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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說過：魯迅是父輩，毛澤東只能算大哥。毛澤東與他的戰友、那些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精神流浪漢”，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但是，毛澤東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青眼看蕭軍；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就對不肯馴服的蕭軍投以白眼了！
◆高伐林
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歷最豐富的作家之一。
2007年，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作家蕭軍百年誕辰之際，我在對其幼子、著名攝影家蕭燕進行專訪之後，對他父親這樣寫道。
今年，蕭軍煌煌百萬言的《延安日記》（上下冊）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更驗證了上述論斷。我再次採訪了住在美國費城附近小鎮的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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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記》精裝本（牛津大學出版社）
“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年輕一輩對“蕭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嗎？很多年過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對蕭軍也未必熟悉。這個名字的消失，比中國64年前的那次政權交替更早。“文革”過後，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軍重返文壇自我調侃：“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裡了……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
蕭軍，與同樣來自東北的女作家蕭紅的相識、相戀、同居，令多少人艷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被譽為“中國的《鐵流》”（《鐵流》是30年代最為人稱道的蘇聯小說），而蕭紅的《生死場》讓魯迅斷言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與蕭紅的分手，又讓多少人嘆惋；
蕭軍，是魯迅最悉心提攜的東北青年作家，魯迅回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最優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的問題時，列舉了茅盾、葉紫、艾蕪、沙汀、柔石、郭沫若、田軍——田軍就是蕭軍。魯迅為《八月的鄉村》寫序，推動出版；魯迅下葬時，蕭軍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萬人送殯的總指揮……
蕭軍，在延安深受毛澤東禮遇，是他的倡議，啟發了毛澤東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並點名讓他第一個發言；但蕭軍隨後又為中共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王實味仗義執言，在一次大會上“舌戰群儒”，辯論了六個鐘頭；
蕭軍，40年代後期在東北解放區受到嚴厲批判，被稱為中共掌權後文壇“第一場鬥爭”，從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殺、消音……
有文章說：“在現代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人像蕭軍這樣特殊，牽涉那麼多重要的史實和人物，他像一個張開的蛛網，串聯起一系列中國現代文學史重要的片斷”；“我們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記者認識蕭軍的幼子蕭燕已經16年——1997年，他的黑白照片《鑒》（Reflection）榮獲美國攝影協會第64屆威明頓國際攝影大展的最佳紀實類金獎，於是有了與他交談的機會。
“文革”前蕭燕在清華附中讀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谷縣插隊，“文革”後他到中國人民大學校刊工作，從新聞系函授畢業；曾任中國《國際商報》專職攝影記者。1987年他來到美國，在北美衛星電視公司、傳訊電視搞攝像。自2001年起，他擔任香港鳳凰衛視駐華盛頓記者站的攝像師，進出白宮、國會山，拍到無數獨家新聞，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也日漲。2003年，他是僅有的兩名跟隨美軍進入巴格達的中文媒體記者之一。2006年，他從鳳凰衛視辭職，重新當了自由攝影師；2008年，他應邀回國拍攝了北京奧運火炬在全中國的接力傳遞……他講過很多有趣的經歷，但是這次，記者專門請他介紹他父親的日記。
蕭燕說：“我爸爸晚年不寫回憶錄——有很多人勸他寫，說你這一生經歷的事兒太多了、太豐富了，太寶貴了，不寫下來多可惜啊！但他說，寫回憶錄，如同是在揭已經長好的瘡疤。對別人，也許是沒什麼，而對於我自己，那確是血淋淋的現實啊！雖然有些人當年傷害過我，但他們的子孫卻沒傷害過我啊！我應當為這些孩子們著想。”
不過，非常難得的是，經歷過“文革”焚書坑儒的劫難，蕭軍早年在延安和東北時期的30幾冊日記卻奇蹟般保存下來了。
寫日記難，出版日記也難
蕭軍有寫日記的好習慣。這部《延安日記》的第一篇是1940年8月15日——那是他來到延安的整整兩個月的日子；最後一篇，結束在1945年11月10日，蕭軍前一天向毛澤東告別，帶著全家出發去東北。
