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互联网曾被誉为“信息民主化”奇迹，似乎每个人都可发声，都可能被听见，都会汇入公共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然而今天人们发现这只是幻象。人人皆可发声，但几乎无人被听见。最致命的是：互联网释放了表达的权利，却并未构建起回应的机制


　　老高按：三十年前互联网兴起，让初来美国的我欣喜若狂——吃够了权力者钳制言论的苦头、垄断信息的苦头、禁锢思想的苦头，预感到互联网这一新科技将对专制制度产生摧毁性的冲击：“说真话，探真相，求真理”这条长链的第一环就是“说真话”啊，“言论扼杀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三十年过去了。言论扼杀者的末日到了吗？
　　不能不说，当时的我太幼稚了。
　　是的，有了互联网，发声越来越容易了。众声喧哗，当然比万马齐喑或者众口一词，要好上不知多少倍！但是，互联网上泥沙俱下、真假混杂，如何从众声喧哗中辨识出真话、真相和真理？如果说，过去专制权力垄断发声渠道是遮蔽真实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却发现，即便有了互联网这种突破垄断的手段，通往真实的障碍还大大的有：且不说当局凭借权力和资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时俱进祭出极多手段：删帖、封号、防火墙、撒豆成兵的“水军”……其它的干扰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利益集团的图谋，民族大义的误导，爱情亲情友情交情的羁绊，还有信息发出者、接收者价值理念的屏障，以及注意力、理解力、记忆力的限制……真是“一山放过一山拦”！
　　互联网与言论自由、互联网与政治民主、互联网与民粹心理……近年来这些话题让我念兹在兹，苦思求解。读到中国学者王力雄的一篇短文，与此有关。转发于此。
　　二十多年前向王力雄请教过很多问题，协助过出版他的部分著作，还参与在新泽西请他举办讲座。四分之一世纪过去，王力雄笔耕不辍，著作等身：1.小说“中国命运三部曲”《黄祸》《大典》《转世》；2.民族问题《天葬》《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电子书下载https://jidaibooks.com/donation）；3.政治专著《溶解权力》《递进民主》《权民一体论》；4.创油管脸书《绝地今书》；5.获美国专利《网络共同体自组织系统》US9,223,887

　　当表达没有回应——互联网民粹的崛起

　　王力雄-AI，转自：茶先生@liaoping2020


　　早期的互联网曾被誉为“信息民主化”奇迹，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发声，每个声音都可能被听见，每个意见都会汇入公共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然而今天人们发现这种梦想的正面图景只是幻象。
　　充满矛盾的现实是：

　　★ 所谓“人人皆媒体”，实际上是“人人皆可发声，但几乎无人被听见”；
　　★ 所谓“信息自由流动”，实际上是“情绪与操控的自动分发”；
　　★ 所谓“数字民主”，实际上是“算法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联合治理”。
　　其中最致命的一点是：互联网释放了表达的权利，却并未构建起回应的机制。

　　在现实生活中，民主制度的参与大多集中在周期性的投票之中，虽然普通人在大规模民主中同样渺小如尘，但几年才会面对这种现实，且每张选票虽渺小，却是实实在在计入了结果。而在互联网环境中，发声门槛几乎为零，表达可以时时刻刻进行，然而却几乎从来得不到回应——既无权力机关的制度性回应，也无平台的对话机制，更难有社会意义上的反馈与转化——多数人天天都要面对这种不被理睬。
　　这就构成了我们时代最典型的一种认知体验：
　　“我可以说任何话，但没有人真正听；我可以看到所有不公，但没有任何机制让我改变它。”
　　互联网的确提供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可参与”的民主平台，但也因此让人“时时刻刻都被拒绝参与”。这与现实中“周期性选举”的有限民主形式形成共振，加剧了个体在公共政治中的无能感。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在一次次“表达—无效—再表达—再无效”的循环中，逐渐陷入一种深刻的结构性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并不会使他们沉默，反而会在特定条件下凝聚为集体性愤怒与极端化动员的基础。正是这种被压抑的表达欲与持续的挫折经验，为民粹主义动员提供了最佳土壤。
　　而且，这种心理机制还具有进一步的演变逻辑：当个人发现“我一个人说没有用”，便会自发意识到“只有一块儿喊，才会被听见”。这种“群体发声”的需求，在互联网平台上并无通过理性讨论形成共识的机制和管道，于是便只能通过寻找一个可供聚焦的“符号”或“偶像”来完成。这个符号未必真实地代表所有人的立场，只是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一个可以咒骂、欢呼、投射愤怒的对象。
　　于是网上形成的是一种看似“共鸣”、实则“去方向”的共动局面—— 一群在现实中彼此隔绝、意见不一的人，在信息流中围绕一个标语、一段话、一个人、一种姿态，形成了如同广场式的数字化吼叫。他们要的未必是真理、制度或改变，他们要的是一种被看见的存在感，一种终于有人一起出声的确认。
　　它像是一种群众性的仪式，不以理性为基础，而以共同的挫折、无力与愤怒为能量。在这样的情境中：

　　★ 反复失效的个体表达 → 激发对集体表达的依赖；
　　★ 缺乏组织与协商机制 → 导致“象征性替代”动员；
　　★ 象征本身越空洞 → 越容易吸纳多种不满汇流，形成更大声浪。

　　这正是民粹主义强人崛起的温床。川普之于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可咒骂体制者的替代符号”；他不一定为所有人代言，但他“让人可以骂出来”，因而获得了巨大动员力。
　　最终看到的是：民主规模愈形庞大，个体的感觉愈加微小；而互联网在放大了表达的同时，也同步放大了“无回应的羞辱”，最终驱使个体理性转向群体的非理性起哄——不是为了说清楚什么，只是为了被听见。
　　这种“放声”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发泄而非建构。它看似激进，实则空心；看似团结，实则无方向；看似民主的复活，实则是民主协商机制的崩解。
　　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从欧洲的极右派崛起，到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治国”领袖，民粹政治的横扫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互联网驱动的心理结构之上：人们越意识到自己毫无作用，越促使他们投向最不民主的政治方向。
　　事实就是如此：在没有结构性回应机制的环境中，“表达自由”将沦为“情绪武器”；“平台民主”则会退化为“极端心理的共鸣箱”。

　　王力雄-AI
　　作者说：我用这个签名表示，文章是以“我出思路-AI论证-循环互动-我改定”的方式完成。AI的论证能力比我强，但是没有我的思路，不会有文章的思想，AI也就无从产生论证。这种方式对我的最大好处是将消耗于论证（包括考证）的时间用于思考。我相信读者更需要思想，且既然AI的论证超过我，读者当然也愿意看到好论证。所以这种“人-AI合作”的方式效果最佳，今后会是我常用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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