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书中多是陌生名字，熟悉的名字寥寥无几。在重大社会事件中不产生一些新词，不流行一些经典语录，好像只是“新常态”这几年的事。这在网络时代简直不可想象。是这些词汇对抗的行为消失了吗？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下降了吗？还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


　　老高按：武汉封城，到今天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我的家乡父老乡亲被软禁困在家中，度过了恐惧、孤独、郁闷、怨愤的三十天。最让人难熬的是，不知“刑期”到底有多长，拐点在哪？终点在哪？
　　在这种时候，人们很自然地要将17年前的非典瘟疫与今天的新冠瘟疫联系起来、对照思考。17年前是胡锦涛温家宝刚刚上任，这次则是习近平掌权的第二任期正好一半。17年来吸取了哪些教训？重蹈了哪些覆辙？进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最高领袖、官僚体制、知识精英、普罗大众，这四个方面，都应该自己细细想来，也应该被细细审视。
　　有位署名晁林深的作者写了一篇《没有公民社会，新冠疫情不会留下任何遗产》，标题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读下去，颇有可取。他不仅比较了非典与新冠，而且更从31年前的“六四”一路叙述下来：2003年非典瘟疫，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就从这么简明扼要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集团定于一尊，给公民复健系统、给民族复兴活力，甚至给官僚施政体系，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破坏。读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哪些人消失不见了，哪些事不再出现了，实在令人怵目惊心！——短短七年，我们的故国，我们的同胞，经济上科技上都不断取得亮眼的成果，但政治上精神上有了多大的倒退！


　　没有公民社会，新冠疫情不会留下任何遗产

　　晁林深，纵览中国

　　港大病毒学专家管轶接受《财新》采访以来，全国确诊人数已近6万，“保守估计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这一判断眼看就要实现。随着总书记开始露面视察，以及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的撤换，可以想见，这下疫情真正“可防可控”了——无论是以消灭疾病还是消灭声音的方式。只是，时间上会比预想的要漫长。这也意味着，除了政治和经济，我们也开始进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新常态”。这一变化，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过去了，还有什么“新常态”会出现呢？2014年以来的“新常态”，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在“新常态”下，我们变得更好了吗？

　　一、新冠状病毒下的中国模式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复杂中国”（胡锡进语）：科技领先（2020年以前就向WHO公布病毒完整信息），政治龌龊（歌功颂德不因疫情有丝毫改变），对外负责（自1月3日向美国每日通报疫情），对内隐瞒（1月20日才正式承认疫情），专制奇迹（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封城、停业已逾20天），治理溃败（武汉式封城）。
　　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就是看到了一个“行动缓慢的巨人”，“不愿意动，一旦动起来又有着惊人的紧迫性”。这种模式“掩盖事实，不作为，然后中央政府介入，采取严厉措施。这就像一场希腊悲剧”。
　　你能说它不好吗？7天之内建好定点收治医院，把1300万乃至5800万人都封在家里，全国范围内停工停业，这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很振奋人心。但你也很难说它好。毕竟是它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却要求建筑工人放弃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零下十几度的户外不分昼夜地施工；要求如此之多的人口在没有基本的生活和医疗物资，没有足够医疗照护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确诊而在城市各个街头各个医院奔波。最后，要求一天只能领到2套防护服的重点收治医院日接诊800名发热病患，还“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以视频慰问的形式。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渡过危机的方法，就是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益，让他们在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裹挟下去弥补体制的错误。如果这一部分人反对的声音足够大，则继续侵犯下一个群体，继续让另一个不相干的群体为体制买单，直到最后一批人无力反对、遭受忽视。这种卑鄙的统治游戏周而复始，屡试不爽。

