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叛變造成中共滅頂之災，由於中共臥底而力挽狂瀾，這件高度富有戲劇性的事件，讓後人各取所需：嚴辭譴責叛徒，熱烈歌頌烈士，驚嘆錢壯飛奇勳，質疑周恩來殘忍，黨史學者論證共產國際城市中心革命路線的破產。今天看這個事件，我們不得不注意到許多更廣更深的層面
老高按：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稱為“中共傳奇人物”；顧順章被捕叛變、導致中共中央機關遭到毀滅性打擊，不得不轉入蘇區，是中共黨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1931年3月，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的任務完成後，回到武漢，一時興起，登台表演魔術，4月24日被從上海過來的中共叛變人員尤崇新認出，被逮捕後他交待了身分，但要求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武漢特務機關負責人蔡孟堅急於報功，連發電報向中統上司徐恩曾通報此事，沒想到周恩來安插在徐身邊的諜報員錢壯飛獲悉，十萬火急派人從南京趕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緊急疏散。但顧還是指認了多人，造成嚴重破壞。
周恩來親自指揮對顧順章的懲處，殺死其家人及當時在其家的人員共十多人，只有三歲女兒及兩歲侄子被虜走寄養，屍體被挖出之後，國民黨公布慘狀照片，上海市民由此對中共印象大為惡化，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與國民黨合作打擊中共。而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通緝令，指出“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這件高度富有戲劇性的事件，讓後人各取所需：嚴辭譴責叛徒，熱烈歌頌烈士，驚嘆錢壯飛奇勳，質疑周恩來殘忍……
不過對這一事件本身，一般民眾只略曉大致梗概，並不知內情。旅美學者馮勝平素有鈎沉抉微的嗜好，也關注到顧順章其人其事，數月前告訴我，他有新的發現，真相併不像中共長期宣傳的說法那樣。但他的文章尚未寫出，我且拭目以待。
今天讀到劉統在《世紀》雜誌上刊登的《顧順章叛變之後》，了解了許多過去完全不知道或知之不詳的史實。作者所持的立場、觀點姑且不論，文中披露的許多情況，當能令人深長思之，具有多方面的啟發性。例如，當時中共高層的流氓之多、叛徒之多，我相信一定讓人印象深刻。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娘胎裡帶來的絕症》，剖析中共這個“黨”“尚黑”，流氓化、黑幫化的本質，至今未曾得到脫胎換骨的改造。這篇文章，為我的看法又添一佐證。
顧順章叛變之後
劉統，《世紀》2015年第2期、第3期
錢壯飛挽救上海中央機關
1931年3月，為了加強鄂豫皖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派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和沈澤民、陳昌浩從上海去大別山。因為張國燾在黨內的重要地位，中央特派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親自護送。張國燾回憶：“顧順章為我服務，十分賣力。他決定親自護送我到漢口，沈澤民的行程則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訴我，有一艘來往滬漢之間的野雞船，與他有密切關係，這艘船將於3月底開赴漢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則先趕到漢口物色人員護送我去黃安。”
顧順章把護送的細節都布置得很妥帖。張國燾回憶他的秘密之旅：“4月1日凌晨，我扮成普通商人，顧順章的助手扮成我的夥計。街車司機雖與我互不相識，卻也是一個同志。我們在夜深人靜時直駛楊樹浦碼頭，到達碼頭時，曾有一巡捕來查問。我的夥計下車應付了幾句，便通過了。此外並沒遇着甚麼阻撓。到達船上水手艙中時，陳昌浩已先我在那裡，也是扮成我的夥計，擺出一副侍候老闆的神氣，為我多方張羅照料，我們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上海。”
“4日下午，我們的船快要到漢口了。顧順章囑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時後靠碼頭。因為顧順章認為六點多鐘是暗探們用膳的時間，那時登岸危險性可能少些。果然，這艘船馬上減低了速度，直到六時過後才停泊好。我和陳昌浩各提着簡單的行李，走出碼頭的時候，天已近黃昏。碼頭外的要道上，有一個年輕人手裡拿着一張當天的報紙，向我們投射了一個暗號，這就是顧順章派來接我們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輛人力車，我們也跟着坐上人力車，直向離碼頭不遠的日租界駛去。”三天后，鄂豫皖蘇區的交通到了漢口，接上張國燾和陳昌浩，在沿途交通站一路護送下，順利到達蘇區。
