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從林昭的敘述里知道她有一群大西北荒原的戰友：他們共同編印了《星火》雜誌，在“萬家墨面沒蒿萊”中發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卻因此罹難。我們渴望知道：這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當年發出什麼聲音，給後人留下怎樣一份精神遺產？
老高按：中國著名學者錢理群，2009年為《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以下簡稱《星火紀實》）一書，寫了一篇非常有份量的序言，將刊載在即將出版的《中國密報》雜誌53期上，日前已經由明鏡新聞網和縱覽中國網站刊出，所以我想我可以轉載在這裡了。
《星火紀實》一書，編著者是這一案件的當事人、倖存者、年已耄耋的譚蟬雪女士。經美國華人作家依娃推薦和聯絡，今年夏天由國史出版社以電子書形式出版。這本書，記錄了1960年大饑荒最慘烈的年代，蘭州大學一批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農村的有思想有勇氣的大學生，聯合林昭，出版地下油印刊物《星火》，喚醒民眾良知，揭露毛氏暴政的史實。
前天晚上依娃來信，告訴我一個喜訊：2016年度“劉賓雁良知獎”揭曉，決定頒發給譚蟬雪女士。她同時也將這一喜訊，通報了遠在中國的譚蟬雪和胡杰。胡杰是中國著名的獨立電視製作人，他拍攝的《我雖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尋找林昭的靈魂》早已不脛而走，他也拍攝了震撼人心的專題片《星火》，記載這一事件，而且也為譚蟬雪編著的這本書出過很多力。
我接到喜訊，立即致信祝賀譚蟬雪女士，“頒獎詞說：譚蟬雪‘作為當事人，歷經磨難，堅毅不拔，恪盡後死者天職，堅韌而高貴’，言簡意賅，實至名歸。相信這一劉賓雁良知獎，能夠告慰先烈，能夠激勵後人！”
我也在信中感謝胡杰和依娃“全力以赴地協助傳承、弘揚我們民族這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
微斯人，吾誰與歸？！
對錢理群這個名字，我早就不陌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我就讀過他很多關於中國文學、文化和探索中國知識分子命運和精神畸變的重磅文章。77歲的錢理群，現已退休，著作等身，曾經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98年北大校慶之際，在學生評選“最受歡迎的老師”活動中，他獲票第一。維基百科的詞條說：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學者之一，老北大精神的傳承者。他在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研討會提出的“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 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語驚四座，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他的這篇序言，我因為參加過《星火紀實》一書的編輯工作，較早讀到，當時我就深切感到：參與地下油印刊物《星火》的“右派反革命集團案”那些當事人，包括林昭在內，限於他們的年齡、條件、思想物質資源和嚴酷的環境，不可能對自己發起的這一事件做出有歷史深度的總結——他（她）們已經很好地履行了那一代先驅者的職責！而譚蟬雪女士、同案的向承鑒先生，作為倖存者，真實記錄下他們從熱血學生到批鬥對象，從地下鬥士到死刑囚犯的經歷，也擁有了“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子·盡心上》）的人生。他們未能深刻總結，這個使命，錢理群教授感到責無旁貸，寫出了這篇有理有據、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文章。
胡杰曾說過：《星火》雜誌是中國大躍進饑荒時期極為罕見的重要的民間地下刊物。它對大躍進饑荒的災情和民怨有現場的記錄，並對人民公社運動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的研究和思考，填補了中國思想史的空白。但學術界對《星火》刊物的重要性遠遠沒有認識，研究則還沒有開始。
——希望錢理群教授這篇文章，成為學術界對《星火》刊物研究的開始！
心是顫動的，血是熱的，靈魂是聖潔的！
《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序
錢理群
這是一本血寫的書。這是一本拷問我們靈魂的書。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書。
我們早就從已經成為民族聖女的林昭的敘述里，知道她有一群來自大西北荒原的戰友：他們共同編印了《星火》雜誌，在“萬家墨面沒蒿萊”的黑暗中發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卻因此而罹難。我們永遠懷想他們，更渴望知道：這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當年究竟發出了什麼聲音，讓執政者如此恐懼，非除之而後安？他們給我們後人留下了怎樣一份精神遺產呢？
《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國史出版社）
本書的編著者譚蟬雪，是其中的倖存者，她也因為人們這樣的期待而感到責任的重大，經過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尋，終於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了《星火》的原稿，並且和同為難友的向承鑒先生分別寫下了自己泣血的回憶。被淹沒了整整49年的歷史的真相終於得以呈現，我們終於得到了這本拿在手裡都會顫抖的好沉重的書，我們將如何面對呢？
在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獄
讓我們首先進入歷史。
我的耳旁響起了林昭的聲音———
“我應該在那裡，
我應該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不僅是和已經先行的朋友在一起，更要尋找新的戰友。林昭說：“‘天涯何處無芳草’！時代思潮如是一種超越空間的存在，更不如說作為一個‘階級’的這些人本身之間便有深刻的共性”。
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時代思潮”和“階級共性”的概念，也就是說，身在江南蘇州水鄉，並且是北京大學1957年《廣場》傳統繼承人的林昭，和大西北腹地蘭州大學的以張春元為首的右派學生，是因為共同的時代思潮，或者說是面對共同的時代問題而聚集，因為相同的階級共性而形成“平等的聯合”的。我們的討論，就從這裡展開。
