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上演过何止一次？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曾经是他最终从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根本，但是知识分子在他治下经历了四部曲，最终命运却极其凄惨


　　老高按：毛泽东曾经傲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以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自况——将成吉思汗也列为中国君主，自然是笑话，这种说法连鲁迅都冷嘲热讽过。
　　一个人给自己的人生树立高大上的榜样，矢言向之看齐，甚至超乎其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最终能与什么人比肩，还要看最终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有些毛左人士连篇累牍地搬出毛泽东当年的最高指示，以证明毛何等英明伟大，唯独不提他究竟是否实践了、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自己这些话，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在当代，被学者们拿来与毛泽东比对的中国古代帝王中，朱元璋算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位。毛泽东自己也并不隐讳从朱元璋那里学到东西，随手举一例，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来自朱元璋听取智囊的建言而实行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
　　读中国大陆学者张宏杰的文章《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从礼遇到杀戮》，我常常有時空錯位之感，感觉20世纪的中国政坛，舞台还是那个舞台，演员还是那些演员，台词虽然从文言换成白话，也大同小异，只不过剧名和剧中角色的姓名换了而已。不知诸位读下面这篇文章，是否也有同样感觉？文中对主角朱元璋的处境变化导致心理变化的分析，是否也可以视作对毛泽东乃至当今政坛领袖的一个佐证？
　　礼遇－硬逼－轻视－杀戮：朱元璋乃至历代专制君王，对知识分子都脱不开这四部曲（有的更简化了一部、两部，甚至一步到位），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处在哪一部中？


　　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从礼遇到杀戮

　　张宏杰，平说


　　礼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
　　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
　　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
　　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
　　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
　　论者多以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而宾礼之。”

　　硬逼

　　建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
　　如今天下已经姓朱，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
　　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
　　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
　　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
　　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
　　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
　　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
　　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
　　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
　　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

　　杀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还说张九四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
　　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他自己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一直是朱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也没有兴趣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但朱元璋却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词”。
　　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
　　大臣们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就不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再加上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识分子已入其彀，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他遂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
　　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先来看看高启。高启乃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刚建国不久，他需要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对高启暗藏不满，时时盘算着报复。到了洪武七年，局势已经彻底安定。
　　这一年高启创作《上梁文》，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 故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们大都也没有好下场：诗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父子亦坐死”；大诗人孙蒉，因为曾给蓝玉题画，“遂论死”；“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仅仅因为曾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胡案发后，“坐事被逮，瘐死狱中”；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历史上的圣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
　　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
　　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
　　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


　　近期图文：

　　辛亥革命后的权力之争寓含着路线之争　　
　　介绍一本纪念方励之的新书　　
　　比较公有化和私有化利弊，从常识出发　　
　　价值伦理还是责任伦理？从赵紫阳选择说起　　
　　当代乡愁：比古人的乡愁更不可救药　　
　　回望“文革”——这次从经济和人口角度　　
　　现实主义培养同情，理想主义助长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