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8日，63軍副軍長余洪信開槍打死了63軍政治委員曹步墀的妻子邢玉榮，又打傷63軍副政治委員楊兆魁等多人，攜雙槍外逃。對如此“特大政治事故”，中央軍委立即軍內通報，並由公安部全國通緝，嚴防余繼續作案，並偷渡出境 老高按：元旦剛過，四川省攀枝花市傳來槍聲。上午10點50分許，該市國土資源局局長陳忠恕持槍闖入攀枝花市會展中心，向正在開會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人物連續開槍。市委書記張剡和副書記兼市長李建勤受傷，陳忠恕離開槍擊現場後自殺身亡。 “1·4”槍擊案震驚全國。雖然中宣部下達禁令，各家媒體包括網絡媒體都只准採用新華社通稿，恪守統一口徑，但在人人都有手機、都上網、都有微信的今天，這件事本身畢竟瞞不住，引起紛紛議論。 其實，官員遇刺，並非“中國特色”，中外都不乏其例。以致級別越高，保衛越嚴，領導人出來前呼後擁，高個兒的保鏢們佩戴對講機、手放在槍柄上，目光炯炯不停掃視四周……我曾不以為然：至於這樣草木皆兵嘛！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誰都只怕這個“萬一”。外國的例子且不去舉了，中國高官“高危”，從文革期間的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被殺，到改革年代的人大副委員長李沛瑤被殺，都是前車之鑑！ 官員遇刺之事，實屬司空見慣；而官員殺人之事，相對來說就少多了，而且，可能我對外國孤陋寡聞，這類事似乎打上了“國粹”“土產”印記，多是從中國傳出的。例如：河南省副省長呂德彬2005年買兇殺妻並碎屍；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2007年策劃轎車爆炸案殺害其情婦；內蒙古原公安廳長、政協副主席趙黎平，這位不假手他人，2015年親自扣動扳機，槍殺情婦……以上三人都是副省級，都被判死刑；級別更低的市局、縣處官員，殺人的案例也不少了。 而官員殺官員呢，這種事在民主國家就更少了，基本上屬於專制國家的“專利”。不過，攀枝花這樣的案例，早在現在有些人十分懷念的文革時期就發生過。中國軍旅女作家舒雲，講述了這樣一件往事：63軍副軍長余洪信槍擊同級將領又自殺。這個案例，知道的人不多，轉載於此，供大家參考。 現在還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什麼“平等”“公平”，實在是大腦進水。就從這個案例的主角的經歷來看，既沒有一絲“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傳統做法，更沒有一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規則，完全是“刑不上大夫”。他別的罪行且不說，污辱、強姦33名婦女，放在一般人身上，不判死刑就已經算是“寬大”了；對他呢，該軍黨委常委會討論，仍然保留其黨籍、軍籍，只給他留黨察看兩年、行政撤銷副軍長職務，從12級降到17級。報到北京軍區（注意，根本不關公檢法什麼事，什麼法律，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紀登奎批示：此人錯誤嚴重，檢討不深刻——只是“錯誤”！只是“檢討不深刻”！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什麼話都沒有說，只畫了一個圈。 如果不是此人對北京軍區的態度不滿，矛盾激化以致殺人自殺，也就這麼過去了——可能黨籍保不住，可能從17級再降到18級……而已而已。而直到殺了人，中央對此事的定性，也只是“特大政治事故”！ 以黨紀取代國法，以所謂“功勞”“貢獻”折抵甚至沖銷刑罰……這種做法，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伸到今天，已經釀成了不可收拾的惡果，竟還有人拒絕從根上反思，還在頌揚那個不堪回首的歲月。 1972，副軍長余洪信雙槍自殺案
