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公平是一個良好的經濟社會結構不可分割的兩翼或兩個驅動輪，任何偏廢都可能發生坍塌而落入陷阱。中共建國後前30年忽視了發展，後30年忽視了公平。共產黨靠高舉公平大旗打下天下，當力圖糾正忽視發展的錯誤時，卻再次走了彎路


　　老高按：友人通過微信轉發，推薦一篇於中寧、趙瑜的萬字長文《中國是怎樣落入權貴資本主義陷阱的》，我看到該文後來高掛明鏡新聞網的頭條，足見此文得到相當一批人的重視。此文指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源頭就有很大的內在矛盾，而在後來，越來越與經濟實踐脫節，不僅不能解釋經濟現實中的許多問題，而且用它來指導制訂政策，更導致許多災難性的惡果。
　　對於此文涉及的許多經濟學方面的問題，我比較外行，還不能完全領會、融會貫通地提出我自己的看法。這裡轉載此文，供更多網友參考和批評，給我啟示。
　　記得有位彼此很了解的年輕人曾經對我說過：你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毛澤東時代，那個的體制和環境，政治權力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無所不包，讓你們吃過無數苦頭，所以你們最敏感、最痛恨的是政治權力造成的惡果、對政治權力擴張本性，你們將反思和抨擊的矛頭指向為所欲為的權力，期望對政府恣意侵犯社會空間的行徑抗爭、抵制，甚至幻想資本作為社會上崛起的力量，能制衡、約束權力；但是我們這一代不同，政治權力讓我們吃的苦頭，與資本讓我們吃的苦頭，不分伯仲！我們甚至更深切地感到不受約束的資本可以干出多少壞事——而在中國，權力與資本更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呀。
　　我對她談到，對政府抱有本能的警惕，若過多地寄望奧巴馬等政治領袖（或曰政客），非常靠不住（林達那本有名的書，就叫《總統是靠不住的》）；她應聲反問：但是資本就靠得住嗎？也是靠不住的！你看看華爾街那些所謂精英，闖了多大的禍，給國家、社會和民眾造成多大的災難，他們有過懺悔、有過內疚嗎？政府若不趕緊亡羊補牢，制訂法規，華爾街還將繼續為惡！
　　效率與公平，發展與穩定，政府與市場，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博弈還將長期繼續下去。這位年輕人說的或許有道理，但是就中國的歷史和現狀而言，我還是覺得，中國嚴重社會問題的總病根，首先是高度壟斷一切資源的政治權力，還遠遠輪不上弗里德曼主義、輪不上經濟學第一假設的悖論……這些呢。


　　中國是怎樣落入權貴資本主義陷阱的

　　於中寧 趙瑜，恆豐資本研究院


　　本文寫於去年（2015年）5月，經過半年的猶豫，投給了《經濟導刊》。經刪節後，登於該刊今年第二期的“學術論壇”欄中，題目改為“從‘新歐美’影響看中國公平發展與社會主義方向”。
　　這裡登出的是原文。原文1萬4千多字，因為字數限制，登出稿為1萬字，除一些政治性或刺激性刪改外，一些過渡性段落和深入性段落被刪掉了。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此稿經過許多經濟學家審讀，經濟學的部分基本完整保留了。感謝參與本文初審和終審的同志。
　　——【恆豐商學院】薦讀

　　十八大後，新領導層在國內打擊腐敗，國際戰略拓展上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經濟轉型和社會治理的改革上卻令人迷茫。改革的具體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個總綱，或者說，改革缺少一個目標明確，言簡意賅的“大旗”，以調動和凝聚經濟社會資源。
　　在我們看來，要提出新的願景，總綱或旗幟，首先要對過去35年的改革進行總結，這個總結應該實事求是，符合大多數群眾的感受和認識。
　　過去35年的改革，只能說是成功一半，失敗一半。成功在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家國際地位的大大提高；失敗則在於，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得到了一個在改革之初我們並不想要的經濟社會結構。
　　這個改革過程與結果，改革的收益與成本，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的資本主義發展有極大的相似性。100多年前的歐美社會，被當時的與論和歷史學家認為是“強盜資本主義”，而我們今天的社會則被廣泛認同為“權貴資本主義”。
　　也就是說，我們的發展和歐美100多年前的發展落入了同樣或相似的“陷阱”，如果歐美落入的可以稱為“強盜資本主義陷阱”，我們落入的，經過委婉化後，可以稱為“權貴資本主義陷阱”。歐美是付出了大蕭條和世界大戰這樣沉重的代價後，認識到了“強盜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順應民意，在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的帶領下，才爬出了陷阱，我們是否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
　　近一兩年，國際上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轉而對中國持悲觀態度，因為他們嗅到了社會上大量的不平不滿在經濟下滑甚至陷入蕭條的推動下發生動亂的味道，這樣的預期會變為現實嗎？我們的路在何方？

