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人姚监复说：我探望被软禁中的赵紫阳时，问他：学潮中是不是陈希同、李锡铭他们合伙欺骗了邓小平，所以邓才决定戒严？赵紫阳回答：如果邓小平能被他们这些人欺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我向陈希同转述了赵紫阳的这句话。这句话说到陈希同心里去了！
◆高伐林
2012年10月上旬，我在于纽约长岛举行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与专程前来参加会的姚监复老人重逢。也巧，他出生于1932年10月9日，再过三天就是他的八十大寿。不过，纽约的会议还没结束，这位忙碌的老人就要赶往欧洲参加一个人权会议，他的生日要在旅途上度过了。
姚老自称“一目了然”——这句成语用在这里，表明了乐观自嘲的心境，更概括了一段“文革”中不堪回首的惨痛往事：姚监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闯将”每天用硬橡胶包著钢丝的鞭子打他，打瞎了他的右眼，把他流放到湖南西洞庭湖农场“隔离审查、劳动改造”……
用仅剩的一只眼睛，姚监复却努力看清变幻莫测的历史与现实。2012年堪称他的丰收年：元旦，他执笔整理的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在香港出版；6月1日，他专访整理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在香港出版；这一年，他还发表了许多评论。
在纽约会议期间，我作为《新史记》记者，对姚监复的专访，是从他本人及家族的“文革”遭遇谈起的。
姚监复在“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文革”中母亲被砍死
姚监复能活到今天，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姚监复的父亲原为国民党上校，淮海战役中，父亲参加起义；母亲为小学教员。抗日战争中他随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肃、陕西。抗战胜利后到江苏苏州。1949年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本科，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年轻的姚监复，已经走遍华东、西北和东北，见多识广了。
然而，遇到“文革”，他如同遭受雷殛。谈到家庭经历的悲剧和母亲贺书华的死，姚监复声音低沉。
当时，他因贴过几张农机研究院领导的大字报，被农机研究院里的“革命群众”揪斗，胸前被勒令必须挂著“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行动失去自由，无法与死去的母亲见最后一面。他最小的妹妹姚蜀平是目睹者，后来写了一篇回肠荡气的《儿女祭》，文中写道：
……只见母亲身穿一身破旧的香云纱衣裤，那是陪伴了她几十年，黑色早已洗成黄色，膝盖处还打著补丁的旧衣裤。她赤著脚，手臂和两腿裸露出的地方是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向一边……
两个火葬场的工人，抬著母亲尸体走到卡车后面，四手一抡，尸体就被扔到了卡车上。他们转身又去抬第二具尸体。我看他们走远，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机座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张望……母亲的面孔竟然就在我眼皮底下，离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脖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姚监复的父亲被赶出北京，勒令回到原籍，胆战心惊又牵肠挂肚地过了两年。1968年清理阶级运动高潮中，姚监复单位的专案组派了两人，不远千里来到安徽大别山脚下的小村庄，对老人讲，你的儿子污蔑江青，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老人得知自己第二天也将在公社大会上被批斗，当晚就自缢了。
若干年后，姚监复才独自来到父亲坟前，放下妹妹1986年在杂志上发表的《儿女祭》，及五包香烟、五个苹果。1990年，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金山陵园，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冢。
姚监复告诉我：母亲死后的惨状给了妹妹强烈刺激，后来她晚上时常从恶梦中惊醒。“所以她执意要离开那块伤心之地，再怎么困难也要到美国来，要入籍定居……”
我查到，姚蜀平是读科技史的，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先后在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1985年首次向国内介绍台湾学者柏杨和李敖。姚监复告诉我，她的知识面相当广，八十年代初第一次来到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任访问学者，研究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能获诺贝尔奖，中国人在中国就不能？她研究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被告知要当“螺丝钉”，要做“驯服工具”，那么进了实验室，能有自由的想像、独立的追索和创造性的发挥吗？“她写成了文章，许良英推荐给《自然辩证法》杂志用了。但是教委就把她当成重点了：当科学家就不能学雷锋？宣扬学雷锋就阻碍了中国科学发展？——在中国，这些说法都犯忌呀！”
姚蜀平1989年再次赴美讲学，先后曾在美国史密斯学院、弗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和本特立学院任教。在物理学史、中国科学院院史、中国留学史及现代化等方面做过研究，参与电影剧本《李四光》、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创作，发表过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等。
