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以及他們的孩子而言，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通過念書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脫鄉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願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
老高按：說了工人說農民。
前天讀到央視網一篇文章《農村女博士兒媳長文刷爆網絡背後》，還有央視13頻道（新聞頻道）的長達42分鐘的“新聞調查”節目，給我震動不小。
多年來我對央視印象不佳。中共的中央級三大黨媒之一，說的都是官話，讓人倒胃口；近年來從道貌岸然的台長到風情萬種的男女主播的那些男盜女娼的腌臢事，接連不斷，沒有最丑，只有更丑——我又要提起幾年前我的一位同窗、央視的著名製片人在一次飯局中對我所說的話了：“將央視大樓用高牆圍起來，掛個牌子：‘北京市第三監獄’，一個人都不冤枉！”
今年年初習總書記光臨大褲衩視察，央視用超大屏幕打出標語：“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那種奴才腔調，當今全球罕見，更是讓人不齒。
然而，我卻讀到了這篇“新聞調查”。
節目和文章描述的，是湖北孝感農村——又是湖北！而我在幾年前曾經兩次到訪湖北的縣鎮和農村，證諸我自己的印象和感受，我覺得該文相當真實、也相當尖銳地披露了“中國新農村”的現狀。這讓我大跌眼鏡——在習總明確要求“姓黨”，央視也矢言效忠的央視，竟還能播出這樣並不一味粉飾現實的“社會調查”？！
冷靜下來再細看，真實度更高、尖銳性更強的，其實是網絡上熱傳的女博士黃燈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篇文章；與她的文章相比，央視的節目，則已經打磨掉了眾多稜角，遠沒有那麼豐富的內涵、沉重的感喟和深刻的啟示。
但是我還是要為央視的這一個節目叫好（我不知道央視有多少類似這樣貼近現實的節目？）。畢竟節目的調查者、製作者們是在這樣一個控制最嚴的黨媒里生存和施展，一個節目要經過多道審查關卡；畢竟作為全國性的大眾傳媒，要面對各行各業的觀眾，節目長度也有限制，不可能對某個問題探討得過於專門和深入。儘管有諸多不足和缺陷，但是難能可貴的是，抓住了這樣一個刷爆網絡、引起無數網民共鳴和爭論的文章作為切入點，正視這樣一個重大現實難題，用攝像機描繪中國農村凋敝、破落的圖景，敘述今日農民困頓、迷茫的遭遇，尤其是，向觀眾揭示、讓觀眾深思：這些農民，這一代和下一代，都完全無法掌握命運、幾乎看不到光明前景。
下面，我轉載央視這個節目的文字，並由這個節目，引出農村兒媳、女博士黃燈的文章。向各位推薦黃燈的文章！尤其邀請那些陶醉於中國經濟起飛、陶醉於盛世氣象的朋友，來看看起飛和盛世之下農民的境況。按照黃燈博士所說，也按照我自己在農村的耳聞目睹，這絕不是個案孤例，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中國現代化的成就是令人振奮的，但是如果現代化甩下如此數量的同胞，或者換句話說，是在他們的汗水中實現現代化，他們卻無法分享現代化帶來的利益，這樣的一種現代化，是我們該要的嗎？毛澤東時代將國民一分為二，用所謂剪刀差剝奪農民，造成極大的苦難；難道在21世紀，要用另外一種方式給農民造成新一輪苦難？
農村女博士兒媳長文刷爆網絡背後
央視新聞
2016年春節前夕，一篇標題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文章以一個農村兒媳的視角，記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及所在農村的狀況，迅速成為春節期間人們熱議的一個話題。
文章的作者黃燈，是廣東一所高校傳媒專業的教師。這篇在她自己看來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銳的文章，為何會引起如此火爆的輿論關注？文章記述的究竟是個怎樣的家庭？這個家庭又嵌在怎樣的一個農村中？
3月初，央視《新聞調查》的記者和黃燈夫婦一同回到位於湖北孝感的老家豐山鎮豐三村，通過和這個家庭中不同人物的接觸，探尋文章背後的故事。
楊勝剛（黃燈的丈夫）
黃燈的老公楊勝剛在這個家庭的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個通過讀書跳出農門的孩子。
他和黃燈是博士同學，現在在同一所高校教書。每年過年，他們都會輾轉千里，回家和親人團聚。
1969年，楊勝剛的父親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個孩子。當時的楊勝剛只有1歲，他說，貧困是那個年代農村共有的特徵，但較之別人，他們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
因為貧困，年長的幾個孩子早早輟學，分擔家庭的壓力，姐姐們先後嫁人，大哥楊敦武十幾歲學會了理髮，走村串巷，勉強糊口。
只有楊勝剛，從小成績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們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時，楊勝剛考入了省重點孝感高中，雖然成績名列前茅，但因為家庭經濟拮据，高考時他只能像同時代的很多農村學生一樣，選擇了師範大學——那時候上師範學費低，還有補貼。
1993年，家裡賣了兩頭豬，賣得一千塊錢都給了楊勝剛，這些錢當時哥哥打一年工都掙不到，那是這個家庭對楊勝剛傾盡全力的支持。
2007年，楊勝剛和黃燈結了婚，這不僅開啟了黃燈與這個家庭的緣分，也讓她開始了對這個農村家庭的觀察。只是黃燈發現，自從2008年楊勝剛的大哥和四哥家裡出了一些事後，這個原本團結、溫馨的家庭氛圍就明顯改變了。
楊敦武（楊勝剛的大哥）
豐三村位於江漢平原的北部，是一個靠天吃飯的普通農村。
改革開放之初，這裡的農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傳統。1993年，在村里幹了20年理髮的楊敦武，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他已經是村里最後一個外出打工的青壯年了。而楊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楊勝剛和黃燈的四姐夫）的工地。
從1993年到2009年，楊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幹了16年，每年除了家裡必需的開支，並沒有拿回全部的工資，大部分（約十幾萬元）就存在妹夫那裡。然而，這些錢最終卻成了泡影。因為，在黃燈眼中一向是家裡“有錢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產了。
四姐夫
人物關係：楊勝剛四姐的丈夫
在黃燈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這個家庭中最風光的人，因為四姐夫是當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到帶大哥楊敦武出去時，四姐夫已經是一個帶工人的包工頭了。