說起“階級共性”，自然要想到他們共同的身份：1957年的“右派”。其實，包括林昭在內，他們都是稀里糊塗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們只是憑着出於本能的正義感，發表了當權者不願意聽到的意見，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階級利益”所在，更沒有自己的自覺的“階級立場”。他們的真正“階級意識”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為右派以後。也就是說，是反右運動把他們造就成了具有階級自覺的反抗者。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們也可以說，專制體製發動的反右運動也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這大概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喜歡說的“歷史辯證法”吧。
本書的編著者說得很對：“到了農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這就是說，張春元、譚蟬雪、向承鑒們是在中國的社會最底層的農村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的，這是意義重大的。而且他們之到農村，不同於五四之後的民間運動者（也包括今天的志願者）以改造農村為己任去農村，因此難免居高臨下的姿態，他們是以戴罪之身來到農村接受強制改造，實際地位比農民還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農民的一切苦難，面對更加赤裸裸的農村真實，更有機會接受和體察農民的內心感受，在某種程度上，農民面對的問題與命運已經內化為他們自己的問題和命運。同時，他們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來思考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
更加重要的是，他們是在中國農村最嚴峻的時刻來到那裡的。因此，他們親歷了大躍進的狂熱，浮誇，直接體驗了大破壞造成的大饑荒，目睹了成片成片的農民的死亡和“人相食”的人間慘劇。譚蟬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東老大爺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餓死的情景，就仿佛聽見大娘悽厲的哭喊聲，心都會流血。她說：“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我能無動於衷嗎？我能視而不見掉轉頭去捧着書本嗎？”
這就說到了更為本質的問題：這些1957年的熱血青年，血還是熱的。這很不容易，極其難能可貴。因為超乎人們承受能力的現實苦難，早就把許多人從肉體到精神都壓垮了。如譚蟬雪所說，即使是當年的右派，也或是努力改造，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園，或是苟且活命，無可奈何地混日子，或是看穿世事，流落天涯，更有墮落而成為告密者，借出賣難友而自救，真正堅持理想，繼續探索真理，為國為民之心不變的，已是鳳毛麟角。萬幸也不幸的是，林昭和她的戰友張春元、譚蟬雪、向承鑒們，正是這樣的一群不合時宜者。在今天許多人看來，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他們蒙冤受難，自身難保，卻偏要懷着“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不能葬送在我們這一代手裡”的歷史責任感，主動承擔解救民族災難的重任。譚蟬雪說：“我感到責無旁貸，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任何一個流着熱血的人，都不能在這樣一個現實面前無動於衷，憂國憂民是現實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樣做是為了什麼？答案是：為了祖國的命運！為了拯救千千萬萬瀕臨死亡的老百姓！”這是怎樣的精神境界！向承鑒說得好：“心是顫動的，沒死；血是熱的，沒冰；靈魂是聖潔的，不髒”，就只能有這樣的選擇。“‘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選擇爆發”，“我義無反顧地走上普羅米修士取火之路。如果說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無知覺地落入陷阱；那麼，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獄，無怨無悔”，“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世道又與地獄有何區別？為了自由和尊嚴，為了顫慄流血的心得以平靜，我選擇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嚴重性和後果”。
歷史將記下這一筆：在“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危急的時刻”（向承鑒說），正是這些已經被打入地獄裡的右派，林昭、張春元、譚蟬雪、向承鑒們挺身而起，維護了理想、真理，維護了人的自由和尊嚴。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和後代交代。在這個意義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是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的，他們才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筋骨和脊梁”。但也正如魯迅所說：“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毀，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嗎》）：這又是我們民族的最大悲哀。
《星火》案件倖存者、年已耄耋的譚蟬雪女士。當年她是同案首犯張春元（1970年殉難）的未婚妻，也曾系獄多年，後來成為卓有成就、出版有多種論著的文化學者。這幅照片的電腦上，呈現的正是今年由國史出版社出版的電子書《星火》。
我們是農民的兒子
更加可貴的是，他們對自己歷史使命的清醒體認和充分自覺：“我們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們的疾苦，他們所受的壓迫，他們處於水深火熱狀態揭露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僅僅這樣還不夠，作為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還要從理論上去挖掘這一切禍害的根源，去探討解救祖國命運的途徑和方法”。他們正是懷着這樣的目標，聚集在《星火》裡的。這就意味着，這批1957年的受難者在1958-1960年的中國農村的煉獄中，經過了“困惑——悲憤——求索”的思想歷程（向承鑒語），終於成長為有着鮮明的階級立場，明確的戰鬥目標的自覺的反抗者。這是一個林昭說的因“階級共同性”而集合的群體。
