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国军在基隆、高雄登陆后，省、县、市参议员、士绅、企业家、律师、教师、记者等各地台籍精英大批被捕杀，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整个岛上从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风。回归祖国仅五百天，台湾民众的正义抗争演变成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又遭到残酷镇压，真是一场遗祸深远的大悲剧！
◆高伐林
（续前）台湾老百姓“五天五地”酿民变
葛天惠比父亲葛敬恩晚了一个半月，大概是在1945年11月中旬，也去了台湾。他先是受国家资源委员会的要求，调查台湾工矿事业的规模数量，1946年上半年，因他对造船发生兴趣，设法调到了基隆造船厂学习技术。他对基隆造船厂记忆犹新：日本对东南亚早有野心，台湾在其蓝图中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所以才在基隆及高雄两大港口建有如此巨大的造船厂。基隆造船厂两大船坞各长二百余米，宽四五十米，深十余米，可修理大型兵舰、商船。
台湾当时只有“台北轮”及“台南轮”两艘万吨货轮，并且都有毛病。葛天惠与厂内工人及少数尚未遣返的日本技术人员，想方设法将这两艘万吨货轮修好，后来均作为客货轮使用，其中“台北轮”毛病较重，是战争后期日本的劣质产品，尤其是减速齿轮，葛天惠为它带着人到上海重做一套，达不到需要的精度，使用了几个航次就再度损坏。他带去的台湾工人是第一次去上海，觉得很新鲜，葛天惠还领着他们去自己家作客，这样，他与台湾工人的关系较为融洽。但是有的从大陆去的同事对台湾工人抱有歧视态度，甚至打骂工人。在待遇上也有不合理、不平等之处：干同样的活，大陆去的人的月薪就比台湾本地职工高一百多元，这样自然使台湾籍职工心中忿忿不平。
葛天惠平时上班，周末有时前往台北看望父亲和姐姐。“我爸爸不要我去帮他，只要我在基隆造船厂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他深知政治危险，所以要我们这些子女都远离政治：我姐姐学历史，我学机械，妹妹学化学，弟弟学管理……”他告诉笔者，父亲在台湾许多政治决策中作用有限，因为当时葛敬恩脱离军界政界多年，地位犹在，却并无实权，而当时的台湾已经每况愈下，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台湾行政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与夫人。
最关键的因素是经济。
葛天惠回忆说：台湾接收初期半年多，经济比较稳定。陈仪去台以前就拟定了接收台湾后发行新台币的步骤及准备工作，新台币与美金有固定汇率，台湾的经济靠新台币来维持，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行货币，都得靠当地的生产活动来保证，而台湾的工矿业、农业深深依赖日本人的技术、原料和管理，日本战败，严重拖累台湾沦入困境。从中国大陆陆续前去接管工矿、农业的人，又多是外行，拿不出使经济除弊起衰的锦囊妙计。
据一般说法，陈仪律己尚可，驭下无方，手下人贪污腐化，民间怨声载道。葛天惠说：陈仪起初遴选带到台湾去的官员，为台湾老百姓办好事，得到中外人士的好评。但国民党政权总体来说陷入腐败，1946年下半年起孔祥熙、宋子文等派了不少人到台湾作官商，非法经营，抢做生意，使当地台湾老百姓常常吃亏。当时流行“五天五地”的说法：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贪污官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乱“黑天暗地”、物价飞涨“呼天唤地”。
我问葛天惠老人：有些报导上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价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是否有这样的事？
葛天惠断然否认。他说，我爸爸根本没有这样的“女婿”。“我父亲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允怡和妹妹允三，都是1949年前后在上海结婚的，夫婿都不姓李”；“我姐姐结婚结得很晚，姐夫从事无线电专业，本来在桂林，到美国留学，后来回国”。
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上海《观察周刊》警告：“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1947年2月27日，事件终于爆发。
干柴里落进了一粒火星
“二二八事件”导火线是台北专卖局官员打伤了一名私卖烟草的妇女（这让今天的我们联想：突尼斯那位26岁的研究生，因无证照销售水果蔬菜而被警察打耳光并没收后自焚——高注）。日本统治时期，对樟脑、烟草两大特产实行政府专卖制度，台湾回归后仍为政府专卖，但控制不严，不法官员非法得利，台湾民间从事樟脑烟草买卖者吃亏的事屡屡发生，对大陆去的官员积累的怒气日益升温。最后，这一粒火星造成了大爆炸。
这一天，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傅学通等查缉员去查缉，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专卖局查缉员的态度粗暴，打伤了老妇，导致围观群众愤慨，高呼“阿山（对大陆人带贬义的称呼）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赶快撤离，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示警，却误中了看热闹的陈文溪。这下群众怒火爆发，不可遏止，砸烂了查缉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民众就包围了宪兵队。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举足轻重，创伤迄今犹存。图为1947年2月28日民众聚集于台北专卖局前。（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图片）
