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美学者冯胜平看来，在长征后期两个中央的对峙之际，毛泽东逾越党内斗争的底线，精心策划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对张国焘发号施令，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毛泽东堪称心理学大师，这个长期隐瞒的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老高按：2014年3月8日，旅美学者冯胜平写出了又一篇关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考证文章：毛泽东靠什么对付当时军事实力为自己20倍的张国焘，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终赢得胜利？他的结论是：毛泽东靠的是精心策划一个惊天骗局，让刚刚回国的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用几十封电报对张国焘发号施令，最终蒙骗了、降伏了张国焘——张国焘不服毛泽东，却不敢违逆“共产国际”。
冯胜平写道：如果说张国焘（关于武力解決毛泽东的）“草地密电”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冯胜平指出的这一事实：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甚至还有人发表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载共识网）。冯胜平感慨：对中国人来说，真相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他们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这篇文章，冯胜平先在朋友圈中散发，然后自己再三修改。2015年4月，在《新史記》第25期上刊出，6月在明镜新闻网、《明镜时报》和《明镜邮报》上分段转载；据冯胜平介绍，一家中国大陆杂志也发表了——但不知是否做了某些删改？这篇文章中的某些措辞，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是难以问世的。
下面我刊出这篇文章的节录。感兴趣了解全文的朋友，请看《新史記》和明镜新闻网。
毛泽东利用张浩假传圣旨降伏张国焘
冯胜平，《新史記》第25期，2015年4月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逝者备极哀荣：由毛泽东提议，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三天。3月9日，张浩下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战友执绋抬棺。之后，毛还亲笔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5年11月回国，随即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电报往来，最后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病逝。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浩1935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中共红一、四方面军还没有分裂。他回国后由于电讯不通，张浩和陕北中央一样，也断了同国际的联系。如果说张国焘在四川另立的中共中央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属于“非法”，毛泽东等人在遵义另立的中共中央同样没经过国际批准。事实上，自1934年7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电台被破坏后，中共就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重新恢复电台通讯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张浩所有“代表共产国际发布”的意见、指令，都属盗用名义，假传圣旨。
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张国焘至死不知道这是一场由毛泽东导演、张浩出面的骗局。非常可能，受骗终生的还有左路军将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的史料，是直到他们去世很久以后，才公布于众的。
事情的起源是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两个月后的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报来，以便批准。】（注1）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3000人参加。（注2）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12军军长罗炳辉。罗“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注3）继罗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注4）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太多人的难言之隐。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草地会师后，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8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不仅丢掉了自己1／3的部队，还赔上了老搭档朱德。毛张草地分裂，是一场7千对8万的对决，而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被抛弃的几百名伤兵（他们随即被马家军全部杀害）会怎样想？原一方面军5、9军团的3千官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8万官兵又会怎么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问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泽东必须同张国焘放手一搏。
张浩的三封电报
利用张浩，假传“共产国际指示”，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天下；赢了，统一红军，执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张浩给张国焘发了第一封电报。作为试探，张浩表示赞同张国焘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在这封电报中，张浩没有贸然代表共产国际发言，而是以个人身份与张国焘沟通：“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锐；第二，国际认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覆！”（注5）
为配合张浩，毛泽东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皆不实——笔者注）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注6）
平心而论，张浩的第一封电报立论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不失为解决两军分歧的一种办法。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张国焘接受了张浩的建议，在次年1月6日的覆电中表示：“党中央（指张国焘自己的第二中央——笔者注）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注7）
得知张国焘态度，1936年1月16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假传圣旨，给张国焘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注8）
——你张国焘敢自称“中央”，我毛泽东张浩就敢自称“国际”。政治斗争到了这个份上，已无原则可言，遑论正确。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封电报都逾越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共产国际没有派张浩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因为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军有问题；张浩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代表，他只是一个信使，负责恢复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潘汉年1936年8月到延安后，曾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注9）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是上帝。冒充上帝假传圣旨，这种事只有杨秀清之流能做。问题是，杨秀清代上帝降旨是为了自己，张浩又是为了谁？
官方说法是，为了统一红军。可红军由此受益了吗？张国焘被迫北上，时刻担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泽东待在一块，于是驱兵西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祁连兵败，全军覆没。细究西路军兵败原因，毛泽东有责任，张国焘有责任，难道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就没有责任？
孤注一掷，不顾后果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发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注10）