那麼，在六十年代的中國，他們將代表什麼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們的“階級共同性”何在呢？我們可以看他們的自我命名。
首先是：“我們是農民的兒子”。他們最為關注，要不斷追問的，是農民的命運，這是他們對現行體制批判的中心、出發點和歸宿。《星火》不僅有直接反映農民心聲的《一個農民的口述記錄：（三月的）農村一日》（向承鑒記錄），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現場實錄，而且有張春元撰寫的重頭文章《糧食問題》、《農民、農奴和奴隸》、《論人民公社》。他們計劃將《論人民公社》一文通過各種渠道傳給中共從底層到高層的幹部，作為他們所要發動的拯救中國的運動的關鍵步驟。在這些文章里，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驚人的是農業問題——其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不僅因為農民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更重要的是農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即新興的農業無產階級，將是我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的主導力量和決定因素”，因此，如何對待農民，是一個是否“背叛人民”，“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標誌。“勞動人民，首先是農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這是我們評論人民公社好壞的重要標準和尺度”。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基本觀察與判斷：“當前農村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農民的貧困與破產，農村中出現了新興的階層——農村無產者”。
他們要追問的，正是導致農村驚人的貧困，農民無產化的原因。
在他們看來，首先是對農民的經濟剝奪。“在農業集體化的口號下，殘酷地、變相地把農民的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間接地進行控制，對農民的生產所得，如糧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計地進行掠奪。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後，大大地加速了廣大農民向農村無產者過渡的進程”，農民“喪失了對一切生產資料的使用權，變為生產資料的附屬品和會說話的工具”，也徹底“喪失了對生活資料的享有權，生產的產品完全不歸自己支配，不能保留與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碼數量”。
其次，是對農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剝奪：“用分化、利誘、脅迫、強制等手段，把農民用軍事組織形式編制起來，加強統治，扼殺和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和自由方面沒有絲毫權利”，“當代統治者所說的一切公民權利，如選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言論自由等等，對於農民來說，完全是騙局”，政治、人身自由的剝奪，就“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把農民“牢固地束縛在土地上”。
其三，是對農民精神的控制：一方面，“玩弄着亙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農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一方面，又在農村進行所謂“反右傾”運動，“打擊對農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他們“主要是農村基層幹部，來自農民家庭或本人就是農民，和農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實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壓政策”，就使農民完全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只能任憑宰割。
他們還要追問，對農民經濟、政治、思想的全面剝奪、控制背後的經濟、政治原因。因而首先對國家的工業化發展路線提出質疑：“大搞與國計民生不相適應的工業建設，因而在積累資金、市場銷售、產品收購、工農業發展速度和相互關係等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侵犯農民利益的措施”，其實質就是用對農民進行“超經濟、超政治的剝削和統治手段”，來實現國家工業化。被質疑的，還有當時所推行的對外援助、外貿政策：“用‘援助’、‘救濟’、不等價交換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企圖擴大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影響，裝出一副紙老虎相”，實際形成了對農民的更大壓榨，而完全違背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首先是滿足本國人民的需要”的基本原則。
更要質疑的，是國家體制和農民的關係，更要追問的，是農民在國家體制中的實際的、而不是口頭的地位。回答是嚴峻的：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實際處於“國家奴隸”即“農奴”的地位。
造成農民的絕對貧困的原因，還有“違反客觀規律的大躍進，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慘重的損失”；“興修不切實際、不獲實利、勞民傷財的水利工程；浪費勞力，朝改夕變的農業技術改革；費人費錢的地方工業；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徵用，農村勞力的緊張，田畝荒蕪”，等等，都把農業生產和農民逼到破產的絕境。