　　一、從兩個共識談起

　　分析經濟社會問題的最好起點就是從社會共識開始，所有人都認同的“病情”是進行判斷，追根溯源和找出解決辦法的基礎。
　　在今天的中國，幾乎對所有事情都存在爭論，但在一點上出奇的一致，存在共識，那就是無論左中右，上中下，都認為我們的發展模式出了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雖然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我們得到了一個原本我們並不想要的社會，這個社會貪污腐敗廣泛而且巨大，貧富差距巨大，資源環境破壞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淪喪巨大，人民的不滿不平巨大，黨和政府遭遇到空前巨大的信任危機，發展的“紅利”被一個以腐敗和掠奪為特徵的新階級所攫取。上述8個方面，我們將其統稱為“巨大的社會成本”。
　　也就是說，我們得到的這個“新”社會，是以快速發展，社會成本巨大和形成掠奪新階級為主要特徵的。
　　這個社會被委婉地稱為“權貴資本主義”，其實歷史上對這樣的社會早就有了一個為人所熟悉的稱呼：強盜資本主義。對這個新階級也有個人們熟悉的名稱：強盜資本家。
　　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也有過一個大體上的共識，那就是，我們都羨慕20世紀末歐美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富足。以谷牧為首的訪歐團的調查報告引起了領導層的震動，儘管對歐美的政治結構有不同的看法，但對其經濟社會結構，無論是上層領導還是普通群眾，在我們的內心是讚許的，改革開放就是以此為模板的，大量的幹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學生去學習，結果怎麼樣，經過30多年的努力，我們沒有達到歐美今天的“此岸”，卻到達了歐美100年前或200年前的“彼岸”。
　　為什麼我們以歐美今天的經濟社會制度為目標，經過30多年的努力，卻得到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或強盜資本主義社會呢？我們兩個廣泛共識之間的巨大落差是怎樣形成的？我們怎麼會走着走着在無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就跌入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強盜資本主義”陷阱的呢？或者說，在指導我們發展模式的指導思想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對此，我們的社會沒有形成共識，存在着南轅北轍的爭論。

　　二、政治制度與經濟社會制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中國知識界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壞習慣就是，把任何經濟社會問題都歸結為政治問題，並且不進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僅憑一些簡單的教條就下結論。
　　左派認為，我們的問題在於沒有堅持毛澤東的路線。這種觀點的荒謬是不言而喻，不需要駁斥的。堅持過去的路線，我們就不會有今天巨大的發展，我們就還停留在一窮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右派認為，問題在於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沒有建立民主和憲政，這種觀點同樣荒謬但需要駁斥。
　　在200年前，也就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我們稱之為“雙革命”後歐洲的發展，以及100年前，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美國的發展，我們今天的發展和那兩次久遠的發展有什麼不同嗎？
　　答案是極其接近。我們都有一個快速的增長，但都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都得到了一個強盜資本主義社會和一個強盜資本家階級。
　　在當時的歐美，這些巨大的社會成本帶來了社會普遍的不滿和動盪，帶來的是歐洲從拿破崙戰爭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連續150年的戰爭與革命，以及美國的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歐美在發展之初早就實現了民主和憲政，但它們沒有逃過付出巨大社會成本的命運，而且他們的成本比我們高的多，因為它們都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的蕭條，動盪和戰爭，也沒有逃過巨大的環境問題。
　　一個現實的實例就是印度，它也早就建立了民主和憲政，但它不但發展程度遠低於我們，而且社會成本遠高於我們，看看它的種性制度，貧民窟，婦女問題，土匪問題，農民起義，以及爬滿人的火車，破敗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兩面是海，風多雨多，氣候條件遠好於中國，但根據國際組織的數據，印度的污染程度高於中國。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民主憲政對經濟發展的數量和質量不是必要條件，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相反，我們可以觀察到大量實例，證明在威權體制下經濟的快速發展，例如東亞、東南亞和拉美。
　　迄今為止的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無論在何種政體下，只要引入資本主義因素，經濟就會得到快速發展，而所有這些發展都不是高質量的，都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極速擴大和資源環境的破壞，都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會動盪，或者說，都沒有建立起一個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會。
　　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獨立後一直是威權政體，但較好地實現了效率與公平的結合和讓大多數人滿意的良序社會。
　　我們在新加坡曾聽一個出租車司機講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屬於最低層之一，但他養活了4個孩子，兩個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八口人，並供4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認為，關鍵是政府提供的低價和低息貸款的“組屋”，使他一家雖然擁擠但可以安居，並騰出錢來提供雖然緊張但可以應付的開支，因此，他和他這樣的人都是政府的擁護者，每次選舉都投執政黨的票。
　　在某種程度上，戰後的日本也與新加坡相似。
　　自民黨在日本長期執政，其政治架構也具有威權性質。但正像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在其回憶錄中指出的，由於美國在戰後塞給日本一個在其本國都沒有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法體系，以及日本自己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傳統，日本的社會矛盾被大大消解，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公民福利的基本滿足得以同時實現。
　　為什麼我們如此愚蠢，重犯別人在百年前犯過的錯誤？我們的思考能力哪裡去了？我們的結果能比他們好嗎？

