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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信息泛濫年代回顧有關“保密”的史實 |
| | 中國的“鐵幕”一方面是對外，更主要的是對內、對下。當局控制信息只能縱向流動，嚴防橫向傳播；縱向也只能單向：即從下往上，而嚴格控制從上往下；信息“按權分配”，級別高的官員就比級別低的能看到更多的文件、知道更多“精神”；無級別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範對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老高按：昨天我貼上的《中國抗戰死者人數至今仍是糊塗賬》談到：在中國統計數字不准，有時候“是不能也，非不為也”，有時候是“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關於權力者把持調查統計的權力，絕不讓人染指這個話題，往下想，本來還有許多話可說，讀到署名為“落桂閒人”者在“博客中國”上的一篇文章，轉載於下，文章中說了的，我就不必再饒舌。
凡在共和國生活過的人，都對“保密”這兩個字耳熟能詳。但是什麼是“機密”，什麼該“保密”？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在工作中只能一一請示上級：這個能對人說嗎？那個能寫出去嗎？但往往上級也很難說清楚，問多了，上級也煩了，一句話打發回來，最簡單又最管用：沒讓你告訴別人的，就都不能說、不能寫！
記得文件、簡報左上角，都有黑體字標出密級：“秘密”，“機密”，“絕密”，“極密”；或者明文規定：“此件發至縣團級（或廳局級）”，“此件在黨內傳達”……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不是要“保”的“密”，且不說林彪出逃摔死這種重大醜聞了，就是美國阿波羅號飛船登月這種全世界都傳揚的新聞，在中國都只能登在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上。張光斗教授在病榻上，還寫信告訴中央領導，三峽水庫的庫容量計算錯誤，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
當時西方國家稱，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信息封鎖為“鐵幕”，其實“鐵幕”高張，一方面是對外，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對內——對下。當局控制信息只能縱向流動，嚴防橫向傳播；縱向也只能單向：即從下往上，而嚴格控制從上往下；“按權分配”的，級別高的就比級別低的能看到更多的文件、知道更多信息和“精神”；無級別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範對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不用說那些戴上各種帽子、被公開監視和“內控”的“敵人”“准敵人”及家屬了！
當今之世，中國的各級權力者仍然不時祭起“保密”的傳統法寶，但是拜電腦、互聯網等現代科技手段之賜，再想壟斷信息，只能是“不可能的任務”。民眾眼下的難題，倒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信息中分辨真假、優劣。不過，儘管如此，回顧一下“人人保密、處處保密、事事保密”年代不堪回首的的荒唐往事，還是能夠起到讓我們憶苦思甜的功效的。
關於中國保密制度的一些史實
落桂閒人，博客中國，摘自《百年鐵幕》
與對外宣傳緊密相關的就是所謂“保密制度”。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另一大“特色”。早在中共二大通過的第一個《章程》裡，第4章第25條“紀律”就規定，“泄露本黨秘密”，開除出黨。三大通過的《第一次修正章程》，第1章“黨員”第四條又規定黨員自請出黨時，“須由介紹人擔保其嚴守本黨一切秘密，如違時，由區執行委員會採用適當手段對待之”。什麼是“適當手段”？ 以下例子可作為最生動的說明：1931年4月，大叛徒顧順章全家八口慘遭滅門，包括其岳父母、妻子、內弟等全部被周恩來等指揮的中共“紅隊”勒死，深埋於上海法租界其住處內地下八尺。隨後據特科被捕人員指認，於租界內兩處又掘得39具屍體，大多數為中共動搖變節分子，一時震動中外。
1949年江山易主之際，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或出於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或出於眷戀故里的心理，或出於對“新中國”的嚮往，拒絕了國民黨方面的“搶救”，選擇了留在大陸與新貴們“合作”。如1948年3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評選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位院士，去世4人，去台灣6人，去美國12人，去加拿大1人，其餘58人均選擇留在了大陸。在歸順初期，他們在屢受“思想改造”之餘，還算受到了“優待”，有的人還受到了“重用”，當上了官，如葉企孫當上了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相當於校長）兼理學院院長，湯用彤當上了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兼文學院院長，錢端升也當上了北大法學院院長。
