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國社會嚴重問題痛心疾首、口誅筆伐，進而許多人追根尋源、歸咎於改革開放之際，我想應該重新來看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張，決定改革開放，是不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換句話說，看看文革之後為何中國會選擇改革開放路線？


　　老高按：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這是一個極好的反思40年來道路正誤、成敗、得失和優劣的契機。
　　官方已經表示了要“隆重紀念”，可以預料習近平將率中央常委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也可以預料紀念的主調將是“緬懷”“繼承”和為調整和轉變路線而自我辯護，強調這一屆領導人如何是最好的接班人和開創者；民間關於改革開放的評價則百家蜂起。過去官方一誓言“要深化改革”就讓大家精神一振、情緒一熱，那種情景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一來是“狼來了”喊了太多次而狼沒有來，口號的邊際效應已經降為零、甚至降為負數；二來真的“深化改革”了，還不知道改革舉措是對誰有利，又會變形、扭曲到什麼地步。
　　鑑於觸目可見的社會現實亂象，“改革開放”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經成為一個負面詞彙。左右各派學者從不同的方面評價說：“改革已死”；“改革蛻變”；“冒牌改革”；“以1989年劃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真假改革”……
　　記得我採訪阮銘老人，他堅稱，鄧小平算不上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人們根本說不出他主導設計了什麼項目？從設立特區到農村、城市的各種改革，首倡者和拍板者都不是他；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的作用也被手下的馬仔吹捧拔高（阮銘本人就是被匆匆招去起草該講話的撰稿者之一），會議真正的主持者華國鋒則後來被妖魔化——雖然他確有錯誤，但他誠懇承認和反省了。阮銘認為，改革開放最初的領導者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等人提出的方針大計是正確的，而華、胡和趙紫陽這三任總書記先後被打下去之後，鄧小平（還有陳雲）主導的就徒有“改革”之名，完全變味、變質了。
　　還記得我看過一個視頻：有“國侃”“京城名嘴”之稱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在一個講座上提出問題：“我們今天討論：改革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他自問自答：“當然是失敗了！”聽眾包括看視頻的我都不禁吃了一驚：中國的講座上竟開放到這個程度了？！周教授接着說：“這不是我的論斷，這是鄧小平的論斷——《鄧小平文選》第多少卷多少頁，鄧小平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現在是不是‘兩極分化’？沒誰否認吧？那就是改革失敗了！”周教授的話，不是原話，我是憑記憶寫的。但鄧小平的話是原話，我查過。周教授襲用文革中“語錄仗”的打法，讓人會心一笑。
　　在對中國社會嚴重問題痛心疾首、口誅筆伐、進而許多人追根尋源、歸咎於改革開放之際，我想我們應該重新來看一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張，決定改革開放，是不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換句話說，文革之後，為什麼中國會選擇改革開放路線？
　　我想說，40年前，改革開放是全社會的迫切要求，是廣大民眾的慘痛呼聲，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做出那樣的決策，是被逼的：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路線已經窮途末路，中共高層的明智之士、良知猶存之士是感受到了民眾的苦難和籲求，這個初衷我們絕不能忘記、絕不能忽略。不管改革開放後來如何被權貴集團偷天換日、將改革成果據為己有，都不能否認這一點：改革開放是毛澤東的倒行逆施逼出來的。
　　我讀到已故新華社老人楊克現20年前（1998年，那一年，是改革開放20周年）為一本書——《告別飢餓1978》所寫的序（此書名在民間歷史網站上記作《1978，告別飢餓》。但查中國百度等網站，均為《告別飢餓1978》，竊以為欠通，“1978，告別飢餓”似更準確。請教各位方家！——老高注）他記錄了這本書是如何寫出來的，正好回答了、印證了上面我所說的話。
　　楊克現，出生年月、籍貫都不詳，網上查到關於他的零星資料，還是他女兒回憶他艱苦採訪中蘇混合登山隊攀登慕士塔格峰的故事中所透露的一點點：他原本是西北大學文史系學生，1949年受革命熱潮鼓舞報考了新華社新聞訓練班，1950年5月訓練班畢業後到新華社新疆分社工作，2016年3月去世。看來是一直在新華社系統工作到退休，八十年代初期擔任新華總社國內部農村組副組長，後來升任過什麼更高職務就不知道了。
　　現在許多人在痛罵、鞭撻中國官方媒體和媒體人為虎作倀。確實，中國官方媒體中有許多靈魂被閹割的醜類，但是我們不能一棍子橫掃一船人。其中有些人——有不少人——像楊克現，像他提到的四位記者，像他文中所說的“農民的痛苦更常常是農村記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別的，是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批農村記者因為替農民講了真話，無端受到批判鬥爭，甚至開除黨籍、撤職”的這些人，頂着壓力、冒着風險也要為民請命——儘管其中有些人聲稱這真正是“維護了黨的利益和信譽”，但是我認為這無可深責，他們是真的這麼想，還是一種生存的策略，也不必深究——畢竟他們處在嚴酷的政治時空之中，我們身在海外安全環境，對這些盡心盡力發掘真相的媒體人，更應該感謝：他們是“中國的脊梁”！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有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楊克現這位良心記者已經過世了，他提到的四位記者，當時最年輕的是33歲，現在也應該是古稀之齡了。這樣的記者，是不是死一個少一個，越來越“凋零”了？下一步，我可能要再留意一下比較年輕的記者——我希望看到薪火相傳。