當時，楊敦武的兒子女兒都已出生，靠田裡的收入已無力負擔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勸說下，楊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築工地，和妻子兩人每天負責給工地100多號工人做飯。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樣的事情，家裡並不清楚，因為從2008年破產之後，楊勝剛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因為四姐夫的老家距離黃燈的婆婆家不遠，所以記者見到了四姐夫87歲的老母親向大婆。
老人說，兒子已經有七八年沒怎麼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錢，而工人都是同鄉，回家就會被催賬。
記者在湖北採訪時，遇到了一個叫李朝輝的老闆，他是楊勝剛的初中同學，也是和四姐夫一樣從泥瓦匠干到包工頭的，談及四姐夫的境遇，他感同身受。
“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為搞工地，他要運氣不好的話，公司不給你錢或者你做賠了，就沒人管。”李朝輝說，那個時候打工都沒有保障，而像四姐夫這樣的老闆，在他們老鄉當中也不是一個兩個。
楊定華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個城中村，記者見到了楊勝剛的四姐，七年沒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1000塊錢的兩間平房裡。由於四姐夫迴避了記者的採訪，家裡只有從飯館兒打工剛下班的四姐楊定華。
楊定華說，這幾十年來，因為在外做工程經常被壓錢，雖然一家人外表看起來光鮮，但錢一直在工地上滾雪球，並沒有拿回家的余錢。
楊定華說，因為她主要在家帶孩子，對於丈夫最後破產的細節，並不十分清楚。但她說，家裡現在還拖欠工人工資幾十萬，還有一部分高利貸。
楊定華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出嫁，另外兩個女兒在北京做導遊，她們都表示要為家裡還完錢再談戀愛嫁人，這讓四姐更是心焦。
伴隨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個伴生的毒瘤，記者查到一些並不不完全的數字——
1990年，全國拖欠工程款近35億元，1995年則猛躥至600億元，到2003年底，更是達到了3360億元。
2003年，國務院還曾專門下發通知，用三年的時間整治拖欠工程款的問題，各種慘烈的討薪新聞，都和這樣的背景有關。
李朝輝說，建築業的層層轉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墊資，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來，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損失。
暢暢
人物關係：楊勝剛大哥的孩子
黃燈的侄子侄女雖然只有20多歲，卻都已經為人父母。黃燈嫁來楊家時，他們才十幾歲，雖然黃燈和楊勝剛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夠接受更高的教育改變命運，但都未能如願。
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時，兩個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沒有那些學習的氣氛，反正我們當時讀書我記得，學生打老師是經常的。”暢暢說，“反正在家裡沒大人管嘛，靠爺爺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聽課，要睡的睡覺，打的打牌。”
跟父輩不同的是，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是沒有再經歷父輩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為離家打工覺得虧欠孩子，在物質上儘量滿足他們。
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們並不知曉。暢暢還記得爸爸唯一一次對他發的火。“當時我好像有十八九歲的時候，我就說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後我爸爸就罵我，他說，到時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樂日子很快在初中畢業就結束了，和父母當初因為生計逼迫出去打工不同，暢暢他們是出於對外面世界的嚮往開始了打工生涯。
暢暢去過杭州、崑山的工廠，流水線上的繁忙和辛苦讓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見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讓他無法應付工作中出現的狀況。幾年之後，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輩從事的老行業，做一名建築工地的泥瓦匠。
至此，暢暢才體會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經無法回頭。
楊桂林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大學同學
楊桂林已經在鄉鎮中學教了22年的書，在他看來，因為條件好了，現在的農村學生刻苦程度沒有原來強了。
楊桂林說，現在農村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更願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讀書，占到學生總數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於有效的監管，隨着手機、網絡的普及，這些孩子較過去更容易處於失控的狀態，“受到的誘惑太多了，他們沉迷於手機，網吧也有，他們一放學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沖向網吧了。”
這些年，農村學校的硬件設施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農村中學的升學狀況卻越來越令人擔憂。比如孝感地區的重點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對於區內的農村中學實行政策傾斜，依據人口比例給每個鄉鎮的中學一些降分錄取的名額，但很多鄉鎮中學都接不住這些指標。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準備外出打工，繼續父輩的路。但是，他們不如父輩幸運的是，幾十年的快速建設已經緩慢下來，他們打工沒幾年，就遇上了不景氣的市場。如果在往年，春節一過，村里就沒有了年輕人，但在今年，大部分還都在家等着工頭的電話。
楊幼林
人物關係：豐三村村書記
3月的江漢平原，已經到了油菜花盛開的時節，但是大片的農田都還是荒蕪的狀態。村里大部分青壯勞力出外務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種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時光。
村書記楊幼林介紹，他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裡的耕地集合起來，流轉出去，農戶收取租金，這是上面支持搞的實驗。