但他們很快就滿腹怨言了，除了因為有職無權，黨員和積極分子把持一切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保密”問題。葉企孫就曾抱怨說：“共產主義我贊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讓看”。在1957年的“鳴放”中，復旦大學教授孫曉樓說，保密的範圍非常大，妨礙了法律科學的研究。後來的第二號大右派羅隆基在談到民主黨派和政協問題時，也曾說，民主黨派苦於不知道情況，得不到資料供研究之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和政協的會議上，民主黨派的代表對會議所討論的東西，由於事先不知道它的內容，又由於時間倉促，結果拿不出意見；今後對於重大政策的決定，在共產黨內進行討論的同時，應該讓民主黨派參加討論，並且由有關方面提供情況和資料。還說，有些規章制度要變一變，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能夠參加更多的會議，看到更多的文件。在曾昭倫、錢偉長等五教授起草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該文後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也批評“保密制度過死已成為科學研究的障礙之一”，“建議除軍事、外交以及新發明外，對於科學家、教授所有資料不必保密”，“政府主動將有關資料儘量供給有關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九三學社常委、橋梁專家茅以升承認在任何國家，保密制度都是重要的，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當作擋箭牌，認為任何公事皆需要保密，無邊無際地發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處，就必然是牆溝（當時常用的一個詞彙，指執政黨與黨外人士的隔閡）所到之處了。有人說這些年來，在辦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體問不得，回到家裡，一切公事說不得，任何工作寫不得；……有時教授帶學生實習，參觀不了工廠，工程師做設計，找不到必需的材料；這樣保密的結果，……大大妨礙了有關情況的了解和經驗的交流，……形成極大的浪費；從教育文化來說，……大家保密，學術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
他建議，除因國防上的要求外，對於一切科學技術資料的保密應從速考慮取消，讓它能在國內外自由流通，更好發揮它的作用。直到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上，歷史學家黎澎還在呼籲，愚昧無知的保密制度，影響對歷史的科學研究，應當廢除。
尤其是發生重大人禍的時候，封鎖消息更是成了全黨一致的衝動。《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生動地敘述了各地官僚大量駭人聽聞的運用專政手段欺上瞞下的事實。如“信陽事件”中，在中共信陽地委的授意下，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裡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下令查處。1960年8月以前，息縣全縣反映沒有糧食吃的人民來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被當作“反動信件”交公安局偵破。有一封是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匿名信，經對筆跡定為汝南銀行幹部鄭連邦，立即將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衛生所的幹部王啟雲寫信給黨中央，反映餓死人的嚴重問題，要求中央仿照“包文正陳州放糧”，公安局偵破後，對王啟雲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光山縣郵局發現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內容是反映光山餓死人的情況，公安局就追查寫這封信的人。郵局櫃檯營業員回憶，發這封信的人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縣範圍內抓女麻子，讓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報到，一個一個地檢查，結果還是沒有找到。事後才知道，寫信的人是一位在鄭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鄉光山縣（一份資料說是潢川縣）探親看到餓死人，才寫了這封信。
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裡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一人一邊，分別把守。外流社員被逮住後一律稱作“流竄犯”，遭到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飢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不要以為有“保密”衝動的僅限於中低級別的官僚。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回憶，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這位“人民的好總理”才放心。
這裡，“保密”的對象顯然已經不是西方“帝國主義”或“敵對勢力”，而是這伙政客宣稱“全心全意服務”的人民。如果說，在極端嚴酷的地下時期，“保守黨的秘密”還屬必要，那麼在奪取了國家政權，成了“領導力量”之後，仍“保密”，並將“保密”的內容由黨內事務擴大到了國家和社會事務，搞出那麼多的“內參”、“內部發行”、“傳達到某某級”等等；而且，直到現在，在入黨誓詞裡，仍要求“保守黨的秘密”，有“僕人”對主人如此“保密”的嗎？有如此向“血肉聯繫的親人”如此封鎖消息的嗎？這只能說明這伙政客是何等的缺乏現代政治理念——仍停留在皇權專制時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層次上，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伙政客“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之類的說法是何等的虛偽！