顧順章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機警細緻，每個環節都做到萬無一失，表現他從事隱蔽工作的高超水平。但是完成護送張國燾的任務後，他想放鬆一下，在漢口滯留幾天，不幸被叛徒發現了。當年捕獲顧順章的國民黨武漢行營少將偵緝處長蔡孟堅回憶：顧順章被捕後，非常鎮靜。明確承認自己的身份，要求蔡孟堅安排他去南京見蔣介石。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安排蔡孟堅護送顧順章去南京，送交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
蔡孟堅急於報功，沒有將此事保密。他連續發了五封電報，向徐恩曾的調查科和其他有關單位通報了送顧順章來南京的事情。沒想到周恩來安插在徐恩曾身邊的諜報員錢壯飛獲悉了此事。
錢壯飛等人能順利打入並長期潛伏在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內，說明國民黨組織的稀鬆。無論何等機要部門，都是只要有熟人或老鄉介紹，都可以進入。國民黨內部一直沒有嚴格的政治審查機構，其中的成員只要沒犯罪或暴露身份，都可以安然無事。錢在徐恩曾身邊已經竊取了密碼，並不止一次地截獲國民黨重要情報通報中共中央，徐恩曾卻一直被蒙在鼓裡。
顧順章被押往南京的時候，正值周末。徐恩曾從南京回上海，錢壯飛值班。錢連續接到漢口的電報，獲悉顧順章被捕叛變，大為震驚。幸虧顧順章從漢口乘船到南京要兩天時間，這個時間差給錢留下了向上海中共中央通報的時機。錢趕緊派人乘夜間火車去上海，向周恩來通報。
蔡孟堅在漢口租用招商局小輪船，派憲兵押顧順章赴南京。蔡孟堅提前一天乘飛機到南京作安排。蔡將顧送到中山路305號徐恩曾的秘密辦公處。顧順章一見門牌，說這裡是共黨駐南京的機關住處，才說出錢壯飛。原來，顧順章只知道這裡是秘密接頭地點，沒有把錢壯飛和國民黨特務機關聯繫起來。
徐恩曾得知錢壯飛是共產黨，如同五雷轟頂。他趕緊布置特務到上海抓人，但是晚了一步。周恩來得知顧順章叛變，同樣震驚。因為顧順章負責特科，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所有的機關和領導人住址以及聯繫方式。他迅速部署各方搬家撤離，上海中央各方紛紛逃散，自找出路躲避追捕。等國民黨特務上門，大多人去樓空。
如果說顧順章的叛變是由於貪生怕死而投降國民黨，也不盡然。在偶然的事變中實際有着必然的原因。1933年，顧順章在國民黨印發的《轉變》雜誌上發表《告中共青年書》，揭露了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強姦下級女同志，侵占下級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紗廠女工出身，出事地點在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朱老闆家裡）。同時更拿黨的經費去討姨太太（與向忠發同時被捕，是浙江寧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給他個人不正當的揮霍”。他說：“革命是何等神聖的事業，革命黨又是何等光明的組織，而自命不凡的共產黨中領袖們，不料竟有這些黑暗可恥的事情發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這些事情，都是我去參加解決，並不是耳聞。”
顧順章曾為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不惜個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內幕讓他傷心失望。這些都是共產國際操控中共造成的後果。向忠發是國際挑選的總書記，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蘇歸來的青年書生，六屆四中全會後也位居顧順章之上。作為老資格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當然心裡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後選擇叛變，是有原因的。
上海中央機關陷於癱瘓
靠着錢壯飛的報告，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逃過一劫。但是在顧順章和國民黨特務的追捕下，上海中央機關處於十分危險的局面。周恩來、王明等領導人經常變換居住地，並與外界基本斷了聯繫。之所以如此被動，主要因為顧順章破壞了特科，使中央失去了保護傘。顧順章說：“共產黨特務工作的破產，影響共產黨的組織上受了很大的損失。因為他們過去幾年全依賴特務工作而生活，無形中特務工作變成了一個保險機關。大家都依賴這個東西，甚至一般稍負責的同志走一條路，也要先問問特務工作者。所以特務工作一旦破產，他們就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出現了動搖的現象。”
由於顧順章的出賣，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報來源楊登瀛（鮑君甫）被捕，董健吾牧師也被迫隱蔽。陳賡無法在上海立足，轉去鄂豫皖蘇區。特科的情報科癱瘓，中共中央失去了情報來源，就不能預先獲知國民黨特務的動向，猶如人沒了耳朵眼睛，只能東躲西藏，躲避搜捕。周恩來當時幾天一搬家，一度住在永安里44號（今四川北路1953弄）。周恩來的二伯父一家在1921年至1931年間曾居住在這裡，這個住所黨內無人知曉，成為周恩來夫婦在最危急時刻啟用的隱居地方。王明為躲避敵人的搜捕，這期間躲到上海郊區教會的虹橋療養院居住。後來嫌不安全，又搬到鄉間寺院隱居。