　　三、社會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有本質的差別

　　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從來沒有而且至今沒有認識到，今天的歐美與100或200年前的歐美有本質的差別。
　　付出了巨大社會成本，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的社會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歐美在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的帶領下形成了社會共識，建立了一個新的經濟社會結構，逐步降低了社會成本。它的主要特點，就是政府對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素的適當而嚴格的監管，以及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制度性傾斜和救助。
　　這種結構或制度，在經濟學上稱為混合經濟，在政治學上稱為福利社會，它們都迴避了一個敏感的詞：社會主義。
　　有一個人不想迴避，這個人叫米爾頓·弗里德曼，他在他著名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將以下的這些經濟政策都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包括：社會保障制度，最低工資，醫療保障，職工健康保護，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產業和弱勢群體的補貼制度，小企業扶助制度，教育補貼，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產業監管，為保障上述政策而實施的累進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以及專門的社會保險稅，工會集體談判權等，以及重要資源和公共產品的國有化等等。
　　總體上說，這些社會主義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護制度，補貼制度，扶助制度，監管及准入制度，傾斜性稅收制度，弱勢群體社會化及國有企業制度這8大方面。這些政府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半社會主義的股份制規模化大企業實施的企業福利制度，構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部分的核心。
　　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過稅收剝奪富人用以補貼窮人和公眾，也就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其主要哲學訴求是“公平”，這正是自17世紀英國革命中的“掘地派”以來歷代社會主義派別的主要政策訴求，也是歐洲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的主要政策訴求，美國民主黨在大蕭條之後也轉向了這種政策，弗里德曼稱其為社會主義政策並沒有錯。
　　弗里德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也就是我們立為模板的那種經濟狀態，都實行了這些社會主義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場經濟。他甚至認為世界從來沒有實現過自由經濟，歐美只有19世紀末一小段時間接近自由經濟，而那段時間被歐美知識界稱為“強盜資本主義”。
　　弗里德曼認為世界從來沒有實現自由經濟也是符合歷史的。英國君憲制斷斷續續出台過許多傾斜性和限制性政策；陸洲大陸在1848年後，各國政府普遍採取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尤以德國法國為甚，這是他們經濟追上英國的基本因素。美國在建國初期，在財政部長漢彌爾頓的強烈主張下，政府也採取了強勢態度，包括土地政策、銀行政策等，美國共和黨原本是繼承漢彌爾頓政策的，只是在強勢大企業出現後，才與民主黨換了政治角色。
　　縱觀整個資本主義史，從現實說，自由資本主義只是一種“烏托邦”，從意識形態上說，只是英美的一種學術傳統。
　　我們將弗里德曼所反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稱為“新歐美”，而將弗里德曼比較讚賞的19世紀末的歐美稱為“舊歐美”。
　　顯然，弗里德曼的所謂“自由經濟”，是企圖改變“新歐美”的發展方向，將其拉回到“舊歐美”，他的所謂“自由”是強盜的自由，他的所謂“自由經濟”就是強盜資本主義。
　　令人震驚的是，我們被嚴重誤導了，我們被告知，“新歐美”和“舊歐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資本主義”，但實際上它們有本質的不同，這個本質就是弗里德曼所說的那些社會主義政策。
　　被誤導的原因之一是，上世紀末，撒切爾和里根認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對監管政策和國有企業做了一些改動，稅率降了一些，我們誤以為它們回到了“舊歐美”，但實際上，變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總的格局沒有變。所以2000年弗里德曼回顧這段歷程悲哀地說，今天的世界離社會主義更近了。
　　今天歐美的左右派，它們的區別僅在於程度上，而不在本質上。在西方現代社會，沒有一個政治派別能夠將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張之外。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已成為所有現代經濟的基本制度，對現代社會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而弗里德曼主張的自由主義經濟，不但從來沒有出現過，而且永遠也不會出現了。
　　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當美國部分撤銷監管後，金融危機來了，至今沒能恢復，而這次如此大的經濟危機之所以沒有引起社會動盪，完全在於20世紀30年代之後新政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被傾覆。危機之後，歐美認識到弗里德曼主義的錯誤，正在建立新的監管，例如新的巴塞爾協議等等。
　　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的兩個主要政策，就是實現醫療保險的全覆蓋和氣候變化協議，這是美國與歐洲社會主義政策的兩個主要差距，民主黨歷來主張補足這些差距，以使美國趕上歐洲的社會政策。
　　也就是說，被弗里德曼稱為社會主義舉措的，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和環境保護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後續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和21世紀兩次救了美國的命。更準確地說，它是用改變資本主義救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命。
　　社會主義的八大政策僅是現代經濟結構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開支和股份制社會化規模化企業創造的產值，以及或多（歐洲）或少（美國）的國有企業，那麼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份，已經占據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半以上。顯然，現代資本主義已經不能被準確地定義為“資本主義”了，正像馬克思曾預言的那樣，資本主義“長進”了社會主義，也可以說，社會主義“長進”了資本主義，雖然這個“長進”並非是和平的。

