇妙的脱魅效应，毛泽东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字搭起的七宝楼台，瞬间纷纷滚落、坍塌。
三十年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我们这些青年业余作者的一个切近目标，我们在崎岖的写作路上跋涉、攀登，走向耸立云端的作协大厦。后来我如愿了，如愿之际，也就是认清作协的本质之日，也就是幻想破灭之时。光荣感很快消散，变成了耻辱感。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这一辈的作家诗人，留在国内的基本上都混到了省、市作协的主席、副主席的头衔，有的甚至当上了全国作协的理事、书记处书记甚至副主席（前述舒婷，也是省作协的头头了）；但是，也接连有特立独行者，宣布退出作协（例如王力雄、胡发云）；我在为一位朋友的文集作序时，为他没有被指定为作协的什么头头而祝贺他，这对他实在是一种幸事。我觉得更可怕的，倒是这种灵魂分裂、双重人格的普遍现象：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明明早就不将“讲话”奉为圭臬了，早就看穿官方作协那一套是何等误国误民、有害精神、有害文学了，私下他们时时处处流露出、甚至有意显示出对体制及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屑、不满、不服，但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蜷缩在作协体制之内，匍伏在“讲话”之下，还要奉旨遵命，去完成中央领导、省委书记或市委宣传部长交办的光荣任务，唱好主旋律……
昨天有位年长的朋友从给我发来一篇署名为狄马的文章《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情真意切，痛快淋漓，他举出的俄罗斯作家的例证，映衬出中国这手抄“讲话”的百名作家、艺术家（以及中国作家、艺术家整体）内心深处的猥琐、软弱。——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丝毫没有自己置身事外的意思。我看到狄马的文章，深感我也就是他的靶子。我只是庆幸：我出国了，远离酱缸。如果我在酱缸之内，还不知道什么德行呢！ 不过今天，我想先不多说，转贴如下《南方周末》图文并茂的报导，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读者，大体上了解这场风波的來龙去脉，读者或许能生发自己的感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本前后 朱晓佳、周鑫，《南方周末》  作家出版社编辑说，他们请作家张洁手抄了一段“讲话”后，请她再题写一句话，张洁在便笺上写“忠于艺术”。 （作家出版社提供/图）
手抄“讲话”引起热议，作家出版社表示，他们联系了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手抄“讲话”，非常创意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抄一段。你会如何选择呢。”2012年5月21日，作家叶兆言在微博中为自己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做了几次解释。
同时公开“解释”的还有作家周国平，他在文中强调自己纪念的是在“文革”时的“一段心路历程”。
他们“解释”的是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除叶兆言和周国平外，手抄者还有贺敬之、王蒙、铁凝、贾平凹、莫言、陈忠实、苏童等“大名字”。
网络上围观者众多，有人认为“讲话”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地“手抄纪念”。
“讲话”的编辑王宝生不认可叶兆言文中“没头没脑”的说法，在寄出邀约函之前，他给每一位文艺家都打过电话。
作家出版社从2011年底就开始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做准备了。
 贺敬之抄写的是“讲话”引言一部分，“一笔一画”抄写完，又特意把“引言”二字描粗。 （作家出版社提供/图）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所属“国家级大型文学出版社”，“再版几本‘讲话’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代表作”，比如《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是他们最早也最天然的想法。但这操作太常规。
负责此事的编辑部主任王宝生和他的团队，随后想用“有限复制”的方式，把延安时期的“古董”出版物搜到一起集结成册，“重新挖掘它们的价值——叫它文献价值、文学价值，或者新闻出版史的价值，都可以。” 但这又太难。那些“文物”毕竟也是近代出版物，到今天还没过著作权保护期；再者，从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里调取旧出版物的保真原件，具体操作也还存在问题。虽然王宝生和他的团队拉出了详细的操作计划，却依然觉得没把握：市场能接受吗？
