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說過，毛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但那只是他的一個側面。他更本質的側面，是一個工於算計的實用主義者——他自己說，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為了奪權和掌權，他可以不擇手段，絲毫沒有心理負擔地，干出跌破人們道德底線的事


　　朱毛紅軍的《籌款須知》：一份綁架勒索指南

　　《伐林追問》第127期，2020年7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中共第93個八一建軍節（2020年）即將來臨。這兩天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熱傳習近平對軍人們的訓話：“集中精力研究軍事、研究戰爭、研究打仗”，在中美關繫緊張、似乎可能打起來的氣氛下，這個視頻增加人們的緊張心理，不停地有人問我：這是習近平什麼時候的講話，是最近的嗎？

　　習近平多次要求軍隊“集中精力研究軍事、研究戰爭、研究打仗”。

　　我查了，並不是今年（2020）的，是2017年4月18日習近平在接見各大軍兵種軍級單位主官的講話。此後2018年、2019年，習近平年年都會這麼講。但今年被人放在微信上流傳，當然是有某種針對性的。
　　關於93年前，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動，關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搶在日本扶植的滿洲國之前，成立蘇聯的傀儡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我都講過，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日子之間四年的故事，也應該講一講，正好是與中共軍隊有關的話題，也算應景吧。
　　1966年10月1日，正是文革高潮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會見了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延安窯洞採訪過毛澤東，聽他論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無限崇敬地向毛提問：“你取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請問革命經驗是什麼？”

　　文革中毛澤東接見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老太太也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出乎她的意料，毛澤東很簡單地總結了三條：一、有飯吃。二、能走路。三、子彈能打死人。斯特朗疑惑不解地笑起來。毛澤東說：“你以為我和你開玩笑？我是很認真地和你談這些問題的。”
　　民以食為天；吃不飽肚子，就可能鬧革命；鬧革命的人首先也得要有飯吃——這都是最基本的問題。1927年10月，毛澤東帶着秋收起義殘餘的千把人隊伍上了井岡山。從上山那天起，吃飯問題一直困擾着他。井岡山地區方圓五百里，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到萬擔，人口稀少，耕地不多，又是高寒區，經濟落後。日常生活水平很低，米一元錢可買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錢可買八九斤，鹽每元七斤，一個普通人，一個月有一元多錢就可活命。

　　今天的井岡山成為紅色旅遊景點。

　　毛澤東千把人的隊伍來了，首先聯絡山大王袁文才。見面禮是100支槍，應該算是厚禮了，袁文才接納了毛的隊伍。但是他對毛說：“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員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我這裡錢有限，你還要到山下去打土豪。”他沒有錢和糧食養活毛澤東的隊伍，這也是實際情況，要毛帶足錢糧再上山。於是，毛澤東帶着隊伍在井岡山周邊轉了三個月，打土豪，籌款子，才回到茅坪站住了腳。
　　半年以後，更大的隊伍來了。1928年4月，朱德帶着南昌起義隊伍上井岡山。朱毛會師，建立紅四軍，本來是井岡山革命力量壯大的大喜事，但是毛卻發了大愁：朱德的隊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農軍有8000多人。蕭克上將是他們的頭頭之一。1990年，蕭克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與另一位中顧委常委張愛萍發起創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才有了這個研究會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

　　描繪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的大型油畫。

　　這些剛剛組織起來的農軍有拿大刀梭鏢的，有老人和女人，還有抱在懷裡的孩子，這麼多農民拉家帶口一起上山，給原本資源貧乏的井岡山造成沉重壓力。山上和山下小塊平原擠滿了人，要吃要喝要穿，都成為大問題。農軍軍容不整，紀律不懂，讓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很撓頭。軍委書記毛澤東5月2日給中央的信中說：“豈有此理的湘南各縣縣委和縣政府，帶領了一大批農民一起跑來，現有一萬人在這裡。”“吃飯太難……”
　　當時的邊區特委書記楊開明給上級報告中講述井岡山的經濟困難：“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加之反動派又厲行經濟封鎖政策，貨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生息困難……需用缺乏，供不應求。年年農民的絲、木、茶油、米、花生、鴉片等生產品不能運出賣錢，而需用食鹽、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亦無法取得。有潰敗而不可收拾之勢。”

