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的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滿陷阱：左陷極權，右陷權貴。為了壓制住權貴集團，很容易走到極權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權貴占了上風，很可能又是一場對社會和民眾財富的大規模掠奪。無論哪一種，對中國而言結果都不堪設想

　　老高按：最近讀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的一篇不短的文章，從內容看，是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寫的，這次中央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但不知何故，這篇言之成理、切中肯綮的文章，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時過四年，他指出的許多問題，已經變得更加積重難返、難以撼動。例如他所說的兩個陷阱——左陷極權，右陷權貴——都已經變得更深不可測。
　　文章既然寫在四年之前，那時習近平上任剛剛一年，他的抉擇還有很多可塑性，前景還有很大迴旋空間，無論左派或者右派，對他都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現在，他用自己四年來的一系列舉措，收窄了未來選擇的餘地，也打破了許多人的空幻想象。
　　最近一段時間，郭文貴、海航、孫政才、萬達、安邦、栗戰書……都成為新聞熱點的關鍵詞，聯繫起來看，權貴利益集團問題之嚴重，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尤其是我這幾天與一位“紅二代”朝夕交談，更聽到許多印象深刻的第一手故事。據他回憶，他父子兩代與江澤民是“最好的朋友，沒有‘之一’，就是唯一”，當年受陳雲指派，調到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工作，考察省級後備幹部（後來有個名稱叫“第三梯隊”），包括胡錦濤、李長春、李鐵映、張德江、吳儀、習近平等人在內。聽他的介紹，我感到驚心動魄，中國凡是有權力、有油水的職位，都被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和他們的具有紅色血統的後代所壟斷、所瓜分，而平民草根出身者，如果與權貴拉不上關係，如果不用錢開道，根本不可能嶄露頭角。聽了他的回憶，我對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之流這些人的腐敗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試想，“紅二代”如劉源、劉亞洲確實用不着去行賄就能戴上上將肩章，但這難道不是更根本的腐敗嗎？
　　我與這位“紅二代”一連做了好幾個《歷史明鏡》節目，現在已經播出的有兩期，都放在YouTube上：
　　《陳雲欽點我到中央組織部李銳手下工作》（《歷史明鏡》第57期）
　　

　　《中組部是怎樣考察省級領導班子的》（《歷史明鏡》第58期）
　　
　　我還錄製了他回憶與江澤民的六十年交往的節目，將隨後播出。計劃中，與這位“紅二代”還有更多的訪談選題，將隨後製作推出，例如，他參與的對文革中兩大派人物的處理；對北京、天津、遼寧、吉林、山西等省後備幹部的選拔（在當時的中組部，他主管華北和東北兩個大區七八個省市後備幹部的考察）；他主持的關於改革幹部制度的方案，列入中共十三大趙紫陽報告……都非常生動和翔實。
　　了解了這些情況，再看孫立平教授這篇文章的有些設想，未免讓人覺得多少未脫書生氣，有些一廂情願。但孫教授直指改革面臨的深層重大問題，跳出了過去左右兩派爭論不休的陳舊框架，校正了我們對中國面臨挑戰及其對策的思路。值得抽空細細一讀！