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
姚监复本人大学毕业后，到了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这样一个机构，本来与政治离得甚远，但在当年的中国，又有什么不与政治扯上瓜葛呢！研究院安排他搞铸造工艺、农业机械化的情报，后来安排他到秘书科当副科长，又要他搞农机化的技术经济研究，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视野中观察农业机械化。这本来都不是政治任务，但农业机械化最后也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之争的一个焦点。
姚监复在《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政治武器》一文中，回溯了1966年初，毛泽东继文艺战线批“海瑞罢官”、“三家村”揭开“文革”序幕以后，又怎样在经济战线上，从农业机械化入手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姚监复认为，1966年2月，毛泽东给王任重的信与王任重给刘少奇的信，实际上，形成“文革”又一启动工序。关于这两封信，《新史记》杂志第8期已经做过详细介绍。
姚监复对我说，1966年2月爆发的一场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很长时间仍在争论的农业机械化问题，在一些指标、期限、方针、路线不同观点争论的背后，隐藏著一场更重要的“姓社姓资”的大争论；在明面上是讨论20年还是25年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实际上准备了一顶是不是坚持反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政治帽子，1966年2月毛泽东向刘少奇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开火，也是8月“炮打司令部”另一场预演，是继批《海瑞罢官》、批彭德怀之后，直接批到刘少奇头上的安排。
姚监复说，直到“文革”过后，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是“脱离实际”以后，人们才接受了农业机械化不是“革命运动”，而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过程的观点。
姚监复对笔者强调：地域性差异极大的中国，机械化只能是“选择性”的，选择的主体，只能是农民自身：“最终要由他们来决定，究竟要不要机械化？什么时候要机械化？”
姚监复关于“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肯定实现不了，也根本不应这么提”、“要由农民来选择要不要机械化”的观点，让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听到了。杜润生把“知天命”之年的姚监复，调到了自己手下。后来，他又将姚监复关于应该由农民自主选择是否机械化这一思想，写进了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一次谈科技的场合也阐述了这个意见。姚监复说，“本来农业部等部门是不接受这一思想的，慢慢也改变态度了”。
见陈希同缘于替表姐送书
姚监复与陈希同，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这样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一位声誉鹊起的自由派意见领袖，怎么会与在“六四”之后一度被某些异议人士提起来就咬牙切齿、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又是个“贪污犯”的陈希同扯到一起，帮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出了那本《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以下简称《亲述》）？
姚监复对我细述原委：认识陈希同，与自己的表姐钟鸿有关。
钟鸿也是个名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出版过诗集《梦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寻美、寻乐、寻情》，尤其在戏曲方面著力甚多，创作并上演了舞台京剧《雪映古城》《玉碎名园》《站上风云》《黛玉葬花》《铁杵磨针》等；她还主办了大型刊物《中国电视戏曲》，组建了北京市的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和电视戏曲协会……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电视戏曲剧《曹雪芹》,获得了1991年度的“飞天奖”。
“我这个表姐写了一本自传，题为《风雨半枝莲》，其中回忆到陈希同。”——《风雨半枝莲》这本书于2007年出版，两位著名作家王蒙与丛维熙写序，当时颇有影响。
原来，陈希同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念过书，1952年从基层调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后，与也在那里工作、文化背景相似的钟鸿认识。钟鸿后来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希同对她表示同情。她写《曹雪芹》的电视戏曲剧本时，遇到很多困难，手中掌管越来越大的权力的陈希同支持她写，资助她，这部作品终于获得了成功。“她在自传中就写了这一段经过，对于帮助自己的人，她铭感于心，尽管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陈希同已经锒铛入狱了。后来，她听说陈希同保外就医，就想送一本给陈希同。”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