這就必然涉及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中國革命本來“實質就是農民戰爭”，並且是在農民的犧牲、支持下取得勝利的，黨內“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於農民家庭”，黨的力量就在於和農民的“休戚相關、血肉相連的聯繫”；現在卻用超經濟、超政治的剝奪手段“對待自己過去的哺育者”，這無異於一種自噬和自殺。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由於把不被接受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強加在農民頭上，黨和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這是一切“真正維護黨的利益，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不能無動於衷，都不能袖手旁觀”的。
這就必須要說到被《星火》同仁稱為“真正的共產黨人”，1958年曾是他們所在的武山縣縣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兼城關公社第一書記的杜映華，他後來因為支持並參與《星火》活動而被捕，最後和張春元一起被槍決。他出身於農民家庭，1949年以前，就學於隴西師範，秘密加入共產黨，領導過學生運動，革命勝利以後，擔任過土改工作隊隊長，漳縣縣委副書記。向承鑒在回憶錄里，這樣談到他眼裡的杜映華：“杜映華和我一樣，至死不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身為‘書記’，始終一身農民打扮，穿着不整不潔，一雙老布鞋，渾身農民的‘俗氣樣’，顯出普通和平凡”。在大躍進的全黨全民、從上到下的狂熱中，他始終保持低調，堅持“腳踏實地，量力而行，切切實實辦點有益事”，他堅守的原則是“心裡想着人民，想着農業和農民，做事就不會出格”。但他卻因此而罹難：在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反而激起了他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憂慮和思考，因而和同樣憂國憂民的“右派”一拍即合。他在和向承鑒的一次徹夜長談中，這樣傾訴內心的困擾和痛苦：“革命勝利了，我們給農民帶來了什麼？是飢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道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的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在天天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應該說，有類似杜映華這樣的困惑的共產黨的幹部，當時並不在少數，而且各級都有；但他們大多以“維護黨的大局”為理由而“說服”了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實他們所要維護的“大局”，不過是黨的執政地位，而執政地位的背後，就是既得利益。這就是說，當農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黨及自己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共產黨的幹部都選擇了後者，儘管許多人內心依然充滿矛盾。杜映華令人尊敬之處，就在於他完全突破了一黨專政的邏輯，而堅守了自己的作為“農民的兒子”的基本立場，堅持了為勞動人民的謀求幸福和解放的原初理想。向承鑒說他是“一個胸中始終裝着人民痛苦的人”，這確實是一個衡量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基本標尺，他也因此“永遠是個高尚的人，值得人民紀念的人”。
要“民主社會主義”，不要“國家社會主義”
這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右派，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因此，當他們面對嚴酷的現實，思想上出現了“無休止的問號”時，首先是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去尋找思想資源，據向承鑒回憶，他就曾經猛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大有收穫。給予巨大啟發的，還有林昭傳給他們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綱領（草案）》，也就是說，他們試圖從國際範圍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中獲取精神支援。這樣，《星火》群體的思考，當然首先是面對國內問題的，但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國際視野。
因此，我們注意到，在具有綱領性的《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向承鑒）里，對國際形勢所作出的兩點分析。一是強調帝國主義“企圖恢復和擴大它們的霸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正在發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導致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性依然存在”，但也“越來越可能克服新戰爭的威脅”；另一方面則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和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變質（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一個典型）而導致的社會主義危機，由此提出的建立對“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理論的迫切性。這樣的分析，實際上就確立了《星火》群體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的兩大基本立場：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立場，警惕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霸權，支持殖民地人民鬥爭；一方面，面對社會主義的分裂與危機，堅持“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1957年北大校園民主運動提出的口號），批判變質的社會主義。
於是，就有了如下《自白》（向承鑒）：“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使工農勞苦大眾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目前我們的口號是：和平，民主社會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最終目標是要實現共產主義”。
