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政治局常委名单即将揭晓，其中至少会有一半以上贴有“共青团派”标签。但他们都并非作为团派代表进入最高决策层。共青团组织已经沦为“党棍培养基地”，一定会与党共进退，但共青团派这个中共官场准派系，不可能继续存在

　　◆高伐林

　　中共十九大终于结束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可望在近期恢复正常，该开业的开业，该买菜刀的买菜刀，该挤地铁的挤地铁。完全可以想象的是：“新时代”揭幕，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做好思想准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串颇为拗口的符咒，天天如影随形，你走哪它跟哪，这必将成为“新常态”；也可以想象：这一长达十六字的符咒，很快就会被人们“自发地”简化为五个字“习近平思想”，或者三个字“习思想”——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当然是主政者和概念发明者早就算计好了的。
　　将我对共青团派问题的感想接着写完，写完之后，希望我可以永远置诸脑后，到余生结束，不会再有人来问我对这怎么看了！

　　“共青团派”这个词，最早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坛保守派大佬在批评胡耀邦时发明的，说他搞“共青团派”，网罗提拔了一批共青团干部。胡耀邦对这一批评很不以为然，他说过，胡启立不是我提拔的，是邓小平提拔的；王兆国也是邓小平到湖北二汽视察时发现，而后拔擢到高位的。考察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后来当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时的用人哲学和实践，他是相当注意“五湖四海”的，甚至给一大批整过他的人平反、安排职位——最后，好几个成了整垮他的“白眼狼”。
　　上次我说到，陈小平在“中共十九大”的电视访谈节目中问我：为什么习近平对共青团派如此仇恨，这么全方位地打压共青团派官员？
　　我在回答中，简要地分析了习近平对共青团派格格不入的几个原因。
　　第一，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差异乃至矛盾，是一个老话题。习近平作为一个“红二代”“太子党”，从眼界、人脉、兴趣，到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表达方式，与主要从平民阶层、从基层上升的团派，都很不相同。
　　第二，共青团派由于党长期以来赋予它的使命和地位，决定了共青团干部在这个系统内历练的几年、十几年，在知识结构、业务能力上有突出的长处和突出的缺陷。习近平琢磨着要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团派官员的长处用不上，缺陷很明显。
　　第三，也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领导”——也就是，有赖于一个控制严密、纪律严明的组织。那么，中共也最提防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从自己手里夺权。文革时毛泽东允许红卫兵大串联、倡导造反派大联合，却坚决禁止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一旦发现，立即取缔（我还记得，当初有人成立了一个全国合同工、临时工的造反组织，马上被中央命令解散）；江泽民打压传销、打压法轮功和其它气功团体、民间慈善团体和所有体制外非政府机构……都是着眼于它们有可能是全国性组织的雏形。对体制外的组织是如此，对体制内的组织，也高度关注，一定要将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谓“体制内的全国性组织”，首先当然是军队，因为掌握枪杆子，就更有风险。所以习近平首先要紧攥——“绝对掌握”——兵符；共青团也是一个体制内的全国性组织，尽管接受中共领导，定位为中共的“助手和后备军”，但毕竟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其头面人物在共青团的岗位上有条件彼此结成更私密的关系。在中共对党内小团体如临大敌，绝不给予任何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共青团派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成形的组织，更不可能有任何成文的纲领，但是共青团派成员有感情的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有很多工作互相配合的机会……这就是最高执政者绝不能掉以轻心的！他们必然要严密注视这些从共青团系统中走出的官员是否可能在党内自成派系，结成帮派。
　　我回答陈小平的提问时，更具体举例：
　　在胡锦涛执政时，他信任的一些共青团派官员，都算是所谓“主流派系”，那么，像两个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与中组部长李源潮——既是官邸紧挨着的邻居，又是从二十多年前就合作的伙伴，时常聚首在一起商量工作，给胡总书记献计献策，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谁能给他们扣什么帽子？但是换了习近平上台，共青团派不再是“主流派系”，他们两人跟以前一样在一起嘀嘀咕咕，就犯大忌了！这就是“团团伙伙”“非组织的政治活动”了！这就必然引起习近平的警觉、疑忌了！
　　至于陈小平提到：中纪委通报的2016年2月对共青团中央专项巡视反馈报告整改情况中，严厉抨击共青团干部，办事不力、人心涣散，存在“四化”问题：“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我不由得失笑：这个批评当然是正确的，据我有限的了解，共青团机关、系统和干部队伍，确乎存在这些问题，最近几年愈演愈烈。但是，这些问题仅仅是共青团特有的吗？习近平领导下共产党的众多衙门，难道不同样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四化”问题？甚至比共青团更严重十倍百倍！

　　但是我并不同意简单地断言：习近平是“仇恨”共青团派，“全方位地打压”共青团派官员。
　　习近平对共青团派肯定是高度警惕，执意要消除隐患，但并非仅仅根据是否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这个标签，就将共青团派官员一律扔进秦城或置之冷宫而后快。他采取了分而治之，力图“为我所用”的多种策略。
　　上次我分析了陈小平给我看的关于各方预测的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名单的几个版本。最近几天，又有几个海外中英文媒体列出了更多版本。这里连同上次的几个版本，都罗列如下：