1947年2月28日早晨，民众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下午1时，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正要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打死3人，伤3人。顿时，情形更加失控。
下午2时，群众聚会并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号召：“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闻讯而起，风潮蔓延全岛。台籍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
当时国军在台湾仅五千官兵，分散在各地。而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在失控的台湾民众，近两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都面临生命危险。短短几天，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
对于部分台湾人见大陆人就打就杀，一些明辨是非的台湾人是反对的。不少台湾人看到大陆人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施以援手。
面临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陈仪只得忍气吞声，息事宁人。3月1日，台北和各县市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湾籍的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开始毫无思想准备，随后借机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只好一一答应：“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台籍精英没有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胃口越发被刺激起来。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等等要求。
十天内大翻个儿
葛天惠告诉笔者：“‘二二八’事件爆发时，我姐姐看到形势紧张，教书教不下去，就回上海了。我母亲正从上海来台北看我父亲，住了一个星期也匆匆离开。我从基隆开了车到台北接了我母亲再开回基隆上‘民众轮’，一路上很少车辆行人，总算没出事。”
基隆造船厂中那些大陆来的对台湾人态度不好的同事，在动乱中就倒霉了，有的人挨了打，有个人品最不好的，差点被工人推到十几米深的船坞里去，险乎丢了命。葛天惠因为与工人一直相处不错，工人非但不打击他，还时时保护他。他也运用自己父亲的关系照顾他们。有一次厂内枪声骤起，警卫与武装工人爆发冲突，数人受伤。军警抓了一些人送到台北警备司令部。这些人的家属就纷纷前来向葛天惠求救。他就去找父亲的同事、台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说情，不久他们就把基隆造船厂扣留的一些工人放了。
2月28日当天，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他认为事情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然而中统局台北站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建议“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
蒋介石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
葛天惠记得，三月上旬的一天，大批国军到基隆登陆了。“就是从我们厂门口防波堤上开进来，我们看得很清楚，登陆时在码头上就用机关枪扫射，主要是怕有人阻挡登陆，当场打死一些台湾大学生。”
两万国军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台籍退伍军人组织松散，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打游击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各个击破，一哄而散。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领导人物相继被捕杀，其中有数百台籍精英：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士绅、企业家、律师、教师、记者等；被逮捕或被通缉的也有数百人，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
全台湾从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风。
回归祖国仅五百天，广大台湾民众的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又遭到残酷镇压，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谈起“二二八事件”，许多人对陈仪很不谅解。但据著名文化人李敖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中披露：台北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个时候，“由南京飞来一个军机，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的，携来蒋介石手谕，指示处理原则，干什么呢？政治上尽量容忍商谈，军事上决不容暴民侵犯，并批准必要的时候呢，实施局部戒严。”李敖认为，这样陈仪就没有选择余地了。
