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幼子陳楚三，超越“红二代”身份限制，站在人民立场独立思考。他告诉我陈云严厉批示：“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第二年陈云又埋怨秘书：“早告诉我这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
老高按：昨天下午对陳楚三先生做了一次采访直播，今天还将对他继续采访，但不是直播。陳楚三是陈潭秋烈士的小儿子，陈潭秋是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也是一位中共创始人。陳楚三1942年出生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监狱，不到十个月时，父亲就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一同被杀害。
陳楚三在监狱里过了四年，才随大人和其他儿童（其中包括毛远新）被营救到陕北。后来他以“郑延生”的名字，被薄一波的前妻抚养了九年多。直到14岁，才得知自己的生父是烈士，其本来的名字叫“楚三”，是监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所取，出自司马迁《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陳楚三是如假包换的“红二代”，但他与罗宇、阎淮、李南央等许多高干子弟一样，勤于思考，对毛泽东、对康生、对文革、对“六四”……都有基于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独立见解。他的许多看法，我未必都认同，但对他超越“红二代”身份的限制，站在人民的立场、重视实证、独立思考的探索精神，我由衷地钦佩和敬重！
陳楚三写了一本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42万字，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我有幸受委托担任责任编辑。下面是封面：
昨天的专访中，他重点讲述了一段故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1984年2月在对孔丹（父亲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母亲许明是周恩来的秘书，文革初期自杀）一封信上批示时，明确地指示：孔丹这些老红卫兵不属于要清理的文革“三种人”，却捎带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1985年，陈云又埋怨其秘书朱佳木：“你要早告诉我这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
我特地问陳楚三老人：得知陈云表示后悔对您那么批示之后，您怎么想？他不疾不徐的回答，让我更加尊敬这位襟怀坦荡的老人。
陈云为什么在批示中对陳楚三如此严峻？故事相当曲折，牵涉到中组部李锐、刘泽彭（也是“红二代”，清华校友、宋任穷前秘书，中组部青干局时任副处长）、罗征启（深圳大学校长）、陈元、蒯大富（清华文革造反派领袖）……他昨天并未讲完，今天将继续娓娓而谈，择时播出。我将找机会再来细讲这段公案。
顺便说一句，陈云的秘书朱佳木也来历不寻常，其父亲朱理治三十年代被派到陕北主持“肃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都抓起来，险险乎都活埋。陈云的另一个秘书许永跃，后来历任河北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国安部长。我得知的消息是，他在21世纪初那位鼎鼎大名的“公共情妇”李薇案上栽了大跟斗。
中共元老选用秘书，多半选用“红二代”，例如习近平就当过耿飚的秘书。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前中组部官员阎淮知道得相当多，我跟他约定，请他专门讲一讲，一定很好玩。
扯远了。回到陈楚三。因其特殊经历，他与康生、毛远新等人都有许多故事可讲。我很感谢这些老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了许多过去蒙在鼓里的史实。
早上浏览《纽约时报》中文网，有几篇文章有可取之处，虽然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好在都不长，捆成一束，转载于此。这些文章与上面所谈的陳楚三，没有什么联系。不过，博客就是网络日志，我记下每天的活动，也可以记下每天的阅读。再说，这几篇文章真的与陳楚三的故事毫无联系吗？未必。世上万物无不有联系——或隐或显、或远或近、或疏或密，而已！
不要对共产主义心存幻想
Bret Stephens，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10月31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1932年春天，官员们意识到一场新的饥荒可能即将发生，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甚至生命，他们铤而走险，开始在所有的地方、用所有的方式收集粮食。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充公事件。在乌克兰，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几乎狂热的强度。”
上面是我从安妮·艾波鲍姆(Anne Applebaum)所著的《红色饥荒》(Red Famine)一书中引的几句话，这是一本很棒的历史新书，内容是关于1930年代初，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乌克兰引发大规模饥荒的政策。估计有500万或更多的人在短短几年中死亡。《纽约时报》当时驻苏联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却坚称，饥荒的故事是假的。他的报道还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奖，时报后来称那些报道为“彻底误导”。