　　“新歐美”的這個新的經濟社會制度，我們將其稱為“社會資本主義”，它不同於強盜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在這個組合中，資本主義因素承擔發展的效率，而社會主義因素則承擔發展的公平問題，包括社會和環境的公平。
　　或者我們用比較意識形態化的語言說，資本主義因素保障了“自由”，社會主義因素保障了“公平”。“新歐美”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和公平相對比較平衡的“新”社會。
　　社會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造，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這兩個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需求，從而有可能創造穩定的良序社會，並創造條件使社會在穩定良序的狀況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變化和進步。
　　顯然，世界歷史的發展衝破了過往的那些教條，它證明對於建立一個良序社會，降低發展成本來說，經濟社會制度是基本的因素，因為它是大眾所迫切需要的，而政治制度則是發展的因素，因為它是在精英中進行權力配置的，它只能隨着大眾知識和財富的增長而提高需求度。

　　四、弗里德曼主義帶來的世界性危機

　　弗里德曼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雖然沒有破壞社會資本主義的體制架構，但它向資本主義偏轉的這一點點，就足以給歐美帶來重大危機。
　　在經濟上，它使歐美重新步入兩極分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MF）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目前發達經濟體的貧富差距已擴大到數十年來最高水平，而且這個趨勢還在加強。兩極分化的後果，就是經濟危機不斷，從80年代開始，歐美經濟雖然擺脫了滯脹，經過垃圾債券泡沫，網絡泡沫和房地產泡沫後，終於引發了重大經濟危機，至今尚未恢復。
　　弗里德曼主義不但引發了危機，而且誤導延誤了危機治理。
　　弗里德曼主義強烈反對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雙管齊下的政策主張，這種主張的貨幣流向，是把貨幣政策超發的貨幣通過政府工程發到失業人員手中，再通過乘數效應創造有效需求，從而拉動實體經濟發展，它的本質是通過降低貧富差距創造有效需求，作用於實體經濟。
　　在弗里德曼主義影響下，本次危機後，美聯儲三輪量化寬鬆的3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流入企業手中。由於失業和恐慌，中下層人民縮減了消費，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業雖有錢卻不能投入生產性投資。於是量化寬鬆轉化為流動性過剩，不斷推高本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價格，造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一方面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從而繼續影響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則使虛擬經濟始終處於一把“達摩克利斯劍”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寬鬆，資產價格泡沫破滅，財富將再次毀滅，經濟危機將再度降臨。
　　在政治上，弗里德曼主義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對政府行為的攻擊，破壞了二次大戰前後歐美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社會共識，政治意識形態化，紛爭不斷，政府效率低下。
　　2007年暴發的經濟危機，歐美經濟學和政治學界都沒有預見到，而且危機暴發至今已有八年了，陰影尚未退去。歐美知識界正在反思，有兩本著作代表了這個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與衰落》，一本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前者部分放棄了普世價值說，後者用數據推翻基本的經濟學教條。
　　兩者雖然無法動搖幾百年形成的教條大廈，但他們受到西方知識界的熱捧說明，懷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懷疑的產生是因為過去的思想解釋不了今天的現實，也無法指出未來的道路。這些懷疑雖然還只是一些分散的點，但它必將浸漫開來。這些懷疑再次證明：凡為人所創造，必為人所衝破。世界沒有永恆真理，人類探索永無止境。
　　中國的改革開放恰與歐美弗里德曼主義甚囂塵上同期，歐美是在已經建立了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結構之後，受弗里德曼主義影響而發生偏離，中國則是在轉型過程中，拋棄了大部分全世界都在實行的那些社會主義政策，特別是在社會保障，住房、醫療、教育，消費者保護和環境保護等方面，顯然，弗里德曼主義對中國的危害遠甚於歐美。
　　特別是，中國的那些弗里德曼主義信徒，他們那些極端的言論，就連弗里德曼都不可能說出口，例如：“富人養活了窮人”，“原罪不應被追究”，“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改革損失最大的是公務員”，“房地產商就是為富人蓋房子的”，“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夠”等等。
　　一方面他們混淆假市場和真市場的界限，例如認為國有鐵路定價和與權力密切勾結，基本上是腐敗產物的房地產定價都是市場行為；另一方面，則赤裸裸地站在權貴一邊，為他們發聲，並迫不及待地自稱為“上流社會”，這種公開明確地蔑視中下層社會的言論，在“舊歐美”很流行，在“新歐美”早已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受到社會的廣泛譴責而收斂了。
　　他們的言論和行為說明，他們正是他們所指責的那種“無知又無恥的傢伙”，而且他們的猖狂說明，他們已經淪為社會公敵。
　　但是，弗里德曼主義和弗里德曼信徒並不是簡單的階級現象，他們植根於深厚的理論背景中，這就是經濟學。經濟學是一種總結性知識，它不能提供預測和指引，而且經濟學總結的是“舊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由於這個總結已經自成體系，因此它頑固地排斥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現實，20世紀的經濟學與經濟現實已嚴重脫節。
　　實踐已經對經濟學提出了重大質疑。根據新的經濟實踐剖析經濟學的謬誤，是擺在全世界知識界面前的重大理論課題，也是中國擺脫權貴資本主義陷阱的思想前提。