蕭燕告訴我：父親在陝北能堅持將日記寫下來是很不容易的。邊區條件艱苦，他有時領不到筆記本也領不到紙，筆、燈、燈油也都告罄，要到處設法。他非常珍視自己這些記錄，離開延安去東北時，他將日記、作品手稿、剪報，以及延安抗敵協會、魯迅協會自己編過的雜誌報紙，拿油紙里三層外三層地捆紮起來，隨身帶走。長途跋涉要求輕裝，但是他說，這些都是我的生命，絕不能丟棄！“兩頭騾子，一頭馱著三個孩子，一頭馱這些資料。有一次過河，騾子失蹄翻到河裡，我哥當時四五歲，頭朝下掉到河裡差點淹死……還好，這些資料沒落水……”
日記從陝北帶到東北，又從東北帶到北京，到了“文革”在劫難逃，全被抄走，文化局專案組要從中細細找他的罪狀。蕭軍在1969年3月26日的“交代”中寫道：“當我若干年前寫下這些日記時，並沒想到給第二個人——連我的妻子也在內——看，更沒想到後來會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為‘罪證’之一向廣大群眾公布。……不過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吧。”
文化局革委會有位姓葛的副主任，對蕭軍有好感，也能掂量出這批日記的分量。他以“罪狀”為名好好保存下來，“文革”後完璧歸趙。30多本日記失而復得，對蕭軍來說不啻救命之恩！他對葛十分感激，後來還時有來往。
不過那時候，蕭軍的子女們都不知道、更沒有讀過，直到蕭軍1988年去世之後，蕭燕才知道有這麼多日記。蕭軍晚年由蕭燕的二姐蕭耘擔任他的秘書，在他過世之後，文藝界領導人指示要出蕭軍的全集，便由她牽頭，動員家人開始整理所有的文稿、日記和書信，輸入電腦，“那時電腦還不普及，先是要抄在規格統一的大紙上，再慢慢打好字……花了好幾年啊。”
送有關部門審查又用了幾年。因為作品大都出版過，審查的重點便落到日記上。身在海外的蕭燕對審查經過不甚了解，只知道總算基本上放行了。2007年，蕭軍誕辰百年之際，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了很盛大隆重的蕭軍紀念研討會，全國研究蕭軍的學者、專家，以及蕭軍的家屬都參加了，《蕭軍文集》20卷也趕在這時出版了，放在書架上是一大排。沒想到，有關部門只同意前14卷公開發行，後六卷是書信和日記，都不讓公開銷售。蕭燕說：“主要原因，不外乎一個是牽涉很多人隱私，一個是涉及敏感話題。”
在此之前，2006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輯入一些日記和蕭軍早年寫的一些回憶錄，三封毛澤東給他的信的手跡也第一次面世。
蕭燕告訴我，父親從來不跟子女談過去經歷。子女比較全面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賜：“1966年，我父親被關押，還挨打，要他‘坦白罪行’，他就寫了關於他自己整個一生的材料，交給當時的市委學習班。他要求我們每個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說這份東西也是給你們子女的一個交代：你們的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時候我每天抄啊抄，30萬字啊！抄完了，也就了解了父親，我們家所有這些孩子，對父親的信任沒有一個動搖的，都是死保到底。”
蕭燕很惋惜，插隊年月把父親的30萬字“交代”遺失了，“好在大部分東西在《蕭軍文集》裡都有了”。
《蕭軍文集》20卷雖然出了，但是蕭燕還是不滿足，那麼大篇幅，一般人沒有財力買，沒有時間讀，圖書館也只能買到前14卷。尤其是，“我父親最真實的內心，還是他的日記。他認為，自己的成名作、自己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其實也是一種宣傳品——要動員民眾抗日嘛。”
蕭燕給我講了一段小故事：成仿吾告訴蕭軍，他讀《八月的鄉村》，是在長征途中過雪山的時候：紅軍中的這幫文化人，每人把手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連成一隊艱難跋涉，把小說一頁頁撕開來，前面人讀完一頁，就遞給後面的人，接力來讀，邊走邊看……
雖然這部小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蕭軍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延安期間創作、東北出版的自傳體小說《第三代》。
蕭燕還覺得，許多從延安走過來的人，進城之後、“文革”之後，都並沒有痛定思痛，好好反省和總結延安時期的思想教訓，因而特權思想，專制思想，在後來的歲月中變本加厲。蕭燕告訴我，曾經對他媽王德芬說：幸虧我爸倒楣了，不然您哪……他說：“延安出來的這批老太太，有一個算一個，一個比一個‘橫’（四聲），只是丈夫沒有毛澤東那麼大的權，有的後來還倒台挨整，所以這些‘馬列主義老太太’沒法像江青那樣霸道，但骨子裡，都有幾分江青的因子啊！”
蕭燕深切感到，有必要讓這些日記公開出版，國內出不了，就在海外出——回歸了的香港畢竟還保留了出版自由。要讓人們都了解延安真實情況，中國後來的道路出現那麼多巨大的曲折，在延安就已經埋下伏筆；讓人們知道從陝北窯洞裡走出的老革命，在陝北窯洞的真實言行；也讓人們明白延安還有蕭軍這樣的人，敢于堅持獨立思考，勇於跟許多醜惡現象作鬥爭——甚至，跟人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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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與蕭紅，攝於1936年。（蕭燕提供）
第二代遲疑，第三代推動
蕭軍夫婦生下七個子女，“文革”中夭折了一個，還有六個。蕭燕是唯一定居國外的，他向在國內的姐姐、妹妹們提出這個建議，她們卻看法不一，說在海外出版日記“時機不成熟”，會引起各種負面反應，甚至可能坐實多年前“蕭軍反黨”的指控；此外還有版權繼承權問題、資金問題……
家人究竟有哪些顧慮呢？蕭軍的長孫蕭大忠在《延安日記》書後的《出版說明》中歸納為四條：
第一是篇幅的考慮，五年的日記篇幅甚大，若出版定價必然較高，是全出還是摘錄？
第二是政治的考慮，1940年－1945年在中共歷史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五年，而對於未來的文化方針政策來講就更加重要，這一期間產生了毛澤東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至今仍然是中共文藝政策的指南針和基石。“蕭軍作為當時與毛澤東接觸密切的非共產黨員作家，在日記中記錄了《講話》產生前後的真實事件和環境，這中間必定與官方的一些說法有所出入。而對於毛澤東、博古、彭真、朱德、林伯渠、江青、陳雲、胡喬木、周揚等中共要人的記錄，也必定是對於人的描述，而缺乏偉大、光輝、智慧的色彩”。