　　毛澤東（右二）、朱德（左三）與其他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

　　所以，上山僅3個月，湘南農軍組成的29團就要求回老家。朱德帶了28團在後追隨。毛澤東勸阻也沒用，28、29團下山後一路西進，7月底打下湖南郴州。進了城，29團打開幾個倉庫“發洋財”，毯子銀元，什麼都拿。到黃昏，國民黨部隊反擊進來，滿城逍遙的農民兵四散逃跑，潰不成軍。29團團長胡少海試圖集合隊伍，集合好了，槍一響又散了，人心亂了，東奔西逃。只有蕭克帶的一個連沒逃跑，後來併入朱德指揮的28團。朱德、陳毅見勢不好，只得帶着殘餘部隊返回井岡山，這在黨史上叫“八月失敗”。想撈一把，發洋財，被毛澤東稱為“單純軍事觀點”和“盲動主義”。
　　紅軍打湘南，導致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組織“會剿”井岡山，就像今天對伊朗和對朝鮮的國際制裁，封鎖了周邊通道，紅軍日子更為艱難。首先沒吃的了，糧食僅夠當地農民自己勉強吃飽，部隊要吃糧、儲糧，都得去山下永新、寧岡地區買，挑回來。朱德帶着部隊下山挑糧，產生了一個後來廣為傳誦的革命傳統教育的故事——《朱德的扁擔》。

　　《朱德的扁擔》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著名事例，進入小學課本。

　　靠挑糧維持部隊，也不是長久之計。一來山下地區糧食產量也有限，二來運輸線萬一遇到敵軍襲擾，就不能保證源源不斷供應，最關鍵的是紅軍錢也花光了，買不了糧了。朱德部隊“八月失敗”後回來，更是一貧如洗。1928年年底，毛澤東給湖南省委的報告這麼描繪：
　　僅僅發伙食錢，此外一切費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現洋萬元以上，出發全靠打土豪。但一則打過的地方，沒得打了；二則敵人圍得緊緊的，打土豪也不許你打遠。三則敵情之嚴重，單獨一兩營兵簡直不能出去籌款。要籌款須得多兵，問題就不簡單了。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雖得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大家又都懂得是為了無產階級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麼人。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軍閥調集兩省六個旅、十八個團，分五路會剿井岡山，企圖一舉消滅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形勢嚴峻，1929年1月4日毛澤東、朱德召集四、五軍軍委及邊界特委、各縣委的代表在寧岡一個村里召開聯席會議。毛澤東指出：當前敵我力量懸殊，憑險死守是不利的。加上冬季已到，我軍物資困難，難以取勝。但是井岡山根據地又不能放棄。要保住這塊紅色政權，不能死守，必須採取積極行動。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帶領紅四軍主力3500人下井岡山，開闢新的根據地。彭德懷等人留守井岡山。後來毛澤東說，離開井岡山，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上無出路”。
　　朱毛紅軍下山後，一路艱苦轉戰，終於在瑞金地區站住了腳。

　　瑞金後被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

　　但是瑞金也屬封閉落後的農業區。還得接着打。1929年5月，朱毛紅軍進入福建西部，先後占領了長汀、龍巖、上杭一帶，這才鳥槍換炮了！長汀是閩西歷史悠久的名城，水陸交通便利。紅軍占領長汀，被朱德稱之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紅軍來到前所未有的富裕地區，得到了充足的補給。紅四軍進長汀城後，沒收了十幾家豪紳財產約3萬餘光洋，還向當地商人籌借2萬餘元，一下得了5萬多元洋財，朱毛給紅四軍每人發了4元零用錢，4塊錢是一筆巨款了，還接管了當地的軍服廠，製作了4000套軍服。這是紅軍第一次統一了軍裝，軍容煥然一新。
　　財大氣粗，毛澤東自己說：“真是撥雲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士氣也振奮起來。毛澤東決心把閩西建成鞏固的根據地，特別注重不要把地方搞爛。原來盲動主義的燒殺政策，被徹底拋棄。毛澤東再次強調紅軍的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要求幹部戰士深入貫徹落實。籌款就是為紅軍籌集經費。紅軍要生存，一日三餐，還要買槍買子彈。隊伍越大用錢越多。朱毛紅軍流動作戰，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所過之處打土豪籌款。
　　怎樣籌款？中共黨史軍史專家劉統有段話說得很形象。