社长何建明对此事分外关心。这位以报告文学写作闻名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在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中深得“讲话”要义，出席各种讲座、论坛时，强调最多的就是写作的“人民性”。
作家陈忠实除了抄写“讲话”外，还题写了一句毛泽东诗词给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说，很多作家在抄写的时候都是“饱含热情”。 （作家出版社提供/图）
2011年底的一次策划讨论会上，何建明提出了那个后来在网络上极受关注的点子：“能不能请当代的一百位著名文学家，以每人抄写一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形式，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做一本有纪念意义的书？”
“通常意义上的纪念活动挺多的，如果让几代文艺工作者以‘抄写’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讲话，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何建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曾经有人提出用书画的形式，后来觉得太复杂，用钢笔字就比较好处理。”
抄写“讲话”的文艺家名单
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
主席：铁凝 副主席：叶辛、刘恒、李存葆、何建明、张平、陈忠实、莫言、谭谈 曾任副主席：王蒙、徐怀中、翟泰丰、丹增（藏族）、黄亚洲
中国作协曾任书记处书记
贺敬之、玛拉沁夫（蒙古族）、郑伯农、吉狄马加（彝族）、束沛德、邓友梅
中国作协现任主席团委员
二月河、王巨才、叶文玲、池莉、苏童、陆天明、陈祖芬、周梅森、赵本夫、柳建伟、贾平凹、黄济人、韩少功
地方及行业作协主席、副主席
北京：毕淑敏（副主席）、张洁（曾任副主席） 上海：秦文君（主席） 天津：蒋子龙（主席）、冯骥才（副主席） 河南：李佩甫（主席） 河北：关仁山（主席，满族）、何申（副主席）、徐光耀（曾任副主席） 湖北：刘醒龙（副主席） 湖南：唐浩明（主席） 吉林：张笑天（曾任副主席） 江苏：范小青（主席）、叶兆言（副主席） 重庆：杨益言 （曾任主席） 四川：麦家（副主席）、杨红樱（副主席）、王火（名誉副主席） 、马识途（曾任主席） 山东：张海迪（副主席） 安徽：严阵（曾任主席） 青海：朱奇（曾任主席） 内蒙古：冯苓植（曾任主席） 煤矿：刘庆邦（主席）
其他中国作协成员：
李希凡、海岩、刘大为、周克玉、梁晓声、赵玫（满族）、 周大新 、白刃、叶延滨、朱向前、顾骧、卞毓方、葛文、熊召政、孟伟哉、苏叔阳、黎辛、王朝柱、徐贵祥、王立平（满族）、高占祥、周国平、刘玉民、胡可（满族）、郭汉城、李国文、梁衡、陆文虎、冯德英、王树增
文艺界人士：
谢铁骊、阎肃、于蓝、王晓棠、于洋、秦怡、田华、徐沛东、严良堃、王昆 、周巍峙、 刘兰芳（满族）、汪国新
◇政治面貌共产党员：79人
民盟：1人 民进：2人
◇性别
男：82人 女：18人
“要让领导先带头”
一万七千字的“讲话”被王宝生他们划分为一百小段，“保证每个人能抄上一段，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整版”。
找谁抄，是有讲究的。出版社想邀请的是“老中青三代文艺家”：“第一代是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或是受过讲话影响的老一代艺术家，像贺敬之他们这些人；第二代应该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艺术家；第三代是新一代的，当前在文坛上影响比较大的作家、艺术家。”
名单列了一百二十多人，以作协为中心——作家出版社在这方面资源得天独厚，另有文艺界代表二十多位。 进入名单的人，“都是有一定影响、建树的人，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协会各个地方的领导；学者里的几位部长，比如高占祥、王蒙、翟泰丰；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主席。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头人物，我们希望他们共同参与。”王宝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联系其他人前，王宝生先找了贺敬之。贺敬之坐在家里，把“讲话”的前前后后跟王宝生讲了一遍。七十年前，贺敬之正是无数“到延安去”的青年之一。 1942年“讲话”时，他虽没在现场，后来却成了践行“讲话”最成功的文艺家之一。“讲话”后，延安处处扭起了“新秧歌”，贺敬之给秧歌队写歌词、写剧 本。《南泥湾》大秧歌火了，歌词是他写的；歌剧《白毛女》随便什么时候演，都挤满群众，剧本还是他写的——像这样的身份，王宝生请他抄写的部分是“讲话” 的第一页“引言”。 贺敬之欣然接受，拿起钢笔来“一笔一画地写”。写完了，又回头把开篇的“引言”两个字“一笔一画”地描粗。 “就像书法家写的似的。”何建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说。这还不够，贺敬之随后用毛笔给出版社题了词：“中国解放区革命文艺精神永放光芒”。 王宝生找的第二个人是铁凝。“铁凝主席是我们当家人，要让领导先带头。”王宝生说，“我们给她写了约稿信，完全走正规程序，她也是欣然接受。” 所谓正规程序，就是王宝生先打电话过去联系文艺家。“既然是一个约稿，就应该是双方自觉自愿，作者有愿意接受和可以不做的自由。”王宝生说。 对方同意后，出版社再寄一封特快专递过去。信封里装着几样东西：一份回执及说明，上面留了王宝生等人的联系方式，要求签名寄回；一页需要文艺家抄写的 “讲话”原稿，三张抄写用纸，要求文艺家按照格式用钢笔抄写；一封由何建明撰写的约稿函，里面说明了邀约手稿的原因和目的，是“将各位手迹墨宝汇集成书， 正式出版。以此特殊形式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并请文艺家们抄后留名，附五十字左右个人简介寄回。 作家出版社给寄回手抄稿的文艺家们开的稿费是一千元，“所有人一视同仁”。