第三是朋友人情的考慮，日記中記錄了大量與丁玲、艾青、張仃等延安左翼文化人士的交往過程，之間的恩恩怨怨一覽無遺。他們的後人還在，很多還是朋友，如何面對？
第四是私人的考慮，日記中必然包含很多私人家庭的瑣碎記錄，甚至夫妻間的爭吵，是否會影響蕭軍本人的形象？
蕭軍的第二代遲遲沒做成的事，更有活力、更少包袱的第三代上陣，做成了。
蕭燕告訴我，他哥哥的這個兒子蕭大忠，成了《延安日記》的主要推手。蕭軍的後人意見也逐漸統一，認為上述顧慮，都不應該成為延緩出版和刪節一些文字的理由：給讀者展現一個真實的蕭軍，給社會留下那個年代一個側面真實的記錄，是最為重要的，應該放下所有這些負擔。
蕭大忠在《出版說明》介紹：
經我的朋友詩人北島推薦，選擇了有500年歷史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發行本書。北島和夫人甘琦女士借他們結婚十年晚宴的機會，幫我約定和牛津出版社中文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哈佛大學漢學家李歐梵教授，作家張郎郎先生見面。在眾人當晚的支持鼓勵中，我們決定由牛津出版社三個月後全文出版日記。
為什麼定下“三個月”？因為要趕在2013年7月香港書展上亮相。《延安日記》果然引起廣泛關注。蕭燕告訴我，上下卷的大部頭髮行後兩個來月，第一次印刷的書已經賣完，正打算加印（現已加印——高注）；許多學者、作家如黨史專家何方、作家章詒和等人，都已經讀到。
以魯迅弟子、《八月的鄉村》作者、毛澤東座上客、黨外作家等等獨特身份，趕上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整風日烈、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前夕這一特殊時期，以無掩飾、無遮攔、無忌諱的形式，及時、細緻、清醒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諸多領導人、以及後來在中國文藝界如雷貫耳的諸多名家……這價值還用多說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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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第一次到延安時，是這樣“流浪漢”形象。（蕭燕提供）
魯迅是父輩，毛澤東只能算大哥
蕭軍與毛澤東，一度關係十分密切。他倆初次單獨暢談的曲折，頗讓人想起中國傳統所津津樂道的故事：權力者“禮賢下士”，而文人卻“天子呼來不上船”（杜甫詩句）。
1938年3月20日，31歲的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步行十幾天，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去打游擊，但路途阻絕，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聽丁玲說起，便很想見見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約個時間與毛見面，蕭軍竟然婉拒：“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不以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蕭軍，請他吃飯。蕭軍還應邀參加了陝北公學開學典禮，毛澤東對文化人開誠布公，對魯迅高度評價，並和師生來賓在操場上就著風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給蕭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沒去成，丁玲邀蕭軍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他勉強同意了。到西安，他與蕭紅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終，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賓一行去蘭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結合，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們夫婦與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來到延安，這次來就再也沒離開，儘管期間多次因為與這個革命隊伍的環境發生衝突，內心苦悶，打算一走了之。
以文學家的眼力，蕭軍對毛澤東觀察得挺細。1941年7月18日，他與毛澤東長談，蕭軍談到魯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戰鬥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著的膀子不能舉起，每次吃飯取菜總要站起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里撿著泡過的茶葉吃”……（1941年7月20日日記）
在後來與毛長談後，蕭軍又寫下對毛的觀感：“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里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1942年1月1日日記）
蕭軍過去不是很了解共產黨，在延安他對看到的很多東西不以為然。他去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這是奴性的表現”；他評價邊區里這些共產黨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