記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轉協議，協議分兩份，一份是村委會和農戶簽的，一份是村委會和企業簽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
據說，這個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經流轉出去，接手的是兩家企業，一家是養牛，一家要搞生態旅遊。
楊幼林說，他們的村子是因為靠近大路才有人願意來投資，那些不靠大路的村莊沒人投資，任由農田荒蕪。
楊勝剛的同學李朝輝就是縣裡請回來的老闆，他的生態園二期還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
婆婆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母親、黃燈的婆婆
楊勝剛的母親、黃燈的婆婆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對於楊勝剛的這個大家庭來說，喜慶中略帶悲愁。因為一位重要家庭成員，黃燈的婆婆在去年過世了。
黃燈說，是婆婆最後的時光促使她有了書寫這個家庭的衝動，婆婆辭世時86歲，黃燈在文中寫道，婆婆的去世使這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
黃燈說，婆婆去世時一直掛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幾年白白辛勞的大哥。“她一方面為自己的女兒覺得很難過，因為自己的女兒、女婿遇到了麻煩，她心裡也難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兒子、兒媳婦的工錢拿不回來，她也難受，其實她才是最難受的。”黃燈說。
這次回家，黃燈會照例塞給嫂子些錢，這是她對這個家庭僅能做到的回饋。當她要離開的時候，暢暢還是沒有等到工頭髮出的確切消息，而路邊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2006年新年的全家福
以下就是春節時大家熱轉的文章——
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摘要）
黃燈（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號
一、現實所有的觸角都伸向了這個家庭
多年來，我們共同面對、處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瑣事，這些真實的處境，和知識界、學術界談論的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醫療、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本文中，我願意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儘量回復到對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內心的困惑，提供個案的呈現，並探討回饋鄉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縣的一個村子。2005年第一次過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
嫂子個子矮小，皮膚黝黑，長相粗陋。我暗自問當時的男友，“哥哥儘管算不上特別帥氣，但為何找了這麼難看的嫂子？”後來才發現，這種問題多麼粗魯無禮，對一個農村的貧苦家庭而言（更何況哥哥還有家族遺傳病，後來才得知，父親、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夠找到一個適齡的女子組建家庭，已是萬幸。
事實上，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係中，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家庭地位相比。
當時，婆婆身體還不錯，大約75歲，小侄子14歲，小侄女12歲。那幾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個包工頭，從老家找了很多青壯年勞動力，鄉里鄉親，幹活讓人放心，自然，鄉里鄉親也能通過姐夫順利拿到工錢，互相之間都很信任。後來才得知，四姐夫當時賺了不少錢，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見之明地在孝感市內買了土地，蓋起了四層高的樓房。
現在回憶起來，這幾年竟然是全家最為安靜、平和的日子，丈夫當時還在念書，無法像以前那樣給家裡更多經濟支持，婆婆因為身體尚可，主動承擔了照顧侄子、侄女的重擔，快八十高齡，依然餵雞做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
哥哥、嫂子為維持生計（孩子念書、村里人情往來、家人生病等必要開銷），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過年時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準備年貨。這樣，侄子侄女事實上就成為祖輩照顧的留守兒童，只不過，相比當下很多孤苦的兒童，因為能夠得到祖母的愛，孩子倒也沒有留下太多心理陰影。
情況到2008年發生了一些變化，哥哥、嫂子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頭到年尾的拮据狀態讓他們頗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齡已大，已無法照顧好進入叛逆期的孫輩，這樣，嫂子就決定留在家裡，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
嫂子在家種種菜，喂喂雞，養養豬，我們按時給家人寄生活費，一家人無病無災，日子倒也過得去。這樣，哥哥、嫂子同時在外打工的局面，就變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狀態。
哥哥身體並不好，並不適合外出在建築工地干很重的體力活，但待在家裡，幾乎沒有任何額外的來源，而孩子逐漸長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終的具體壓力一件件擺在眼前。
哥哥每次得知我們寒暑假要帶兒子回去，總是提前從工地回來，殺雞、宰鴨，用摩托車帶兒子去鎮上集市趕集，給兒子買各種誇張而廉價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極為開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還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會回來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親人相聚的溫馨，只有四姐一家，因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幾乎很少回去。
但這種平常、安穩的日子並未維持多久，就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並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問題。
