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點出這奇特現象：一夥幾乎沒讀過馬克思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了一場幾乎沒無產階級參加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後工人階級從名義上的國家主人淪為真正的弱勢群體，執政者的指導思想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時俱進一再延伸


　　老高按：幾年前，我在中國大陸的民間網刊《往事》上讀到一段話，會心一笑：
　　從歷史上看，為迎合一時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學一次又一次地塗抹歷史（從“開天窗”到“換頭術”，從吹捧“處理決定”到讚揚“平反決定”），每次都要加蓋上“歷史決議”的封印，為歷史規定標準答案，好像如此一來，歷史就會以最稱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來。結果常常是墨跡未乾，就又不得不拆開重來……
　　造成如此尷尬局面，官方史學有兩大難言之隱。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縛，它面對的是一脈相傳的家族，雖然路線方針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惡功罪朝夕徑庭，敘述起沿革，史家卻只能“裝修”，絕不能“新建”——“裝修”也得小心，“承重牆”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時代的挑戰，文明日進，知識普及，信息共享，傳統的封閉思維及手段越來越不合時宜了。

　　說得好！一針見血！好一個“‘裝修’也得小心，‘承重牆’是碰不得的”！
　　《往事》我讀到的不是很全，但前後也收到過幾十期，每一期都有信息含金量很高的文章。
　　最近得知噩耗：這個中國大陸質量上乘的網刊的創辦人之一李宇鋒，因心臟病突發，猝然去世了！一慟！
　　李宇鋒何許人也，我不清楚，網上也很難找到關於他的翔實介紹。他是個“紅二代”，應該是出生於1963年（他自己在文章中說“九一三事件”他八歲，在軍乾子弟集中的北京群英小學上二年級）。在他去世之後，網上有了他的夥伴鄭仲兵、北京大學同寢室校友羅新寫的三兩篇回憶文章，另一本中國大陸民間網刊《記憶》第180期，則物傷其類，出了紀念李宇鋒專輯。其中何蜀的悼念文章尤為值得一讀，特轉載於下。
　　平心而論，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當今中國的言論空間、信息傳播空間，確實是寬鬆不少，就算習近平上任之後聲稱三個、四個“自信”，要“主動出擊”，打壓具有一定獨立精神的媒體和人士，收緊公民社會空間，致使專制回潮，也不可能真恢復到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水平。《往事》創辦12年（從2004年到2016年），發行134期，就是明證。對照一下，前一段時間獲得2016年度劉賓雁良知獎的譚蟬雪老大姐，回憶了六十年代跟未婚夫張春元等人一起辦了個油印小刊《星火》，就成為“全國第四個反革命大案”，當局抓了好幾十人予以重判，張春元服刑期間趕上文革“一打三反”，與林昭等三人被處決。撫今追昔，今天的當權者做不到這一點了！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這種歷史進步，固然不能否認有當權者個人的品格、膽略、眼光、甚至一念之轉等種種因素，但更是歷史大潮、國際影響、社會變遷、民心所向的綜合作用。
　　其中，就有李宇鋒和他的《往事》的一份貢獻：他們利用了比毛澤東時代寬鬆一些的社會空間，又用自己的行動，冒着風險（風險仍然是很大的，儘管不像毛時代惹來殺身之禍）去竭力更撐大這個空間。他的貢獻不能磨滅，與前幾天我介紹過的艾曉明教授，以及更早時介紹的攝影家賀延光等很多人一樣，李宇鋒也是中國的脊梁，當之無愧，躋身於一個多世紀以來為中華民族轉型進步而奉獻的幾代志士仁人的行列。他不僅留下了發掘出來的許多真相往事，給那段歷史留存鐵證，而且留下了一筆“雖九死而不悔”的精神財富，在當下中華民族禮崩樂壞、心靈塌方、滿目瘡痍之際，他用自己的134期《往事》，埋下了未來重建現代文明的種籽。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