　　五、經濟學錯在那裡

　　歷史證明，經濟學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繫上，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在社會成本問題上，在道德與市場的關繫上，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繫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設，例如邊際收益遞減和規模收益遞增等問題上都是不全面，部分錯誤甚至基本錯誤的。這些錯誤，大部分都來源於經濟學的第一假設。
　　經濟學的第一假設就是“看不見的手”悖論。這個悖論是說，每個人都從利己的私心出發，就會產生競爭，而競爭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擺平各方利益，從而更好地滿足公共利益。
　　這個理論至少存在五個嚴重不足。

　　首先，有許多先天或後天不具備競爭能力的人，例如殘疾人、老年人、單親家庭等，以及許多不具有競爭優勢的人，如不具備資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邊遠地區的人等，競爭使他們的境況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變得更糟。對他們來說，自由競爭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獸道”而不是“人道”。
　　另一方面，自由經濟主張“優勝劣汰”，其本質是一種“優勢經濟”，價格自由配置資源會導致資源向優勢一方集中，無論這種優勢來源於經濟的自然過程還是政治特權。經濟優勢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疊加，會迅速擴大優勢，在一代人之內就會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這正是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和中國現今的社會現實。
　　巨大的貧富差距必然造成社會普遍的不平與不滿，必然帶來社會劇烈的動盪，甚至革命和戰爭。所以，自由競爭必然付出巨大社會成本。

　　其次，從自利出發的自由競爭會激勵大量不法行為，造成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
　　有些破壞，例如偽劣產品，個人的辯識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甚至健康和生命。經濟學詭辯說，長期看，市場能夠識別，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
　　有些破壞，例如空氣、水體、土壤的污染，以及對安全的忽視等，不但會造成巨大的公共災難，而且治理難度很大，時間很長，成本很高。
　　還有些破壞，例如礦產和生物資源的破壞，就再也不可能恢復了。
　　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同樣要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

　　第三，從自利出發的自由競爭會產生大量所謂“道德陷阱”，這些“道德陷阱”在規模化、系統化、全球化的現代經濟中會產生巨大的破壞效應，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產生的。
　　金融危機的源頭是流動性過剩，我們以後再分析流動性過剩是如何產生的。過剩的流動性在網絡泡沫上栽了跟頭，然後湧入房地產市場，不斷推高房價。在這種形勢下，貸款機構和投資銀行犯了兩個關鍵性“道德”錯誤，從而觸發危機。
　　首先，貸款機構放棄了對還款能力的審查並實施零首付政策，放貸無條件。其次，投資銀行對這些債務進行證券化處理，通過分割、打包再轉賣或持有。這種分割、打包的實質是多次抵押，在實體經濟中是違法的，但在虛擬經濟中卻成了“創新”。
　　金融機構的這兩個錯誤建立在一個低能的常識性錯誤之上，這就是房價會長漲不衰。華爾街集中了美國最聰明的一批“精英”，他們的收入幾倍幾十倍於他們的工業同行，為什麼頂尖精英會犯低能錯誤？
　　一個解釋來源於凱恩斯：因為他們也是“動物”，他們的“動物精神”使他們輕易跟從潮流。另一個解釋來源於心理學：因為他們自認為足夠聰明，可以在最後一刻將危機轉嫁出去。第三個解釋是制度性的：企業的激勵制度只在乎短期個人收益。不管何種解釋，都證明自利競爭與公眾利益之間並不存在可靠的扭帶，存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四、每個人對個人利益的認定是不一樣的，甚至南轅北轍。例如，有的人認為生命最可貴，所以面對侵略應不抵抗，當亡國奴比死了強，國家不應為軍隊花錢徵稅，也應該放棄那些有爭議的土地和小島；而其他人則認為，自由價更高，寧死不當亡國奴，因此需徵稅養兵。這樣的競爭不可能達到平衡，滿足每個人的利益，只能通過多數決策機制，滿足多數利益，損害少數利益。
　　政府職能的本質，就是滿足多數，並根據對多數利益的損害情況，分別採取傾聽、壓制或剝奪少數的政策。社會資本主義政策的核心，就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稅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對少數的剝奪，雖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卻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永久的剝奪”。