由於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無法到位，直接摧毀了姐夫多年累積的家底，不但導致哥哥、嫂子跟隨姐夫打工多年的工資不翼而飛（這筆錢幾乎是哥哥、嫂子整個家底，有將近十萬塊的勞務費，哥哥、嫂子一直指望這筆錢給兒子娶媳婦），而且因為拖欠工人工資，欠下大量無法逃避的債務，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找我們借錢。
大約2009年臨近春節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緊急電話，說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須在當天還錢，求我們幫他解燃眉之急。
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經濟算是寬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鮮，很有農村成功人士的派頭。幾年以來，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們開口，但當時我確實不願借錢，一則，手頭並沒有多餘的閒錢等着幫助他們，而買房欠下的首付還等着年底歸還，當時我們的經濟狀態幾乎處於最緊張的階段；二則，也因為他們拖欠了哥哥、嫂子將近十萬塊錢的血汗錢，對他們心生嫌隙，總感覺他們沒有保障親人最基本的利益。
我向丈夫講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沒有吭聲，四姐被逼無奈，再次向我們打電話求助，面對危急情況，她也沒有任何辦法，事情明擺着，我們已沒有任何退路，也沒有任何選擇，只得厚着臉皮找一個經濟條件尚可的朋友借錢。
儘管四姐當時承諾幾個月以後還錢，但我知道，還不還錢不是她的主觀願望說了算，從借出那筆錢開始，我們就沒有期待有還錢的那天。
事實也是如此，此後幾年，四姐一家的經濟狀況沒有任何好轉，她甚至幾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經跟隨姐夫打工的鄉親討要工錢（我後來才意識到四姐一家命運的轉變，對我們此後幾年經濟狀況的直接影響，因為他無法歸還哥哥、嫂子的工錢，哥哥嫂子再也沒有別的儲蓄，隨着兒子、女兒長大，他們結婚、成家的大事，通過婆婆的叮囑，就責無旁貸落到我們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訪學，曾經和丈夫去看過四姐一家。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極其混亂的城中村里，村子裡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兩間逼仄的平房在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巷的盡頭，為躲避別人逼債，幾年來他們和外界斷絕任何聯繫，四姐夫更是幾年都不敢回家，作為獨子甚至無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開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廳洗碗、兩個女兒當導遊來支付。
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輝煌的時候，一家人的日子紅紅火火，沒想到現在最需要經濟支撐時，卻因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個隱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擊，則是妹妹的出家。
在整個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讓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潑辣能幹，初中念完後，去武漢打工，在工廠做臨時工，認識了本廠一正式工並結婚。兩人發展不錯，因為結婚早，在房價還不到一千時，就買了很大的房子，女兒也聰明可愛，妹夫後來還當了副廠長。
事實上，多年來，除了丈夫，妹妹同樣承擔了照顧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幾乎全都是她從武漢帶回，哥哥、嫂子在武漢打工的幾年，住房問題也是她幫忙解決。
但最近幾年，妹妹信佛，開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帶外甥女去廣州玩，也時常和我們宣傳吃素的好處。僅僅一年後，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電話，說是妹妹已經出家，並且決斷離婚，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門。
儘管從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個人選擇，但事實上，當這種事情落到身邊家人身上時，還是無法接受。
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處於人生和家庭壓力最大階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剛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齡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決定，讓全家人如墜冰窖。
直到現在，那個熱愛世俗生活的妹妹為何突然放棄紅塵，始終是縈繞在親人心中的不解之謎（我只是偶爾聽起妹妹講起她丈夫家複雜的情況，講起公公對她的冷暴力，講起懦弱膽小的婆婆對她的依賴，無助時總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決絕的選擇，家人也沒有任何辦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內向的性格變得更為孤僻，僅僅念到高一，迫於社會輿論壓力，就草草休學。
除此以外，傷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為女兒出家一事，怎麼也想不明白，家裡只要有人來，就開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體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風后，一直臥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見到小女兒一面。
公公（繼父）更是變得木訥，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女兒的出家也讓他徹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託，終日在村子裡漫無目的的蕩來蕩去，臉上很難看到往日發自內心的歡顏。
四姐夫的破產，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兩個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經濟基礎就相當脆弱，在五六年的勞務費泡湯後，更是毫無根基。自此以後，全家兄妹再也沒有像2006年春節那樣，有過真正的歡聚。以前還有妹妹幫着分擔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們就不得不承擔更多。
