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从林昭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群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他们共同编印了《星火》杂志，在“万家墨面没蒿莱”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却因此罹难。我们渴望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当年发出什么声音，给后人留下怎样一份精神遗产？


　　老高按：中国著名学者钱理群，2009年为《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以下简称《星火纪实》）一书，写了一篇非常有份量的序言，将刊载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密报》杂志53期上，日前已经由明镜新闻网和纵览中国网站刊出，所以我想我可以转载在这里了。
　　《星火纪实》一书，编著者是这一案件的当事人、幸存者、年已耄耋的谭蝉雪女士。经美国华人作家依娃推荐和联络，今年夏天由国史出版社以电子书形式出版。这本书，记录了1960年大饥荒最惨烈的年代，兰州大学一批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的有思想有勇气的大学生，联合林昭，出版地下油印刊物《星火》，唤醒民众良知，揭露毛氏暴政的史实。
　　前天晚上依娃来信，告诉我一个喜讯：2016年度“刘宾雁良知奖”揭晓，决定颁发给谭蝉雪女士。她同时也将这一喜讯，通报了远在中国的谭蝉雪和胡杰。胡杰是中国著名的独立电视制作人，他拍摄的《我虽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早已不胫而走，他也拍摄了震撼人心的专题片《星火》，记载这一事件，而且也为谭蝉雪编著的这本书出过很多力。
　　我接到喜讯，立即致信祝贺谭蝉雪女士，“颁奖词说：谭蝉雪‘作为当事人，历经磨难，坚毅不拔，恪尽后死者天职，坚韧而高贵’，言简意赅，实至名归。相信这一刘宾雁良知奖，能够告慰先烈，能够激励后人！”
　　我也在信中感谢胡杰和依娃“全力以赴地协助传承、弘扬我们民族这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微斯人，吾谁与归？！
　　对钱理群这个名字，我早就不陌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就读过他很多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和探索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和精神畸变的重磅文章。77岁的钱理群，现已退休，著作等身，曾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8年北大校庆之际，在学生评选“最受欢迎的老师”活动中，他获票第一。维基百科的词条说：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老北大精神的传承者。他在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研讨会提出的“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 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语惊四座，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他的这篇序言，我因为参加过《星火纪实》一书的编辑工作，较早读到，当时我就深切感到：参与地下油印刊物《星火》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那些当事人，包括林昭在内，限于他们的年龄、条件、思想物质资源和严酷的环境，不可能对自己发起的这一事件做出有历史深度的总结——他（她）们已经很好地履行了那一代先驱者的职责！而谭蝉雪女士、同案的向承鉴先生，作为幸存者，真实记录下他们从热血学生到批斗对象，从地下斗士到死刑囚犯的经历，也拥有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的人生。他们未能深刻总结，这个使命，钱理群教授感到责无旁贷，写出了这篇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文章。
　　胡杰曾说过：《星火》杂志是中国大跃进饥荒时期极为罕见的重要的民间地下刊物。它对大跃进饥荒的灾情和民怨有现场的记录，并对人民公社运动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研究和思考，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的空白。但学术界对《星火》刊物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认识，研究则还没有开始。
　　——希望钱理群教授这篇文章，成为学术界对《星火》刊物研究的开始！


　　心是颤动的，血是热的，灵魂是圣洁的！

　　《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序

　　钱理群


　　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
　　我们早就从已经成为民族圣女的林昭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群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他们共同编印了《星火》杂志，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却因此而罹难。我们永远怀想他们，更渴望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当年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让执政者如此恐惧，非除之而后安？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一份精神遗产呢？

　　《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

　　本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其中的幸存者，她也因为人们这样的期待而感到责任的重大，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寻，终于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星火》的原稿，并且和同为难友的向承鉴先生分别写下了自己泣血的回忆。被淹没了整整49年的历史的真相终于得以呈现，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在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