　　第五，個人利益的總和並不一定涵蓋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航天工程、基礎研究等，並不一定獲益於當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獲益。當下人的多數可能並不願意為這樣的價值支出，只有少數人或極少數人，甚至個別人能夠認識到其價值，競爭甚至多數決策都不能支持這類價值，只能靠所謂“威權決策”實施。
　　還有一些利益，例如貨幣發行，通過競爭的辦法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個威權機構，由個別人做出決策。這一點，連弗里德曼都承認，並駁斥了哈耶克貨幣自由的觀點。因此，政府不但要處理好多數與少數的關係，還要處理好當下與長遠利益的關係，並善於聚集睿智精英，來處理這些關係。

　　以上五個方面，可能還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或不能很好解決的，必需由政府通過稅收籌集資源，然後建立專職機構進行保障，補貼，監管，並做出決策。
　　這五個方面構成了經濟運行的社會性成本。傳統經濟學沒有社會成本這個概念，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科斯提出這個概念，用它涵蓋傳統經濟學所講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產品”這整個領域。但是，經濟學始終沒有將上述五個方面納入社會成本範疇，展開像樣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關係，認為可以通過市場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決其中的利益得失。科斯的問題在於，他沒有認清，有些“外部性”屬“經濟”領域，可以界定成本—價格，通過交易或法律輔助的交易解決，例如“牛進花園”；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屬於或不全屬於“經濟”領域，不能界定成本—價格，不能用市場交易解決，特別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環保問題，例如毒氣、毒水、毒食品，緊急救治，救災等等，以及貧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帶來的社會動盪。
　　科斯對“社會成本”的扭曲，原因就在於他忘了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例如煙囪排煙，並不僅僅是不舒服和補償，很可能潛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雙方對此根本不知情，這裡存在尋價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達成交易的補償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論是自斯密至今，經濟學最重大的理論突破，因為它部分推翻了經濟學的根基——“看不見的手”，或稱為“市場有效”理論。其實斯密自己一手“締造”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內在矛盾。
　　斯密在《國富論》中建立了經濟學的兩個基礎，一個是分工組織帶來的高效率，一個是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高效率。斯密對這兩個部分都沒有充分展開論述，尤其是沒有勾勒它們之間的關係。而這兩個部分存在內在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見的手”，也就是競爭能帶來效率與公正，為什麼還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有領導的，按計劃生產的分工組織？
　　或者用現代經濟學語言說，既然市場是有效的，為什麼這種有效性（假設它真的有效），從來而且只能建立在官僚的、有計劃的、分工合作的企業組織之上？或者用帶有哲學意味的話說，為什麼市場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市場的無效性基礎之上？為什麼“看不見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見的手”的基礎之上？
　　科斯認為，尋價和討價還價是主要的交易成本，當這個成本超過了參與者的承受能力，他們就會尋找替代物，以有效節約這些成本。而“企業的顯著特徵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說，企業是市場競爭機制的替代物。企業之所以能夠成為這一替代物，就是因為企業能夠有效地降低尋價和討價還價的成本，在科斯看來，這就是企業的本質。
　　顯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論述的兩個經濟學基本假設之間的橋梁，否定了在任何情況下市場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領導有計劃、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構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論，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成本就會內化為一個等級機構，這個機構可能是企業，為什麼就不可能是一級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過市場尋價可以解決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業家的尋價能力解決，就形成了企業；而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場和企業都無法解決的，這就是政府產生的原因。政府和企業一樣，也必定有其合理邊界。
　　政府的合理邊界在於而且僅在於，它的職責是消除那些無法定價的社會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環境的，其中包括安全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在正常情況下，它不應擴大合理邊界，干預它不應干預的事物。
　　顯然，科斯的“社會成本”與“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內在矛盾，科斯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而科斯主張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這個非市場的政府間交易外，世界各國政府都敬而遠之，那些自由派經濟學家沒有一個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於交易成本太高，太難於操作。