除此以外，隱匿於家庭暗處的悲傷隨處可見，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總能聽到一些讓人壓抑的事情。
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縣一女孩網戀閃電結婚，哥哥嫂子極為高興。但女孩嫁過來後，總是和嫂子鬧彆扭，性格也極其怪癖，後來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極為不幸。聽說她媽媽在生下她後，被鄉政府捉去結紮，一回來，就變瘋了，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照顧孩子，而且還暴力打人，總是將身穿衣服撕破，沒有辦法，家人只得將她關在一間房子裡。
誰都知道這種慘劇和結紮有關，但沒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訴慘劇的真相，而是任由命運的安排以最殘忍的方式作用到一個普通的農家。
我曾經問過侄媳婦，“有沒有到鄉政府反映情況？”她一臉的茫然，並未意識到一次失責的結紮手術對她的生活到底產生了多深傷害。
只說小時候從來就沒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聽更多情況，看能否幫他們維權，沒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媽媽在瘋病中已經去世，年僅四十多歲。
平心而論，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農民，也是最老實、本分的農民，他們對生活沒有任何奢望，也從來沒有想到通過別的途徑去獲取額外資本。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勞動，過一點安生日子。
而在農村，像哥哥一家的情況非常普遍，守在鄉村，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外出打工，有可能連工資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開銷，諸如孩子的念書、成家、房子的修繕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後，一樣都不能少。
儘管農村免除了農業稅，近幾年也推行了合作醫療，但和水漲船高的支出比較起來，實在是杯水車薪。
可以說，中國無數的財富、希望沒有多少途徑流向他們，但社會不良的觸角，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機所導致的價值觀混亂、基層執行計劃生育的粗暴和失責，卻總是要伸向這個普通的農家，種種無聲的悲劇最後總是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存，唯有認命，才能平復內心的波瀾和傷痕。
婆婆和兩個兒子及孫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
2015年7月13日，臥床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歲的艱難人生。
在忙亂、悲傷、空落中給婆婆辦好喪事，我突然感到維繫整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
儘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並不多，但她的慈祥、寬厚還是讓我感到一個老人的親切和溫暖，絲毫沒有婆媳相處的尷尬和芥蒂（我對她感情認同更像自己外婆）。
每次回家，她都極為開心，對於年幼的孫子尤其喜愛，孩子剛出生，她便買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鄉親，並且總是將我們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給村里老人看。
婆婆最大的心願，就是兒子能當官，最好當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沒有什麼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兒子、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個鄉鎮幹部或賺錢的包工頭，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
老人卑微的心願更讓我感受到她一生當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還有望不到邊、無窮無盡生存的折磨和厄運。
我知道，像丈夫這種家庭出生，通過念書得以改變命運，最後在城裡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並不少見，他們身後因為共同的家庭負重和壓力，從精神面目、階層氣質上甚至具有某種共同特徵，以致在各類社交群中，被城裡或者家境優於配偶的女人冠以一個“鳳凰男”的群體標籤，並作為輕易不能下嫁的目標進行討伐。
我絲毫不否認作為個體的選擇，與這種男人的結合意味着要面對更多，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勢，還是使我感受到掩蓋在這個標籤背後所蘊含的歧視、無奈和漠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勢，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面，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
可以說，儘管農村出生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麼可能有更好命運？
事實就是如此，冷靜下來想想，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迴。
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後，隨着生存的壓力變為現實，也不可避免要重複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
2013年年底侄子結婚以後，為償還債務，過完年就離開新婚妻子，隨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隊伍，成為泥水匠中的一員。運氣好時，一年能夠攢下一萬多元，運氣不好，或者多換幾個工地，可能就只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
客觀而言，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更多時候，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這樣，結婚、生子、外出打工、製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迴。