　　改革的兩個陷阱：左陷極權，右陷權貴

　　孫立平，法治宣傳網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改革的關鍵是勢

　　分析歷史進程，有時候更需要看重勢。勢是一種產生社會動能的趨勢，這種勢比一些具體的舉措更為重要。認識和把握剛剛開始破局的這場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從上一輪改革初期的兩件事情說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個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黃江南、朱嘉明。他們是4個30左右歲的年輕人。他們研究倡導改革，提出政策建議，在政策研究乃至決策圈裡已經開始有一定的名聲和影響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書記劉傑到北京開會，聽到他們的發言，便邀請這些年輕人到河南去調研、出主意。於是，青年經濟學家組成一個河南政府諮詢團，去考察河南的情況，提出建議。事後，省委書記即邀請兩位青年在他們那裡任職，朱嘉明任省體改委副主任，黃江南任省外經貿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時候他們也就是三十歲出頭的年紀。
　　另一件事情是理論務虛會。當時的背景是，文革結束，社會中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求改變現狀，甚至改變在文革中走到極端的舊體制。社會中變革的動能在醞釀，特別是真理標準的討論，成為一次撬動舊體制的思想動員。於是在葉劍英的提議下，於1979年初召開了理論務虛會。這次會對於當時改革的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面臨的情況是，舊的思想仍然是強有力的禁錮，當時的表達就是兩個凡是。而且，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對已經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顯得相當被動。會上，一些理論界的人士和官員，對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在與會實力人物的支持和社會中輿論的呼應之下，理論務虛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思想氛圍甚至社會的走向。理論務虛會成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提起這兩件事情，是想說明那時的改革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氛圍中開始的。那是一種基於深層、發自內心的變革衝動。為了變革，勇於承擔，寧可付出代價。儘管外在的約束還沒有完全逝去，但內在的衝動塑造着自由的靈魂和社會的走向。正是這樣的一種勢，一種上上下下的合力，衝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啟動了改革的進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這樣的一種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勢，至關重要。當然，今天所面對的局面與30多年前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勢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與30年前很不一樣。
　　要說明當前改革的勢，需要從這輪改革的歷史脈絡說起。今天這場改革的啟動，是在上一輪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之後。現在回過頭來看，在上一輪改革之初，人們往往將一些問題想得過於簡單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別是其中的複雜性，並沒有想到。比如說，當我們說改革的時候，人們總是假定，我們是在從一個起點走到一個終點，在從舊體制走向新體制。改革就是從起點不斷走向終點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會是怎樣的呢？當時從邏輯上說，我們只能想到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成功，一種是失敗。成功就是最後到達終點，建立起新的體制；失敗就是又回到原來的起點，退回到舊的體制。所以，每當改革進展不順利的時候，人們總是擔心歷史往後倒退。
　　但現實比邏輯更為複雜。其實，從後來改革的歷史進程來看，還存在第三種可能性。這第三種可能性就是，在從起點走向終點的過程中，在中間的某一個時點上，都有可能停頓下來，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後退，而是停在那裡了。不但是停在那裡，而且把我們通常看作是“中間的”、“過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來，固化下來，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而維護這個體制的，就是在“過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國上一輪改革後半段發生的，可能恰恰就是這第三種結果。
　　由此說來，過去30年的所謂改革時代，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中間的標誌就是中國加入WTO和體改委撤銷併入發改委。前一段，可以說是真正改革開放的時期，中國最有實質性意義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時候進行的。當然，整個90年代的改革其實就已經有點強弩之末，甚至是走樣變形了。在此之後，改革開始處於停滯狀態。雖然在領導人的講話中，在有關文件中，改革這個詞還經常在提，但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已經很少了。在有些領域中，特別是在法治等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間的”、“過渡中”的因素，開始定型下來，固化下來，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看起來似乎市場因素也在發育，但實質上是權力將市場因素打碎進行重組，使市場成為權力的機制之一。同時，在權力和市場結合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種穩定而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所謂既得利益集團的說法現在似乎被用濫了，我們這裡所說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基於市場和權力相結合形成的權貴集團。正如以前我們多次說過的，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後退，他們要的就是維持現狀，因為維持現狀對他們最有好處。

　　有人總是說，他們是想倒退。其實，倒退到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他們有什麼好處？用權力的方式攫取資源，用市場的方式變現，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劃賬就行，對他們來說，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他們要的就是維持現狀，維持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模式。也正是在這個基本背景下，以維穩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開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牆後

　　進行上面的歷史回顧是想說明，上一輪改革後期形成的這種權貴體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現在中國社會面對的基本問題，是橫在中國社會進步道路上的一堵牆，或者說，也是這場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動這堵牆，別的都無從談起，所有的路都在牆後。而看改革的勢，這是一個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從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看，對目前這輪改革究竟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改革的體制對象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個體制對象，你要改的舊體制是什麼？那麼，本輪改革的體制對象是什麼？對此，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思路。
　　一種是，仍然將改革的體制對象確定為在文革中走到極端的那個舊體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舊體制。如果這樣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續或深化。這樣定位當然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上一次改革的許多重要任務並沒有完成。而且上輪改革後半段形成的權貴體制也確實與改革前的那種舊體制有着密切的關係。但這樣定位也會造成一個問題，即忽略近些年來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老百姓有着切膚之痛的那些問題，尤其是那些帶有體制性因素的問題。另外的一種認識思路，則是將本次改革的體制對象定位於上一輪改革後半段形成的“新體制”，即這裡所說的權貴體制因素。如果這樣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雖然與上次改革有着很明顯的繼承性，但本輪改革與上次改革的體制對象已經不完全一樣。
　　對改革的體制對象進行這樣的區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輪改革前的舊體制，以再分配經濟和權力集中為特點。但經過30多年的演進，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是這個體制的原型，而是這個體制在新的環境中的變種。目前這輪改革的體制對象，應當是這個權貴體制因素及其弊政。這樣界定本輪改革的體制對象，可以有如下兩層含義。