舒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原載《太原道》 我採訪陸軍指揮學院政委宋雙來中將（曾任63軍副政治委員）時，聽他講述了63軍的大事之一餘洪信案。之所以對這個震驚全國的大案感興趣，是因為1972年我正在山西高顯總政五七幹校，看見過余洪信的通緝令，頗有草木皆兵之感。後來聽說逃犯已在榆次郊外麥地自殺，大家才鬆了口氣。 李向陽式的戰鬥英雄 1972年5月18日凌晨，63軍副軍長余洪信打死曹步墀（63軍政治委員）愛人邢玉榮，又打傷楊兆魁（63軍副政治委員）等，攜雙槍外逃。如此特大政治事故，引起中央軍委、北京軍區首長的高度重視，立即軍內通報，並由公安部全國通緝，嚴防余洪信繼續作案並偷渡出境。 宋雙來中將說：“在人民解放軍的隊伍中，一名高級幹部行兇殺人，又畏罪自殺，確實是極為罕見，聞所未聞的。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一種結果？熟悉和不熟悉這一情況的恐怕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對這個問題，我作為當時63軍黨委常委中一名成員，覺得很值得沉思，也算歷史教訓吧。” 余洪信（1925～1972），河北省武強縣孫莊鄉西五祖寺人，著名戰鬥英雄。他偵察兵出身，高大、黑胖，很有威風，能飛檐走壁，雙手打槍，善打硬仗惡仗。看過電影《平原游擊隊》的人都不會忘記那位手執雙槍、馳騁在敵人心臟的游擊隊長李向陽，他帶着永不言敗的微笑，神出鬼沒，足智多謀——余洪信就是李向陽式的傳奇人物。 石家莊是全國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電影《解放石家莊》攻城的鏡頭中就有餘洪信在槍林彈雨中衝鋒。抗美援朝金城戰役中，有人說余洪信是奇襲白虎團的尖刀營營長，在2小時40分內，穿插營在敵人心臟穿插前進9公里，戰鬥10餘次，直搗白虎團團部。戰後“白虎團”因丟失軍旗被解散。 1950年代末期，余洪信已是187師559團團長了，1960年代提升較快——187師副師長、187師參謀長，1966年12月以後提升為187師師長。余洪信作為軍人是稱職的，他身經百戰，戰功赫赫，多次負傷。通緝令中有一段話：“（余洪信）頭頂稍後有拇指大的一塊傷疤沒頭髮（內有彈片）……喉頭下方偏右有子彈傷痕……右肩有傷痕，比左肩低。”余洪信頭部的彈片始終未能取出，每逢陰天下雨就會頭疼。英雄的驕傲和彈片的折磨，或許加重了他性格中的剛烈和暴躁。余在抗戰幹部中是進步較快的，他是軍事主官，聰明肯干，抓工作穩准狠，乾脆利索。但他看不起政工幹部，對同級和下級毫不客氣，動輒責罵，頗有軍閥作風，許多人都怕他三分。 巴彥淖爾盟的“前指”總指揮 中蘇關繫緊張，中國全面備戰，戰爭頗有一觸即發之勢。1969年7月，時任師長的余洪信率187師開赴內蒙古集寧。為防止蘇聯入侵，執行緊急戰備任務。10月28日，毛澤東簽發調防命令，63軍從河北移防山西，第187師駐地為榆次。11月，宋雙來、劉信被任命為63軍副政治委員，余洪信被任命為63軍副軍長，此時余洪信44歲。 1970年3月，63軍奉命開赴內蒙古，執行歷時5個月的戰備支邊任務。軍主力作大縱深梯次配備，並擔任包頭市及巴盟的軍管任務。余洪信並沒有等來讓他大顯身手的戰爭，卻等來了他完全不熟悉的軍管。 “文革”嚴重停滯了內蒙古的工農業生產。到1969年11月，內蒙古境內積壓了兩千多輛火車車皮，商業網點癱瘓。12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分區全面軍管。內蒙古“前指”由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後為尤太忠）坐鎮，巴盟、包頭由63軍負責，巴盟“前指”主要負責人是63軍副政治委員田蔭東。可能因為戰爭的空氣越來越濃厚，1970年春63軍副軍長余洪信接替田蔭東，同時出任張家口一帶的北方邊界總指揮。 余洪信大權在握，工作不能說不努力。但他從未當過“父母官”，把地方當軍隊一樣管理，舉手投足之間仍帶着往日的“軍閥作風”。巴盟流傳着余洪信的幾個段子。他在縣百貨商店看到手錶不錯，二話不說戴到手腕上，轉身就走。第二天經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衛員把錢如數送來了。 1970年7月底，石家莊地市代表團到巴盟慰問解放軍。臨河縣沒有組織好歡迎，余洪信在火車站當着上千群眾的面把革委會主任、武裝部政委張興旺罵得狗血噴頭，誰也不敢阻攔。大家越害怕，余洪信越肆無忌憚。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軍隊進入一級戰備。余洪信的長處就是帶兵打仗，越難打的仗越顯示他的能力，但部隊卻遲遲沒有來替換他。雖說巴盟也算前線，但總不能讓他指揮“鍋碗瓢盆”啊，余洪信越來越焦躁不安。10月9日，63軍向團以上幹部傳達“九一三”事件。余洪信不是林彪部下，也與“九一三”事件毫無牽連，但他是武將，崇拜林彪。四野的“八路軍”好幾個都授了少將，如果他在林彪手下，授個少將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林彪怎麼跑了呢？