我想知道，除了只知道个大概，有多少读者熟悉这段暴行和否认事实的历史？有多少人知道拉扎尔·卡加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名字中译为“卡冈诺维奇”。——老高注）的名字？他是斯大林在饥荒时期的主要亲信之一。又有多少人知道共产主义恐怖史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篇章呢？从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到秘鲁“光辉道路”的掠夺，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用来折磨和监禁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病院。
为什么熟知南非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的人，从未听说过古巴的松树岛监狱？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校园里和进步媒体上仍被认真对待？那些提出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人物塑像这一合理要求的人，对穿着印有列宁或毛泽东像的T恤衫的“潮人”（hipsters）有一丁点的内心反感吗？
这些都不是首次提出的问题。但都是值得提出的问题，因为在共产主义在俄罗斯诞生100年后，如今的进步人士中仍有不少人对共产主义遗产保持着一种永久且危险的半否认态度。
不，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他们不是不知道大跃进或杀戮场的死亡人数。不，他们不是在试图削弱民主制度。
但他们坚持认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种族仇恨与阶级仇恨的区别，布痕瓦尔德与古拉格的区别，从而在道德上支持共产主义。他们试图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区别对待，从而宣判理论无罪。他们在承认共产主义制造镇压和大屠杀的同时，用共产主义“真实进步和成就”的文献来抵消那些恶行。他们会说，还从来没有尝试过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会用大量同情和理解的文笔描写斯大林主义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但从来不把这些理解和同情施予电影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
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反对世界上一半人的道德说教者，但他们对革命运动的纵容是极端现实的，”法国学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955年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写道。“有多少知识分子出于道德义愤走上了革命道路，却最终纵容了恐怖和独裁？”
我在周四指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政治奉献糊弄自己，这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而且这种现象完全没有党派之分。
但是，左派与共产主义同行、为其制造借口的后果更危险。委内瑞拉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独裁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剧痛中，而那些通常的进步嫌疑分子一直在为这种可预见的后果和通向这个结局的不愉快过程欢呼雀跃。
其中一名嫌疑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可能会成为英国的下任首相，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的一代人在成年时期不知道从“进步的社会承诺”走向灾难性经济结果的道路短暂且笔直。
去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党中赢得了颇多的民心，如果说他还没有赢得该党大脑的话，他的做法是把“民主社会主义”描绘为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延伸。但这位佛蒙特州参议员也坚称，“华尔街的商业模式是欺诈。”把资本主义和金融服务当做犯罪对待的努力也有可预见的结果。
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最惊人的战略胜利是我们从未认真学习过、更不用说接受的教训。一种曾经奴役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意识形态，在没有经过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崩溃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恶行。然而，我们在谴责这种意识形态上仍有困难，不像我们谴责同等的邪恶那样。我们把同情者这种意识形态的人视为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而不把他们当做傻瓜、狂热分子或愤世嫉俗者。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写道，1917年，德国人允许一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瑞士前往圣彼得堡，“他们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种用在了俄罗斯。他们把列宁像鼠疫杆菌那样装在一辆密封卡车里运了回去。”
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杆菌还未被根除，我们对它的免疫力仍不确定。
幸福感源自内心？其实不然
Ruth Whippman，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10月31日，翻译：李琼
Ruth Whippman是《焦虑的美国人：追求幸福如何让整个国家被焦虑压垮》(America the Anxious: How Our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Creating a Nation of Nervous Wrecks)一书的作者。
