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没人敢、也没人能出头扛大旗的时代。川普上任，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中国能扛大旗吗？有无足够实力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是决策层是否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


　　老高按：明天是川普的大喜之日。明天晚上，他就要在白宫的总统卧室入眠了——他的推特必将宣泻他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狂喜陶醉，或许也会埋怨充斥着历届总统画像、雕塑、手迹、著作的房间让他睡不安神；而后天，一系列新总统的指令就要雪片似地撒下。两党政客、商人、将军和列国政要，乃至美国三亿人、世界七十亿人，除了不懂事的孩子，恐怕没有人不是悬着心，哪怕就是川普的狂热支持者，也捏着一把汗。
　　就在刚才，BBC中文网发布的头条消息，是《美国总统就职大典：特朗普与核武密码》。文中写道：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上，一位拎着一个皮包的军官将陪伴在奥巴马总统身边。新总统特朗普宣誓完毕，这个军官会迅速将皮包交给特朗普身边的一位军官。
　　皮包里是一个手提箱，绰号“核足球”。手提箱里是一个3英寸宽5英寸长的数字硬盘，它也有一个绰号，“饼干”。这块“饼干”里储存的是美国发动战略核打击的密码。
　　如何启动核打击密码，就是人们想象的“按核武器电钮”，特朗普在后任总统期间已经悄悄地接受了训练。……
　　从这一刻起，特朗普是美国唯一一个有权下令实施核打击的人。这样的命令一旦下达，在60分钟之内，就可能会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灵涂炭。
　　特朗普的“脸皮薄”已经显露无遗，他的脾气也让人多有领教。
　　现在全世界许多人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安全保障机制，防止一个人一时冲动造成这样的灾难？
　　实施核打击，当然有一个指挥链，涉及美国国防部长等多位高官。但是，发动核打击的大权，归根结底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美国总统。
　　一旦总统下达了打击命令，国防部长有受宪法规定的义务执行总统的命令。
　　理论上说，如果国防部长有理由怀疑总统精神失常，可以拒绝执行命令。但这等于构成兵变，总统可以撤了他的职，由副国防部长执行命令。
　　根据美国宪法第25补充条款，美国副总统理论上可以宣布总统的精神状态无法做出恰当的决定，但他要得到政府内阁多数的支持。

　　当然，川普冲动到满腔怒火不能抑制，非得要启动核打击密码——必须承认，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甚小；但是又不得不说，与美国历届总统相比，这位新总统是最有可能接近这种状态、最容易陷入失控的一位。可以想象，未来四年，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心怀叵测的人，要撩拨他、羞辱他、激怒他。让我们芸芸众生祈祷上苍保佑吧。
　　读到提出“历史终结”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一篇最新文章《美国已成失败国家》，这篇文章原刊于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但中国大陆的澎湃新闻迅即翻译转载（是否有删节，我不得而知。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家网站上刊出之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支持和驳斥的都有），值得在此推荐。还读到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无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似乎正好与福山的文章相呼应印证，一併转载于下，相信会引起各方人士关注和争辩驳难的兴趣。


　　美国已成失败国家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澎湃新闻，译者：听桥

　　（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刊于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原题“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承诺大手笔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无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FT中文网

　　如果有人问：大家都感到那些在2017新年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态，标记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该为它起个什么名称最贴切？笔者马上能够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没有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
　　确实，不管阁下高兴不高兴——指名道姓地说谁为此高兴、谁为此不高兴并不很难，只是不礼貌，咱们暂不点名——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是一个缺乏人敢于出头扛大旗的时代。这种状况发生在1917年那场搅乱了全世界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的今天，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超级悲喜剧。其中饱含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的深刻启示，非同小可。

　　百年之前的“扛大旗”者

　　整整100年之前的那个时代，与如今正相反：那真是一个有许多扛大旗的有志有胆之士风起云涌的非凡岁月，他们不失时机地乱中挺身、振臂高呼，真诚地认为自己就是历史选定的预言家（The Prophet，更贴切的译名应为“天启先知”），要为全球所有的芸芸大众在乱世中开启一条正当的拯救之道，走向美好而并不遥远的未来。
　　在以1917年为开天辟地标记的那些敢于扛大旗的人士中，又以列宁和托洛茨基最为耀眼。在他们为当时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深重祸害的苦难众生拟定的重整世界的宏大方案中，对所有那些导致“人对人像豺狼一样、国家对国家像虎豹一样”无比凶残的社会根源，一一提出破解之道。归结到行动实践的层面上，就是：以革命的刺刀铲除民族国家里面“人对人像豺狼一样”的制度根源，以革命的刺刀铲除国际关系中“国家对国家像虎豹一样”的结构性根源，也即民族国家本身。彻底铲除了保护权势集团利益的民族国家，也就根除了大国欺压小国、发达国家剥削落后国家、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库（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art 2）。列宁和托洛茨基扛的这面大旗，在共产主义运动谱系里被称作“以不断革命（又译为‘继续革命’）推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战略，意识形态的术语则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扛出的大旗的对立面，是另一幅大旗——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这幅大旗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是出身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热情理想。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籍此在国与国的纠纷失控之前，当事国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并且最好经由公开斡旋来处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防止秘密外交私下达成肮脏协议，出卖他人权益（E.J. Hobsbawm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译本第49页）。
　　此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只有一层信念：只要国家之间开放自由贸易，随着国际贸易关系增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风险自然消失，因为一旦开战就会毁掉双方的经济生活血脉。可是，第一次大战恰恰是发生在国际贸易显著增长的时代，交战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密切经贸往来并没有预防大战的爆发。威尔逊力推的国际主义新核心要素，是把民主和法治的原则从国别政治普及到国际关系之中，以此来建立和平民主的全球共同体（Alan Cassels,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33-137）。