无法回答张国焘的质疑，张浩一不做，二不休，于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1）】
此时的张浩已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完全同意”？“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方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4千，如果这算“胜利”，四方面军的8万官兵算什么？“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也就是说，直属张浩；而张浩又属于谁？直属毛泽东。
毛泽东战胜张国焘，靠的不是党，也不是枪，他靠的是电报。历史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和刚回国的张浩散步，说：“有些事是可以追认的。”笔者推测，毛说服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时，一定用了“先斩后奏”、“事急从权”之类的说辞，而张浩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事若败露，个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三封“假传圣旨”的电报，皆由张浩一人签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并未联署。以后双方所有往来电报，也一律把张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时的张浩，俨然已是一个“太上皇”，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愿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
张国焘不怕毛泽东，但他怕共产国际。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项羽的底线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亲，刘邦越过这一底线，轻而易举战胜项羽。张国焘的底线是共产国际不可冒犯，毛泽东跨越底线，让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发令，迫使张国焘向陕北输诚。
其实，四方面军不乏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共产国际没人来，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服从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张浩只是毛泽东的木偶；没有什么“共产国际代表”，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同毛谈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共产国际”态度后，自陈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员们纷纷倒戈，与张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目睹毛、张斗法，以张闻天为首的“陕北国际派”对毛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中国政治。这种政治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永远学不到的。至此，未来已无悬念：中国革命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张国焘怕共产国际，毛泽东不怕。毛没见过斯大林，但他比张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欢强人：要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控制红军。至于怎样控制，手段并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认的。李德的任务本来只是给中共送款，他都能成为太上皇，张浩为什么不能代表共产国际？既然张浩可以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发几十封电报，与张国焘讨论红军北上南下事宜，日后声称张国焘也有一封给陈昌浩的“草地密电”又算什么？反正双方有那么多的电报往来，谁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谁又有资格到共产国际去查证？
作为心理学大师，毛泽东以张浩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每一份电报，都经过仔细推敲。张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纵，说北进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发展也可自便。（注12）张怕算老帐，毛就承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注13）知道张有意西进，毛就顺水推舟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注14）为促使张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议：两个中央暂停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注15）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诱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听“共产国际”调遣。
效果超出了毛的预料
张浩假传圣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在人数和声势上，张国焘的中央远胜过陕北中央。张浩来电后，张“急谋统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表面上双方各退一步，实际上对毛有利。毛当时最担心的，是张一意孤行，不接受调和，而国际鉴于四方面军势大，可能最终承认张为“中央”的既成事实。毛没想到，“共产国际圣旨”有那么大的威力，张不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泪北上，做好了被开除党籍、被军法从事的准备。这一下玩笑开大了，险些无法收场，张到陕北后，毛没有再次假传圣旨，置张于死地。（即使毛真想这样干，恐怕他的“国际派同盟”也不会同意。当初毛说服他们一起欺骗张国焘，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统一红军”之类的理由。现在目的达到，国焘俯首，愧疚之余，他们没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逻辑，尚方宝剑既已出鞘，就必须见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没有退路。
在心理素质上，毛泽东远胜张国焘。徐向前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注16）“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注17）内部众叛亲离，外有“国际”压力，张国焘心理崩溃，不战而降。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还是个书生。四方面军决定北上，不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威力。张出身北大，服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毛来自民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搞中国政治，《三国演义》显然比《资本论》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张国焘最后一次向张浩核实：“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注18）没有查到张浩回电，却看到毛泽东6月15日给彭德怀一封密电，“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特闻。”（注19）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络正式开通。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集体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电台联络从6月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注20）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电的签署人，就是张浩骗局的知情人。发电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此电在“不经意间”，回答了张国焘最关心的问题——“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这是一封长电，内容分甲乙丙丁，甲谈陕北紧急战况，乙论三大主力会师光辉前景，丙讲西北大联合的伟大局面，最后在丁处附带提到，与国际联络近已“畅通”。“畅通”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以前也通，只是不畅。电报作者心思之缜密，令人叹服。
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