　　劉統曾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大校軍銜。2022年病逝。

　　劉統說，我們現在的電影常有這樣的畫面：紅軍到了個鎮子，貼出大布告，於是土豪、商人就排着隊來交錢了，還乞求紅軍開恩，手下留情。劉統說：這都是編出來的情節，哪個土豪會那麼傻，坐在家裡等紅軍來抓呢？沒等紅軍到，他們早都逃跑了，街上空空無人，店鋪都上着門板。紅軍貼布告也沒人看見，找誰籌款去？紅軍起初也是貼布告的，今天在福建古田革命紀念館裡，還陳列着一張紅軍的籌款布告：
　　查該屋主人賴仲卿確係著名土豪，平素為富不仁，壓迫工農，重租重息，盤剝備至。本地貧苦群眾恨之入骨，特罰籌軍餉大洋五百元，限本日內籌齊，送交本部軍需處。如逾期不交，即將衣服穀物分給貧民，並焚毀其房屋。此布
　　軍長朱德 黨代表毛澤東 公曆1929年10月23日
　　這張布告是印好的，土豪的名字和罰款數額、繳款地點，都是臨時填上去的，可見是紅軍的慣用手法，印了很多，到哪兒就一填，貼到門上。但也暴露出不實際的地方：一是罰款數額大，要一日內籌齊五百元，一般土豪很難做到。所以後來紅軍改成“多貼條子少寫數目”，使土豪能拿得出。最關鍵的問題是：如果土豪跑了，抓不到人，你找誰籌款去？

　　江西於都原為中央蘇區根據地，還保存有大量紅軍“打土豪分田地”之類標語。

　　隨着蘇區日益擴大，領導人意識到：要維持紅色政權，要發展壯大紅軍，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但是瑞金蘇區養不了這麼多紅軍，蘇區群眾當時是傾向擁護革命的，所以只能籌很少的錢——你攤派的多了，要麼百姓交不起，要麼跟你對立，不再擁護革命。所以紅區是不能籌款的。要籌款就要跳出紅區，到紅白交界的地方或深入白區去籌款。但白區不是你的地盤，去了就有危險。或是找不到土豪，或是遇見白軍和民團發生戰鬥。
　　怎樣規避風險，保證籌款成功呢？紅軍集思廣益，總結經驗。古田紀念館裡保存着一份油印文件，叫《籌款須知》，寫於1932年7月，文件中有一章叫“籌款技術”，介紹紅軍如何籌款。這個看來是紅軍內部培訓交流用的，更準確的稱呼，恐怕應該叫“紅軍綁架勒索指南”吧？它和那個“籌款布告”，都是難得的歷史文獻，中共號稱重視革命傳統教育，這些文件都是難得的革命傳統教材。下面我基本上就是照念，也開一堂革命傳統教育課：

　　福建省中央蘇區文化園（古田館）陳列有中央蘇區文獻、票證、貨幣和紅軍實物等。

　　去白區籌款，首先要“一網散開，精密調查”。各部隊劃定區域後，就派出偵查員化裝深入到鄉鎮，打聽情況。調查人員要具備熱心、細心兩個條件，能耐煩，才能在白色地區群眾中有所問得。調查的時候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分子，從問路、聊天等方式入手。不能直接問：“這裡有土豪沒有？姓甚名誰？”這最呆笨。而是通過側面閒聊去偵察判斷。比如看見百姓在種田，上去搭話，問：“你忙得很，禾插了麼？做了幾畝田？每年吃谷夠不夠……”或幫着他做事，在談家常話中去探情況。或者拿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引誘他說出真話。這樣就能打聽到村里誰是土豪，住在哪裡，錢多錢少等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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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國縣楓邊區蘇維埃政府發給楓邊鄉邱光盟的催款通知書。