　　没有这类强烈信念，不敢出头扛大旗

　　以上的两面大旗，针锋相对是明摆着的，但细加分析，二者又都具有浓烈的普世主义信念：都坚信自己提出的大方案（即那面大旗）超越了个别民族和国家的视界，不局限于其特殊权益，而是合乎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利益，英文术语表达为两个对立理念：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我们都知道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基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相信美国人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独立、追求幸福这套理想目标，符合人类的天性。美国人之所以经常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指指点点，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受了上帝的旨意，有责任去引领世界各地走上像美国那样的道路，一厢情愿。
　　列宁和托洛斯基扛的大旗，高扬的是激进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你只要细读他们的原著文本就会发现，其核心是替天行道，尽管这里的“天”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灵，而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的确定未来：他们“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天启般的巨大变化……太平盛世千禧年必然到来”。为了解放全人类，各地的信徒们不分民族、国籍、社会宗派，“都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极端的年代》第105-106页。丁按：作者霍布斯鲍姆14岁在柏林参加共产党，名列最具影响的马克思流派史学家）。
　　所以，笔者在研习中体认到，敢于出头扛大旗的第一动力，是这样的人信奉普世主义价值，坚信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没有这种“天启我先知”，即自己被选定要在乱世时期为人类指明正确方向的坚定信念，是不会冒大险出头来扛大旗的。普世主义价值的本意，就是不能只局限于一个特定民族或国家，更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集团，而必须是普遍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有最大包容力的价值体系。解放全人类、普渡众生、上帝之城、地上天堂、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千禧盛世，这些措辞不一的提法来自不同教派，透露的是同样的信念。

　　扛大旗的另一条件

　　是否坚信自己是普世主义价值的引领人和践行者，决定了他们是否敢于出头扛大旗。但是，大旗能扛多高、尤其是能扛多久，却依赖于扛大旗者拥有的资源是否丰盛及可持续，也就是综合实力的大小长短，因为扛大旗的后面是实实在在的做大事，没完没了。列宁和托洛茨基1917年创立的体系，虽然它集中使用资源的能力举世无双（政治高度集权、经济中央指令），藉此把那面大旗奋勇高扛了一些年头，后来却挺不下去。因为该体系吸血能力超强，造血功能太弱，结果大旗也降下了，体系也崩塌了。
　　与此对照的是，美国把另一幅大旗却高扛了更长远的时段，它的持续力一来得益于其体系造血功能强，二来其地理位置佳。二次大战结束时，早前的大国和强国要么变小（由于殖民地独立）、要么创伤累累，唯有美国几乎没有受到大损失。多家数据表明，战争期间美国年均GDP增长10％，到了战争结束时，它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5％；到了1950年，它的经济产出是头号对手苏联的三倍多（Christopher Chase-Dunn et al, “The Traj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System”, IROWS Working Paper #8, 2002）。正是凭着这样的可持续综合实力，美国才扛着国际自由主义大旗几十年，充当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支柱。然而扛到21世纪初，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不想再扛了，于是就有特朗普这样的人出来大叫：我们不当傻瓜，别的国家各顾各，我们美国也要自顾自。“America First！美国国内优先！”
　　今年1月20日之后，若是特朗普当政的美国不扛大旗，谁出头扛？全球的政经界和舆论界近来都在建议别国出头，可环球一看，能当候选者的不多：欧盟自身难保，德国能把欧盟挺住就不容易了；普京虽然擅长秀肌肉，但他治下的俄国是一个除了卖原料和军火之外无竞争优势的衰落经济实体；日本是个非正常大国，军力有限人口老化，扛不动大旗。
　　于是更多的人说，中国现在成了最有希望扛大旗者。这些人士也许只看到中国的GDP总量加上外汇储备（这些数字里有多少泡沫和水分以后再讨论），却忽视了更深层的那个问题——扛大旗者的价值观。如上所述，百年以来凡是在大乱局中敢于出头扛大旗者，都真诚信奉普世主义价值，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唯有提出一套具有超越特殊民族和国家、能够包容最广泛族群和文化圈的价值观，才能引领各国参与建设全球共同体。至于中国有无足够实力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是中国决策层是否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可是，这些年来普世价值在中国是遭到猛烈批判的。
　　百年以来，是否存在只强调民族国家特色而拒绝普世价值的个人或组织，真能出头扛大旗并朝前迈几步？这个大问题将留待下文细细辨析。不过笔者认为，眼下在扛大旗候选者中，普世主义价值信念和综合实力两者齐备的，好像还看不到——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无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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