（《纽约时报》英文版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Happiness Is Other People——老高注）
几年前，孤身一人从英国搬到美国后，无依无靠的我在某个情绪极为低落的时刻往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幸福应用”（happiness app）。选出这样一个应用（app）的困难程度高到超乎想象。应用商店里有上千个承诺给人带来幸福的选项——它们会教你如何冥想或心怀感恩，会给你发送日落和小狗的照片集锦，或者被美化到不可思议的亲人的照片（让你暂时忘却现实中没那么高的颜值的亲人。）
我最终选择的应用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发来信息，对我进行积极的肯定，都是我该反复对自己说的话。“我很美”，或者“我很满足”。问题是，每当手机在收到新信息的时候嗡嗡作响，我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激动一下，以为有一个真实的人试图联系我。弄清真相后，我会很不是滋味地嘟哝出“我很满足”，却无法挥去这样一种感觉：没有朋友和社群，我真的并不满足。
“幸福感源自内心，”几天后，出现在我的Facebook信息流中的一张励志图片卡如此说。那白色的米姆字体有点儿呆，背景是一个女人拗出瑜伽姿势的图片，其肢体扭曲得极为厉害，看上去就好像她其实是在探查自己的五脏六腑，竭力找出幸福所在之处。
过去几年间，我在美国致力于研究与幸福和焦虑有关的问题，并就此写了一本书。我注意到，这种特别的关于幸福的建议——把追寻满足感定位为一种向内的、个人化的探求，与其他人无关——已经变得越来越随处可见。与其大同小异的包括：“幸福并非取决于你周围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你的幸福不该由他人决定”；还有那句颇为神气、很容易在社会上流传开去的“幸福是内心的感受”。来自某自励自助邮件列表的一封电邮，甚至以强悍的合成词“withinwards”（内部深处）来着重强调该理念（不过，当我看到邮件主题“Go Withinwards”［探寻内部深处］的时候，一度以为这是在给一家彻头彻尾的内脏类餐厅打广告。）
在以自我实现为动力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幸福感应该自内而外而非自外而内地产生的理念，正慢慢变成世人默认的真理。这种幸福被设定为自我发现之旅，而不是与外界打交道的天然副产品；这种幸福强调情感上的独立，而非相互依赖；其所基于的理念是，要获得有意义的满足，只能全力探索自己的内心，深入灵魂深处，认清我们个性当中的复杂和敏感。第一步：发现自己。第二步：做自己。
这种孤立主义哲学不仅显现在很多美国人谈论幸福的方式中，还通过他们如何打发时间彰显出来。研究此类问题的人发现，独自“追寻幸福”的情况明显增加——行动时要么是孤身一人，要么是身处没有互动的群体中——显然旨在把每个人圈定在自己的私人情感体验里。
灵修和宗教实践正慢慢从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活动，变成一种私人活动，静谧的冥想静修院、正念应用程序和瑜伽课堂，取代了教堂里的社交聚会和集体礼拜。自励自助产业蓬勃发展，其指导思想为：追寻幸福应该是一项私人的、专注于自我的事业。美国人每年会花超过10亿美元购买自励自助类书籍，让其为自己的内心之旅提供指引。与此同时，“自我照护”(self-care)成为了新形态的走出去。
但在越来越强调进入内心深处追寻幸福的时候，美国人用于与他人真正交往的时间越来越少。目前，这个国家将近半数的餐桌前只有一个用餐者。少年人和年轻的千禧一代用来和朋友“闲荡”的时间比不久前的任何一代人都少，智能手机取代了真实世界中的互动。
不只是年轻人。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开展的时间利用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现在平均每天花不到四分钟“主持或参与社交活动”，这里的“社交活动”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派对，以及其他有组织的社交场合。算下来一年是24小时，几乎不足以覆盖感恩节晚餐和自家孩子的生日派对。
同样的时间利用数据，还对“交际和沟通”做了另一种更宽泛的界定，其中不只包括让人愉悦的事情——与热情的配偶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或者与好友边品葡萄酒边高谈阔论——还包括两个成人之间任何类型的交际和沟通，这被视为他们之间的主要活动，而非工作等其他任何活动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算上所有这些——包括日常的唠叨、争论和抱怨——普通美国人每天仅仅花半个多小时进行社会交往。不妨将其与每天看电视的时间（3小时）甚至是“梳洗打扮”的时间（女士为1小时，男士只有44分钟多一点）比较一下。
反省、内观和一定程度的孤独，是健康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某个点以后，我们似乎会打破平衡。因为大量研究非但没有证实我们秉持的“幸福感源自内心”的理念，还透露出几乎完全相反的信息。
关于幸福的学术研究充斥着不合情理和矛盾之处，更多地揭示了开展研究的那些人的日程和价值观，而非人类情绪的真实状况。但如果有一种观点几乎得到了关于人类幸福感本质和源头的所有研究的一致认可，那一定是：我们的幸福有赖于他人。
一项又一项研究都表明，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幸福生活的最强大最可靠的预示物，它们甚至更进一步，称之为“幸福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一个人就无法真正感到幸福。这一结论适用于有着任何种族、年龄、收入和社会阶层的人，令其它影响因素相形见绌。
研究显示，如果想要幸福，我们就应该切实致力于减少独处的时间。尽管回答抽象的问题时，人们声称喜欢孤独，但实时抽样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一致表示，他们和其他人待在一起时比独处时更幸福。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效应不仅适用于认为自己外向的人，它同样适用于认为自己内向的人。