儘管顧順章沒有捉住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但還是對上海中央機關造成很大的破壞。總書記向忠發本來已經轉移，又回到原居住地，被捕後叛變。在寫了交代材料後，國民黨當局認為他價值不大，將其槍斃。原中央委員惲代英在“立三路線”時期遭受打擊，被罰做基層工作，不幸被捕。但惲代英隱瞞了身份，化名王作霖，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因身份未暴露，僅判了幾年刑。顧順章曾通過關係營救，就在惲代英即將出獄之前，顧到監獄指認了惲代英。惲代英堅貞不屈，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顧順章的叛變，使中共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潛伏組織被破獲。徐恩曾回憶：“錢壯飛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1928）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三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做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徐恩曾也有意外之喜，潛伏在中統機關的女機要員費俠被捕。費俠，湖北鍾祥人。在蘇聯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留學歸國後，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費俠相貌出眾，多才多藝，具有極好的口才和交際能力。1927年參加特科。1928年受黨組織派遣，到徐恩曾開辦的無線電培訓班學習，並藉機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費俠工作勤懇幹練，得到徐恩曾的信任，當了機要員。在此期間，曾多次為黨提供重要情報。顧順章叛變投敵，導致費俠被捕。徐恩曾聽說費俠是共產黨，震驚之餘心裡一陣驚喜。費俠年輕貌美，徐恩曾對其暗戀已久，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搞到手。現在費俠面臨兩個抉擇：一個是堅貞不屈被槍斃，一個是歸順國民黨。在顧順章的說服下，費俠叛變。徐恩曾拿住了費俠的軟肋，展開愛情攻勢，不惜與妻子離婚，一定要娶費俠。陳立夫兄弟力勸徐不要娶費俠，但徐竟向陳氏兄弟表示：寧可不做特務頭目，也要與費俠結婚。陳氏兄弟見他意志堅決，也無可奈何。蔣介石為此召見徐恩曾，問：“你駕馭得了她嗎？”回答是沒有問題。1936年，徐恩曾與費俠結婚，此後白頭偕老。蔣介石認為徐恩曾是好色之徒，不堪大用。此後徐恩曾失去蔣介石的信任，戴笠的軍統取而代之。
顧順章的叛變，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雖然及時轉移，沒造成過多人員的被捕，但卻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正常運轉了。因為顧順章熟悉共產黨的運轉方式和聯絡手法，一旦活動，就有被破獲的危險。經過半年多隱藏，周恩來離開上海去江西蘇區。隨後，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也陸續遷往江西。這個結局充分說明：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線，在上海是徹底失敗了。一個政黨，不去農村建立廣闊的根據地，不去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而是隱藏在大城市裡，依靠秘密工作來領導革命，防範叛徒，這條路線是註定行不通的。
訓練國民黨特務
顧順章叛變之初，徐恩曾對他極為器重。希望藉助他來摧毀共產黨的秘密組織系統，並提高國民黨特務的水平。看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幼稚和水平低下，顧順章為他們編寫了《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教科書。他在自序中說：“這本書的內容，完全是根據我個人從各種不同的社會裡親身閱歷出來的實際的經驗，既非抄襲其他著作，亦非得自異人的傳授。偉大的社會是我的學校，艱難困苦的環境是我的導師，各種實際問題是我的書本和實驗的材料。自我參加特務工作到現在，無時無刻不是抱着創造和學習的精神去努力一切，從沒有偷閒過，亦沒有自驕自矜過。”
《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共10餘萬字，分為“緒論”、“特務組織”、“特務工作的方法”、“特務觀念”、“秘密”、“特務技術”、“特務常識”、“特務人員的修養問題”八章。內容包羅萬象，既有顧從蘇聯受訓學來的知識，有中共的組織方式和秘密工作原則，也有他根據中國特色自己總結的經驗，甚至把心理學、江湖相術、黑社會流氓手段也囊括其中。顯得非常實用、可行。
僅以跟蹤為例，過去國民黨特務跟蹤共產黨人，都是簡單地用一個“包打聽”在後尾隨，很容易被共產黨人發覺，然後串弄堂、進電影院、百貨商場甩掉尾巴。顧順章向國民黨特務傳授了用三人跟蹤一個對象的交叉跟蹤法，隱蔽性和跟蹤效果大為提升。