和平年代舞槍耍棒十八般武藝是否吃不開了？余洪信有點迷惑。 是不是從這時余洪信就墮落下去，不得而知，從此他的脾氣更加暴躁。他到五原縣復興公社，看見辦公室幾個人正在打撲克，頓時大怒：“上班竟敢打撲克，誰給你們的膽子？都給我捆起來！”連聞訊趕來的公社領導也不由分說，統統被押進縣城大牢，成了囚犯，小縣城一時轟動。余洪信不僅當眾辱罵地方黨政領導，甚至還非法捆綁、扣押、打罵群眾，強姦、污辱婦女。對余洪信的種種惡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72年5月，中央軍委決定在6月底前撤銷北京軍區內蒙古前線指揮部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除參加地方“三結合”的人員外，其他軍管人員一律返回部隊。 危險本可能止於邊緣 余洪信剛離開巴盟，告狀信就寄到了周恩來那裡。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亂搞男女關係，強姦、侮辱33名婦女的種種劣跡。63軍核查後，報請北京軍區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職檢查。 63軍政治委員曹步墀是1971年7月13日任的職，1966年7月他在63軍任副軍長兼司令部參謀長。他是陝西人，和余洪信資歷相當，余洪信提為副軍長時，曹步墀也是副軍長，只不過排在余洪信前面，余看不起他。但余洪信自知理虧，在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會上，余虛心接受批評，表示給他什麼處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黨籍。63軍常委會充分考慮了余洪信的意見，給他留黨察看兩年處分，行政撤銷副軍長職務，從12級降到17級。余洪信表示沒有意見。 63軍常委會將處理意見上報北京軍區，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紀登奎批示：此人錯誤嚴重，檢討不深刻。司令員李德生畫了一個圈，退回了63軍。 李德生1971年1月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1972年3月兼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歷史上北京軍區這兩位現任主官都與北京軍區和北京軍區的老部隊63軍無緣。63軍軍長閻同茂是河北深縣人，與余洪信是老鄉。他1966年7月任63軍副軍長，1970年12月任63軍軍長，和余洪信共事時間比較長，對余洪信的歷史和性格都比較熟悉。但也許正因為此，他更不敢替余洪信說話。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63軍正副書記曹步墀、閻同茂傳看了北京軍區的批示，通了氣，然後召開常委會。叫來余洪信，把紀登奎的批示念給他聽，讓他再作進一步的深刻檢討。然後叫他離開，繼續召開常委會。63軍副政委宋雙來參加了這次常委會。宋雙來回憶：曹步墀說：“看來老余的問題上邊看得很嚴重，我們兩位書記研究了一下，老余的問題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們兩位書記負責，有事我們直接找他。”曹步墀一連說了幾遍“不要插手”。 宋雙來認為：我們都是戰爭年代槍林彈雨中過來的，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如果發動幾位常委都來做一做余洪信的工作，也許他不致於走極端。 會後，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宋雙來，也找了另一位副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余洪信反覆問：“我的錯誤這樣處理還不行嗎？難道還要判我的刑嗎？軍區領導是不是還有其他批示？”余洪信之所以第一個找宋雙來，因為宋雙來也是63軍著名的戰鬥英雄，彼此關係不錯。宋雙來注意到余洪信的臉色很不好看，但因為曹步墀明確交代不讓其他常委管，所以宋雙來等幾位常委對余洪信都沒敢更多勸解。宋雙來坦率地告訴余洪信：“上邊的批示內容就那麼多，別的問題沒有。”希望他把檢討再寫深刻一些。要相信組織，着重提高對錯誤的認識。 但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軍部大院的夜半槍聲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注意到軍部小招待所的戰士在打掃高級房間，得知是為北京軍區張（正光）副政委準備的。