　　二、没有遗产的新冠肺炎

　　公众的不满，在李文亮医生去世时达到了顶峰。我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呼吁书中，但更多的是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包括：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退休教授，文革后首批大学生（以人大为主）。他们多半是哲学历史文学美学等社科边缘专业出身，但都在引用宪法，要求兑现宪法承诺。
　　熟悉的名字，寥寥无几：著作下架的北大张千帆，授课停止的清华许章润，主动退休的中大艾晓明，刑满释放的郭飞雄，翻墙著书的笑蜀。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却很难寻着：贺卫方、茅于轼、萧瀚、张鸣、浦志强、冉云飞、王克勤、艾未未、胡星斗、陈丹青、崔卫平、吴稼祥、吴祚来、徐友渔、于建嵘……细想起来，不仅仅是这次，好像2014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听见他们的声音了——除了被抓、被封、被解职。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常态”下公民社会更活跃了，因为许多新的面孔站了出来。这可能是一种善意的说法，给自己打气也给外界打气。事实是，新面孔的数量比不上老面孔消失的数量，新面孔活跃的时间有没有老面孔长，也有待观察。而且，公民社会不是一时的社会现象，而是一项维持数年的状态描述。有无持续的行动、持续的声音、持续的组织，是判断公民社会是否真正成型，能否推动社会前进的指标。遗憾的是，除了农民起义式的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来都只是有声音而无行动，有行动而无组织，有组织而无声音。无怪乎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
　　就新冠疫情而言，或许会成为30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事件。不过，当疫情结束时，应该也不会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遗产（社会管控的经验倒肯定会增加，看看新任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的履历就知道了）。知识分子大面积沉默，NGO完全缺失，个人行动者寥寥无几，社交媒体满眼正能量都是值得悲观的因素。传统媒体不乏有一些亮点，但基本沿袭了过去20年的言论管制传统——重大社会事件时都会稍微放宽言论的尺度，给情绪一个小小额宣泄口。
　　这和过去30年发生的任何一次社会事件都不同。
　　上一次波及全国、引发停课停业的社会事件是在30年前。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概念，媒体较为直言不讳但仍全面受控，通过镇压、关押、驱逐、利诱以及言论管控，那场“风波”最终只给国内留下了只言片语，诸多事实仍然成谜，我们并没有学到很多。
　　2003年的非典同样是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社会条件和今天略有不同，一个正处于公民社会上升期，另一个正处于衰落期。那时，互联网远未普及，公共知识分子刚刚兴起，NGO还在缓慢萌芽。非典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仍然只限于体制精英，但南方系报纸随后步入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代。
　　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集中表达情绪的机会。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传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迎来了各自的辉煌，尽管还有豆腐渣工程、地震死亡人数、死难学生等问题遗留，但NGO成为了地震留给中国最珍贵的种子。他们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第一次被当做政府治理水平的参照物，并在此后5年频繁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是少有的没有经验传承的社会热点事件，这一点和新冠很像。当时，社交媒体颇为发达，公共知识分子也十分活跃，传统媒体仍然有相当大的报道空间，甚至还出现了不少个人行动者实地调查真相——就连受害人群体也十分“完美”：较早乘坐高铁的一批人，多为商务人士或中产阶级，有着更为充足的社会资源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但该事件最终止步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调离岗位、高铁降速。无他，该领域相关的NGO极其稀少，并且受害人群体自始至终也没能形成一个组织。

　　三、无趣的中文

　　外媒形容李文亮之死激发了“暴动”——在网上，让人读起来不禁会意一笑。仔细想想，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有余味的文字了。这几年，除了00后抖娱乐的机灵，其他领域说什么都是一本正经的。“中国梦”就是“中国梦”，没有别的意思，“新常态”就是“新常态”，没有其他另外的含义。所有的公共事件，怎么定性怎么叙述，都已经自上而下定好了调子，公众根本没有发挥创造的空间。就连有态度的网易新闻，2015年被约谈之后也变得了无生趣，评论区盖楼水平一落千丈。如今，想找些热词典故，还得回到十年前。比如，2007年的“正龙拍虎”，2008年的“俯卧撑”、“范跑跑”，2009年的“躲猫猫”、“钓鱼执法”，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2011年的“郭美美”、“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2012年的“表哥”。看到这些词句，就会想到背后的“趣事”。至于，为抗议PX项目而流行起来的“散步”，为挖掘真相而走红的“围观”，为自由集会而古文新用的“饭醉”，为揶揄公安询问而焕发新生的“喝茶”、“查水表”，简直已经成了公开的暗语。
　　然而，在重大社会事件中不产生一些新词，不流行一些经典语录，好像也只是“新常态”这几年的事。这在网络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是这些词汇对抗的行为消失了吗？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下降了吗？还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
　　李文亮医生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只有“一个”声音。总书记1月7号之前就知晓疫情，13天之后才做出批示，然后两天内就决定封城武汉。你可以说他效率高，行动果敢，但也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只是，我们不能说，也不能揶揄，连“敏感词敏感词，还是敏感词”也不能用。
　　2013年秋，“图样图森破”书法作品在北大下架，与此一并下架的，还有我们仅存的，对公共事务保持快乐的，一点点的，权利。对比网络热词时代，如果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或许会听到其他的声音：
　　一个叫万延海的前卫生部公务员，会公布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政府内部文件，然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秘密关押一个月。最终，警方在国内外压力下释放了他。万延海创办了公共健康NGO北京爱知行。
　　一个叫许志永的前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会组织律师为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提供法律援助，并对武汉式“无保障临时封城”的合法合宪性提出审查。之后，许志永会被控偷税漏税，通过民间筹资百万暂时躲过牢狱之灾。许志永和其他几位法律博士创办了宪政NGO公盟。
　　一个叫陆军的前网站编辑，会尽快组织一场平等权益研讨会。参会者将有学者、律师、和媒体，李文亮医生或其他确诊患者会远程参加会议。会后将会发布一项涉及疾病学、法律、伦理和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建议。会议成果经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几天后会突遭屏蔽，组织者将在三个月内无法举办任何会议。陆军创办了反歧视NGO北京益仁平。
　　一个叫郭玉闪的前文字工作者、莆田人，会在武汉封城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通过秘密渠道，帮助有需要的市民逃离武汉，以获得应有的医疗照顾。郭会因此离开自己创办的机构以换取个人自由，同时也会发布一份公共卫生管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郭玉闪和其他几位北大同学创办了研究型NGO北京传知行。
　　以上，不过是一种设想，但都曾经真实发生过。他们或许只给疫情防控添加了佐料，却很有可能改变现实的走向，不会像现在这般苦涩——地方政府也不会如此动辄得咎。