未能识破“畅通”一词的奥妙，张国焘几经反覆，终于北上。会师后未被责罚，反而受到欢迎，张倍感意外。深知“共产国际”家法严酷，张曾做过最坏打算。北上途中，他哭著对陈昌浩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注21）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抵制张的西进计划，虽是执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会师后的情形是，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毛泽东把张国焘这条大鱼钓到陕北，却没地方安置：张浩说了太多的谎话，一旦谎言穿帮，后果不堪设想。更令毛担忧的，是张国焘还有4万人马，陈昌浩、黄超、李特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他们如果知道张浩“假传圣旨”，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毛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使两军保持距离，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如徐向前所说，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但更想西进的是张，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张来说，离开陕北，无异是逃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后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想借刀杀人，有意造成西路军失败。但西路军的覆灭的确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难题：至少，不会再有人追问张浩“国际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4000对8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4（1万对4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1万对2万）。加上二方面军的支持和四方面军上层的分裂，毛此时已控制了红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指控张曾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为自己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后，张国焘叛逃，共产国际追认毛泽东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的一切做法，而张浩全身而退。
谎言的代价是党的堕落
张浩“假传圣旨”，的确统一了红军，但代价是党的堕落：不择手段成了手段，欺骗成了常态，说谎成为必须。如果说毛泽东掌权之前党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掌权之后则是弄虚作假，对此张浩难辞其咎。从1936年到1976年，经过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功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伴随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党文化，在中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骗为荣，撒谎为业。现成例子是共识网上一篇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联想到祁连山下的森森白骨，能为欺骗写出这样的颂词，一定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就是为张浩执绋抬棺的毛泽东，事后也不愿谈及张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列宁说：“撒谎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个限度。”什么是限度呢？好心人会说，张国焘到陕北后，毛泽东应坦诚相见，告诉他张浩是“假传圣旨”，其动机是化解党内分裂，统一红军。遗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游戏，它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断言，毛如果真实情相告，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在中国，政治是你死我活，没有双赢。
开弓没有回头箭。1936年10月30日，在两军会合、张国焘见到张浩后，毛泽东批评张浩：“对张（国焘）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注23）
“不要太软”，是怕穿帮，引起张国焘怀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诚意相处”，是叫张浩掌握火候，继续欺骗；“避免硬化”，是让张浩小心维系与张的关系，保持沟通。很明显，毛泽东决心欺骗到底。赌博即已开始，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结束，谁也经不起翻盘的风险。
张浩完成了任务。终其一生，张国焘视他为挚友。30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注24）
“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张这里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电”，也可能是“假传圣旨”，亦或两者兼之。
非常可能，张浩的故事也瞒过了陕北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就算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何长工等人日后识破了张浩骗局，他们又能怎样？草地分裂后，与张国焘一起另立中央，担任要职，呼口号“打倒毛泽东”，已使他们抱憾终生，那里还敢旧事重提，挑毛的错！
如果说张国焘“草地密电”（武力解決毛泽东）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此时毛泽东、张国焘早已去世，事件的当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真相，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浩“假传圣旨”，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注释：
1，《张国焘致毛泽东电》，1935年1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8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22页。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官方党史说的四十余人也不确切。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明报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43页。
4，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未删节版，引自宋晓荻博客，2012-02-02。
5，《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5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69—70页。此前张浩还有一封给张国焘的电报，没有公布或已遗失。
6，《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同5，第74页。
7，《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6日，同5，第77页。
8，《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16日，同5，第81页。
9，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46页。
10，《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82页。
11，《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2页。
12，《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3，《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5月20日，同10，第104页。
14，《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5，《张闻天致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3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6页。
17，同16，第356页。
18，《张国焘致张浩电》，1936年5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112页。
1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15日，同18，第121页。
20，《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7月22日，同18，第142页。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74页。
22，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66—167页。
23，《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604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95—496页。此处提到的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实际上是朱德的提议，中央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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