　　让我们首先进入历史。
　　我的耳旁响起了林昭的声音———
　　“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不仅是和已经先行的朋友在一起，更要寻找新的战友。林昭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深刻的共性”。
　　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时代思潮”和“阶级共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身在江南苏州水乡，并且是北京大学1957年《广场》传统继承人的林昭，和大西北腹地兰州大学的以张春元为首的右派学生，是因为共同的时代思潮，或者说是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而聚集，因为相同的阶级共性而形成“平等的联合”的。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展开。
　　说起“阶级共性”，自然要想到他们共同的身份：1957年的“右派”。其实，包括林昭在内，他们都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们只是凭着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本书的编著者说得很对：“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这就是说，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是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这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他们之到农村，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民间运动者（也包括今天的志愿者）以改造农村为己任去农村，因此难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是以戴罪之身来到农村接受强制改造，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接受和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与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同时，他们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刻来到那里的。因此，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浮夸，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片成片的农民的死亡和“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谭蝉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东老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的情景，就仿佛听见大娘凄厉的哭喊声，心都会流血。她说：“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能无动于衷吗？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
　　这就说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些1957年的热血青年，血还是热的。这很不容易，极其难能可贵。因为超乎人们承受能力的现实苦难，早就把许多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压垮了。如谭蝉雪所说，即使是当年的右派，也或是努力改造，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园，或是苟且活命，无可奈何地混日子，或是看穿世事，流落天涯，更有堕落而成为告密者，借出卖难友而自救，真正坚持理想，继续探索真理，为国为民之心不变的，已是凤毛麟角。万幸也不幸的是，林昭和她的战友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正是这样的一群不合时宜者。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蒙冤受难，自身难保，却偏要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解救民族灾难的重任。谭蝉雪说：“我感到责无旁贷，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濒临死亡的老百姓！”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向承鉴说得好：“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就只能有这样的选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选择爆发”，“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罗米修士取火之路。如果说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
　　历史将记下这一笔：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向承鉴说），正是这些已经被打入地狱里的右派，林昭、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挺身而起，维护了理想、真理，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和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但也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毁，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这又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星火》案件幸存者、年已耄耋的谭蝉雪女士。当年她是同案首犯张春元（1970年殉难）的未婚妻，也曾系狱多年，后来成为卓有成就、出版有多种论著的文化学者。这幅照片的电脑上，呈现的正是今年由国史出版社出版的电子书《星火》。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

　　更加可贵的是，他们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醒体认和充分自觉：“我们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于水深火热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他们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聚集在《星火》里的。这就意味着，这批1957年的受难者在1958-1960年的中国农村的炼狱中，经过了“困惑——悲愤——求索”的思想历程（向承鉴语），终于成长为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战斗目标的自觉的反抗者。这是一个林昭说的因“阶级共同性”而集合的群体。
　　那么，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他们将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阶级共同性”何在呢？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自我命名。
　　首先是：“我们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最为关注，要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星火》不仅有直接反映农民心声的《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三月的）农村一日》（向承鉴记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现场实录，而且有张春元撰写的重头文章《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他们计划将《论人民公社》一文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中共从底层到高层的干部，作为他们所要发动的拯救中国的运动的关键步骤。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不仅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即新兴的农业无产阶级，将是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因此，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是否“背叛人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与判断：“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
　　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夺。“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农民“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也彻底“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
　　其次，是对农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剥夺：“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和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和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当代统治者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于农民来说，完全是骗局”，政治、人身自由的剥夺，就“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其三，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一方面，“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一方面，又在农村进行所谓“反右倾”运动，“打击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他们“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就使农民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任凭宰割。
　　他们还要追问，对农民经济、政治、思想的全面剥夺、控制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因而首先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路线提出质疑：“大搞与国计民生不相适应的工业建设，因而在积累资金、市场销售、产品收购、工农业发展速度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侵犯农民利益的措施”，其实质就是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被质疑的，还有当时所推行的对外援助、外贸政策：“用‘援助’、‘救济’、不等价交换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装出一副纸老虎相”，实际形成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而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的基本原则。
　　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更要追问的，是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回答是严峻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处于“国家奴隶”即“农奴”的地位。
　　造成农民的绝对贫困的原因，还有“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惨重的损失”；“兴修不切实际、不获实利、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浪费劳力，朝改夕变的农业技术改革；费人费钱的地方工业；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征用，农村劳力的紧张，田亩荒芜”，等等，都把农业生产和农民逼到破产的绝境。
　　这就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革命本来“实质就是农民战争”，并且是在农民的牺牲、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党内“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党的力量就在于和农民的“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联系”；现在却用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夺手段“对待自己过去的哺育者”，这无异于一种自噬和自杀。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由于把不被接受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强加在农民头上，党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是一切“真正维护党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袖手旁观”的。
　　这就必须要说到被《星火》同仁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1958年曾是他们所在的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的杜映华，他后来因为支持并参与《星火》活动而被捕，最后和张春元一起被枪决。他出身于农民家庭，1949年以前，就学于陇西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领导过学生运动，革命胜利以后，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漳县县委副书记。向承鉴在回忆录里，这样谈到他眼里的杜映华：“杜映华和我一样，至死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身为‘书记’，始终一身农民打扮，穿着不整不洁，一双老布鞋，浑身农民的‘俗气样’，显出普通和平凡”。在大跃进的全党全民、从上到下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坚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切实实办点有益事”，他坚守的原则是“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做事就不会出格”。但他却因此而罹难：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因而和同样忧国忧民的“右派”一拍即合。他在和向承鉴的一次彻夜长谈中，这样倾诉内心的困扰和痛苦：“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在天天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应该说，有类似杜映华这样的困惑的共产党的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他们大多以“维护党的大局”为理由而“说服”了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大局”，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地位的背后，就是既得利益。这就是说，当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矛盾。杜映华令人尊敬之处，就在于他完全突破了一党专政的逻辑，而坚守了自己的作为“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持了为劳动人民的谋求幸福和解放的原初理想。向承鉴说他是“一个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痛苦的人”，这确实是一个衡量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基本标尺，他也因此“永远是个高尚的人，值得人民纪念的人”。