此時余洪信非常敏感，心想張副政委來軍里幹什麼？一定與處理他的事情有關。會把他怎麼樣？沒準會宣布判他的刑？這些天余洪信真成了喪家犬，走到哪裡都成了議論對象，家裡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平時言聽計從的老婆、女兒也都愛搭不理，余洪信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5月17日晚上，部隊文工團在軍部禮堂演出樣板戲《白毛女》。余洪信以前忙得四腳朝天，哪有時間看這類節目，現在他沒事幹，又心裡煩悶，便跟老婆一道去消磨時間。他清楚，他老婆已經被組織上安排秘密監視他，所以走哪跟哪。偏偏這天演出《白毛女》，余洪信心情複雜極了。按說他也是大春式的英雄人物，怎麼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黃世仁呢？ 余洪信這個晚上根本睡不着覺，越想越沒有出路，決定孤注一擲。5月18日凌晨2點多鐘，他乘老婆熟睡，從家中跑出來，到了軍直偵察連。哨兵見是副軍長，以為他查哨，給他敬了一個禮，就專心站崗了。余洪信徑直走進手槍班，從掛在牆上的手槍中抓了兩支往腰裡一插，拔腿就走。他老婆慌慌張張追來了，看見他腰裡的槍，急問：“老余，槍是哪來的？”余洪信厲聲喝住她：“別問！”說完繼續往家裡走。他老婆怕出意外，大喊起來：“來人哪，老余偷手槍了！老余偷手槍了！”這時余洪信進了家門，把房門關上了，他老婆更起勁地喊叫，余洪信砸碎玻璃窗，沖他老婆就是一槍。他老婆嚇得把頭一抱，邊跑邊喊：“余洪信要殺人啦！余洪信要殺人啦！”另一種說法是余洪信老婆在家中睡覺，看見余洪信手裡多了兩支槍，問“你的槍不是被收回了嗎？”余洪信沒有回答朝他老婆就開了槍，被他小女兒攔了一下，子彈打偏了。余洪信喜歡小女兒，所以沒有再開槍，他老婆揀了一條命。 不管哪一種說法，余洪信盜了槍又返回家中，或許他還不想立即殺人，但這兩支上滿子彈的手槍肯定不是吃素的。老婆的喊叫，讓余洪信開了殺戒，隨後他提着槍從家中跑出來，直奔63軍軍長閻同茂家。敲門沒有人應，也沒有人開燈，余洪信等了一會，轉身又去敲63軍政治委員曹步墀的家門。曹步墀愛人邢玉榮不知道怎麼回事，坐起來一把拉開了燈。余洪信衝着亮着燈的窗戶連打九槍，邢玉榮當場死亡。正在床上睡覺的曹步墀是戰爭年代過來的人，抗美援朝立過特等功，他見勢不妙，一骨碌滾到床下躲藏起來，毫髮未傷。 余洪信沒敢戀戰，沿着平房西邊大步往外走，迎面撞上副政委楊兆魁。楊兆魁住在曹步墀家後邊，聽見槍聲出來查看。可惜他高度近視，黑乎乎根本沒看清楚，問“哪裡打槍”？余洪信二話不說連開兩槍，楊副政委當即被打趴下了。好在只是肩部穿了個眼，沒什麼大礙。 此時63軍軍部大亂，余洪信又打傷了正在打電話報告情況的通信員張彥平。負責首長小院保衛的保衛幹事循着槍聲跑過來，問“誰啊”？話音未落，余洪信的槍就響了，沒有打到。保衛幹事是最後一個看見余洪信的人。 63軍軍部大院的一位女孩回憶：余洪信家的後門離我家前門大約10米，他小女兒是我同學。出事那天半夜媽媽從裡屋出來問我奶奶聽見喊聲了嗎，奶奶說聽到了，是不是老余兩口子又鬧起來了？要不你過去看看……我被驚醒，媽媽和奶奶說話時，又傳來“救命……救命”的嚷叫聲，緊接着就聽到“叭叭”的槍聲。媽媽趕緊到客廳給宋雙來副政委打電話，沒說兩句話，媽媽就放下電話說“快把燈關掉！”我悄悄扒着窗戶往外看，院子裡站滿持槍的戰士。奶奶對我說：“別看了，睡覺！”第二天早晨我打開門，我家前門站着兩個持槍的戰士，西邊靠路邊也站着兩個戰士。 余洪信案暴露了軍隊諸多問題。經毛澤東批准，當年中央召開警衛工作座談會。總政保衛部部長蔣潤觀說：“1970年12月，昆明軍區政治委員譚甫仁同志被害，而警衛員貪生怕死，聽到兇犯開槍，躲在房間裡不敢出來。今年5月，63軍副軍長余洪信行兇，打傷該軍副政委楊兆魁同志，打死該軍政治委員的愛人。余犯行兇持續20分鐘左右，打了十幾槍，當即有人報告警衛分隊，竟無一人出來捉拿兇犯，甚至慌亂一團，有的嚇得跳窗逃命，有的嚇得趴倒在地。這兩起案件是我軍歷史上沒有過的。” 余洪信殺人後，居然能從容地從戒備森嚴的63軍軍部大院逃走，有人說余洪信是帶着槍跳牆跑了。究竟他是怎麼逃跑的，至今仍是一個謎。 在麥地里雙槍自殺 總政治部接到北京軍區的緊急報告後，將余洪信案通報公安部。搜尋到第12天，余洪信仍蹤跡全無，公安部連續兩次向全國發出通緝令。 由於余洪信曾在內蒙古巴盟前指任總指揮，對巴盟邊界一帶非常熟悉，怕他從巴盟越界逃到蒙古，巴盟地區尤其加強了邊境戒嚴。 余洪信案交給了公安部的烏國慶。