　　他是一個最苦最難的義工——痛悼李宇鋒

　　何蜀，選自《民間歷史》網站，原載《記憶》180期紀念李宇鋒專輯

　　2006年，北京，李宇峰（左）和本文作者何蜀。

　　用湖南朋友陳益南的話說，我們這些從事民間文革研究的人，都是義工。確實，我們所做的事，不管是研究、寫作，還是採訪口述、整理回憶、錄製資料，都不但沒有稿費、課題費、車馬費（旅費），還經常得自己倒貼費用，更不用說花費時間精力了，也更不用說經常會受到的有形或無形的打壓了。純粹因為個人興趣和歷史責任感的驅使，才使我們樂此不疲地不願放棄，而且還時時自感樂在其中。
　　宇鋒，是我們這類義工中最苦最難的一個。
　　因為他身體有嚴重的殘疾。
　　我是在2006年3月與他第一次見面時才意外知道他是殘疾人的。當我看到他從坐的地方艱難地撐起身來卻不能挪步，當我握着他的手時感到手指的明顯變形，我都心中暗驚——因為在此之前，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是這樣，也沒有誰對我講過他的這一特殊情況，跟我談起他的人，都只是對他表示欽佩，讚賞，認為他了不起。
　　介紹我認識宇鋒的是康國雄老先生，那個“蔣介石的乾兒子”。他的父親是陪都時期重慶有名的民營企業家、金融家，後來當然就被當成了“大資本家”，又被打成了“大右派”（在後來“右派改正”時還差點要把他留下來作為不予改正的樣板以維持“反右”運動正確的結論）。康國雄就是這樣一個“黑色”出身，再加上莫須有的“蔣介石的乾兒子”罪名，使他在“毛澤東時代”一直受到打壓。2004年秋，我為他整理完成了那本既沉重又有趣的回憶錄（《我的罪名：蔣介石的乾兒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國雄的傳奇人生》，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在那期間，他通過他的中學老同學劉家駒（時任《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結識了李宇鋒。當他得知李宇鋒他們創辦了民間刊物《往事》時，馬上就打電話告訴我，問我要不要。我也就結識了《往事》的執行主編李宇鋒並得到了每期寄贈的刊物。但康國雄、劉家駒都從沒提到過宇鋒的殘疾，康老先生只是跟我念叨過多次：應該有人研究“李宇鋒現象”。因為在他看來，李宇鋒這樣一個紅色家庭出身的幹部子弟，卻不去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去“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完全背離了“黨文化”的長期培養教育，專心致志、冒險犯難地從事還原歷史真相、探討社會變革之路的活動，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異常現象嗎？

　　我後來才知道，宇鋒因病致殘之後，沒有消沉，也沒有趕緊“消費人生”，向社會索取“補償”，而是更加心無旁騖地向社會付出。他和鄭仲兵老師一起創辦了北京文衡文化發展中心——這個“公司”從不做生意，只是為了在不能自由結社只能自辦公司的時代條件下註冊登記方便。編發《往事》就是他們事業的起步。那時網絡通訊還不普及，特別是在老年人當中（而這又是《往事》的主要讀者群），因此《往事》最初只是他們自己印出來寄送贈閱的紙質小報，以後才發展成為通過網絡傳播的電子刊物。從2004年9月28日出刊的第1期《漫談文革座談會》開始，到2016年12月8日宇鋒發出的最後一期，已經出了134期，其中大多數內容是關於文革的研究與回憶、反思，此外還有關於現當代歷史的一些回憶、反思與研究。《往事》的組稿，選稿和編輯，基本上都是宇鋒和鄭仲兵老師商量後由他具體做的，每一期發一篇或一組文章，前邊都有一則“編者的話”，我曾對宇鋒說，我拿到《往事》後，首先就是急忙看“編者的話”，先睹為快，因為都寫得非常睿智、犀利，讓人獲益匪淺。那些“編者的話”多是由詩人朋友田曉青起草初稿，宇鋒最後推敲修改定稿的。當我了解到宇鋒的殘疾狀況之後，才知道他編發這個刊物是多麼不易：他只能用一個手指頭去敲擊電腦的鍵盤……
　　以《往事》第16期（2005年6月9日）為韓鋼教授的《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下）》所寫的“編者的話”為例：