顧順章向國民黨特務傳授的經驗，非常具體細緻。以“盯梢”為例，他就講了各種不同環境的方法：“假如被盯梢者叫了黃包車或汽車，那你一定也要坐黃包車或汽車繼續盯梢。但要注意的：黃包車不能盯汽車的梢。如果汽車盯黃包車的梢要在黃包車的前面走，到了相當地點再下來，另雇黃包車去盯梢。萬一沒有汽車和黃包車可雇，只好記着他那車的號碼、顏色、乘車的時間、地點、方向等，留待後來到車行里去查。上海汽車號碼，租界的是黑底白字，華界的是白底藍字。營業汽車與自備汽車的號碼也有相異的地方，這些都要弄清楚。汽車盯梢到十字路口時，相距不能太遠，恐為紅綠燈交換而使其銜接。黑夜時相距更不能太遠，恐被盯梢者的汽車熄滅了號碼燈或放出煙霧，使後面的車子不能辨識真相。又汽車盯梢時要注意他在危險時開槍，須預有準備。電車上盯梢要注意的，在未上車前先要注意被盯梢者的態度、動作、所立的地方、或換錢等等，預料他是否要上電車，盯梢的人亦隨之準備。上了電車以後，依身份的不同，分坐不同的車廂。比如我穿的普通衣服，就可以坐在三等車上；他穿的是西裝，就可以坐在頭等車上。各人自己心裡有數，用不着互相打招呼的。上電車後要注意被盯梢者所買的車票，不必看他的車票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下車，只要看他數錢的多少就可以知道差不多了。自己買票，要買長途票，時時刻刻要留心被盯梢者的行動、態度，但不要死板地望着他。否則，不獨對方要注意你，懷疑你，就是別人也要注意你，懷疑你，疑惑你是扒手。上下車動作要快，不能遲疑。否則鐵柵一關，就不能上下了。上車要迎頭跳，右腳先左腳後；下車要順着跳，左腳先右腳後。”
一個盯梢就有這麼多的學問，可見共產黨的聰明智慧遠在國民黨之上。編纂教材的同時，顧順章還舉辦了調查科第一期特務訓練班。時間三個月。人員僅有史濟美、李熙元、王劍虹、陳忠悌四人。雖然時間短、人數少，但質量很高，顧順章的傳授使國民黨特工受益匪淺。史濟美（馬紹武）受訓後，於1932年6月被派到上海主持調查科上海行動隊，在短短一年時間內，竟然兩次破壞中共江蘇省委、捕獲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和原特科負責人陳賡以及廖承志、羅登賢、丁玲、潘梓年等人。這樣一個對共產黨破壞極大的特務，被紅隊刺殺時年僅25歲。
由屠殺改為勸降
自1927年以後，國民黨對共產黨人一直採取屠殺政策，並制定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這個嚴酷的法律是白色恐怖的體現，但並沒有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和進步力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顧順章對此有親身感受，他勸說陳立夫和徐恩曾：對共產黨人不要採取殺害的愚蠢做法，而要做說服轉變工作，讓他們脫離共產黨，或叛變自首，被培養為“細胞”，潛伏在共產黨內，幫助國民黨破獲共產黨機關和組織。
顧順章建議：發現中共嫌疑對象，並不馬上逮捕，而是將他定為“說服對象”，派特務秘密到他家，或者將其帶到偏僻的茶館和清靜的馬路邊，先問生活、工作情況，再試探他對共產黨的看法和態度。開始對方不會承認，特務就威逼利誘說：“你有妻兒老小，全家靠你養活。你參加反動組織，擾亂社會治安，萬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牽連嗎？我們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點向政府自首，這樣既可以保證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證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從，你要三思。”這樣做的效果非常明顯。因為“說服對象”多是基層黨員，他們有職業、有家庭，害怕失業。這樣的談話，他們一般不會向上級組織匯報，怕受到懷疑，被斷絕組織關係，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數人在經過兩三次談話後，就辦理了秘密自首手續。然後又被派回到中共組織，成為隱藏在中共內部的“細胞”。
對於被捕的共產黨人，顧順章指出：“審訊政治犯，若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絕對不能解決。應以談話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A、要審查對方的一切：1。須明了其等級，高級領袖，中級幹部，抑是下級幹部。2。須知道他的知識、程度及家庭情形。3。須知道他的態度及性格。
B、談話時態度要誠懇，並且要內行，問其思想、路線及所知機關等。
C、有時安慰之，有時欺騙之，或真或偽，不能給他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茲舉數點：1，你不要害怕，不會捕到即槍斃的。2，假使派你擔任工作，你會怎麼樣呢？3，我以前同你一樣的，你不知道嗎？
對嫌疑犯的談話，要注意需要，以博其同情而得到口供。如問：1，你要帶信回家嗎？我給你帶去。2，你要被單、蓆子和衣服嗎？3，你知道牢內的一切規則嗎？