但他對毛澤東另眼相看。蕭燕說：父親性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為什麼跟毛澤東談得來？從日記里，感覺我父親和當年的毛澤東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樣是獨來獨往，一樣是不懼壓力，一樣是能忍辱負重……於是“惺惺相惜”。我父親自己說：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根本還是建立在“魯迅的基礎上”——父親對魯迅先生是五體投地般佩服，所以這世界上誰崇敬魯迅，他就跟誰親，而毛澤東當時對魯迅評價很高。蕭軍曾公開宣稱：魯迅先生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澤東與他談過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飯，至少給他寫過十封信。他說：“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毛澤東有一次告誡蕭軍要經得起委屈，現身說法講他自己“在黨內受過11次處分，但是我什麼都不說……但我是一直準備著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記）。蕭軍頗為之不平，寫出《論同志之“愛”與“耐”》一文，送交毛審閱刪改後投給《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發表。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舒群，要求刪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蕭燕說到這裡嘆了一聲。“入城以後，父親經歷過那麼多運動，‘文化大革命’遭受過那麼多磨難，一直對毛澤東還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澤東——因為他覺得毛澤東不是一個糊塗人。”上個世紀50年代不准他出書，他就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批給馮雪峰說蕭軍的書可以出，居然兩部書都給出了——“不過，出了之後馬上又禁了！”
蕭燕回憶，有次劉賓雁聊天時曾告訴他，五十年代中期文壇批胡風、丁玲、艾青的時候，有人好幾次要把蕭軍與他們拉扯到一起，是毛澤東給他打了包票，說蕭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不會拉幫結夥。“劉賓雁還推測過：在東北時高崗整蕭軍以後，毛澤東為什麼沒有落井下石？因為我父親當時講出了很多毛澤東的心裡話，比如針對蘇聯——毛澤東在骨子裡對蘇聯也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親說的話他很有共鳴，但是他自己不能講，我父親替他講了。”
有位詩人這麼說毛澤東：“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一個建議令文藝“劃時代”
在中國的紅色文藝史上，“延安文藝座談會”被稱為“劃時代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引言、結論兩次講話，後來被中共文藝部門奉為“天條”，以致在作家、藝術家的語言系統中，“講話”成為一個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藝術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溫。
這次會議，與蕭軍的一個建議大有關係。
有一次，蕭軍問毛澤東：“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呀？”“哪有什麼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哪！”“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你這個建議好！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情況好嗎？”
蕭軍所說“應當有個政策”，是指黨對文藝事業要有一套政策，並不是建議黨定一套政策讓藝術家人人服從。他哪裡預料得到，毛澤東接過這個想法，第一次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其後果竟是將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壓得全部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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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者合影（局部）。後排左五為蕭軍。
王德芬回憶這一段說：蕭軍雖然積極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自己卻不打算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因為他有自知之明：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若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和一些人爭論、衝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縣去考察。但毛澤東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寫信給他，留他晚一點參加了會議再動身。
1942年5月2日，文藝座談會開幕，中共高層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參加。蕭燕說：“毛澤東致開幕詞後，請我父親第一個發言，父親提出：第一，黨不能夠完全領導文藝，魯迅先生就不受共產黨領導；第二，政治、軍事、文藝三家是各自獨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後他又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這樣很多人就不滿意了：黨要培養齒輪螺絲釘，你要成‘第一’哪行？！”
蕭軍講了40分鐘。許多人也都發言，開了大會開小會。蕭軍果然與一些人又爭執起來，他擔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靜，不願繼續參加會了，以致毛澤東5月5日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罷。此覆。”