　　歷史的敘述脫胎於神話傳說。在各種文體中，只有神話的自圓其說不容置疑，因為它不必在現實中求證。在蒙昧閉塞的遠古時期，它往往被用來證明統治者受命於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獲得認同。我們從官方史學的論述中，仍可辨認出這類遠古的遺蹟。
　　在這個開放的時代，這類有關權力起源的神話，既然打着歷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證中受到考驗，結果可想而知。
　　從歷史上看，為迎合一時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學一次又一次地塗抹歷史（從“開天窗”到“換頭術”，從吹捧“處理決定”到讚揚“平反決定”），每次都要加蓋上“歷史決議”的封印，為歷史規定標準答案，好像如此一來，歷史就會以最稱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來。結果常常是墨跡未乾，就又不得不拆開重來……
　　造成如此尷尬局面，官方史學有兩大難言之隱。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縛，它面對的是一脈相傳的家族，雖然路線方針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惡功罪朝夕徑庭，敘述起沿革，史家卻只能“裝修”，絕不能“新建”——“裝修”也得小心，“承重牆”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時代的挑戰，文明日進，知識普及，信息共享，傳統的封閉思維及手段越來越不合時宜了。
　　顯而易見，官方史學已經不能滿足現實對它的要求。它現在的功能與其說提供記憶，不如說提供遺忘。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它自己被邊緣化，被遺忘，陷入失語或半失語的狀態。
　　與官方史學的式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獨立研究的興起。這一興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層更廣闊的歷史潮流：思想領域的開放以及獨立思考的權利。
　　相對於“政治上正確”，獨立研究更在乎歷史真相；相對於“歷史辯證規律”，它更關注尋常的邏輯；它的判斷並不建立在高深的歷史目的論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與其說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圓其說的歷史，不如說它開放了這一領域：有共識，卻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並且隨時準備容納和探討不同的觀點和新的發現。在這裡，“說法”一次次被質疑，“結論”一次次被顛覆，引起關注、探索和討論，真相不斷地大白於天下，歷史被重新發現，重新敘述……

　　又如《往事》第13期（2005年4月15日）為唐寶林教授《中國托派概述》所寫的“編者的話”中這幾段：

　　在上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便產生出如下兩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農民起義的狗肉，一夥幾乎沒有讀過馬克思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了一場幾乎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的“無產階級革命”；另一方面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驢唇對中國現實的馬嘴，發動了一場莫須有的無產階級推翻莫須有的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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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世界的發展並未驗證馬克思的預言，“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全球最富裕、穩定的部分，世界產業結構的變遷使作為正義的承載者和歷史的推動者的工人階級被邊緣化，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不復存在，這使得歷史上那些關乎歷史方向的重大的論爭失去了意義。在中國，工人階級從名義上的國家主人淪為真正的弱勢群體，“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也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與時俱進地一再延伸。