受表姐之托，姚监复设法打听到了陈希同住在小汤山疗养院，2011年元月，居然联系上了。姚监复告诉陈希同，表姐钟鸿要送书给他，问能不能登门拜访。陈同意了。
姚监复告诉我，见陈希同第一面，陈就开门见山地强调，自己不是贪污犯。说他贪污、判他的刑，完全是个冤案。“所谓贪污50万元的礼品，是准备捐献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发展基金会的”，“我打的借条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据为己有。
陈希同对姚监复详细介绍了此事的缘起，其实是江泽民的指示：江泽民由李锡铭陪同视察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知道人艺经济上有困难，就通过中央宣传部门、北京市委宣传部，给陈希同捎来口信：希望陈希同市长抓一下文艺工作，帮助人艺解决困难。
陈希同安排让市委宣传部长两次去人艺调查研究了一个月，认为必须改革，打破大锅饭制度，改变待遇太低局面。陈希同两次批示拨给几十万元，来解决设备老化，老演员宿舍问题等。又正式经过北京市委、市政府讨论同意，创建了一个艺术发展基金会。陈希同向董建华募来100万美金，约折合800万元人民币；向李嘉诚募来1300万元人民币；动员市内捐献，北京市旅游局捐了50万元……“我动员别人捐献，自己怎么办？在我的名下有一些国内外友人捐送的礼品，按规定可以上交，也可以捐赠，作为善举，财政上是允许的合法的。”
判决陈希同贪污罪行时所列出的主要罪证是：陈希同将礼品据为己有，计画贪污50万元至100万元，实际上已贪污十几万元。陈希同申辩说，将礼品登记入账后，拟凑够50万或100万元，再捐给这个基金会。
借条又是怎么回事呢？《亲述》中说：“我要秘书收集一下，从外事办借来礼品，打了借条，估估价。……这些礼品，在市外办有借条。市外办主任来看我时讲，这些借条都在外事办保存著。我请西单商场经理、建外友谊商店经理商量过，估价值多少钱，如何出售这些礼品，以便转变成捐赠给人艺基金会的现金，他们都回去向党委传达过，这些人证俱在。”
“我能骗得了邓小平？”
陈希同第二个急欲澄清的是，他是不是谎报军情欺骗了邓小平？姚监复对笔者回忆，“我曾经在探望被软禁中的赵紫阳时，问过他一个问题：学潮中是不是你陈希同、李锡铭他们合伙欺骗了邓小平，所以邓才决定戒严？赵紫阳当时回答我说：如果邓小平能被他们这些人欺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我去年见陈希同的时候，就向他转述了赵紫阳的这句话。这句话说到陈希同心里去了！他一拍大腿：对呀！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像我这样的人能骗过了邓小平，那岂不是贬低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昏君、庸君了嘛！”
姚监复获得了陈希同的信任，陈希同同意谈出自己的经历和许多想法，由姚监复记录整理。据姚监复看来，陈希同并没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责任的想法，他说“我做了‘六四’的报告，是上面让我做，我就做，我承担责任”。陈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鹏日记”中说他是“北京戒严部总指挥”，他说自己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作为“六四”当事人之一，尽可能将他认为的历史事实讲出来，讲清楚，然后由读者判断是否真实，是否可信，该如何评价，“我赞成他这种态度”。
陈希同在《亲述》中，对判决书加给他的几乎所有罪状都给予反驳，他说：“陈良宇认罪，我不认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后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错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人道的大案”。
我问：陈希同是否希望通过这本书披露自己的看法呢？
姚监复介绍：“陈希同跟我有一个‘君子协定’，他说：2011年12月31日之前，你不要发表。我遵守了约定。这一年过去之后，我希望发表，陈希同还是要求我不要发表，因为他正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关于他的‘贪污犯’的问题，他希望申诉得到一个回答：是重新审判呢，还是维持原判？有了回答之后，再决定是否公布这本书。他还表示，想修改一下、审定一下，保证百分之百符合他的原意。但是我考虑，书稿写出来一年多，他都没有修改，现在他也不太可能修改了。再说，我也快80岁了，该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公布出来了。我没有遵从他这个意见，在今年（2012年）出版了这本书。”
姚监复强调，《陈希同自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出书之后，陈希同要求说明，并不是他主动要求出书的。“陈希同说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所以这本书，不是陈希同要求出版的，他没有洗清罪责、改变观点的意图。是我本人决定印出来，给读者和关心和研究历史的人思考的。”
我又问：“保外就医”的陈希同，是否有人监管？姚监复说，没有看到。他的行动相对是自由的，在北京城里可以到处走动。但他的司机，应该负有监管他的职责吧。
姚监复查过疗养院的来客登记簿，上面记载，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等人，来看望过陈希同。
众所周知，陈希同在当市长时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一直关系不睦。但是“冤家路窄”，李锡铭健康日益恶化，也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既然同在一个院里，两人见过面。