　　第一，這個權貴體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國社會種種問題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時間我講“弊政”造成的災難，就是由這個權貴體制因素造成的。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真正意義上的的改革已經陷入停滯狀態，而旨在掠奪民脂民膏的偽改革卻層出不窮。這時的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於是，社會中貪腐橫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激化，各種社會亂象迭出。為了緩和社會不斷加劇的緊張狀態，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打壓民眾權利，進行所謂維穩。今天的這場改革，應當成為對這種弊政的系統清理。這些問題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膚之痛的問題，改革的對象應當從這樣的現實問題出發。而在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維護民眾的利益和權利已經成為這次改革的明確目標之一，其中許多重要的舉措都有可能導致在這個層面的撥亂反正。
　　第二，這個權貴體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現實的阻力。這些年的現實告訴人們，這種權貴體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牆一樣擋在那裡。有那堵牆橫在那裡，往哪去都動不了。無論是往左還是往右，往往都繞不過這堵牆。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現在整個社會對這堵牆的認識是相當模糊的。在當前的左右爭論中，左右之間，互為仇讎，甚至有點不共戴天之勢。他說往左走，他說往右走，其實，只要有那堵牆橫在那裡，那條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華的“左派”道出了這個問題的癥結：現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維護了權貴的穩定。

　　如果從這樣的一種脈絡來看本輪改革，呈現給我們的也許是這樣一種形象。
　　第一，三中全會關於改革的決策，意味着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決定：打破這個僵局，把社會變革繼續向前推進。而且我們知道，其實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壯士斷腕，刮骨療毒，攻堅克難，無數次強調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二，要真正啟動這場改革，必須推倒既得利益格局這堵厚厚的牆。可以說，反腐敗真正的意義就在這裡。可以說，過去這一年多時間的反腐敗，已經開始使這堵牆出現了鬆動的跡象。儘管在打破僵局之後，路會怎麼走，我們還不能斷定。但如果不推倒這堵牆，是什麼路都沒有的，什麼都無從談起——所有的路都在牆後。
　　所以，前一段時間我就說過，總的感覺是歷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確切地說，還不是加快了，而是從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關鍵是要形成推倒這堵牆的勢，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這個勢的起點在哪裡？就在反腐，通過反腐撼動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並無它途。我個人的看法是，有關方面現在對所面對問題的認識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同志在視察深圳時的講話，李克強在前年11月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有他們二位後來的一系列講話，都在強調一個東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經使體制內喪失了變革的動力。
　　在三中全會之前的武漢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用了一個說法，要衝破利益格局的藩籬。李克強同志也講，現在看，觸及利益格局比觸及靈魂還難。應當看到，對於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國進步的阻礙作用，整個社會正在開始形成基本的共識，儘管由於以前思維框架的束縛，這個共識還是雜亂而模糊的。
　　在現實中，這次改革顯然是將反腐敗作為打破僵局具體的突破口。要看到，這個權貴集團經過20年的經營，已經根深蒂固，具有極強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來自於結構，甚至也來自他們正在構築的體制。而且這種體制已經營造出一種濃重的沉悶而守舊的社會氛圍。
　　我一開始講的兩個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種什麼氛圍，整個社會是一種變的衝動，甚至願意承擔風險和代價。當時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兩個30多歲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幹部一樣，一種不出事就行的心態，為了保官不願意承擔任何代價，是不可想象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這20年的經營，20年的獎勵與懲罰，20年的教育，20年的墮落，現在已經造成了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情勢。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可能，是從反腐敗入手，撬動這堵牆。當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經指出的，這次的反腐敗帶有很強的運動式的特點，王岐山同志也明確地承認，這次的反腐敗是從治標開始的。但我要說，運動式反腐，對於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義的。
　　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勢。關鍵的問題是，橫在前面的那堵牆現在開始鬆動了，變革有了啟動的可能。對於過去這一年的舉措，特別是反腐敗，我首先關心的還不是能不能有效解決腐敗的問題，而是形成的對那堵牆的衝擊，是開始撬動那堵牆。那堵牆出現了鬆動。由此，歷史開始了。