與此相聯的還有暗箱操作的人事檔案。在黨國“體制內”討飯吃的人們都知道人事檔案的重要性，它是“體制內”人們身份，以及與這種身份相聯的地位、待遇等的保證，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每一個人一生的沉與浮，榮與辱。比如，誰要在學生時代聽到一聲斷喝：“（某事）記到你檔案里！”多半會心驚肉跳，並夾起尾巴“重新做人”的。儘管每年年終，人們都要填寫表格，寫個人鑑定，但領導和“權威部門”在後面如何鑑定自己的，卻從來不得與聞。這就意味着不管這種鑑定是否客觀公正，都是“終審判決”，當事人永遠不會有任何辯駁機會的，這是一種多麼霸道、野蠻的做法啊！很多時候，一個人已經被打入另冊了，他卻渾然不覺，還在“努力追求進步”呢。
1955年，聰明能幹、曾出過兩本熱銷書的華東第四步兵學校幹部張隴文受命復員，復員證上寫的是：“組織觀念強，能服從組織分配；工作積極肯干負責”。首長意見欄批語是：“可服預備役”。然而，張在此後30年間，卻歷盡坎坷，四處碰壁：一同復員的人去了國家機關，張卻被安排到鄉間做生活無保障的民辦教師；大饑荒時期，民辦學校被解散，張不得不回鄉做了農民；四清運動中又被扣上“富農”、“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還被指控有“破壞活動”；文革開始後，又被劃為“反革命分子”，又因到北京上訪受到威脅。直到1986年，南京軍區政治部為其平反時，張才知道，原來他的檔案里，當時的審幹辦公室塞入了這麼一條與復員證評語完全不同的“審幹鑑定”：“根據本人整個歷史來看，其在入伍之前未受到任何進步思想影響，亦無進步表現。於1949年4月在敵人控制森嚴的上海而逃到相距千里之外的浙江省諸暨縣鄉下參加游擊隊，我們認為這種舉動未免太突然，是不合乎一般思想發展規律的。按其入伍前還在特務機關受訓，而入伍又是如此突然，故其入伍來歷及動機實屬可疑”。據此，該鑑定雖然承認張“入伍後一貫表現較好，工作能力較強，業務技術熟練”，但“從長遠利益考慮”，還是作出了讓其復員的安排。
河南某大學的×教授，當時作為共青團員，在反右初期本與2位黨員和3位團員同屬於“依靠力量”，成立了小組，開過幾次會，但不知何故，這種會議後來就不讓他參加了。在此後幾年裡，即使×具有研究生學歷，工作很努力，教學、科研成效也很顯著，但一直被“組織”以“講師指標太少”拒絕晉升講師，並受到監視。文革開始後，在學校和系領導的操控下，×又被教工“選舉”為“階級敵人”，“定案材料”卻一直對他保密。直到1966年11月30日，在最高層已挑明“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群眾紛紛“造反”的背景下，教研室一位負責人交給×一份“定案材料”，讓他發表意見，謎底才徹底揭開：原來反右時×已被歸入“中右分子”，被內定為“反革命基礎人”（一個非常怪誕的罪名），一直受到“內部控制”。
筆者的一位忘年交，鄭州某高校的Ｚ教授，曾給我講起了1957年“鳴放”時他們班同學因批判這種暗箱操作而罹難的故事。Ｚ教授1959年畢業於北京某著名高校。1956年底1957年初，學習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後，黨委指示各班團支部根據學生們的學習情況，暗中將全班同學分成進步、中間、落後三類學生，上報黨委。5月“鳴放”時，Ｚ教授和他的同學們偶然知道了這個情況，群情激憤，貼了大字報，斥之為“黑名單式的工作方法”，堅決反對，為此還開會罷免了團支部，選舉了包括Ｚ教授在內的新支部三個負責人——老天爺！這不是大逆不道，要造反嗎？他們還與奉黨委旨意貼大字報反駁的另一個班就此問題展開公開辯論。Ｚ教授說，當時他們的大字報和辯論在全校引起強烈反響，全校一百多個班，各班學生紛紛圍着他們的團支書責問：你把我分到哪一類了？！結果，這個關於“黑名單”的大辯論，被稱為該校九大反黨高潮之一，Ｚ教授他們班也因此遭了殃。本來，他們班號稱共青團班，全班28人，都是共青團員（這在當時還比較少見），還是先進班集體，由於這事，他們班有7個人被打成右派（占全班的25％，大大高於5％的右派指標）。其中一個，當了幾十年右派，等到右派“改正”時卻因為檔案里沒有記載，被告知“無反可平”，幾十年的右派算是白當了。
筆者在對×教授訪談時了解到，有一位張某某，當年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特務，被“改造”了許多年，最後平反時，也因檔案中沒有他的“罪行材料”，最後也是“無反可平”。
在那不堪回首的日子裡，這樣的事情絕非個別。1958年初，在省最高當局策劃下，四川省搞了個“高中畢業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川被劃為三（落後）、四類（反社會主義）的學生高達上萬人。1958年全省普通中學未被高校錄取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共有3200多人（占應屆高中畢業生的三分之一），大多為被劃為三、四類的學生。對這批人怎麼辦？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拍板：“到企業去沒關係，反正當勞動力嘛”。於是，打破了以往的慣例，對這批高中畢業生進行了統一分配，去向是冶金、林業、建築等系統。雖然不能上大學，同學們仍然滿腔熱情地奔赴工作崗位，想為祖國建設做貢獻。他們絕對不會想到，在背着自己的鋪蓋捲兒的同時，他們還背着“政治落後”、“思想反動”等等沉重無形的“帽子”，檔案里還記載他們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各個系統事先都給基層單位下了文件，強調對這批學生的使用原則：分配不要過於集中，應適當分散；不規定試用期，一律叫試用人員，或雇用人員；“絕對不能做黨、團、人事工作”，“不宜選送學校培養和培訓當技術人員”，“不宜作為國家培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幹部的對象”，“不能提拔或有意個別培養”，“政治上應隨時對他們提高警惕”，應經常列為組織上“清理的對象”……這批人在長達3年以上的“試用期”中，沒有工資，只有生活費，最低的每月13元，而且，不管他們表現得再好，始終被視為有問題的人，受到歧視、批判。他們中，有被投進監獄者，有被強姦者，有憤而自盡者、有沿街乞討者，還有的至今仍窮困潦倒……由於沒被“戴帽”，這批未成年人享受了“右派”的種種待遇，而又無權享受那些戴了帽的“右派”所享受的平反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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