對哥哥而言，新的挑戰在於，他老了以後，甚至會面臨老無所養的境地，畢竟他的子女，沒有一人通過讀書得以改變命運，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也僅僅只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並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老的資本，貧窮和貧窮的傳遞，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兒童的後果開始顯現。
侄子、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侄女通過網戀，十九歲那年就結婚，二十歲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個比他還小一歲的本鄉男孩。
儘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懷孕期間，依舊維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麵和飲料，手機更是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床頭櫃前堆滿了方便麵盒子和飲料瓶。孩子生下來後，甚至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兒買。
和城裡剛做母親女性的謹慎、細緻比較起來，侄女的無知、粗糙着實讓我吃驚不小。她原本就是一個孩子，一個二十歲就做了母親的孩子，愛玩的天性和母親沉重的責任放在她身上，顯得尷尬而又刺眼。
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或者上網時，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她青春勃發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帶伢是奶奶的事情”。
不得不承認，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但對於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孩而言，很多時候，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育孩子的最好藉口。
在她們的思路和情感發育中，養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而過早外出對另一個孩子的傷害，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
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讓他們從小難以獲得愛的能力，當他們長大到做父母時，這種愛的缺失，並不會隨身份的改變，得到有如神助一般的彌補，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
對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認，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經將城鄉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
但另一方面，因為多年在外的打工經歷，侄子、侄女一輩的價值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植入當下的消費理念。不論是穿衣打扮、結婚置業、還是日常起居，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而為此背下的債務，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
再次是傳統鄉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扭結，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風鄉俗的凋零。
以養老為例，儘管幾千年來，養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但這一樸實願望，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面前受到了極大挑戰。
賀雪峰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幾乎很難相信這麼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
在婆婆生重病期間，不時有村里鄉親過來看望聊天，總是提到，農村老人得了病，總是拖着，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嫂子因為每天細心護理婆婆，及時幫她翻身、換藥，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評，成為全村媳婦的典範），如果得了絕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願拖累子女，很多都會選擇自行了斷，有些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沒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後活活餓死。
生命在他們眼中，並不具有特別珍貴的意義，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夠感受到的幸福純粹來自生命本能和慣性，死去，也是理所當然的死去，在一個日漸寂寥而沒落的村莊，這種無聲的悲劇並不會引發人們心中的太多波瀾。
悲苦農民與生俱來的天聾地啞的悲劇命運，從來就難以從根本、整體上得到任何改變，多年經濟發展的光鮮，除了讓他們吃飽飯，並沒有讓其享受到和國家整體實力相當的體面和尊嚴。
大城市的光鮮、城市有錢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國土上的農村悲慘的處境無法產生太多關聯。
最後，農村面臨資本的侵蝕，虎視眈眈的社會游資通過官商勾結，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後的資源——土地。
儘管關於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但在實際情況中，農村的土地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併。
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風景算不上太好，幾個並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條小河蜿蜒流過，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兩年，不知哪裡來的人，將村子裡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裡面，模仿經濟發達地區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個村莊根本就不搭調的亭台樓榭和供城裡人享樂的房子。