另外，忽视社会关系真的会严重危及我们的健康。研究显示，缺少社会交往引发的过早死亡风险可与吸烟比肩，给健康带来的风险约为肥胖的两倍。我们为自身的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发现自我”或“探寻内心”。而是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培育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
有鉴于此，下一次面对冥想抑或和朋友坐在酒吧里吐槽冥想课这两个选项时，你或许应该认真考虑去酒吧，不管你的“幸福应用”怎么说。
“万能主席”习近平：比CEO还厉害的“COE”
每日一词：Chairman of Everything，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10月31日
十九大后，习近平已将自己塑造成了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习近平思想”被写入党章，意味着习被提到了与毛泽东一样高的地位。
在《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万能主席”习近平，诸多头衔背后的权力加冕》中，我们的驻京记者赫海威(Javier C. Hernandez)细数了这五年来加诸习近平身上的种种头衔——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司令、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在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习近平的身影无处不在”，记者在文章中这样说。正因为习近平的头衔如此之多，人们开始称他为“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 (万能主席)。
“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这个概念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在2014年首次提出的。在2015年11月《纽约时报》驻京记者Jane Perlez对该中心负责人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的一次采访中，白杰明将这一概念简称为COE，与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简称CEO只有一字之差。
“Under Xi Jinping, the man I like to call China’s C.O.E., or Chairman of Everything, these traditions are being drawn on to build a China for the 21st century. ” （“我喜欢把习近平称为中国的‘COE’——全抓全管的老总[Chairman of Everything]。习近平执政期间，为构筑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运用了以上的传统。）
借用了公司CEO的概念，中文网对这一头衔最开始的翻译是“全抓全管的老总”。在《四个问题，看懂“习核心”意味着什么》一文中，“chairman of everything”这一概念被再次提及。
“That power doesn’t mean that Mr. Xi is always effective, and the new title will worry critics who say he is trying to control too much, leading to poor policy… Being the‘chairman of everything’，as Mr. Xi has been called, could backfire.” （“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一直都会是一位有效的领导人，该头衔会让批评人士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他正试图掌握太多的东西，而这会导致糟糕的政策出炉……充当‘全抓全管的老总’[chairman of everything]——这是外界对习近平的称呼——可能会适得其反。”）
就在昨天，习近平这位“COE”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一批来自中美两国的CEO和商业领袖，其中包括苹果(Apple)的CEO蒂姆·库克(Tim Cook)、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CEO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和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会上，这位“COE”对CEO们说：“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
在翻译最近这篇阐释习近平诸多头衔的文章时，驻京记者储百亮(Chirs Buckley)建议将“chairman of everything”翻译为“万能主席”。而在BBC中文网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这一头衔则被翻译成了“全面主席”。
对于“chairman of everything”，你有什么看法？中文里有与之对应的词语吗？这几种译法你更喜欢哪一种？你对这一称呼作何评价？欢迎来信至cn.letters@nytimes.com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月图片主题：秋韵）
很有几次，千里迢迢慕名寻访素有口碑的观赏秋叶胜地，像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佛蒙特州的绿山、宾州的波可诺、纽约州的七星湖、田纳西州的大烟山……未必每次都能大饱眼福，返程回家，却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说“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红最亮的秋叶，就在自己家门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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