妻子王德芬寫道：“很明顯毛澤東對他這一而再的要求不滿意不耐煩了。”她也苦勸丈夫不要太不通情達理，“怎麼可以開會開到半道就溜了呢！”
蕭軍耐著性子開完了會。
毛澤東一聽談王實味，馬上封門沒商量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下半葉迄今，集體人格扭曲、畸變的過程，現在成為熱門課題。不少學者說，這一過程其實濫觴於延安時期整風運動。
北大教授錢理群說：那一天，蕭軍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裡的酒，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氣迴蕩胸間，蕭軍對中共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恐有關係。毛澤東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漢”，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
但是蕭軍和其他文人又不同。錢理群講得很精闢：蕭軍到了延安，卻並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只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蕭軍愛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邊唱個痛快。他甚至親自設計、定製了一件俄國式襯衣，繡上白色花邊，胸前還紮上綠樹枝的圖案……這一切都使蕭軍在邊區顯得鶴立雞群。這種與眾不同，讓人側目，孕育危險，他卻渾然不覺。
可以想象，一個具有他這樣特立獨行個性的文人，與革命隊伍講求黨性、鐵的紀律、步調一致，其間註定要發生水火不相容的衝突。
整風期間，王實味被批鬥，後來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殘忍地處決——這是一個躍躍欲試要奪取政權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壓服思想不馴、“不純”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蕭軍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捲入到這一事件之中。
王實味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四年間他翻譯近200萬字馬列經典。但他有一支雜文銳筆，還辦了份壁報《矢與的》，對延安的不良現象尖銳抨擊，最著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諷喻抗日前方炮火連天，而延安卻歌舞昇平的辛辣名句：“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這些文章，被重慶、西安那些與共產黨明爭暗鬥的國民黨勢力拿去做攻擊邊區的“炮彈”，賀龍、王震等得知後大怒，組織上懷疑王實味裡應外合，逼他交代“罪行”。
蕭軍並不認識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賞王的才華，看到王運交華蓋，他知道蕭軍同毛澤東的交往，懇請蕭軍去向毛反映。蕭軍真的去找毛澤東。想不到毛一聽談王實味，馬上封門：“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在當時，“托派”是跟“日本特務”一樣殺頭沒商量的罪名。蕭軍聽毛澤東這麼說，只好不言聲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蕭軍夫婦等也被動員去旁聽。王德芬寫道：幾百個人圍了一圈，王實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質問，他剛一說話就被大家打斷了，剛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後邊根本聽不清前面的人說些什麼。蕭軍忍不住大聲說：“讓他（指王實味）把話說完再批判也不晚啊！”會場上人們的目光一時集中到蕭軍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會後蕭軍跟人議論說這種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記憶中他說的是“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陳學昭聽到，向“文抗”黨組織匯報了。幾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燦然等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勃然大怒，斷然拒絕其要求，將四名代表轟出門去。他余怒未息，即刻寫了一份題為“備忘錄”的材料，交給毛澤東。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風小組會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他是主席團成員，又是魯迅研究會總幹事，輪到他發言，蕭軍當著兩千多人，竟出人意料地掏出《備忘錄》宣讀一遍。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團成員——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與他辯論。蕭軍不信邪，不怯陣，以寡敵眾，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凌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
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上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我們應該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