　　摸清情況後，就“迅速捉人，適當待遇”。“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運用便衣隊，化裝各色土民，暗藏手槍分途出發。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三個時候。對於已捉到的人“要適當待遇，對小孩子、老人、婦女，按當地人情風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別人的輕重普通。輕的可以放回辦款，重的必須收押分別籌款，“最重的要最後放”。這裡所謂輕重，就是看家庭貧富。
　　催款的時候，要軟硬兼施，“做好做歹，雷厲風行”。抓了土豪和家屬，催款的方式要多種多樣。比如派個戰士在土豪身邊磨馬刀，裝着要殺人；派個戰士提着洋油桶，裝着要燒房子。派當地人做說客，勸土豪家人早點交錢。“總之到了籌款的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布告條子的貼布告條子，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種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去做。只有這樣才能動搖土豪及其代表與家屬講價延抗的主意，而服從我們的罰捐，方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于都縣畚嶺鄉蘇維埃政府發出的土豪罰款通知書。被罰款對象韓啟通的親人已被抓獲，要他交2000塊大洋來贖人。2000塊大洋可買10萬斤穀子。這是目前發現罰款數額最高的。注意看，稱韓啟通為“兄”呢！

　　如果土豪和家屬逃跑了，只剩下空房子，怎麼辦呢？紅軍還有最後一着：挖窖。土豪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不放債，怕收不回來。經商怕蝕本，所以常把銀子埋藏起來。“窖埋在人不注意處：廁所、糞缸下、豬池下、夾樓板、煙筒中，總之凡可埋藏處都會埋藏有……”挖窖首先要有精密調查，丈量房內外的寬、厚，是否有夾牆。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瓦看是一層還是兩層。有時白天到處挖，晚上派人暗中監視土豪家人或走狗。看他進去在哪裡盯着某處看，臉色如何？“我們不動聲色，因為他看你已挖動了，必定夜裡要來把財寶挖走。我們只把人圍好，捉住人再強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
　　看了這個文件，使我目瞪口呆。遇見如此精明的紅軍，土豪真是在劫難逃啊！

　　1929年紅四軍某部出具的籌款收據。

　　不過我們回到當年的歷史環境，也不是不可理解。紅軍初起時那麼弱小，有幾個地主土豪會同情紅軍，拿出錢來贊助革命呢？例如，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向當地商人籌款，遭到商人們一致抵制。紅軍文件說：“商人之狡猾，誰也是知道的。一般大商人要他派出巨大的款項，確不是一回易事。漳州惠隆糖行有一百萬以上資本，須派他一萬元。他寧肯犧牲十七八萬元之糖分發群眾，不肯繳這一萬元之款。由此可以證明：大資本家是堅決反革命的。他寧可犧牲存貨數十萬，不可出一文錢幫助革命。”所以籌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紅軍籌款當時都規定了任務。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上將，當年是紅三軍團的連長，他回憶說，上級給每個連的任務是每月籌款一萬大洋，他們東奔西跑，跑斷了腿，一月頂多籌到六千。

　　中共紅色紀念景點之一：古田會議舊址群。

　　我們詳細敘述紅軍的籌款，是要說明一個道理：要革命，首先就是毛澤東講的要“有飯吃”。紅軍連“有飯吃”都解決不了，還革什麼命？在那個年代，瞿秋白的臨時中央命令全國各地武裝暴動。從1927年到1934年，在全國範圍內曾發起了900多次武裝暴動。結果幾乎全部失敗了。只剩下中央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和湘鄂西根據地這三塊。臨時中央盲目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讓各地共產黨組織暴動。但是暴動的條件具不具備，有沒有群眾支持，暴動後到哪裡去，國民黨軍隊來了怎麼應付？這些問題中共中央那些書生也不知道怎麼辦，結果是成千上萬的中共黨員白白送了命。毛澤東沒按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是按照《水滸》的方式，把紅軍隊伍保存下來。看起來是很不正規，卻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在國民黨軍封鎖、圍困的艱苦條件下，紅軍不但生存下來了，還發展壯大了，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了解了這一段歷史，我們才知道“有飯吃”三個字蘊含了多麼豐富的內容。

　　井岡山的毛澤東塑像。

　　有人曾說，毛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但那只是他的一個側面。他更本質的側面，是一個工於算計的實用主義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為了奪權和掌權，他可以不擇手段，絲毫沒有心理負擔地，干出跌破人們道德底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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