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博士生刘仲敬
老高按：早听说过《民国纪事本末》这本书，一直还无缘得见。作者刘仲敬是位现仍在读的历史博士生——年龄却也应该过了“而立”，因为他本科学医，毕业之后在新疆当了十年的法医，随后又拿到了世界史硕士——这本书却博得许多大牌教授和著名媒体人的激赏、推荐。
《民国纪事本末》，刘仲敬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读到共识网编辑部主任袁训会等对刘仲敬的采访《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让我对他的《民国纪事本末》多了几分憧憬。采访提问的话题极其广泛，但这位博士生几乎都是有问必详答，印证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对这位晚辈后生的评价：“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的“奇人”。
这篇采访记，不是那么通俗易懂。他思考的角度，他的一套语言系统，超越了时下一些人纠缠不休、多少年来原地转磨的“左右之争”“主权与人权孰高”“群体（国家、民族）本位还是个人本位”等等层面。就从共识网发表这篇专访时所拟的一些小标题，也能看出一点端倪：
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
将这篇专访转贴于下，与各位读者分享，我期待能引起一些思考和争论，我也期待能读到他的《民国纪事本末》——他对民国、对上个世纪中国发展轨迹的观察和思考，一定会有别开生面的洞见。
刘仲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袁训会、邵思思，共识网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
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她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敌人的失败不一定等于自己的胜利，一战后的法国早已发现了这个事实。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得到的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的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
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而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她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她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新疆的要求，这样虽然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或者，她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国。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路径和命运。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共识网：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刘仲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针对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共识网：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刘仲敬：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共识网：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刘仲敬：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至于我那本书，需要好几年吧。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共识网：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刘仲敬：中国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比如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例如，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共识网：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刘仲敬：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共识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当然，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刘仲敬：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
共识网：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刘仲敬：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比如说，今天所有的学术都是西方学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学也是西方物理学。你不能像纳粹一样说，我们的物理学是日耳曼物理学。水户藩研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同一个孔孟之道。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共识网：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和地区），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刘仲敬：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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