　　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還沒有真正到來

　　不久前，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發表關於2014年全球10大風險的報告，其中，將中國改革的不確定性列為2014年全球10大風險的第三位。報告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他重要領導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過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臨艱巨的政治考驗，若有重大失誤，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權。改革過大過快可能在黨內引發不滿，既得利益群體若利益受損，可能反應激烈；但若改革力度過小，又會引發公眾不滿和抗議。這個警醒，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關於當前這場改革的進展，現下人們還有不同的判斷。但從目前看，人們議論的主要還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麼？一些舉措是否得當？當然，這樣的討論是必要的，但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人們似乎有一個基本的假定，即執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經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經沒有多大問題了。國外也有很多的評論認為，現在執政者已經大權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其實，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從根本上來說，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與上次改革差異之一是，改革的動能明顯不足。上一次的改革基於整個社會的普遍共識，其中堅則是社會中最有力量和影響力的群體，這就是文革受害者聯盟。
　　儘管當時的老幹部還在台下，知識分子還處境尷尬，但他們的潛能和社會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而啟動改革的最有力舉措，就是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錯案，這些舉措使得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成為改革的堅定支持者。
　　而撥亂反正，尤其是知青返城、恢復高考、漲工資提糧價，迅速擴大了改革支持者的隊伍。改善民生的措施，則贏得了整個社會對改革的支持。而本次改革面對的阻力更大，情況更為複雜，未來的隱患也更多。
　　更為重要的是，在本次改革中，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群體，改革的動力明顯不足，其中相當的一部分已經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裡成為既得利益者。其中的一些人雖然基於理念也存在某種程度的變革要求，但與80年代那樣一種變革衝動比，已經明顯不一樣。
　　普通民眾雖然是前些年形成的權貴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但由於上一次改革後半段的遭遇已經使許多人對改革有了恐懼感。
　　這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一輪改革後期改革的走樣變形，已經部分地使改革喪失了道義上的正當性。所有這一切，都使得本次改革的推進，顯得異常艱難。
　　這次改革的艱難，可能還不僅僅是體現在改革的啟動上，更大的考驗，可能會是在改革的途中。
　　前一段時間，我在微博上說過一句話，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還沒有真正到來。
　　在這次改革啟動的時候，人們都在強調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這確實是不能否認的。過去幾年我們也一直在強調這一點。但我覺得，這種阻力也不能估計得過分，不能任意誇大。從現實情況看，這次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啟動反抗的力度是相對有限的。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上層選擇用反腐敗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說明，其實既得利益集團也是一幫慫人。
　　既得利益集團，說是集團，其實是不能作為一個整體行動的。事到臨頭，誰也不願意出面帶頭反對改革，因為誰出頭誰倒霉。這也說明，中國看起來很難的那些事情，其實也像窗戶紙一樣，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團或權貴集團對改革的威脅，也許是在改革啟動之後。即在改革啟動之後，他不但不反對改革，甚至改的比你還積極，然後通過將改革措施扭曲變形，將改革變成一種財富掠奪的戰爭。
　　上一次改革最後的問題就出在這裡。對於80年代的改革，人們現在已經沒有多大的爭議，但如何認識90年代初開始的第二波改革，實際上卻有很大的分歧。
　　儘管許多人直到現在仍然將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但其實從那時起，改革就已經是進入畸形狀態：政治體制改革被完全擱置在一邊，甚至在政治和法治的意義上出現倒退。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突進，由於缺乏權力的制衡，缺乏輿論的透明，缺乏普通民眾對自己的利益進行保護的權利和能力，市場化與私有化方向的改革，很快就演變為對社會和民眾財富進行掠奪的過程。
　　從這個時候開始，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即使是一些出發點良好，甚至是設計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樣變形。這種情形，在國企改制中達到了高潮。自此之後，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經變味兒，改革開始失去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為了獲得官僚階層對政權的支持，對貪腐採取了容忍的態度，除了偶爾抓出幾個腐敗分子以緩和民眾的憤怒情緒之外，對貪腐現象的蔓延已經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開始兩極分化，各種社會矛盾和亂象有增無已。
　　應當說，目前這場改革，最大的危險仍然是在這裡。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牆現在還只是有所鬆動，能不能真正撬動，鹿死誰手，現在還不能說已經水落石出。
　　如果不出所料的話，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改革有可能會出現膠着狀態。破局的勢會出現鈍化，而大面積的消極怠工，陽奉陰違，暗中抵制，扭曲變形，都可能出現。
　　這種現象，現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經開始看到苗頭。如果是這樣的話，有關方面做出一定的讓步，權貴集團的空間就會進一步加大，改革將進入困難時期。要注意到，權貴集團作為整體行動的能力並不強，但形成整體意識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強的。
　　特別是在以個體追逐個人利益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有充分的發揮。前些天我曾經說過，（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改革的）決定的60條，條條是通向善之門，條條是通向惡之路。做得好，每一條都可以解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大問題；做得不好，每一條都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陷阱。
　　尤其是在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企改革、財稅制度改革等這樣直接關涉重大利益關係的問題上，都要謹防被既得利益集團弄得走樣變形。