　　四、新常态下的生活变化

　　和以前比起来，“新常态”下的生活并没有多好。但很多地方，确实变得更差了。随意盘查身份证，过去做得遮遮掩掩，现在查得理直气壮。地铁安检，过去得过且过，如今已经是一项硬性任务，甚至入住酒店也开始安检。互联网实名，过去每一步都吵得不可开交，如今手机实名互联网实名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更遑论人脸识别技术，不仅用在反恐治安领域，连社区门禁、学校课堂、旅游景区都开始大肆滥用。
　　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上班，吃饭，睡觉，不要说话，上班，吃饭，睡觉，不要说话。如果有说话的机会，连怎么说话，都要经由一套复杂的系统编辑。在如此无趣的生活中，只有反腐是少有的可以肆意谈论的话题。只不过，当反腐渐渐变成一出戏，而观众只能按脚本说话时，厌恶就成了人类本能的反应。
　　“新常态”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客观规律的结果，而是他的要求。他要求“新常态”，按下暂停键，前一秒还在party中的我们，就立马回家——连乱糟糟的狂欢现场都不需要收拾，有人会帮你收拾好，但你必须支付清扫费。一如新冠疫情，也是他要求欢乐祥和，他要求高度重视，他要求封城，他要求复工，他要求无私奉献，他要求打击造谣——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要求来。
　　现在，我们都按照他的要求来了，又如何？
　　经济方面，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三大股指纷纷动荡，新经济纷纷爆雷。外交方面，邻国纷纷交恶，港台纷纷反对，欧美纷纷排华。内政方面，司法改革纷纷停滞，维稳能力纷纷加强，经济体制纷纷倒退。文化方面，国外教材纷纷下架，独立音乐纷纷被禁，网络正能量纷纷登台，伪传统文化纷纷还魂。社会方面，调查记者纷纷转行，维权律师纷纷入狱，知识分子纷纷禁言，大学教授纷纷辞退，NGO纷纷关停。
　　我们每天都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人民却快没了。

