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包括某些特殊部門的人，屢屢向我詢問：你為什麼會當上何頻領軍的《中國時代》的總編輯？我總是回答，何頻邀我加盟時有一條吸引了我：我們辦刊，不要有意識形態的預設立場，要建立一個包容、多元、中立、獨立的言論平台，讓各方面意見都能平等地得到表達和交流。但這真能做到嗎？


　　第一章 多維的創世紀（中）

　　《多維十年》連載之四

　　高伐林

　　（續前：1996年，何頻被《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選調到香港，報導舉世矚目的香港回歸中國。他成天忙於採訪各界人士，迎接“一國兩制”歷史性試驗，同時，建立一個自由的、開放的、即時的、多元的新聞網絡平台的念頭，逐漸成形。然而母親在家鄉湖南突然遭遇車禍不治，給他精神上摧毀性的打擊……）

　　第二次呼吸自由空氣更覺珍貴

　　何頻終於還是從絕望的念頭中掙扎出來，總算完成了《中國時報》交付的報導香港回歸這一重大選題。但他不想在香港待下去了。“余紀忠先生曾經召我去台灣，跟我談話，要委任給我更重的擔子：要我留在香港，先當東南亞的特派員，再探索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但是我心灰意冷，統統謝絕了。”
　　在舉世看好中國市場、看好亞洲趨勢、爭相搶得先機之際，何頻卻對回到亞洲好好干一番事業，毫無心理動力。
　　何頻斷定，中國當局絕不會讓一個境外媒體到大陸去率先嘗試新聞自由，“相反，他們對任何境外媒體，將會比對境內媒體監視和管束得更嚴厲——這一點，我的看法是與余先生相反的，遠沒有他那麼樂觀。我相信，境外媒體即使進了大陸，被‘幕後黑手’控制的程度將比國內媒體更嚴苛。那麼，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境外媒體進大陸又有什麼意義呢？中共控制中國，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制新聞自由，怎麼會讓境外媒體進來破壞這種控制呢？”
　　他在感情上尤其不情願：我好不容易出國來到美國、加拿大，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要我再回中國大陸去打“擦邊球”？我對此沒有一丁點興趣！
　　何頻回憶說：“當我辦完母親的喪事，走過羅湖橋離開大陸，啊——我第二次呼吸到自由空氣，比第一次還要覺得珍貴！”
　　1997年聖誕節前，他從香港回北美探親，從加拿大過境，在水牛城租了一輛汽車，開回紐約。何頻在高速公路上疾馳，一路看着天寬地闊，雲飛水流，他恍然發現，最適合自己的，還是美國。
　　這種感覺其實無關政治。很多人用《東方紅》改編的歌詞：“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來表達對香港是否能繼續自由下去的擔心；但是，何頻卻相信鄧小平再三保證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是能做到的。說“相信”，並不是相信中共有遵守承諾的自覺性，而是相信中共不得不這麼做——“香港50年不變”最符合中共的利益，“變”則會損害它的利益。“97回歸”期間，他接受《亞洲周刊》的採訪，就這麼表述過。
　　儘管相信香港仍然可以“不變”，“不變”的香港本身就給何頻心理上很強的壓抑。他感到在這個大都市裡，擁擠，匆忙，迫使人像機器人一樣趕快做事、趕快掙錢；在香港，自己也有太多人際應酬，躲不開、避不掉，自我空間被壓縮得相當小。相形之下，在美國，不僅美國的民主法治體制更穩定，自己要幹什麼事業，施展空間更大，有很大主動性，可以更做長期打算，而且，個人生存環境更寬鬆、更悠閒、更隨意、更自在。
　　他沒有再回到香港，連香港的辦公室和自己住房裡的私人物品，都沒有回去收拾，一概委託朋友清理，該扔的扔，該送的送，少量的寄回美國。
　　何頻在中國時報社的上司或許有所不快，但還是同意了讓何頻回到其紐約新聞中心供職。不過，何頻的心態已經變了，他開始琢磨着實現自己的“媒體夢”……