　　現在特別要看到，在過去30年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積累了一筆不小的家底。前一段時間我粗粗估算了一下，目前中國財富總量可能已經達到幾百萬億甚至上千萬億。其中國土資源性財富在數百萬億的規模，經營性財富在百萬億以上，金融性財富僅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總量達到近100萬億元。不動產至少在200萬億以上。
　　單單從居民資產負債表看，根據有關研究，至2012年底，中國居民總資產為263.16萬億元，其中金融資產106.09萬億元，實物資產157.07萬億元；總負債為16.14萬億元；淨資產為247.02萬億元。
　　因此，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眾的財富和利益不至於被再次掠奪，已經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個因素會決定改革的成敗。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滿陷阱，這也是這次改革會相當艱難的原因之所在。這也意味着，歷史性選擇的關口出現了。前一段時間，我就在講兩個陷阱，左陷極權，右陷權貴。為了壓制住權貴集團，很容易走到極權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權貴占了上風，很可能又是一場對社會和民眾財富進行掠奪的戰爭。無論哪一種，結果都不堪設想。

　　關鍵是由反腐敗轉向對弊政的系統清理

　　出路在什麼地方？關鍵是在這次改革啟動之後，能不能實現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將反腐敗打開的缺口轉變為對權貴弊政的系統清理。通過這種轉換，重造改革的動力，實現真正的制度變革，由此確保改革目標的實現，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
　　前面已經指出，權貴集團不僅僅是掠奪社會財富，而是形成一種系統的弊政。前一段時間我把這種弊政概括為四大表現，就是國進民退、暴力維穩、強征強拆、縱容貪腐。並由此造成五大災難：活力下降、兩極分化、法治倒退、社會潰敗、生態災難。
　　這裡說的強征強拆，並不僅僅指的是徵地拆遷本身，而是指一種更為廣義的財富掠奪過程。應當說，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很少見的現象。無論過去的基數有多低，基礎有多差，這也足以使一個國家的民眾達到一個相當富裕的水平。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和香港，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只用20年的時間，就使這些國家和地區成了富裕的國家和地區，老百姓也成了富人。
　　但中國發展的平均速度比他們高，發展的時間比他們長，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卻相當慢。根據聯合國的標準，貧困人口的標準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屬於赤貧的人口。而我國2010年12月份公布的一個數據表明，如果貧困線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幣，貧困人口就是8千萬。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標準線的時候，中國大陸則有2.5億赤貧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計算，全中國有9億人口是屬於聯合國規定的貧困人口。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老百姓不能分享發展的成果。這個成果哪去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權貴集團拿走了。
　　特別要注意到的是，這個時期發生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現了赤裸裸的財富瓜分和掠奪的過程。
　　瓜分，是指利用權力的因素，將本來屬於全民的國有資產轉移到個人手中。這不是一般的貪腐行為所能概括的。財富瓜分的範圍涉及到國有經營性資產（國企）、礦山、土地等。正是由於這樣一個財富瓜分的過程，權貴集團迅速暴富。
　　如果說瓜分指的是對名義上公有的財富的不合法占有，掠奪則是發生在不同的社會群體或個人之間。
　　鍾偉教授早在2004年的時候就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根據他的研究，群體間或個人間的財富轉移，當時主要有四種形式：1、企業或者老闆壓低工人工資，壓低社會保障，每年因此而多獲得4400億的利潤。2、負利率。按照每年1.5萬億的儲蓄增量和負兩個百分點的實際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損失至少600億利息收入。3、股民在股市上的損失。中小股民在證券市場上的損失，以前估計是大約有1.5萬億。4、土地的轉讓和讓渡，在當時大約有每年3000億元之多。
　　實際上，這種瓜分和掠奪，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財富的意義，山水、風景，甚至人們的休閒之地，放鬆的場所，都在開始成為一部分人的私產。而最近這些年虛擬經濟的發展，則更為這種掠奪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瘋狂的財富掠奪，不僅造成社會的嚴重兩極分化，而且加劇了社會矛盾。
　　實際上，現在中國許多社會矛盾哪來的？與財富的掠奪過程有極大關係。前些年，許多學者在傳播一個說法，叫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發期。似乎世界上有這麼一個規律。
　　其實現在中國的社會矛盾與這個所謂矛盾多發期有什麼關係？現在社會矛盾的具體事由是什麼？無非是徵地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失業下崗、環境污染等。哪個國家到1000-3000美元的時候就會這樣徵地拆遷？哪個國家到1000-3000美元的時候會如此大面積地拖欠農民工工資？這些問題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與財富掠奪的過程直接相關的。