李锡铭托人捎话愿见陈希同，陈就去看了他，对李锡铭说：“把我打入监狱，不是你的意思。”“听了我的话，这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半天他说不出话，他对我心有内疚。”
李锡铭对江泽民、李鹏则近乎破口大骂：“江泽民是一个大政治骗子、投机分子。”“李鹏是个大混蛋。”
 陈希同与姚监复合影。（姚监复提供）
“六四”是一场武装政变
姚监复在这次“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多次发言，其中也透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信息。
姚监复说，2004年3月到5月，我曾多次前往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家看望赵紫阳。那时赵紫阳已进入生命最后时日，离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姚监复披露，赵紫阳说：“六四”是一场无计划、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群众性自发行动。但后来我读了李鹏的“六四日记”，才知道，“六四”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改革的武装政变。
姚监复解释说：李鹏日记中透露，“六四”前的春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就在上海研究，怎么把赵紫阳搞掉——赵紫阳是党代会上当选的总书记，你们几个老人要把他搞掉，这不是政变吗？还有，1989年5月，李鹏要开会把赵紫阳搞掉，邓小平说，不行。等军队进城以后，有把握了再说——这不是政变吗？
姚监复说：后来上面找我谈话质问这个说法，我就说，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根据李鹏日记分析的。
邓小平要赵紫阳认错就可以复出，被赵拒绝
姚监复在会上还披露了一件秘辛：“六四”后，赵紫阳并不是没有复出的机会，邓小平至少两次派人给他传话，要他出来工作。但赵紫阳拒绝以检讨、认错换取复出。
姚监复说，1990年，邓小平就派人带话给赵紫阳，说你可以出来工作。赵紫阳回答，如果是到政协这样不能干事的单位，我不去；如果要我当总理呢，我肯定比李鹏干得好。
1991年，邓小平又派人去告诉赵紫阳，要他出来工作，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但有个前提：你得认错。赵紫阳回答，没有必要重新认识，我的认识到此为止了。“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中国英雄！”姚监复说。
姚监复还转述：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学生之前，在院子里转，他的秘书在后面跟著，听见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了。而且他给家里人开会说，我要做这样的选择，你们都要受影响，你们同意吗？家里人都支持他。
姚监复指出：我觉得在中国这种世俗社会追求名利权位的情况下，应该学习赵紫阳的道德风格，“他将一个领袖的道德伦理视作高于责任伦理”。
姚监复回忆说：
2004年3月的一天，我去看赵紫阳，他鼻子里还塞著氧气管。告别前我说：紫阳同志，我要走了，最后告诉你一句：李锐同志跟我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是以作违心检讨下台的，只有两位总书记，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你，没有做违心的检讨。听我讲后，赵紫阳拔下了氧气管，走到我跟前说：“是你说的吗？”我说：“不是，是李锐说的。”他非常兴奋和激动，转过身，两只手向上举起来——姚监复讲到这里也将手举起来，模仿赵紫阳的姿势学著他的话说：“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姚监复讲完这段往事，又补充说，听了李锐这个评价，赵紫阳心情十分兴奋，“他很高兴地跟我合影，要（女儿）雁南照相。雁南说，给你照了好几张了，可以了吧。赵紫阳说：哎呀，胶卷又不是你的，照吧！”“他在软禁中，心情一直非常压抑，但那一次，他非常高兴——中国的领导人，都很在乎历史对自己的评价。”
姚监复说：丁东后来对我分析说，这个细节，反映了赵紫阳的心态：他希望历史最后认可他。你姚监复把一个党史专家的评价当面告诉了他，他心里非常满意。
多嘴导致“祸从口出”
姚监复很健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多嘴”。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祸从口出”的古话，乐于表达，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大跃进、大炼钢铁年代，学铸工专业的姚监复在向党“交心”时，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们研究院一千人，平均工资是多少钱？两个礼拜这么‘炒钢’，工资是多少钱？还有六个苏联教授也跟著这么‘炒钢’，这个是多少工资？”这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谁也没料到，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他就有一条“反党言论”，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后来批他，就说你姚监复胆子多大？连彭德怀都只是定性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呢，还定量计算出来，论证大炼钢铁到底怎么“得不偿失”！？
就因为这句话，上级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到刘胡兰公社去劳动锻炼。“而且把户口带过去了”。他的户口本上，迄今一直写著是从山西文水县刘胡兰公社迁回北京的。