同時提出的任務是：“填補馬列主義學說在闡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空白，發展科學的馬列主義學說，以指導我們的行動”（《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
作為這樣的理論建設的第一步，也是出於現實鬥爭的需要，他們在《放棄幻想，準備戰鬥》（顧雁）、《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向承鑒）、《論“政治掛帥”》（何之明）、《思維與存在同一性》（何之明）、《告全國人民書》（向承鑒）等文章里，把重點放在了對中國現行體制的分析和批判。
於是，就作出了一個重要的基本判斷：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實質上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
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具有以下特徵：
首先是“國家集權”，“其實就是黨的絕對領導”，在“黨政不分”的黨國體制下，實行黨控制下的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權力的高度壟斷。
其次，在權力壟斷的基礎上，形成“新興的官僚統治階層”。論者認為，這樣的官僚階層，“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57年後，它的特徵才清楚和完美起來”：“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經濟上都享有特權”。
其三，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階層人民，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基本權利的被剝奪，基本利益的被侵犯，處於被欺壓、掠奪和奴役的地位。“工人精神和體力終年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過高的勞動定額，使他們失去了應得的勞動報酬”。而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實際上已經成了“國家奴隸”或“農奴”。
其四，這樣的權力高度壟斷，必然形成“政治寡頭”的統治，提倡“偶像迷信”，壓制黨內外的民主。
其五，寡頭政治一面必然導致“思想壟斷”，“思想的強化統治”，一方面則必然導致“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胡作非為的能動性”，其結果就是任意執行“違反客觀規律、脫離物質基礎、脫離現實的反動政策，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和緊張局勢”，造成了“工農業生產力的全面的毀滅性破壞”，給國家與民族帶來了極大災難。
面對“國家社會主義”體製造成的政治、經濟的全面危機，《星火》所表現出的歷史和社會責任感，高瞻遠矚的眼光，政治和思想的堅定性，理論的批判力量和行動的勇氣，確實構成了那個時代的一道“天火”，照亮了現實的黑暗，也為未來播下了火種。
因此，歷史也應該記下這些日子：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油印出版，16開本，僅印三十多份。1960年9月，《星火》全體人員和支持者、相關者全部被捕，共43人，後判刑25人，已經準備好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見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張春元、杜映華同時殉難。
盜火者普洛米修士和永生的海鷗
對這樣的“結局”，林昭和她的戰友，是預料之中的。如向承鑒所說：“在寫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了為真理獻身的準備”。因此，他們早就為後代留下了遺言，為歷史繪製了自我形象。這就是林昭在《星火》上發表的兩首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第一期）和《海鷗——不自由毋寧死》（第二期）。前一首已經在為林昭所喚起的朋友中廣泛流傳，後一首是第一次公布於世，相信會引起更大的關注。
在《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裡，引人注目地寫到了寓意深長的對話和呼喚。
在普洛米修士面前，諸神的統治者宙斯竟感到“刺促不安”：“他到底保有什麼力量？竟足以威脅神族的生存。”於是，普洛米修士和宙斯之間就有了這樣的對話——
“你可以把我磨碎，要是你高興。
但是救不了你們的惡運。”
“你的頭腦是不是花崗石？”
“不，是真理保持了它的堅貞。”
“這麼說你要與我為敵到底？”
“被你認作敵人我感到光榮！”
普洛米修士遇難了，宙斯竟“不感到復仇的歡欣———一種陰冷的、絕望的恐懼，深深盤踞在他的心胸……”
而普洛米修士在臨難那一刻，卻在對“人”呼喚———
今晚，有多少人在燈下奮筆，
記載人民的苦難和覺醒，
多少人正對燈拔劍起舞，
火光映紅了多少顆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歡呼喚你，響亮的
高貴的名字，大地的子孫，
作為一個兄弟，我深情地
呼喚：人啊！我多麼愛你們！
你們是渺小的，但是又偉大；
你們是樸拙的，但是又聰明；
你們是善良的，但是當生活
已經不能忍受，你們將奮起鬥爭！
人啊，眾神將要毀滅，而你們
大地的主人，卻將驕傲地永生！
《海鷗———不自由毋寧死》寫的是一個悲壯的故事：一位“殉難者”，“最最勇敢的戰士”，“在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中”，失敗後投身大海，“從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那是什麼———囚人們且莫悲傷，
看啊！就在年青人沉沒的地方，
一隻雪白的海鷗飛出了波浪，
展開寬闊的翅膀衝風飛翔。
這是他，我們不屈的鬥士，
他衝進死亡去戰勝了死亡，
殘留的鎖鏈已沉埋的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風一樣。
這令所有“宙斯”恐懼的，在臨難時呼喚“人”的永生的普羅米修士，這“衝進死亡去戰勝了死亡”的“鬥士”，這“自由得像風一樣”的海鷗，都融入了林昭、張春元、杜映華的生命，同時也閃現着所有《星火》受難者、倖存者的身影。
他們就站在這裡，逼問着我們每一個人的良知———
你的心是顫動的，還是死的？你的血是熱的，還是冰的？你的靈魂是聖潔的，還是髒的？
2009年12月21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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