　　在此情況之下，幾乎任何調整利益關係的努力都遭到權貴的強有力的抵制，民眾保護和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都會受到無情的打壓，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系統的維穩思維和維穩體制。
　　可以說，什麼叫維穩？就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格局不變。當然，這不是說不需要社會穩定，但像中國這樣，把維穩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擇手段進行維穩的國家無疑是極為鮮見的。
　　在這種維穩弊政背後的，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思維，而這種思維與改革前的階級鬥爭思維同出一轍，是基於對整個形勢的誤判。
　　改革前我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這個彎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和對一個情況的基本判斷出現失誤有着直接關係，這就是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況估計得過分嚴重，結果是搞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
　　而這20年的時間，則是對不穩定的狀況估計得過分嚴重，於是搞了二十多年的穩定壓倒一切。非但如此，有關部門甚至故意製造緊張空氣，形成了一種類似於階級鬥爭的氛圍。於是，維穩成了頭等大事，成了一票否決的硬任務。結果是，在這一段時間，許多應當做的事情無法去做，不敢去做，放過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機遇，改革也陷入越來越被動的局面。
　　與此同時，維穩不但不能解決社會穩定的問題，反而是加劇了種種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造成民眾與政府的心理疏離與對立。維穩在很大程度上是將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將維護自己權利的民眾視為對立面，從而加劇了民眾與政府的對立。
　　同時，在維穩中，不講規則，不講法治，甚至到最後連是非對錯都不講，結果是將中國社會變成一個沒有規則的靠拳頭說話的社會。
　　因此，清理權貴弊政首先需要從否定維穩開始。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中，原來不離口的維穩提法消失了。
　　儘管現在還不能斷定這意味着什麼樣的變化，但從最近的一系列舉動中可以看出，傳統的維穩思路明顯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同時，三中全會決定廢除實行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應當說，這是中國在走向法治，保護人權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勞動教養制度的根本問題是未經法院審判就長時間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這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
　　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指出，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係，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可以說，只有徹底清理維穩弊政，改革才能順利向前推進，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義、實現社會長治久安之路。
　　因此可見，系統地清理權貴弊政，對於凝聚改革動力，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可以回顧上一輪改革的動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從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動力。因此，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敗打開既得利益集團的缺口之後，能夠轉向對權貴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這些年維穩中積累的種種冤假錯案。這樣才能造成一種人心舒暢的社會氛圍，改革也才能有堅實的社會基礎。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應當看到，維穩已經成為一種負資產。我9年前就曾經提出，應當用秩序思維取代維穩思維。系統清理維穩中的冤假錯案，不僅有利於造就改革動力，也可以為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礎。
　　清理弊政，需要與過去做個切割。應當承認，在過去這些年中，我們已經積累了許多問題。從世界上各個地方的情況來看，如果還能夠用體制內的方式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從今天開始，攔腰一刀切斷，做一個切割，重打鼓另開張。
　　把過去的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想個辦法一攬子解決，然後從今天開始輕裝上陣，不留後患。應當說，這對於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迫切的問題，越早回這個頭，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動，越晚越被動。