爽快的·手抖的·婉拒的
作家出版社联系的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最积极的是“老中青”中的“老”。“马识途、白刃、郭汉城都九十多岁了，给我们写回来的字非常认真。”何建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王宝生后来发现自己给文艺家们寄去的手抄纸不够用：“好几个人，抄得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字不好看，或者写错了，又跟我们要纸。有的人拿来字以后，说我的字不好，你们帮我替换一下，帮我在这个地方加个点。” 不光写字，一些作家、艺术家也像贺敬之一样，特地题词寄给出版社。指挥家严良堃的手书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当年他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 唱》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伴奏的乐器是口琴、笛子、二胡；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于蓝题的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写 下白灵悲惨命运的陈忠实，则题了一句毛泽东诗词：“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每一个人对“讲话”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张洁在手抄稿之外，应王宝生的要求，还用钢笔手书了“忠于艺术”四个字，写在便笺上。作家王蒙的题词则是“青春万岁”。 书法家欧阳中石没有手抄“讲话”，因为“手抖，已经写不了很好的钢笔字了”，但是毛笔还拿得动，就给王宝生抄录了最后的封面书名。 “手抖”的不止欧阳中石一个。王宝生费了好大劲儿，在广州番禺找到歌唱家郭兰英，材料寄过去，郭兰英“手抖得特别厉害，确实写不了”，只好作罢。
也有人婉拒。
“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很委婉地拒绝。”王宝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寻找旧版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案，后来并没有被编辑部放弃。在国家图书馆，他们找到了一些“讲话”的版本，包括解放社 1943年出版的黄色封面单行本——这是“讲话”最早的单行本。更多的版本资料来自河南民间收藏家张迪杰，出版社从他手里拿到近百种“讲话”的封面，最后 用了五十多种。这些封面被放在百名文艺家手稿前面，以彩图展示。 “从1943年的草纸本，到今天的版本，你可以看到历史沿革的脉络。我们也把第一版原文重新竖排录入，和今天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对照着读，你可以发现毛 泽东的讲话也有修订、变化。”王宝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展示的是一段有历史文献意义的图书和并不为多数读者了解的一些出版细节。” 手抄“讲话”一书最后定价280元。“无论是网友，还是他们作家本人，没有看到书之前，可能都不宜发表过多的评论。我相信看到书后，他会理解我们的初衷和我们的做法。”王宝生说相对于它的成本和收藏价值而言，这个价格并不贵。 “不要把网上非主流的话当成一回事。一些人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话并不都对。”何建明对该书的读者定位是“几代的老中青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爱好收藏的人”。为此，西安集邮公司配合这本书，还专门与出版社合作印刷了一套个性化的邮票。
何建明认为，虽然七十年过去了，但“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在享受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营养”。 就像他一直强调的“人民性”：“所谓的天才，也是来自于人民给予他的滋润，如果说离开了‘讲话’，或者他说他没有享受到‘讲话’精神的滋养，那我觉得那种虚无的空间其实是不存在的。”
近期文章： “六一”想起女儿在美国当童工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