　　預演了一把在左右夾攻中掙扎

　　我是在1996年認識何頻的。沒有多久，經朋友推薦，何頻邀約我出任他與幾個朋友合資創辦的《中國時代》月刊的第二任總編輯。
　　在那之前，由台灣中國時報公司主辦、在北美投入了巨額資金出版發行的《中國時報周刊》，因為特殊原因，決定停刊。身為這個周刊副總編的何頻，和他的同仁們都覺得很可惜，原《中國時報周刊》的一位業務員自告奮勇：我們何不自己辦一份獨立的月刊呢？她跟相熟的廣告客戶商量，他們願意支持，《中國時代》月刊就這麼創辦起來了，在紐約出版。這個時政、文化類的同人刊物，完全靠“兩個市場”（銷售市場和廣告市場）支撐，不屬於任何政府和政治背景的組織，也不屬於任何財團。
　　之所以叫“中國時代”，何頻解釋說，一個原因，是幾個合伙人是原來《中國時報周刊》的同事，大家認同原來的理念，想讓讀者也能感到一點《中國時報》的影子，也借用一點原《中國時報周刊》建立的公信力；另一個，何頻說，雖然並沒有預見到後來中國崛起的勢頭，但他相信，中國的變革將是冷戰以後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之一，只要中國改變了，世界上的許多問題，也就進入了新的階段。
　　何頻告訴我：“劉賓雁先生看到這個雜誌，說：呵，‘中國時代’！這個刊名很有氣勢嘛！”
　　何頻奉調去香港後，雜誌也於1997年春天改在香港出版，封面上“美國版”的字樣改成了“全球版”。不過我一直是在美國編輯，這也是拜網絡之賜。
　　我後來回中國探親時，有不少人，包括某些特殊部門的人，屢屢向我詢問：你為什麼會當上何頻領軍的雜誌的總編輯？我總是回答，何頻邀我加盟時，有一條吸引了我：我們辦刊，不要有任何意識形態的預設立場，要建立一個包容、多元、中立、獨立的言論平台，讓各方面的意見，都能平等地得到表達和交流……
　　或許這被某些人視作“痴人說夢”吧！或許這被某些人視作“騙人的鬼話”吧！他們會振振有詞地問：有絕對的中立嗎？做得到絕對的平等嗎？
　　其實類似這樣的問題，還可以提出很多：人能做到絕對的美德嗎？人能掌握絕對的真理嗎？人能實現絕對的博愛嗎？人能……承認不能？他們的結論在那兒等着呢：那麼你幹嘛還決心努力向善、決心追求真理？關於中立，關於獨立，關於平等，關於包容……都一樣！普天之下，能找到這樣的東西嗎？找不到卻說要追求，難道不都是自欺欺人？
　　但是在我看來，世界上的人是分成兩類的，一類，非常聰明，知其不可而不為；一類，非常執着，知其不可而為之。
　　在後來的合作中，我與何頻曾經有過多次分歧和爭論，但有一點，從未將某種固定的意識形態作為爭論的焦點、不可逾越的鴻溝，從未企圖以政治立場的旗幟，來掩蓋和扭曲事實。
　　《中國時代》本着這樣的理念，堅持了三年多，受到來自彼此尖銳對立的左右兩邊的交相抨擊：反共者抨擊《中國時代》是“中共在海外的別動隊”；親共者也抨擊《中國時代》是“民運分子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活脫脫就是後來多維網受到的攻擊的預演。
　　左右為難，兩頭受氣！何頻卻更覺得，這個多元包容、平等交流的理念，比原來理解的，還更重要，還更有必要性！