　　《1978，告別飢餓》（序）

　　楊克現，民間歷史，原載《農村改革紀略》

　　讀者翻開的這本書，是新華社四位記者根據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採訪筆記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內容曾寫成“內參報道”，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那時候，我國農村正處於告別飢餓的歷史關頭，改革方興，步履艱難，中央迫切需要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書稿於1980年完成，1998年面世，經歷了整整十八個年頭。撰寫這部“內參報道”的四位記者是：胡國華、傅上倫、馮東書、戴國強。他們當時的年齡分別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歲。

　　這是一本什麼書？
　　作為曾經並肩戰鬥在一條戰線，又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成書全過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說，這是一部全面系統地反映西北黃土高原農村社會全景式的歷史。它如明鏡一般，使人們對農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複雜的歷史大背景一目了然。
　　它告訴當今時代，也告訴我們的子孫後代：中國人民曾經走過怎樣曲折的艱難道路，曾經承受過多麼巨大的民族磨難。
　　由於照搬斯大林全盤集體化的模式，由於追求“一大二公”，急於改變生產關係以求推動社會前進的空想成分增加，由於“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屢糾屢犯，由於工業化進程中過大的工農業剪刀差難以得到糾正，由於政社不分高度集權制度不斷強化，整個農村經濟，在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領域，無不把農民的手腳捆綁得死死的，使農民和他們賴以生存的集體經濟，完全處於屈從的地位。一個集體經濟單位辦糟了，農民沒有退社的自由；某種責任制的創新顯出了經濟效益，集體也沒有選擇的自由。幹部中獨斷專行、強迫命令、辦事不公，甚至腐化墮落，農民沒有監督的權利。經濟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的普遍化，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衰變成粗魯的平均分配貧窮的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隨着“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深入發展，繼續突出階級鬥爭的群眾運動和兩條道路鬥爭的政治壓力，以及不斷強化的全面專政論，都以最革命的名義，把我國農村經濟推向了災難的境地。
　　十一屆三中全會早開過了三年，山西一位農民斗膽評論人民公社制度。他說，多少年來，公社制度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
　　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1978年全國人民公社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過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國，人均分配超過三百元的“明星隊”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記者調查過的西北黃土高原，更少。
　　許多地方農民辛苦勞動一年，扣除了口糧，竟沒有任何現金可以分配。多少年來農民倒欠集體的錢，集體倒欠國家的錢，已成為惡性循環，如同走進又黑又長的隧道而苦無出路。
　　本來，自留地、家庭副業，尚不失為集體經濟的一項必要補充，農民從這裡還可以尋找到購買油、鹽、醋、火柴，以及孩子們上學的最簡單的費用，不料卻都被當做資本主義限制了，沒收了。
　　更有甚者，全國許多地方，農民們一家人連多養兩隻鴨、三隻雞，多栽幾棵樹的一丁點自主權，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叫他們到哪裡去尋找生存的空間！？
　　這便是三年困難時期舉國饑荒，數以千萬計的人死於非命的主要教訓；這便是十年“文革”我國農業瀕臨破產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一直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幾年，農副產品依然短缺，城鄉人民生活中，糧、棉、油、糖、肉、禽、蛋等農副產品都不得不憑票限量供應的艱難之所在。
　　讀罷本書，掩卷沉思，人們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經濟活力，如此帶來貧窮的公社制度，怎麼能夠引導廣大農民走向夢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農業基礎上，人民共和國怎麼能夠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是農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們的國家。
　　僅僅因此，這部書在我國改革開放歷史上應該有它一席之地。