什麼樣的對象可以促使其叛變呢？顧順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觀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個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據，只求保守自己，不願多管閒事。對於社會上不公平的事，毫不關心，甚至連批評都不批評。這種人沒有一點丈夫氣概，不獨不能充當革命戰線上的戰士，連一個忠實的朋友都不夠資格。因為在你有患難時，他不但不來幫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裡不斷地喊着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貴族化，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內心中仍然充滿着升官發財的思想。”
“口裡儘管喊着廉潔奉公，不要做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遊藝場，這種人事實上一定不會廉潔的。”
顧順章說的這些人是有所指的，在上海中央機關，確實有些人作風不正。這些人多數是共產國際任命的領導人，他們沒經歷過1927－1931年的嚴酷鬥爭，唱着國際路線的高調，拿着國際經費，在租界過着優裕的生活。一旦被捕，最先叛變的往往是這些人。
高級幹部的腐敗導致組織破壞
通過“自首政策”，國民黨特務運用恩威並施、軟硬兼施的策略，特別是對中共負責人進行瓦解和勸降，達到消滅黨組織的目的。1931年7月，國民黨破獲上海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紅旗日報》機關，中共中央委員羅綺園、楊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羅綺園生活腐化導致的桃色案件。
羅綺園，廣東番禺人，1922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廣東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1924年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大批農運幹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擔任農軍總指揮。起義失敗後，羅綺園又到上海工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羅綺園有光榮的奮鬥史，但是他生性風流，在此期間，他借“住機關”之便，強迫同志的妻子陳小妹與他同居。陳小妹不願意，向丈夫胡某訴苦，胡某本來對領導上這種做法非常忿恨，忍無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國民黨特務機關舉報。徐恩曾回憶：“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
說來非常不幸，羅綺園被捕後，楊正巧來到機關，因此一同被捕。羅綺園被捕後，很快叛變，供出了宣傳部的機關和其他同志。大革命國共合作期間，楊匏安知名度很高，蔣介石又知道他受過共產黨的處分，便實施勸降。楊匏安大義凜然，堅貞不屈，1931年8月被殺害。羅綺園雖然叛變，但其價值有限，也被國民黨當局槍斃。獲悉羅綺園叛變的消息後，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中央關於叛徒羅綺園、廖劃平、潘問友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羅綺園等人的黨籍。企圖苟且偷生的羅綺園，就這樣恥辱地結束了自己的人生。
由於機關不斷被破壞，叛徒日益增多，周恩來、王明等人在1931年底離開上海。1933年臨時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博古離開上海前，把工作交代給李竹聲。李竹聲（1903—1973），安徽壽縣人。1925年入黨，1926年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王明宗派骨幹之一。1931年回國後升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離開上海前，指定李為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
李竹聲心胸狹隘，動輒打擊異己，在黨內影響很壞。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當時住機關，她回憶：“瞿秋白到蘇區後，常常託交通同志帶信給楊之華。有一天李竹聲和黃文杰在新閘路我的住處開會，李竹聲對黃文杰說：‘你看瞿秋白這個傢伙，又給他老婆捎信來了。差不多交通同志來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討厭！這次不要把信轉交給她。’我默默地坐在旁邊，未敢插言，只感到陣陣心寒。秋白走了，之華照例搬家。李竹聲派一個男同志跟之華同住，晚上他要和之華同睡一床，氣得之華抱着被褥睡在地板上。當時誰敢反抗這種可恥的措施，馬上就不給生活費！這就是當時在上海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對待同志的殘忍手段。”
1934年6月26日，由於叛徒告密，李竹聲在公共租界馬立斯新村中央機關開會時，和與會的負責人一同被捕。特務們順藤摸瓜，共破獲上海中央局及江蘇省委機關13處、逮捕18人，繳獲大量文件。李竹聲被捕後，國民黨特務向他勸降，但在理論上辯不過李。徐恩曾命令將李竹聲押往南京中統總部，改由訓練科的特務出面勸降，李竹聲終於動搖叛變，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盛忠亮的住址。