　　夭折了的網絡新聞社

　　所謂《中國時代》雜誌“總編輯”，手下並無全職兵丁，要焦頭爛額地應付從組稿、選稿、編稿到排版，乃至發放稿費、郵寄刊物、答覆訂戶和讀者等等一大攤事務。同時，也不斷領教何頻這個不安分的傢伙的種種靈機一動。
　　1999年，何頻想發起一個立足於互聯網的通訊社，就叫“網羅新聞社”——起這個名稱，是寄予將天下各種媒體的新聞“一網打盡”的期許吧？何頻的設想是，將各種信息集結到一起，再分解成不同的層次，傳播出去，集結得越多，分解傳播得也就越多。“當時新聞界一些同行嘲笑我，其中有人後來當了大學教授，最近跟我見面時，告訴我，發現我那一套理念、想法與谷歌的做法很接近：先最大限度地集結，再分解傳播，讓信息接受者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那時網上中文資源很有限，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中文網站：香港《星島日報》、《明報》開辦了電子版，台灣則有中央社、中時電子報等媒體，還有一些留學生創辦的網站。何頻的“網羅新聞社”，用的多是台灣和香港的網上資源，也編譯一些英文媒體的特寫。
　　這個“網羅新聞社”，何頻的設想是，最大的創新亮點是“滾動播報”——這個概念，當時許多新聞界的朋友也不甚瞭然，但後來家喻戶曉，各家網站都是這麼做的了。
　　何頻解釋：傳統的通訊社都是通過傳真散發新聞稿，各家媒體接到傳真後打字，再刊登在報紙或者廣播出去。美聯社、中央社對一些重點媒體，都是專門用一條電話線，流動式地不間斷地傳給他們：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我想將‘滾動’的概念，體現到開放式的網絡上！”
　　現在看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技術程序顯得很原始了：每一次發稿，都要把整個網頁的文件，一個一個全部上傳，全部覆蓋。不過，雖然帶着些試驗心態，但當通訊社建立時，何頻承認，他“亢奮得通宵沒有合眼”。
　　何頻想了很多招數，來給他的“網羅新聞社”的產品找到銷路。他曾在他的明鏡出版社的網站上辟出一欄，滾動播報新聞；他也曾與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新聞工作者夥伴們分工合作，這邊是“供”，組織人采寫消息、編譯英文媒體上的報導，發布過去；那邊是“銷”，由夥伴們負責印出來郵寄給各家媒體。但是，搞了半年，此路不通：中國大陸的媒體看到這堆稿件，倒是都願意刊用，但不願意付錢，幹了幾個月，才收到幾百元人民幣的稿費，連寄稿的郵票錢都不夠——這些媒體的負責人說：我們用新華社、中新社的稿件，是從來都不用付錢的！
　　而海外中文媒體呢，完全靠市場，處境艱難，財政上捉襟見肘，更拿不出錢了。
　　何頻意識到，中文媒體世界要普遍建立起版權概念，還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個在他看來十分美妙的藍圖，只好拉倒了。

　　第一次籌備研討會

　　何頻的興奮點日益轉到了“數字化生存”上。為了騰出手來，全力以赴，《中國時代》雜誌在1999年秋天停刊了。
　　那年我被加州一幫朋友召喚，參與創辦總部設在硅谷的中文電子圖書網站“博庫網”，同樣拜網絡之賜，我是“獨立大隊”，可以一個人在新澤西家中工作，與總部的團隊相隔數千里。不過畢竟任務在身，心無旁騖，與何頻見面、交談的機會少了，對何頻的事業，我成了一個旁觀者。
　　但是我還記得，那年一個周末的晚上，六七個華人家庭相約在紐約的老易家聚會，我也去了，何頻端着杯白酒，除了大談特談他的通訊社，更大談特談他的網站夢。
　　你為什麼想搞網站呢？找到錢了嗎？不止一個人發出這樣的疑問。你何頻辦着明鏡出版社，又編書又寫書，出了不少有影響的書籍，樹立了口碑，像《黃禍》啊、《中共太子黨》啊、《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啊、《天葬：西藏的命運》啊……搞網站可就是燒錢呀，你小子是不是錢賺多得不耐煩了，要燒着玩？
　　也有人講怪話：你是不是看有人辦了網站能弄來風險投資，也想去圈一大把錢來？
　　何頻卻堅信，難，是難，卻不像大家以為的那麼難。
　　說也奇怪，很多靠大老闆、靠美國或台灣的基金會，經濟實力比何頻強大得多的機構和團體，事情做不下去，或者做不出多少影響來；而何頻在初期，靠的不過是自己的薪水、稿費，他從來沒有申請過任何基金會的錢，雖然也遇到過挫折、失敗，居然在一片質疑聲中做起來而能長期堅持下去。這裡頭有什麼奧秘呢？
　　何頻說，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三條訣竅：（未完待續）

　　老高註：
　　本文在《外參》月刊發表時，何頻和其他有關人士提供了若干照片，我也拍過和搜羅過一些圖片，但事過七八年，照片無處找尋了。將照片說明放在這裡吧。

　　剛來到海外不久的何頻。

　　《中國時報周刊》和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舉辦兩岸及中美關係研討會，請來不少專家學者。

　　何頻說，現任台灣蘋果日報社社長杜念中先生是他的“福星”。

　　中國時報報系創辦人余紀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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