　　五、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2008年汶川地震暴露了红十字会的无能，2020年新冠疫情还是暴露了红十字会的无能。兜兜转转12年，一点进步都没有。更不用提17年前人为隐瞒非典和今天何其相似。这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几千年不断循环的悲哀，而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悲哀。
　　人的一生不过七个12年，真正能有所作为的，不过三、四个12年。经历十年浩劫制订的82宪法，也给了人生一种有限的期待：再动荡的政治，不过十年。这是苦难中国最长寿的宪法，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引发恐慌的记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向何处去，又成了我们黑夜里不断的自问，一如清末，一如抗日，一如文革。
　　诚然，在网络时代，社会进步的速度比不上理念进步的速度。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尤其是那些站在理论前沿、引领风尚的人，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们看到太多的精英旅居国外，一生孤寂。国外再好，终不能融入其中。因为，亲身经历的进步才是进步，苦难中国的改变才是改变。
　　中国几千年来的旧历史，就是“仁政——暴政——革命——仁政——暴政”循环。历代王朝统治，也不过是“中央集权——王权消解——中央试图再次集权——崩溃”的循环。1949年之后，中国才算勉强挤进了现代国家。这两个历史循环能否被打破？现在做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
　　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道德想象为标准。中国改革第一人周厉王，竟因积极应对执政危机而亡命。他不用“旧章旧臣”，任人唯贤。为解决中央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施行中央“专利”。收了地方贵族和百姓的国税，用来反击外来侵略。同时，法制能力也变得异常强大，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止谤任务，就得到了维稳机构“卫巫”完美的执行，“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看起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却发生了“国人暴动”，自己也被活活饿死。
　　跟勤勉、胆识也无关系。比如，“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宫从无宴乐事”的明崇祯帝，登基第一年就铲除权倾天下的魏忠贤，年仅17，不可谓不胆大心细。此后权力完全在握，执政17年换了19个首辅，14个兵部尚书，最终亡国亡命。
　　甚至跟个人能力也没有关系。比如商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简直文武双全，聪慧过人。同样身死国灭。
　　所以，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不如身体力行。与其寄望于遥遥无期的政治改革，不如投身基础社会的建设。最起码，类似红十字会的问题，肯定会在12年里有所进步。实在不行，就通过竞争法则让它关门，这也是一种进步。根本不需要打砸抢，不需要制造恐怖事件。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孔令飞《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六、公民社会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国历史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简单二元对立——时至今日，还盛行人民和敌人的语言习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社会当成一个生态系统，所有人都可以在里面共生共存，人人自由而无害地度过一生，那就好了。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不健康的生态系统，但那是狮群，猴群，狼群，鸡群，不是人群。
　　清末以来，我们先是认为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来抵御外敌。后发现军事技术不是独立的，需要强大的民用工业支撑，于是又发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持续了30年，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就在一片向好之际，甲午战争惨败给了“洋务派”当头一棒。中国人又开始上下求索，终于认定政治改革才是根本，遂开启“维新运动”，推动“君主立宪”。“维新运动”在“戊戌变法”时达到顶峰，但在辛亥革命时彻底失败。辛亥革命选择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体制，经历了多年战乱，最终也在38年后宣告失败。
　　是“君主立宪”不好？英国、日本如今都是世界强国。是“民主共和”不好？美国如今是世界头号强国。是“社会主义”更好？迄今为止，世界200多个国家中，仅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是最强大的一个。
　　其实，我们不需要讨论哪个政治体制更优。因为无论哪种政体，最终都绕不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只要正确回应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任何一种政体都能获得成功。如今，无论哪个现代国家，没有谁会说自己“不民主”，“不自由”，“无法治”，“无人权”。只会说自己采用了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法治以及什么样的人权。我们所讨论的，所要求的，也不是采用某个新的政体，颠覆某个政体，而是要求享有某种“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这样我们才不会跟过去200年一样，像个垂死的病人寻找救国良方，不会去简单的认为，我们有了某种技术，或者有了某种政体，就一定能强大。毕竟，社会主义朝鲜和民主国家缅甸的人均GDP就处于同一水平，英联邦也分三六九等。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一时，也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社会治理的细节。
　　每隔几年，都会冒出美国政府可能“停摆”的消息，有时还真的“停摆”了。克林顿时期遭遇过，奥巴马时期遭遇过，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还创造了“停摆”记录——35天。但和比利时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比利时自2010年连续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都进了吉尼斯世界记录。而西班牙2016年结束10个月无政府状态时，经济竟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0.7％。这些国家在政府停摆期间，国家基本照常运转，公民照常自由生活。
　　能想象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样子吗？其实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文革。文攻武斗，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长达10年。乃至文革结束后两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50年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当年的政治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便放到今天，我们的表现就能更好了吗？一个没有活跃的自治组织的社会，一定会混乱。
　　欧洲有着上千年的市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传统，独立于国家和商业利益而存在。作为市民/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宗教势力一度超越了欧洲国王。这使得欧洲很少出现中国式的集权国家、集权国王，也很少出现因国力衰弱而社会崩溃的现象。所以契约精神在西方世界很流行，各方力量动不动就坐下来谈判，写合同。订了合同大家就相互遵守，社会自有它的规则自行运转。
　　美国也是如此。从社区图书馆到教堂，从学校到华尔街，从中部乡村到政治中心华盛顿，到处都有NGO。他们为你在白宫门前抗议，为你跟老板谈判，为你跟政府打官司，为你申请政府福利，为你游说。二战后，我们还见过美国选举出来不道德的总统，不检点的总统，撒谎的总统，“戏子”总统，白字总统，不靠谱的总统，几乎没有一位是“英明”和“高瞻远瞩”的。我们嘲笑它，诅咒它，美国却一直没有乱成一锅粥，对外还退出了几场战争，打赢了几场战争。这就是市民/公民社会的魅力。
　　我们如要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内，不妨从建设市民/公民社会做起。这和技术、政治体制无关，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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