　　如果說斯密“看不見的手”悖論為經濟學奠定的哲學基礎是有重大缺陷的，那麼，經濟學的另一位創始人李嘉圖為經濟學奠定的技術基礎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圖考察了農業生產的性質，提出收益遞減的概念，馬爾薩斯正是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他用饑荒和戰爭消滅人口的主張。以後的邊際學派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邊際收益遞減理論，這個理論又成了馬歇爾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基礎，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學的經濟學的主流內容。
　　但是，馬歇爾已經注意到他總結的經濟學與經濟現實的差異。因為19世紀末，最早的一批規模化企業已經出現，這些企業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的傾向。馬歇爾研究了這個問題，但由於整個經濟學體系已經固形化，與新的經濟現實無法相容，因此放棄了進一步的研究，並希望後人在掌握大量實證數據的基礎上解決這個問題。可惜，馬歇爾的經濟學後人出息不大。
　　其實今天我們被告知的經濟學，並不是它創立時的樣子。斯密在名著《國富論》中闡述了通過分工合作，計劃生產的企業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見的手”規則下運行的市場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對提供公共產品所具有的職責，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論》中，他又闡述了同情心這類的道德對利己心的約束。
　　完整地看，斯密為經濟學安了四條“腿”，這就是企業、市場、政府和道德。實際上斯密為市場規定了“邊界”，市場只是構成“經濟”的部分之一。每個部分都有自己的運行規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為“經濟”，顯然，這才是經濟學更堅實的基礎。
　　但是，經濟學後來的發展拋棄了三條“腿”，成了獨腿怪獸。市場無邊化取代了“經濟”。交易成本理論的出現，本有可能改變這種狀況，使經濟學回到斯密，但是，很可惜，這種可能被經濟學利益集團扭曲了，閹割了，人們今天看到的經濟學，仍然是200年前的陳糠爛芝麻。
　　此外，經濟學框架主要反映和總結的是農業和小企業占主導地位時期的經濟，20世紀的大企業，其命令性、計劃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權的社會化，與經濟學基本理念相悖，面對大企業已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經濟，經濟學理應與時俱進。
　　但是，很可惜，經濟學的發展不像是一門科學，倒像是一門宗教，它的發展不是越來越複雜，而是越來越簡單，簡單到就剩一句話甚至兩個字。這種簡化就是為了易於宣講及煽動起無知的膜拜，並使“教士”們獲得權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經的發展那樣。你能想象物理學的所有發展都為了證明牛頓的一句話嗎？你能想象物理學家憑一句話就可以走遍天下嗎？而這正是經濟學和某些經濟學家的現實。

　　六、貧富差距懸殊的經濟意義

　　在所有這些經濟學的偏執中，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對中國的誤導最大。我們被告知，效率第一，經濟快速增長了，公平問題自然解決了。這個誤導被中國領導人普遍認可採納，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失誤。
　　鄧小平關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胡耀邦關於礦業發展的思路和趙紫陽關於房地產改革完全市場化的決策，都是這個失誤最顯著的實例，今天，我們已經清楚看到這些失誤造成的嚴重惡果：先富起來的人並沒有帶動其他人，而是成為驕奢淫逸並企圖獲得更大權力的蟊賊；礦業礦難頻發，死人無數，不得不將其國有化，這個過程，英國在70年代就已經歷過；而房地產，早已成了中國強盜資本家聚集的產業，它所引發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夢，並將像香港一樣撕裂社會，使中國走向“失敗的社會”。
　　為什麼效率不能自動轉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他的新書《21世紀資本論》中用大量數據證明了資本的短期和長期回報率都遠高於勞動回報，投資家巴菲特用親身經歷證明，資本的稅收優惠進一步擴大了資本對勞動的優勢，這一優勢的不斷疊加並非如經濟學所假設的，是一種合作博弈，即效率促進公平，而是一種零和博弈，即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其後果不單是不公平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毀滅，即巨大的經濟成本。
　　貧富差距過大，一方面是窮人的錢太少，不能產生不斷較快增長的有效需求，轉化為同樣較快增長的生產性投資。結果，經濟不得不靠別人的需求（出口），暫時不需要的需求（基礎建設）和浪費的需求（政府開支）來支撐。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筆下的“有閒階級”的錢太多，這些錢的大部分就會轉為過剩的“流動性”投入虛擬經濟。
　　過剩流動性投資的特點是，靠後來的支撐先來的，等到一個節點產生流動性毀滅，通常這種投資被稱為投機。投機的結果是財富的毀滅——窮人和富人都沒有得到好處。而之所以會毀滅，是因為這些過剩流動性本來就是多餘的。
　　所以，財富的分配對於財富的生產具有決定意義，就像財富的生產對於財富的分配具有決定意義一樣。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而決不像主流經濟學所描繪的，是一個單向過程。也就是說，效率與公平不可偏廢，過分強調效率不但會損害公平，而且會損害效率本身。
　　經濟學用簡單的一組數字表達經濟增長，叫GDP，中國的GDP有相當一部分通過貧富差距轉化為凡勃倫筆下的“閒錢”而成為過剩流動性，這些過剩流動性相當一部分並沒有轉化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給，而是漫無目的地在從大蒜到房產到股票等各種物資和資產的“虛擬價格”上遊蕩。這些“有閒”資產對經濟沒有實際意義。
　　這個GDP只有正沒有負，巨大的貧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壞，所有的社會成本都被看成是正發展。更荒謬的是，把糾正巨大社會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為正項計入。我們的國民經濟沒有損耗，沒有折舊，相反，損耗和折舊被再次計入利潤。這種事要是發生在企業中就是造假，發生在國家就叫繁榮。
　　如果把巨大的社會成本計算進去，如果把流動性中的零作用和負作用計算進去，那麼假如貧富差距能夠降低，中國經濟很可能用6％的增長率，就能達到10％增長率的效果，那種GDP要達到8％以上才能保證就業的說法很值得懷疑。也就是說，經濟的效率性將大大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將大大改善。這就是縮小貧富差距，解決經濟不公平問題的經濟意義。
　　GDP崇拜是所有經濟學流派的共同特點，它的荒謬從來沒有被糾正。也就是說，我們10％的增長率，如果計入社會成本的話，大約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把發展質量計入，慢一點但好一點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6月15日發布有關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後果的報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將貧富差距稱為當前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決定性的挑戰。
　　報告發現，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本身具有相關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將令今後5年的GDP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貧窮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會在同期推動GDP增長0.38％。報告作者之一該機構亞太項目副主任卡爾帕納·科克哈爾（Kalpana Kochhar）說：
　　“儘管有多個相關的經濟和社會經濟渠道，但從根本上講，我們的研究發現將重心放在貧困和中產階級實際上對增長是有利的。這就意味着終止貧困將推動整體繁榮。我們將是視作為一個強有力的信息。”
　　這是一個有如此重要性的國際組織頭一次用研究報告推翻經濟學的現成結論，其意義的重大將在以後的歷史中逐漸展現出來。