　　幾乎每期《往事》都有這類啟人深思的“編者的話”。
　　2006年是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當年2月24日，宇鋒給我發來郵件說：“今年，我們準備組織2-3次小型文革座談會，何兄能否在百忙中來湊一次熱鬧？當然，往返機票及在京食宿由我負責。請何兄斟酌。”我很快回信說：“所談事甚好。已有朋友邀我下月下旬到京一次（也是這方面事），我正在想費用和食宿怎麼解決。我也不能多逗留，因雜誌事還忙，今年第三期是一百期，主管方面打算要慶祝一番。目前雜誌社三人中我是唯一編滿一百期的人（其他老的都退了）。”我信上提到的“朋友邀我”一事，是徐友漁、崔衛平、郝建他們發起在京召開一個民間的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我那次去京赴會，就在宇鋒的公司下榻，往返機票也是他給我報銷的。
　　那就是我同宇鋒的第一次見面。那次除了參加徐友漁他們那個研討會外，還在宇鋒的公司參加了一次小型研討會，有鄭仲兵老師和徐友漁、卜偉華、吳迪（啟之）、吳小龍、舒雲、劉家駒，以及正到北京出差的文革時重大八一五的戰報主編周孜仁等參加。此外，宇鋒還請來了閻長貴老師與我見面，又通知了劉自力、劉雙兄弟來面敘（我們都是已經有過幾年郵件聯繫交流卻未見面的朋友）。他還特地帶我去拜訪了王年一老師（那是我與王年一老師唯一的一次見面）。
　　宇鋒還安排我去見了林立衡（豆豆），那次有鄭仲兵、劉家駒二位老師一起，大家與林立衡作了些交談，吃飯時，林立衡叫來餐館的大堂領班楊大姐跟大家見了一面，楊大姐的父親就是當年林彪的小車司機楊振綱（跟林彪一起乘256號飛機葬身於蒙古溫都爾汗的那位忠誠的軍人）。當然還見到了被林立衡視為“乾娘”的王淑媛老太太——當年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老太太跟我們聊天中反覆強調：“首長是個好人，首長是個好首長……”還在大家要求下表演了她曾為給林彪解悶而表演過的教幼兒園小朋友跳的舞蹈……
　　當時正值鄧力群那本在香港出版的為其反改革觀點進行辯護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在內地私下流傳，宇鋒他們複印了一些提供批判。有一天我跟宇鋒一起出門時，看到他那小會議室里有幾個老幹部正湊在一起討論文稿，宇鋒笑着對我說：“他們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然他說的“批鄧”是指批判鄧力群——那位滿口馬列主義，在當年“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把別人打成“特務”卻把別人的妻子“搶救”到自己炕上去了的“左派理論家”。沒想到宇鋒他們複印鄧力群書的事給他們公司帶來一點麻煩，就在我剛離京返回重慶之後，就聽康國雄老先生來電話說，宇鋒的公司被查抄了。原來當時中央在追查鄧力群這本“禁書”在北京的流傳，追到宇鋒的公司，就進行了查抄並傳訊了宇鋒。我趕緊打電話去問宇鋒情況怎樣，他笑呵呵說沒事，還說，他一去，見到那些威嚴的比他年輕的執法人員，就調侃了一句：“看見你們格外親……”《看見你們格外親》是宇鋒上小學時，文革後期廣播電台里經常播放的流行歌曲，以農村老大娘的口氣讚揚下鄉幫助秋收的“人民子弟兵”。對於宇鋒這樣的“紅色後代”來說，那些執法人員是維護這個“紅色江山”的，當然應該是“格外親”。不過那些人可能很難理解宇鋒為什麼竟也成了這個政權維穩的防範、打壓對象。

　　此後不久，宇鋒編發了《往事》第44期（2006年9月29日），發表了三位老幹部的文章：李銳《關於上書趙紫陽、鄧小平反對鄧力群任總書記的經過》和《吳江致鄧力群同志的信》、馮蘭瑞《五問鄧力群——據〈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對鄧力群的沽名釣譽欺世盜名進行了嚴肅的、有理有據的批評。《往事》在“編者的話”中說：

　　那麼，一個道德有缺陷的人，何以充滿道德上的優越感，一路扮演“左派”、扮演“搶救者”的角色而不知反省呢？
　　這一怪現象不光跟個人的私德有關，還跟一貫左傾的黨文化有關。有些投機者並不真的相信他們自己鼓吹的左的一套。但他們知道，在這個黨內，只要站在左邊，就是搶占了有利地形和道德上的制高點，就可以當整人的“搶救者”，就可以利用黨內鬥爭去爭權奪勢，以獲取一己的私利。
　　左邊還有一個優勢，因其“立場正確”，就可以從預設的立場出發，罔顧事實和邏輯，得出唬人的結論。比如腐敗和兩極分化明明是由缺乏民主監督的專制主義造成的，但“搶救者”們卻把這種現象歸罪於所謂的“自由化”，並反對人民監督當權者的民主權利。由此可知，他們並非像某些人們以為的，是反對腐敗和兩極分化，相反，他們竭力維護的恰恰是腐敗和兩極分化的政治根源。
　　諷刺的是，這本鼓吹專制主義的書無法在內地出版，只能以私下複印的方式流傳，使得這位“搶救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在沒有起碼的民主和新聞出版自由的體制下，就連鼓吹專制，抵制民主和自由的文字都沒有出版的自由。