　　陈小平在访谈节目中给我看的版本是：
　　最新流行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王沪宁、赵乐际；
　　路透社版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胡春华、陈敏尔；
　　港媒的版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胡春华、赵乐际；
　　郭文贵版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胡春华、陈敏尔；
　　最近增添的三个版本是（这三个版本，人选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排序的名次）：
　　《南华早报》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香港《明报》版：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栗战书；
　　台湾《联合报》版：习近平、李克强、汪洋、栗战书、韩正、赵乐际、王沪宁。
　　在所有这七个版本中，共青团派官员，都占一半以上，至少是四位：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有三个版本，多了一个团派：胡春华。
　　这就足以说明，习近平并不是对共青团派官员视如寇仇。他提拔重用的共青团派官员，其他还能数出不少，像巴音朝鲁，像王儒林……
　　今天午夜（北京时间明天中午），中共十九届政治局常委名单就将最后揭晓，到底其中有几位团派，所有猜测，都将尘埃落定。
　　我对陈小平强调，不管习近平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团派官员，他们都并非作为团派而进入，更不能视之为团派的代表人物。这与胡耀邦、胡锦涛时代很不相同。就拿上述几个政治局常委版本中被归为团派的官员来说，只有李克强和胡春华两人，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时间长、人脉广，受胡锦涛栽培提携的痕迹重，对共青团的感情深；其他几位，虽然身上都有“共青团派”这个标签，但其派系基础，都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与共青团的关系其实并不大。像栗战书，就不是因为他的团派背景而被提拔在“三北”（华北的河北、西北的陕西、东北的黑龙江）和贵州一路升迁，更不是因为团派背景被习近平看中连升数级；汪洋的仕途经历足以证明，他的权力基础并非共青团；而韩正，与其说他是团派，不如说他是上海帮……

　　陈小平问我对共青团派的未来前景怎么看，因电视节目的时间限制，我谈的不多，在此略作补充，表述如下：
　　文革后共青团组织恢复以来，团的领导人已经换了八九茬，先后进入团中央书记处的有近百人。党中央对团中央领导人的任命越来越不经意，似乎着眼点只在用团中央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的职位，给这些要提拔的后备官员提供资历，却并不在乎他们如何带领全国数千万团员、数亿青年创业和成长。共青团的影响力与日俱减。
　　共青团派从胡耀邦到胡启立、再到胡锦涛、李克强的几个梯队，理想主义色彩呈现递减趋势。而当前的梯队，理想主义色彩接近于剥落殆尽，意识形态教条在他们头脑中进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幌子。与此相关的，是整体道德修养不如前代，更为虚伪。他们的心理驱动力，主要是个人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和权力欲。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走上共青团岗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党政岗位，哪里是投身为人民利益奋斗、献身的事业？他们只看作展现能力、政坛攀升的台阶，甚至是积累资本、获取财富的途径。
　　共青团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急剧下降，当前和今后在共青团岗位上的官员，除非中共政治出现大翻盘，是不可能有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共青团官员那样的施展机会，更不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未来会有很多人继续走上、又继续离开共青团的领导岗位，但这样的资历，对其在政坛上晋升、在社会上开拓的意义将更加减轻。共青团派的凝聚力将极大减弱，共青团派作为一个中共党内的非正式、未成形的“准派系”，将逐渐解体。
　　曾有学者认为，从太子党与共青团派的争夺，隐约可以看到中国自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与庶族寒门矛盾的延续；而从双方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我们也依稀可以嗅到类似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策对峙的气味。那么，这种争夺进一步深化和明确化，未来是否可能演变成某种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化的制衡格局？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预言根本是痴人说梦，完全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对共青团派与太子党的评价，是生搬硬套西方模式——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二者的区别，并不是基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价值取向。共青团派的资格基于工作资历，太子党的资格基于血缘，这就决定了：前者是无法渗透到后者中，后者却可以用任命、选举等等方式渗透到前者中。像陈昊苏、何光炜、李源潮、刘延东、栗战书……不都同时是太子党嘛！

　　在十九大闭幕之际，有人这么对我说：习近平的报告强调社会公平、向人民利益尤其是底层倾斜、重政治超过重经济……是否可能重新发掘共青团的利用价值，使团派能借机东山再起？
　　海外一本研究共青团的专著中曾这么说（恕我一时无法查证原话）：共青团组织越来越沦为一个“党棍培养基地”。这个组织，由于中共有控制青年的需要，是一定会与党“共进退”的——党活多久，也就会让团活多久（不管是否会换别的名称——共青团历史上就曾几次改名）。继续扶植共青团这样一支队伍，习近平是有其需要的，但绝对不会像胡耀邦、胡锦涛时代，赋予其官员以重要的潜在地位。习近平对共青团干部如秦宜智、杨岳的安排，已经显露端倪，他也明确地说过，共青团干部不要想着升迁。他绝不会重新致使共青团发展壮大，尾大不掉。
　　共青团会继续存在，但是，共青团派，将不再存在。将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有可能曾经当过团支部书记、团总支组织委员、或者团省委书记、团中央书记——但他主要的权力基础和派系资源，不可能来自共青团派——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共青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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