　　1980年春夏，新華總社先後給了四位記者一個共同的任務：調查農村貧困飢餓的真相，探討治貧致富的良策。
　　第一個出發的記者是馮東書，國內部領導已給了他指點。當戴國強、傅上倫、胡國華第二批記者出發前，總社領導穆青還特地把他們找去。穆青說，他看了陝西分社社長馮森齡的《延安調查》“內參”，好長時間平靜不下來，真沒想到革命勝利幾十年了，對中國革命曾經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延安人民至今還過着饑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們以《中國的西北角》《西行漫記》兩部中外名著為榜樣，能為這轉變關頭的歷史留下些什麼。他希望這次調查要拓寬視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戶。他說：延安如此，整個陝北怎麼樣？你們應該實地去看一看。連中央撥給的扶貧款是怎樣花的，群眾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記者加以注意。
　　領導的肺腑之言，化作這次調查的力量。他們四人，從春到夏，從夏到秋，馬不停蹄地跨越晉北、陝北、寧夏的西海固、甘肅的平涼和定西等四省區的廣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時間之久，考察問題之深，為過去少有。
　　思想一旦衝破牢籠，禁區之門也就打開。

　　內參接連發回北京，被送進中南海，中國最高決策層那裡。一貧如洗的悽苦狀況，反映出人們求生存的尖銳衝突。形勢之嚴峻，不僅是報刊電台從未報道過，就是省以上黨政領導也極難從下級的內部報告中了解到。毫不誇大地說，這些“內參報道”，對於改變中國農民的前途和命運，對於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內參報道”，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中央領導都作了批示，成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
　　幾個月後，大家在蘭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會議，交流情況，交換看法，整理思緒，回京後正式向穆青做系統的匯報。當匯報到那種令人憂慮心焦的貧窮與飢餓景況時，穆青幾次拍案而起，無法遏制自己悲憤的感情。
　　起草這部書稿並不困難，也不需要什麼生花妙筆。書稿完成後，內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數，除交中央有關部門外，四位記者和有關幾位編輯各得一份。書稿中還有幾個章節未打印，其中有寫甘肅困難時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的《貧困的死亡線上》；有寫基層幹部群眾心態的《挽救失去的忠誠》。單是題目，已足見其驚心動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開始，大家對書稿面世充滿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銳而豐富的材料整理成書稿而擬議公開出版的時候，大家都猶豫了。原因是：若把目擊的貧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會不會帶來什麼負面影響？更何況，農民們要求鬆綁的呼聲已經遠遠超越了政策界限，超越了幹部能承受的程度。
　　1997年初夏，我們夫婦在杭州見到了已擔任《浙江日報》副總編輯的傅上倫。暢談之中，不由得又談起西北黃土高原的那次農村調查。傅上倫說，那是他記者生涯中直面現實生活，敢講真話，敢講真理，最難忘的一次採訪。可惜他留存的那部書稿，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倫寄希望於我。他說他記得清楚，我那時在總社擔任國內部農村組副組長，有一份內參，是他打長途電話到總社，由我記錄成文而送上去的。
　　我立即回憶起那年八月初揮汗如雨的季節。傅上倫來電話說，他們三人趕到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小麥正黃熟待割，不意卻有一個公社農民集體罷工拒絕開鐮收麥。農民說，今天哪怕幹部請吃羊肉泡饃也不頂用，除非答應他們包產到戶。
　　此事公社報告縣委，縣委再向上報，地委和自治區黨委都堅決不准，幹部和農民間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覺到此事的嚴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為我自己知道，包產到戶，1978年安徽省小崗農民還只是瞞上不瞞下，集體發誓，秘密實行的。現在事隔一年，寧夏固原的農民竟採用罷工的形式公開“要挾”領導，可見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發。可見包產到戶，不管是動用行政權力還是政策說教，都已是萬萬地壓不下去了。