　　宇鋒大學畢業後，本來也是個前程似錦的“紅色接班人”。但是八十年代末那次劃時代的、震驚了全世界的槍聲，令他痛心疾首。他曾跑去找他父親的一位老首長，那是他一向尊敬的“革命前輩”。當他訴說了思想上的困惑之後，那位前輩卻毫不留情地說：“對這些人就是要鎮壓！”宇鋒告訴我，他從此不再上那位前輩的門。也許，從那個時候起，他就自願退出了“紅色接班人”的行列，開始反思自己和父輩走過的道路，並從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轉向了中國現當代歷史。
　　在新世紀之初，宇鋒他們一邊自編自印《往事》，反思歷史，進行思想啟蒙的交流、傳播，一邊組織各種研討會、座談會，還千方百計請來了北京地區的各方面文革風雲人物及歷史見證人（如曾在中南海服務的工作人員）錄製口述資料，鼓勵他們寫回憶。曾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過的閻長貴、王廣宇老師的回憶錄的寫成與出版，就有宇鋒的鼓勵、推動之功。宇鋒還自己動手整理了文革中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工人造反派頭頭、北京工代會負責人徐鎧的口述（《往事》125期），與閻長貴老師一起整理了《保健護士談江青》（《往事》120、121期，其中部分內容發表於《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那些研討會、座談會、追思會，一般都是宇鋒策劃和主持的。
　　需要說明的是，所有這些活動的費用，都是他們那個文化中心承擔的，不過他們這個“公司”因為從不做生意，不會賺一分錢，所有開銷，除了朋友的資助外，就是宇鋒他們自費，其中主要是宇鋒自己在朋友的企業投資的分紅。可以想見他們的堅持是多麼不容易！後來因為經濟的原因，難以再聘用僅有的兩三個工作人員，宇鋒不得不關閉了文化中心，但他仍然堅持編發《往事》，並斷斷續續整理一點以前錄製的資料……
　　就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在宇鋒突然離開人世的三個月前，2016年9月，他離京去山東老家治療的前夕，他還策劃並成功地在京郊某地召開了邵燕祥創作七十周年研討會，請到了京城一批有名的學術名流，其中不少人也是隨時受到“維穩”監控的“敏感人物”，研討會十分成功。錢理群先生在悼文《痛失李宇鋒，我能說什麼》中寫道：“在討論結束時，宇鋒作了一個極動感情的發言，表示希望以後還會有這樣的聚會。”但誰也想不到這是他策劃並主持的最後一次研討會。當時正值文革五十周年這個“敏感年”，特別是在京城，要想舉行一次民間的學術研討會談何容易！清華大學老五屆的校友們要聚在一起反思文革歷史，從世界各地來到京城後，卻被阻撓不能開會，甚至他們改變計劃另找餐館一起吃飯，也在聯繫好餐館之後突然被通知不能向他們供餐；中央黨校的老幹部杜光與幾位老友的定期餐聚，也被強行取消……而宇鋒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用啟之的話來說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成功召開了一次民間的較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難怪鄭仲兵老師在悼念宇鋒的信里說：“他以嚴重殘疾的身體，做了那麼多健全人所難以做到的事。”