　　要“民主社会主义”，不要“国家社会主义”

　　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右派，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当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思想上出现了“无休止的问号”时，首先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据向承鉴回忆，他就曾经猛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大有收获。给予巨大启发的，还有林昭传给他们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获取精神支援。这样，《星火》群体的思考，当然首先是面对国内问题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国际视野。
　　因此，我们注意到，在具有纲领性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里，对国际形势所作出的两点分析。一是强调帝国主义“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正在发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也“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由此提出的建立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的迫切性。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就确立了《星火》群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两大基本立场：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立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的分裂与危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1957年北大校园民主运动提出的口号），批判变质的社会主义。
　　于是，就有了如下《自白》（向承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作为这样的理论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顾雁）、《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论“政治挂帅”》（何之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何之明）、《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等文章里，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分析和批判。
　　于是，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判断：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实行党控制下的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权力的高度垄断。
　　其次，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形成“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论者认为，这样的官僚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
　　其三，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基本权利的被剥夺，基本利益的被侵犯，处于被欺压、掠夺和奴役的地位。“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奴隶”或“农奴”。
　　其四，这样的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形成“政治寡头”的统治，提倡“偶像迷信”，压制党内外的民主。
　　其五，寡头政治一面必然导致“思想垄断”，“思想的强化统治”，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胡作非为的能动性”，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力的全面的毁灭性破坏”，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极大灾难。
　　面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造成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星火》所表现出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高瞻远瞩的眼光，政治和思想的坚定性，理论的批判力量和行动的勇气，确实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天火”，照亮了现实的黑暗，也为未来播下了火种。
　　因此，历史也应该记下这些日子：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油印出版，16开本，仅印三十多份。1960年9月，《星火》全体人员和支持者、相关者全部被捕，共43人，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好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杜映华同时殉难。

　　盗火者普洛米修士和永生的海鸥

　　对这样的“结局”，林昭和她的战友，是预料之中的。如向承鉴所说：“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了为真理献身的准备”。因此，他们早就为后代留下了遗言，为历史绘制了自我形象。这就是林昭在《星火》上发表的两首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第一期）和《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第二期）。前一首已经在为林昭所唤起的朋友中广泛流传，后一首是第一次公布于世，相信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在《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里，引人注目地写到了寓意深长的对话和呼唤。
　　在普洛米修士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竟感到“刺促不安”：“他到底保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于是，普洛米修士和宙斯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你可以把我磨碎，要是你高兴。
　　但是救不了你们的恶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石？”
　　“不，是真理保持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普洛米修士遇难了，宙斯竟“不感到复仇的欢欣———一种阴冷的、绝望的恐惧，深深盘踞在他的心胸……”
　　而普洛米修士在临难那一刻，却在对“人”呼唤———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孙，
　　作为一个兄弟，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海鸥———不自由毋宁死》写的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位“殉难者”，“最最勇敢的战士”，“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败后投身大海，“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青人沉没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飞翔。

　　这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的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这令所有“宙斯”恐惧的，在临难时呼唤“人”的永生的普罗米修士，这“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的“斗士”，这“自由得像风一样”的海鸥，都融入了林昭、张春元、杜映华的生命，同时也闪现着所有《星火》受难者、幸存者的身影。
　　他们就站在这里，逼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
　　你的心是颤动的，还是死的？你的血是热的，还是冰的？你的灵魂是圣洁的，还是脏的？
　　2009年12月21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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