盛忠亮，又名盛岳，1925年五卅運動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學生運動。1926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加入“二十八個半”。盛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外語能力強，受到米夫重用。1932年底回國，未經選舉被博古等推舉為中央委員，任中央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後，接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
李竹聲的叛變，導致盛於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盛忠亮被捕後，受審時一言不發，大有堅貞不屈的架勢。國民黨特務請教叛徒，終於找到盛忠亮的唯一弱點：他對女友秦曼雲（1908—2001，擔任中央局機要通訊工作，與李竹聲同時被捕後成為叛徒）言聽計從。徐恩曾命令將秦曼雲從南京解往上海，經過秦的勸說，盛忠亮終於叛變。盛忠亮被捕同時，國民黨還破獲了中共在上海的兩部電台，導致上海與中央蘇區的電信聯繫中斷。
楊子烈親身經歷了這段厄運時期。她回憶：“1932至1933年，上海共產黨的機構大遭破壞。地下工作人員被捕者日眾。前幾年國民黨凡捉到共產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殺無赦。殺了這麼多年，共產黨還是殺不完，而且共產黨還有了游擊隊。大概當道者仔細想想也不是辦法，現在忽然改變了政策，捉住共產黨，不但不殺，而改用懷柔優待政策，使之為國民黨工作，以毒攻毒。他們用連環跟梢辦法，破獲了上海共產黨中央分局的機構。中央分局書記李竹聲第一個被捕，這自然使人吃驚！代理書記盛忠亮，不數月又被捕。黃文杰繼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個中央分局書記，上海黨的大小機構幾乎被破壞殆盡。”
“反省院”和“轉變”政策
隨着被捕的共產黨員越來越多，國民黨和中統對共產黨員的“轉變”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規範化的程度。國民黨在南京和蘇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當時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曉莊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蘇州“反省院”，位於蘇州盤門內銅元局前蘇綸紡織廠職工子弟小學校址內。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員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為背叛革命不徹底的人，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共產黨員身份的人，三為托派分子、脫黨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傾者。
反省院對送進來的“反省人”進行政治思想訓練，形式有學習、上課、訓話等。“學習”就是發給“反省人”一些國民黨理論書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讓“反省人”自己學習，寫出讀書筆記、思想匯報。“上課”就是由擔任訓育員的特務講。“訓話”就是聘請國民黨要人、名流學者講話。陳立夫親自到一些反省院訓話，企圖對“反省人”施加影響。凡聽課聽講的人，必須寫聽講筆記、反省筆記，送交訓育員審閱，此外，訓育員還經常找一些人進行個別談話。
反省院規定：對“反省人”的“轉變”工作以半年為一期，到期舉行考試。試題多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對蘇聯的認識如何”、“中蘇關係怎樣”之類，考試不及格要留級，繼續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試再不及格，就要嚴厲懲罰。反省院的訓育員常常威脅說：“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槍斃！”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促使他們自首。
在勸降、軟化的同時，特務也使用嚴刑拷打，達到軟硬兼施的效果。儘管這些手段殘忍毒辣，有些共產黨員並不屈服。有人寧肯留級，也不寫悔過書，不寫反共聲明。當然也有部分人經不住考驗，自首反省，變節投降。多數人雖然沒公開叛變自首，但也沒有激烈反抗，有的也應付差事，說些軟話，爭取早日出去。
這個制度推行到許多地區。1932年8月，廣東軍閥陳濟棠派警衛旅到海南島“圍剿”紅軍。瓊崖紅軍被警衛旅剿滅，紅軍中有個女子軍特務連，龐瓊花、馮增敏、王時香等連排幹部8人被警備旅俘虜。根據國民黨編寫的《瓊崖剿匪記》的記載，這幾個女紅軍被捕後，先關在當地警察所，“旅長均許改過自新”。警衛旅調離瓊崖前，就如何處置女子軍連幹部問題請示陳濟棠。陳濟棠1933年9月7日指示“施以感化處分”。1934年，八位女子軍幹部被轉至廣州國民特別感化院。