　　他思想的深邃，精神的樂觀，談吐的幽默，往往使人忘了他那生活幾乎不能自理的殘疾之身。
　　2012年秋，我因事去北京一行時，與他和鄭仲兵老師、吳迪、卜偉華、小戴等小聚了一次，那時我發現他的身體更糟糕了，當我們一起坐車到達鄭仲兵老師家門外下車時，他遲遲沒有下來，原來他久坐之後，得先平躺下去，緩過一會兒，才能起身由人攙扶着下車。我看到他那個樣子，心裡十分難過，也深為他擔憂，但是此後每當我問起他身體情況時，他仍然十分樂觀地回答我很好。

　　2006年，北京，在王年一老師家，左起李宇鋒、何蜀、王年一、盧弘。

　　2016年12月8日，我收到宇鋒發來的《往事》第134期。此前我已知道他去山東東營作治療，以為這段時間他不會再編發刊物了，但沒想到在那樣的情況下他還在堅持！當時不可能想到這是他發出的最後一期《往事》。我給他回覆郵件說：“宇鋒兄：發到我兩個郵箱的《往事》都收到了，非常高興！知道你還在‘繼續革命’，令人欣慰。劉家駒老師的情況可能不大好？……”劉家駒老師從解放軍文藝社退休，自《炎黃春秋》創辦時起就擔任了副總編，以後又擔任過幾年《炎黃春秋》的執行主編，跟宇鋒是忘年交。劉老師把自己的幾十篇文稿都交給宇鋒幫忙整理發表（已經在《往事》第75期發表《往日軍旅性見聞》和第103期發表《我經歷的朝鮮戰爭（外一篇）》）。在宇鋒離京之前，劉老師已經因心臟病住院搶救。
　　很快收到宇鋒從手機發來的回信：“何兄好！相信彼此都在勉力掙扎，只要有一點空間，斷不會輕易言棄。劉老師大概已經出院半個月了，這次僥倖，估計也是風燭殘年，來日堪虞。所有未刊稿，命我修訂並委託將來，其實以我的基礎，欲做廖化尚且不合格，深感沉重！竊恐屆時還需何兄指教。我到東營住院康復肢體已月半，估計大致得一年左右，也算一次‘重點轉移’吧。這裡日程較滿且網絡不暢，一般平時忙於‘武鬥’，只有周末可以騰挪‘文斗’一二，呵呵。何兄保重！”
　　他信中說我們都在“勉力掙扎”，指的是我們所從事的還原歷史真相、反思歷史教訓的事業，是在被某些權貴勢力視為大逆不道、處處設置禁區的形勢下艱難進行的。然而對他來說，則不僅是在事業上“勉力掙扎”，而且還得在日常生活中“勉力掙扎”，遠比我們苦得多，難得多！
　　他的最後一則短信是12月18號——他突發心臟病去世的十二天之前發來的：

　　何兄：估計劉老師的身體狀況已經很難再做認真修訂了，一嘆！咱們都保重，如顧訓中老師說的：爭取活着看到結果。呵呵。 宇鋒

　　萬萬沒有想到，就在2017年新年前夜，我接到小夏打來的電話，說宇鋒已經去世，微信群里已經在傳了。我大為震驚！給鄭仲兵老師去電話，打不通（後來才知道鄭老師在香港），給劉家駒老師打電話，占線。我乾脆給宇鋒的手機打去電話，是他請的護工接的，證實了這個噩耗……
　　那是2016年的最後一天。宇鋒的離去，給那個“文革敏感年”畫上了一個黑色的句號。
　　2017年，是“反右派”運動六十周年，對於畏懼歷史的人來說，又是一個“敏感年”。不過，宇鋒不必再為以後這些“敏感年”忙碌了……

　　就在宇鋒離去之後，我讀到何清漣的一篇文章《保護“吹哨人”的國家才有未來》，其中有一句話使我頓生感慨：“最了解紅色家族腐敗的人是紅二代成員，但我們看不到他們有人出來向這種體制說‘不’，相反，他們還為保護這個體制竭盡心力。”這位身居異國的作者把話說得太絕對了，太不了解中國的現實了。她不知道，“向這種體制說‘不’”的所謂“紅二代”成員並非沒有，李宇鋒就是一個。
　　2017年2月24日改定於重慶風江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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