事實上，因為周邊旅遊資源欠缺，並未有多少遊客帶動村莊經濟，倒是因為河流的改道，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田的供水，農田被占，最後到底會導致什麼後果，現在根本無法預料，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
對侄子、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的模樣，反而能給他們一份心理幻覺。
若不是和丈夫結婚，作為家庭中的一員，親身經歷各類無法逃脫的日常瑣事，親眼目睹各種讓人無語的真相，旁觀者幾乎很難體驗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具體的生存和抗爭中，到底要面臨多少先天的劣勢，他們的實際生活，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大勢到底要斷裂到何種程度。
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的困境，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節？回饋鄉村，又何以可能？
農村廢棄的老宅
三、回饋鄉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論，儘管進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還是讓人放心、安慰。
儘管手頭總是缺錢，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嘆氣。哪怕在婆婆臥床最艱難的階段，嫂子還是毫無慍色的去干該干的一切，家裡絲毫沒有危重病人的壓抑、鬱悶。
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欲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麼殘酷，感到這個世界為什麼總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
而如何回饋家庭，對跳出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
冷靜下來想想，關於對鄉村的回饋，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在農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實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間的互助。
我父母輩如此，到我這一輩還是如此，這一點，我的感受實在是刻骨銘心。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來，僅僅因為爸爸是一鄉村教師，有一份公職，媽媽因為能幹，家境比別人稍稍好點，就不得不接受無止境的幫助親人的重任，幾十年中，幾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來對付親人的求助。
媽媽一輩子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就是“幫忙的沒一個，麻煩的一大堆”，簡單的一句，實在是她幾十年來面對兩邊窮親戚所發出的真實感慨。
我童年的整個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異父哥哥坐在家裡不動，不拿到錢絕不出門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來找爸爸的理所當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靦腆但又堅決的求助，更有同父異母的姑姑過一段時間就會定期來娘家訴苦。
這些親人善良、淳樸、也有溫情（姑姑臨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掙扎着要去抓她養的母雞，讓他帶回去給小孩吃），並非要故意麻煩親人，占到多少便宜，實在是生活在農村的悲苦命運，讓他們一碰到麻煩幾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裡情況好點的兄妹求救，就成為唯一的路徑。
父輩的命運如此，幾十年後，儘管改革開放的大旗已經招展幾十年，國家的財富已獲得巨額增長，親人中間也不存在溫飽問題的成員，但隨着新的困窘的出現，我和丈夫所面臨的情況和父母並無二致。
摩羅在《我是農民的兒子》一文中，曾經感嘆，“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複製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後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脫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無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
我作為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媳，身處其中，實在能體會到這種痛楚中的無奈。
丈夫和任何一個通過求學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一樣，在城市的生活從來就不以追求享受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開銷，在他看來都是一種負罪，與生俱來的家庭陰影深深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煙、不喝酒、也沒有多少交際，更談不上特別嗜好，唯一的興趣就是看書，過着一種在別人看來寡淡無味的簡單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愛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所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像一條運氣很好的魚，通過自己的努力，終於游出了這個令人絕望的家庭，但這種逃脫的幸運並不能給他帶來發自內心的快樂，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悅，一種血肉相連的痛楚，總是無法讓他對有着共同成長記憶的親生兄妹的困境視而不見。
儘管自身背負房奴、孩奴的壓力，他從來就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更何況，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實上也是留守家園的兄妹照顧更多。因此，家裡任何人經濟上求助於他，除了默默接受，從來就沒有任何回絕的念頭。
結婚多年以來，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我也時時為丈夫背後的龐大家庭，感到沉重壓力，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但相比經濟的困窘，更讓人難受的還是情感折磨。