吳老的話使蕭軍感到溫暖，他想起毛澤東叮囑他“要故意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話，便盡力心平氣和地說：“我先檢討檢討，99％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1％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誰知丁玲劈頭一句：“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剛剛平息的怒氣，立即再次爆發，騰地站起來說：“99％我都攬過來了，你連1％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天起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拂袖而去。
這次會後，蕭軍無形中已被視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了。給蕭軍後來的政治和文學生涯，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我還是留在黨外吧”
毛澤東曾幾次動員蕭軍入黨。蕭軍夫人王德芬的回憶錄中說：“越說越興奮，毛主席忽然對蕭軍說：‘蕭軍同志，你改改行好嗎？’‘改什麼行？’‘入黨，當官！’‘哦，不行，不行……’”蕭軍推辭了。
後來彭真受毛的委託，專門找蕭軍談：“你是魯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響力很大，你不入黨不好。”蕭軍說：“入黨，我不是那材料，當官，我不是那坯子，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1944年3月，蕭軍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員的刁難，拖家帶口到延安縣劉莊的山溝里，度過了一段艱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澤東後來派胡喬木去找他回來。他前往拜訪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針對毛澤東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首次鄭重提出申請，還把自己在劉莊鄉下寫的日記給彭真看了，讓“黨”了解自己的申請動機。彭真當然高興，表示熱烈歡迎。這一次談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後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
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
蕭軍再次穎悟到這個問題“難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黨要求：“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
朱鴻召著《延安文人》中說：在延安知識分子中，蕭軍是少數幾個經歷過整風運動而沒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識分子之一。大多數文人經過整風，都不同程度地開始甚至完成了“皈依”過程，蕭軍卻“冥頑不靈”：還是個“精神跋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等去東北地區建立政權，蕭軍也要求回東北工作。蕭軍隨同周揚等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回鄉旅程前，到毛澤東住處辭行。毛澤東當著朱德和劉少奇的面說：“聽彭真同志說你有過入黨的要求，我們歡迎你！到了東北，如果考慮成熟了，可以向東北局提出來！”毛邀他一起去朱德家共進午餐，飯後將蕭軍送到大路旁揮手告別。
1946年8月，中共東北局作出決定：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受彭真委託，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作了60多場演講，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蕭燕說：我父親作為魯迅的弟子，從延安來，演講主要就是讓年輕人擺脫滿洲國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過問下，滿足蕭軍的期望，支持他辭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擔任主要負責人。1947年7月25日，蕭軍寫信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再次申請入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
此事很快由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８月，中共中央、毛澤東批准蕭軍為中共黨員，並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就在這個當口，實際由高崗主政的東北局發動了對蕭軍的猛烈批判：東北局《生活報》連續發表八篇社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大規模聲討，扣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的大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從1949年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長達三個月大張旗鼓地“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反動思想的批判”，成為中共建國後全民性連續不斷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他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參加黨組織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黨同伐異”代代相傳
蕭軍不可能不想起王實味的下場。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他對妻子說：“帶著孩子趕快走！戰爭一爆發，我可能馬上就會被斃掉！”王德芬帶著四個子女倉皇來到北京，住在娘家，蕭軍1951年才過來。