笔者问葛天惠：当时有共产党的活动吗？
葛天惠摇头：当时我没听说共产党，他们在台湾力量并不强大，像谢雪红，都是后来我在大陆听说的。
我又问：当时民众和精英们中，是否有“台独”的诉求？
葛天惠也摇头：我们当时没听有人提“台人治台”之类口号，听到的主要是要求自治。
中国抗战胜利、收回台湾后任命的首任行政长官陈仪。（资料照片）
蒋介石杀陈仪为收揽民心？
“二二八事变”前后到底有多少死难者？从数百到两万，众说不一。尽管后来台湾当局和独立机构进行过几次正式调查，公布过几次数字，但质疑之声未曾断绝，不是被批评“缩小”，就是被批评“夸大”。
台湾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陈仪作为最高长官，责任无可推卸，朝野催他辞职谢罪，甚至有要求将之撤职查办的呼声。葛天惠说，“二二八”之后几天，蒋介石要我爸爸到南京去汇报情况，要他接管陈仪的职务，我爸爸没有接受。
葛敬恩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蒋介石急电催我到南京，我直飞南京向蒋详细报告事件经过。蒋问我：‘你可否代替公洽（陈仪的字）继续做下去？’我说：‘我做不好，还是让公洽做下去，将来会有好成绩的。’蒋默然不置可否。看得出，此时他已决定把陈仪调开。”
葛敬恩回到台北，陈仪也来找他商量要他接手。葛敬恩还是没有同意，推荐了严家淦，陈仪也点头了，便向南京发出了推荐电报。但过了很久，南京宣布派当过中国驻美大使的魏道明来当台湾省主席——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例会，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葛敬恩与葛天惠父子相继离开台湾回上海。
蒋介石倒并没有太为难陈仪，不久又委派他接替沈鸿烈当浙江省主席。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突然对陈仪翻脸了。葛天惠对笔者说：“当时报纸上透露了一点消息，我爸爸很奇怪，陈仪的家在上海虹口，我们家住在徐家汇，他就想去虹口探望一下。没想到去的那一天，正看到军统特务在抓陈仪！我爸爸远远地看，不敢靠近。”
坊间的说法是，是汤恩伯恩将仇报。陈仪对汤恩伯有知遇之恩——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过陈仪帮助，连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也是陈仪掏的钱。汤恩伯回国后不断受到陈仪保荐，节节提升。谁知他竟会告陈仪的密？
告陈仪什么呢？葛天惠说，陈仪当时思想上开始左倾，同情共产党，他手下有些是共产党的人，鼓动他“和平起义”。他觉得自己跟了蒋这么多年，现在看还是共产党的主张更对人民有好处。他觉得自己家乡浙江、上海、江苏这一带，是中国的鱼米之乡，不能再受战火荼毒，要能“和平解放”就最理想了。陈仪这时并没有掌军，就想说动镇守上海、主持江防的汤恩伯。汤一边虚与委蛇，一边就秘密报告了蒋介石。
葛天惠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陈仪某日上厕所时，一时大意，将犯禁的文件放在桌上，被人看见，报了上去，蒋介石下令军统将他抓走了。”也可能两种情况都有，“我说不清楚到底哪个是主要的？”
陈仪被免职后软禁于衢州，后被秘密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陈仪之死的情形令人难忘：1950年6月18日晨，曾与陈仪在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老相识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陈仪从容不迫，对镜整容，打好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抵达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大步向前，口中连说：“人死，精神不死！”
蒋介石杀陈仪，是否考虑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要让陈仪当替罪羊，来收揽台湾的民心？陈仪治军，带出了很多有名的将领，像陈诚、林蔚、徐培根、汤恩伯……都官拜上将；后来当过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当到总统的严家淦，也是由陈仪提拔。然而，“通共”的罪名实在太大，使他们无法为这个具有倔强个性的老长官说项、缓颊。
葛敬恩后来倒是与权力旋涡越来越远，从台湾回到大陆后，挂了个国民参政员的虚衔，相当于议员。中共进城后，见他无钱也无权，就基本上没有为难他，安排他当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葛天惠说，我爸爸与我们住在一起，“文革”中在劫难逃，被抄家四次——抄家的部分原因是他当过“反动军官”。但他活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看到中国历史性地转变航向，到91岁去世。
（写于2006年）
曾主持日本交还台湾给中国仪式的葛敬恩先生与夫人陶氏生有五个孩子，如今均健在。这是葛敬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担任青岛特别市市长时，与夫人和四个子女的全家福。当时最小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图中左侧站立的男孩，即为现旅居美国新泽西的八旬老人葛天惠。（葛天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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