烏國慶，蒙古族人，1936年出生於內蒙，1950年14歲進承德醫專少數民族班學習戰場救護。因為計劃改變沒有去抗美援朝，而在承德學醫。1955年8月，他被選送上海司法部法醫研究所法醫專業，第二年考入司法部辦的研究生班，1960年分配到司法鑑定研究所，1962年調公安部，是當時公安部少數具有高學歷的刑偵專家，出任過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大要案處處長、刑事技術高級工程師、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及中國刑警學院客座教授、中國刑事科學技術協會副理事長。凡公安部掛號的大案他幾乎都參與過偵破。 1969年，烏國慶下放到黑龍江勞動三年。1972年西安人民大廈發生一起跳樓自殺案，經總理親自批文，烏國慶回到北京。兩個月後他被抽去搞余洪信案。案情重大、絕無僅有，中央要求活要見人，死要見屍。那時真有點草木皆兵，全國到處都是線索，紛紛報告發現了余洪信。只要有重要線索烏國慶就要趕去查看。 內蒙古烏拉特後旗的解放軍戰士從望遠鏡里發現一輛軍車走走停停，懷疑余洪信要越界逃跑。上級指示，必要時可將其擊斃。汽車還沒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篩子。原來是空軍雷達站的一輛汽車修理後試車，好在沒有傷到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某連聽說余洪信逃到他們連前面的沙地，於是全連齊出動，折騰了半宿，一無所獲…… 1972年6月，余洪信仍無影無蹤。 整整一個月，為捉拿余洪信，63軍軍部“人仰馬翻”。各級成立抓捕班子，北京軍區特別加強內蒙古邊界巡邏。山西境內的大小山溝、山洞基本上搜了一遍。終於有一天，太原鐵路局的兩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麥地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壓倒了一小片麥子，旁邊有兩把槍。 不敢延遲，縣上報省里，省派人查看，覺得沒問題，就是余洪信。63軍軍長閻同茂看後也說是余洪信。公安部報告中央，中央批示：“不能說就是，得拿證據說話，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麼死的，自殺還是他殺？” 於是烏國慶來到山西榆次南郊的麥田。這是第幾次驗明余洪信的正身，他已經記不清了。烏國慶仔細核對槍號，兩支槍的槍號與63軍報的槍號相符。再看死者頭上的帽子，帽內寫有餘的名字。死者頭部有疤，與余洪信的特徵一致。血型和余洪信檔案里的血型一致。死者身上的一串鑰匙，有的能打開余洪信的家門，有的能打開余洪信辦公室的門。余洪信老婆證實，死者身上的毛衣是她織的。屍體腐敗的程度，與余洪信出逃的時間也相吻合。看來余洪信根本沒有跑遠，可能在出逃當天就自殺身亡了。 烏國慶確認這具屍體是余洪信無疑。 接下來的關鍵問題就是查明余洪信是怎麼死的，自殺還是他殺？烏國慶注意到死者頭部的兩側太陽穴同時有接觸射擊的射入口和射出口，看來他怕自己不死，同時舉起了兩支槍。烏國慶鑑定余洪信為自殺。 1972年11月8日，63軍黨委決定，將余洪信定為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軍籍。宋雙來回憶：同時把余洪信的軍衣也全部收繳了。對余洪信老婆和孩子的處理，也有不妥之處。軍里派人把余洪信的老婆直接送回農村老家，又派人到余洪信兩個孩子當兵的單位，叫人家作復員處理。兩個孩子的單位都表示：孩子表現不錯，不要牽連孩子，如何處理是我們黨委的事，你們63軍就別管了。 宋雙來回憶：現在反思，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還是錯？首先要搞清余洪信犯的是什麼錯誤，這是個性質問題。可以肯定的是，余洪信行兇殺人又畏罪自殺這件事，已經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範疇了，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完全走到人民對立面去了，這是可以肯定的。可是必須是這個結局嗎？（下略） 近期圖文： 她要讓大饑荒倖存者自己發出聲音 王鼎鈞回憶錄提出兩難問題和解套思路 毛左熱捧川普：左派與右派全亂套了 新核心有新思路：習近平對法治大掉頭 多幾個思路探究毛澤東和文革 農村邊緣人與城市邊緣人：毛周關係解讀 “升級版文革”的危險更逼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