　　公平正義是新的旗幟

　　深化改革，清理權貴弊政，從根本上說，是要為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開通道路。在這次改革剛剛破局的時候，應該非常明確的一點就是，要將公平正義這一核心價值植入這一輪改革之中，作為這一輪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和目標。
　　從這種意義上說，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並不是上一輪改革的簡單深化，而是一次新的改革。
　　從前年夏天開始，我就在講一個觀點，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新的30年的開端。前30多年的改革，使得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後30年，要在這個基礎上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在三中全會關於改革的決定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平正義在整個改革的設計中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決定中非常明確地指出，要將促進公平正義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許多重要的舉措，都是將公平正義作為基本的指向。
　　為什麼要將公平正義放到這麼重要的位置？要看到，公平正義已經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癥結，目前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幾乎都與此有關。
　　從經濟上說，這些年我們的經濟活力在不斷下降。原因在哪裡？最關鍵的就是公平競爭的環境在不斷的惡化。
　　這些年，由於資源越來越多地集中到政府的手裡，由於政府對於市場的介入越來越多，由於壟斷的因素越來越強，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大不如從前。
　　未來中國如果要有一個不錯的發展，特別是要重新煥發經濟與社會的活力，首先需要解決公平競爭的問題。前一段時間，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講過一段話，我很贊成。他說，政府現在在經濟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條，明天出台72條，今天扶持這個企業，明天扶持那個企業。現在政府最需要做的只有四個字——一視同仁，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企業在這樣的平台上進行公平競爭，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發出來。
　　從社會的角度來說，現在大家都感覺到社會矛盾、社會問題越來越多。這些社會矛盾是從哪裡來的？假如和上世紀80年代初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來，由吃不飽飯這樣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引起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少了，現在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主要就是由社會不公造成的。
　　應當看到，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公平正義最低的標準我們能否做到？這已經是個問題。什麼是公平正義最低的標準？最簡單的說，老百姓遇到點事情要有說理的地方，這可以說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標準。不用說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職的人，自己遇到一點事情，能否找到說理的地方現在都已經是個問題。從政治的層面來說，基本的癥結也是在這裡。
　　為什麼這些年維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說明這個體制已經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而其背後的原因，也是在公平正義上。現在民眾要求我們的政府能夠維護公平正義，而實際的情況有時不但維護不了，有時甚至是在破壞公平正義。這樣的體制脆弱是必然的。
　　要看到，在今天，人們感受最深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被破壞。前段時間，不止一次的社會調查都得出了類似結論，即在社會各階層中存在一種普遍的弱勢感。不僅是那些公認的弱勢群體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們羨慕的群體，如公務員、警察、教師、民營企業家甚至領導幹部，也都有明顯的弱勢感。在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經濟又是如此高速發展的今天，這種普遍的弱勢感是很值得人們警覺的。這種現象至少部分說明，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解決的問題。
　　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強調如下的改革內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的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保護公平權利並促進公民權利平等。公平與正義的實現，必須基於法治的基礎，需要憲法權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時，以公平正義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如周瑞金先生所說，執政者要勇於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
　　公平正義，應當是中國本輪改革新的旗幟。但有人可能會懷疑，公平正義的目標是不是過於理想化？公平正義能真正實現嗎？這個問題關鍵是怎麼看。阿瑪蒂亞·森認為，人們對現實中的不公正的共識，要遠遠大於在哲學意義上關於什麼是公正的共識。消除社會中人們公認的不公正的現象，是走向公平正義的最現實的路徑。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神明）

　　在老撾、緬甸和泰國交界的金三角地區，泰國邊境的小村邊清晨所攝：一對華人夫婦向化緣的和尚恭敬地跪下獻上布施的飯菜。和尚出外化緣是當地常見的一景。這對華人夫婦，開一個小店維持生計，妻子是當地出生的，不諳漢語；丈夫是國軍第三代，兼任當地華人子弟學校的校長，我前一天晚上在他家聽他講述多年來讓中華文明在此地華人後裔中薪火相傳的酸甜苦辣，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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