　　“內參”送到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便帶了“內參”風塵僕僕親臨寧夏六盤山區核查。他要力排眾議，解開這個死疙瘩。
　　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兼農村組組長的陳大斌也是這次調查的積極支持者和組織者之一。今天我們看到的這些稿子，都是經他審定、排印、裝訂成冊的。
　　農民的痛苦更常常是農村記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別的，是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批農村記者因為替農民講了真話，無端受到批判鬥爭，甚至開除黨籍、撤職。
　　杜導正一生多採訪農民，自詡為農村記者。1958年他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首席記者時，頭腦發熱，曾跟隨潮流寫了一些浮誇的報道。一年後廣東征不上糧食，大反農民瞞產私分的時候，而他卻發現農村很多地方實際已在鬧糧荒，浮腫和逃荒的事都發生了。
　　實際使他頭腦冷靜下來，他秉筆直書人之未敢言的真話：廣東發生了饑荒，向北京報警。不想，講假話無人追究，講了真話反而大禍臨頭。為此，他受到過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無地自容。最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調出新華社，蒙冤達兩年半之久。直到我們的民族從一場大飢餓的苦難中轉過身來，才承認他講的是有益於人民的真話，獲得平反。
　　“說真話真難還是應該說真話”，這不僅是杜導正一個人的經歷，實際上也是農村記者經常遇到的艱難處境和嚴峻考驗的寫照，特別是我們國家農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錯誤滑坡，農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乃至涉及國家安危的歷史關頭，大凡有良知的農村記者，誰能不經受這種審問自己靈魂的考驗：是講真話？還是講假話？還是什麼話也不敢講？
　　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別是後半生力求做一個合格的農村記者所走過的極其艱難的心路歷程。
　　我自小生長在農村，對農民，對於農民的命運充滿了同情，對國家的危難充滿了憂傷。只因困難時期親眼看見過成千上萬的饑民潮水般湧向邊疆逃生的場面，聽到過饑荒奪去無數人生命的慘情，私下議論過“三面紅旗”的是非，便被上綱上線，牽強附會地整理成駭人聽聞的“反黨叛國”疑案，背地立案審查。
　　我參加過長安農村“四清”運動，只因不忍看到對農村幹部殘酷鬥爭的過“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幹部自殺的冤案，遂鼓起勇氣，向上面寫了“內參”反映，也被抓住不放，當做關鍵時期反黨的鐵證。還因為我聽到過農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誤對毛澤東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惡極。總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經受過的一切批判、鬥爭、凌辱、抄家，無一不是與我從事的農村報道和講真話有關。
　　孤立地看，這部書稿雖然是四位記者對十八年前中國農村的真實記錄，但它卻代表了那個時期的廣大有良知的記者的高尚品格。因為，歷史看得清楚，中國記者作為一個整體，沒有辜負時代的期望。
　　今天，打開這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重溫當年農村貧窮飢餓的情景，目睹堅冰打破後每天發生在身邊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們已不再是對過去的悲嘆，而是涌動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着新世紀的陽光大道迅跑。歷史是公正的裁判。過去，現在，直到未來，任何時候，只有那些忠實於事實、敢講真話、追求真理的記者，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記者。
　　1998年5月於黃亭子


　　近期圖文：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反思改革開放40年　　
　　一代人思想解放從47年前這天起步　　
　　百年來中國思潮圍繞什麼東西纏鬥　　
　　毛澤東不斷搞整人運動，源於缺乏安全感　　
　　回望老冷戰，直面新冷戰　　
　　“老大哥”和“美麗新世界”並存的中國　　
　　只見規律不見人，那叫什麼“歷史學”！　　
　　14年前的一次文革研討會討論了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