“文革”中，姚监复在劫难逃，同样是因言罹祸。
不过，姚监复看来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
“江泽民跟老太婆过不去！”
姚监复告诉我，前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老先生2012年去世之前，跟他多次谈话。胡绩伟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他认为，胡赵新政，就是新民主主义：从1938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时的中共根据地推行的都是新民主主义政策，一直到1953年之前，都是如此。胡赵十年，也就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
“但他从希望变成失望，又变成绝望”：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没有实现。
胡绩伟思想改变了，提出废除“三个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后来加了“一个党军”）的法西斯制度；再后来他的思想更进一步，认为错误的根源不是苏联，而是更早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时代的性质和任务，都判断错误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没有敲响，在几个世纪之内，资本主义都还将继续发展，如果一定要在条件不成熟时搞社会主义，就必然有人很科学、很理性地起来反对，而当权者就会把他们打成敌人——迄今以来的历史不都证明这一点吗？
姚监复说，邓小平自己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说不清——你“说不清”怎么坚持？又为什么将别人打成“反社会主义”？
姚监复在会场上有一番话更引起哄堂大笑：
中共早就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把总裁、委员长、总统什么帽子都往头上戴。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毛泽东搞“反右”、“文革”、邓小平搞“六四”，江泽民就整法轮功——难怪人们说：毛泽东、邓小平跟青年学生过不去，江泽民跟老太婆过不去！
《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胡绩伟，鲍彤序，姚监复编）
“我没权利不出版这本书”
姚监复这种性格，不可能不跟官方几次发生冲突。姚监复讲述：
2011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出版领导部门，通过我所属的党组织，正式通知我：“你有一本书（指胡绩伟著《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要在香港，由鲍彤的儿子出版（指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有关部门通知你，不要出版这本书。”
我回答：这本书不是我的书，作者是胡绩伟，出版不出版这本书，只能由作者作出决定。我只协助记录、整理、编辑了胡老的谈话，我没有权利决定出版或不出版这本书。另外，出版这本书的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正式合法出版社，享有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按照“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律，新世纪出版社有权决定出版或不出版某一本书。我也不能代替一个香港的正式出版社做出不出版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的决定。
领导转而提出：“你能不能做工作，不出这本书？”我当即指出，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原则，是垂直领导，不能横向干涉。胡绩伟是96岁老人，有74年党龄的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不属于农口党组织管理的老党员、高级干部。如果我以农口单位的研究员、普通党员的身份，去劝阻胡老不出这本书，或者我干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自由，他老人家一生气，把此信息上网，暴露出最高宣传部门破坏言论、出版自由和“一国两制”的方针，不就成了国际新闻和大笑话了吗？那时，最高领导责怪下来，我们作为传话人和当事人，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吗？
我建议我的直接领导向发令者转达我的态度，作为党员，我将如实地准确地执行上级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传达宣传出版部门领导的意见给胡绩伟。但是，为了避免口头传达重要指示的误差，我希望发令者给我一个书面文件，明确这是中央哪一级领导或者哪一个业务领导部门，还是某一位具体工作人员的指示。要说明是什么理由不准胡老出这本书？这本书收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已经在港刊上公开发表过，为什么这本书却不能在香港出版？
姚监复2011年10月26日得知，中共宣传出版部门认为他的“态度是好的”，因为他表示，可以如实转达上述意见给胡绩伟。但是，官方拒绝了给予书面文件。
近期图文： 请教各位绿手指：这些花的芳名是什么？（组图） 悼念诗人雷抒雁，重温《小草在歌唱》 在仁义道德旗号下真实运作的规则 专访“文革”专家：林彪与江青之间难道不是“权力之争”吗 大陆版《邓小平时代》哪些文字被删改了 “文革”宣传品：是垃圾还是文物？ 历史学的关注重点在于把史实搞清楚 闲话中国对引进图书中文版的删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