特別感化院位於廣州河南，亦稱南石頭監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大批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關押在此，著名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都是在這裡被殺害的。1933年改為感化院後，女子軍幹部被送到這裡。除了進行政治訓導外，她們在感化院裡種菜、到作坊做手工勞動。為了體現感化效果，還給她們拍集體照。1933年上海雜誌《良友》第74期發表了一張照片，題為“在瓊崖捕獲之紅軍女子模範軍先鋒隊隊長龐瓊花與全體隊員合影”。龐瓊花與王時香、馮曾敏等剪了統一的披肩短髮，穿着統一的半袖廣東傳統白色女裝。還有一張合影，是《瓊崖剿匪記》書中刊登的，這張照片上，8人穿的是統一的黑色短袖夏裝，頭髮也統一剪的短髮。也幸虧這兩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把紅色娘子軍的原型保留下來了。
國民黨對共產黨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導致一些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叛變，直接導致上海等大城市黨組織的破壞。造成如此之多黨員被捕和叛變的原因，除了國民黨政策的變化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白區工作，不顧客觀條件和原因，一味要求各地幹部組織罷工和暴動，模仿蘇聯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線。第一線的黨員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不會取得勝利，反而導致脫離群眾，暴露組織和自己。但稍有不滿或提出意見，即遭到中央的無情打擊，並被罰做基層工作。惲代英、鄧中夏等著名的共產黨員，就是被王明、博古等打擊後，在基層工作時被國民黨逮捕殺害的。所以，一些共產黨員，特別是熟悉上層情況的領導幹部，對王明的左傾路線失去信心，一旦被逮捕，馬上叛變。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斥責王明左傾路線造成白區工作損失百分之百，紅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實際情況。
但是也要指出，國民黨的感化政策，確實讓許多共產黨員免遭屠殺。1937年“七七事變”後，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新局面。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到南京、廬山、上海等地與國民黨當局談判，要求釋放全部關押的政治犯。他與葉劍英一起到南京“反省院”，看望受難的同志們。被關押的幾百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激動萬分，高呼口號，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共中央的營救下，南京、蘇州等地反省院中關押的共產黨員陸續出獄，共計有一千餘人。他們出獄後，多數去了延安，開始了新的革命歷程。
顧順章之死
顧順章投奔中統後，徐恩曾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憶：“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說顧“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
起初，顧順章還想在國民黨中顯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說：“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但是不久，顧順章就失望了。國民黨從組織到素質，遠比不上共產黨。共產黨人是有信仰，敢於犧牲、公而忘私的。而國民黨里勾心鬥角，官僚氣濃厚，裙帶關係腐敗盛行。為這樣的黨賣命，不但得不到好處，人家始終把你當異己，實在看不到前途。據中統特務陳蔚如回憶：1933年初顧順章來到上海，召集舊部聚會。席間他對大家說：“共產黨固然不好，但國民黨更壞。共產黨的幹部都是比較好的，能吃苦耐勞，要革命。你們要耐心工作，我們要好好利用這個調查機構來消滅共產黨的組織，另立新的共產黨組織。從現在起就要聯繫自首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顧順章想自己組建一個新黨，並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建立了關係。這些舉動被國民黨方面察覺了。徐恩曾認為顧是個危險人物，不除掉總是不放心。他說：“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劃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
1935年6月，蔣介石以通共的罪名，下令將顧順章殺害。顧順章這個中共黨史上的傳奇人物，死時年僅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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