蕭軍自己認為：如果彭真還在東北，不致於如此。後來他全家到北京，彭真確實給了他許多關照。但以蕭軍的秉性，與當權者的衝突和決裂在所難免。何況，彭真身處險惡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不也就自身難保？
學者謝泳寫過一篇文章談蕭軍在東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說：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有傳統的。蕭軍“雖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對蕭軍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從延安過來的，主要特點是把文藝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預設自己絕對正確，不許被批評的一方還手，除了這些以外，還對批判的對象進行組織處理。”
例如丁玲的批蕭文章，從用詞到舉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識形態”的體現：“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面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判丁玲的話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判周揚的話基本一樣，甚至與“文革”後人們對姚文元的批判基本一樣。
蕭燕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
我覺得根本癥結是“黨同伐異”：入黨之後就一切要聽“組織”的，“組織”說好就是好，不可能懷疑“組織”——當時的宣傳是“黨是絕對正確的”，黨怎麼會犯錯誤？！所以只能儘量改造自己——這些觀念對人們頭腦潛移默化，一點點積累。
不過——蕭燕又說——他父親還是認為，當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樣的人，雖然唯我獨“革”，他們畢竟還有變革社會、拯救民眾的理想，還有超越於個人利益的信念。現在這一代共產黨人呢？多少人蛻變成了奔著好處去的幫派，“理想”就是個人和家族撈錢、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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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從牆上笑眯眯地看著小兒子蕭燕讀書。（高伐林攝）
毛澤東掌權前要朋友，掌權後要奴才
蕭燕說，很多人採訪我，要我談我的父親，我說，他作為作家，我對他的了解不如很多專家學者；但作為父親，讓我尊重、愛戴和敬佩；他作為一個人，是一個“大寫的人”，始終表里如一，耿直寬厚，尤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剛直不阿——“大寫的人”這個說法出自蘇俄文學家高爾基筆下，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有擔當的人。“連我侄子大忠都說：爺爺這個人有很多缺點、弱點，但看他的日記就知道，他從來不迴避自己的缺點、弱點，他有血、有肉、有骨，是真正的一個人。”
蕭軍出生六個多月就喪失了母親。母親並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親一次毆打之後，不堪忍受，服毒自殺。蕭軍幼年時，別人問他“你長大了幹什麼”？“給媽媽報仇！”他父親不禁哀嘆：“這不是我的兒子，這是我將來的敵人，冤家啊！”蕭軍自小就是叛逆者，學了武術，父親打他，他就不客氣地對打，父親給他定論：“他學徒，會打死師傅；學買賣，能氣死掌柜！”
蕭軍進了張學良開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他仍不安分，被打手板、關禁閉，好容易熬到臨近畢業，卻又因打抱不平，與中隊長發生衝突，他盛怒之下，掄起手中鐵杴差點將中隊長劈死，被講武堂開除。
蕭燕說：毛澤東喜歡我父親這種性格，但是，毛澤東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我父親和蕭紅在魯迅身邊出書的時候，需要起一個名字，他們說叫“奴隸社”，魯迅先生叫好，說“奴隸”比“奴才”好，奴隸有反抗性，奴才則是順從的。毛澤東後來需要的就是奴才。而父親，依然不當奴才，他對當官兒的常說一句話：“你就是狗尿苔長在金鑾殿上——長的是地方！”
毛澤東當年親自審閱刪改後發表的《論同志之“愛”與“耐”》，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卻成了蕭軍的罪證、被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態度的這種變化，反映了他自己走向反面：當毛澤東自己也是反叛者時，他青眼看蕭軍；但當毛澤東自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就對蕭軍投以白眼了！
蕭燕從鳳凰衛視辭職後，和姐姐蕭耘、姐夫王建中回了父親的故鄉——遼寧省凌海市沈家台鎮大碾村。不僅為吉林電視台《回家》欄目組拍攝紀錄片，還為家鄉人民修繕父親故居、修建以父親名字命名的文化廣場留下珍貴鏡頭。而蕭燕最想拍攝的是專題片《親朋好友話蕭軍》。他在東三省、上海、青島、西安、北京等父親留下足跡的地方尋訪故地，遍訪健在的父親當年親友、同事——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著名畫家張仃（作家張朗朗的父親）和現任妻子，艾青的前妻韋嫈……《親朋好友話蕭軍》在蕭軍百年誕辰前完成了。我曾經看過他拍攝的部分資料。這些耄耋老人回憶當年，連說帶唱加比劃，沉浸在那個充滿了無限憧憬、又給後世埋下了巨大禍根的年代。
更深刻地反思延安時代，正是蕭燕促成出版父親《延安日記》的初衷——對那個年代的真相，當代人和我們後人都了解得太不夠、思考得更不夠了。
《延安日記》出版了，蕭軍的東北日記和北京日記的出版事宜，也開始在蕭燕的腦海里盤旋。
（刊於《新史記》第16期，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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