　　七、高舉公平發展的大旗

　　發展與公平是一個良好的經濟社會結構或者說是良序社會的不可分割的兩翼或兩個驅動“輪子”，任何偏廢都可能發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建國後中國的經濟實踐，前30年忽視了發展，後30年忽視了公平。可以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發展源於自己的經驗，共產黨就是靠高舉公平大旗打下的天下；忽視公平則在於，當我們力圖糾正忽視發展的錯誤時，由於沒有經驗，輕信了教條，使我們再次走了彎路。
　　鄧小平對發展與公平的表述是一個發展性的思維，一開始他說“發展是硬道理”，完全沒有提公平。後來他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還為開始實施公平目標規定了一個時間表，就是20世紀末。他還認為，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沒有實現公平，改革就失敗了。
　　後一個表述把發展與公平作為先後實施的步驟，並把在富裕基礎上的公平確立為最終目標。鄧小平的這一表述與斯密是相通的。仔細分析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表述，他也是以是否能達到公平目標而賦予競爭，也就是“看不見的手”以合理性的。也就是說，如果達不到公平，這隻“看不見的手”就“失靈”了。
　　資本主義的歷史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都證明，先發展後公平，或者說，靠市場力量通過發展“自然”達到公平，這個路徑不靠譜，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不能被忽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共同發揮作用，而且是同時發揮作用，才能少走彎路，才能建立良序社會。
　　鄧小平和斯密的思想都有歷史的局限性，他們都是在發展受到長期壓抑的情況下，側重於強調發展對發展與公平的關係進行表述的，這些表述具有突破性，對歷史發展具有推動作用，但卻未必是科學的、平衡的，科學的理論和決策應該用實踐來檢驗理論，並在此基礎上修正和發展理論。
　　中國經濟面臨轉型，這個轉型本質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闊斧的、小羅斯福新政式的改革，這個改革要高舉公平發展的大旗，通過消除巨大的社會成本來獲得發展動力和紅利，反腐敗就是這個轉型、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步，這也正是反腐敗具有巨大價值的真正意義所在。
　　高舉公平發展的大旗，還需要設定一系列的具體目標，也需要政治的，社會的和價值觀的重塑。這是一個系統化的整體改革。小羅斯福建立社會資本主義的新政改革歷經兩黨歷屆政府歷時半個世紀，被裡根政府“反動”了一把，在小布什後期和奧巴馬時期重拾勢頭，至今尚未完成。中國學習歐美的經驗教訓，應能更快更好地完成這個改革。


　　近期圖文：

　　文革之禍不僅在發動與過程，也在於結局　　
　　推薦楊繼繩一篇全面反思文革的文章　　
　　馮客筆下文革的紅色、黑色和灰色年代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外交大轉彎　　
　　文革會不會來不敢說，但氣氛越來越濃了　　
　　官方巨量機密檔案披露廣西文革駭人真相　　
　　麥克法夸爾談習毛異同：毛只開了文革發令槍　　
　　文貫中教授對文革中施害者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