我難以迴避一個基本事實，如果連我們都不去管他，連他最親的人對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視而不見，那還有誰會對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可是，逃出鄉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樣面臨各種實實在在的困境。
楊慶祥在《80後，怎麼辦？》一文中，認真剖析了80後中逃脫農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識精英的深刻困境，對70後一代而言，儘管情況沒有如此慘烈，但實際上也僅僅只是抓住了房價剛剛失控之初，及時當上“房奴”的幸運，當中年困境如期來臨時，他們所面對的生存、事業壓力從來就沒有減輕半點。
所能給家裡的幫助，也無非是從有限的工資中省出一部分開銷，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變家庭的命運？
摩羅11年前提出的問題，“改變農民的命運究竟是靠應急的政策還是更需要社會體制、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如果農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資源、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個平等的政治構架中享受到所謂國民待遇、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體制之中以自己的聲音和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誰能保證他們的命運能夠得到改變？誰有那樣的能力和良知成為他們的救世主？”（《我是農民的兒子》，載《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夠兌現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群體：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得以改變命運，並擁有相應權力，在現實誘惑下，最終走向貪腐之路。
我想到，對他們而言，對一個從小物質匱乏到極致的人，必然在擁有機會以後滋長更為膨脹的欲望，因為他深知一種來自身份差異的殘酷真相，有作家通過文學作品，曾表達這種人物的真實想法，“既然機會這麼多，那麼趕緊撈上幾把吧，否則，在利益分化期結束以後，社會重新穩固，社會分層時期結束，下層人就很難躍上上層階層了。”
事實就是如此，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若無法通過個人力量改變家族命運，那麼，此生便幾乎永無可能。
我在村子裡，也常常看到一棟棟廢棄的房子，一打聽，這種情況，一般都是舉家搬往城裡，再也不可能回到鄉村生活的家庭。
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戶僅僅是通過參軍得以改變命運的軍官，利用各種關係將兩邊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歲初中都未畢業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再通過關係，安排到公安局。
與他們相比，我和丈夫實在是為家庭貢獻最小的人。幾乎沒有任何契機和資源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親人命運，甚至大外甥女大學畢業，連給她找個好工作都幫不上太多忙。
正因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兒子沒有當官，她老人家憑藉想象，將博士的頭銜兌換為看得見的官職，卻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
無力幫助親人的內疚，越發讓我感受到農村家庭難以改變命運的結構性困境。在這一點上，摩羅的感慨讓我深深共鳴，“在所謂現代化過程之中，農民已經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夠在繼續現代化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明天的命運只會跟昨天的命運一樣嚴酷。在大政府、小社會的境遇中，成為卑賤的墊腳石是弱勢群體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無法達到幫助弱勢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變留守鄉村哥哥一家的命運，從國家和政府層面而言，最好的途徑自然是通過教育。
而擺在面前的事實是，鄉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無法直視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村中學，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念完。
丈夫曾歷數過和他同齡的讀書人，在村里上過大學的就不下七八個，但到侄子、侄女輩，和他們同齡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將子女送往縣城或孝感的初中，連高中都很難考上，就算農村的教育條件能夠和城市媲美，留守兒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質的差異，都讓他們僅僅在起點就構成了無可挽回的劣勢。
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們的孩子而言，通過念書，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脫鄉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願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
不從根本上促進一種更為持續的發展，和我們曾經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必將在撕裂的社會較量中，被徹底拋入塵埃中的生存，無從反抗，也毫無聲息。
最後，我想說，儘管對於底層的書寫，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銘心的感受，還是讓我擔心：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悅耳，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聲機會，關於這個家庭的敘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那麼，關於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
而我今天所寫下的一切，不過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
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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