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乃至鼓励、纵容人性恶,最后人性恶成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到底会对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个体造成多大的伤害?如果一个社会,必须更坏、更恶、更没底线才能胜出,这种逆淘汰机制,会不会最终让我们自己埋葬自己,乃至万劫不复?
老高按:在我正打算转载推荐《若干年后,我们该怎样向孩子解释2017年冬天的故事?》一文时,我读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今天发布的消息:对红黄蓝幼儿园性侵犯事件做了情况通报,称涉事女童家长承认造谣,愿意道歉。 情况通报否认了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性侵儿童的所有指控,称唯一与指控吻合的是儿童被扎针。(以下文字,摘自法广报导——老高注) 对于性侵指控,情况通报称,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的全部8名男性教职工“工作不具备单独接触儿童的条件”,且“专家会诊与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家长提出申请的涉事女童进行检查后未发现异常”,“涉事班级监控视频存储硬盘因多次强制断电而损坏”,原因是“库管员感觉监控设备噪音太大,常在放学后强制做断电处理”,而被恢复的视频“长达113小时,内未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 报告称涉事女童家长赵某某发布的“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脱光光”言论是造谣,赵某某已经承认是其编造,“愿向社会澄清事实并公开道歉”。 报道编发该幼儿园幼儿被喂药片的电视台记者被公安局称“未经采访核实,直接从网上下载编发”。该视频“是家长在家中使用家人服用的药片,以语言诱导方式询问孩子,拍摄后发至幼儿园家长微信群”。 公安局这个情况通报,民众相信吗?可能只能说服一部分人。政治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我衷心希望该园确实没有发生那些可怕的事。但是政府的澄清未必能让我马上信服。毕竟我对这个政府“知根知底”:它的最高使命,就是“维稳”。公安局所发布的“专家会诊与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有待更多消息来佐证。 我在前几篇博客文章的按语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更关注执政者的作为:是否渎职失职?是否滥权侵权?海内、海外,有人高度警惕跨国资本势力,有人紧紧盯住国内不法财富集团,有人百倍提防列强政治领袖,有人死死看住中国堕落的知识精英……这都很好啊!我百分之百赞成,他们的揭露,非常有意义,非常应该,非常必要。但我的关注点是执政者——在中国这样执政者权力无限大的国家,能干出最可怕坏事的,只有他们,有最大的需求和能力。
若干年后,我们该怎样向孩子解释2017年冬天的故事?
作者:格隆汇,原载:海峡吧
一、
最近连续应邀在不同场合分享对中国经济与海外投资的看法,每个场合都会被问到“你怎么看中国经济”?我的回答都是两个字“不好”。然后问投资取舍,我的回答都是:“未来3年,一定要下注中国”。 推导和结论看似矛盾,我是这样解释的:欧美日子也都不好过。只盯自己,谁都无解。但中国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赚钱为信仰的族群,但凡有一线逃生生机,我们都会把它变为可能。而 这次上帝站在了中国人这边。 但在最近连续发生几起事关孩子、超大尺度突破人类基本道德良知底线、凸显人性之恶的恶心事后,我对上述推理有了些许怀疑: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焉可活?
二、
朋友从北京火车站给我发来两张照片:
照片下面附了两段话: 这是因为大兴火灾被清理的江西一家人。上午刚刚在北京站的合影。北京不欢迎他们。昨天去火灾现场发现了他们,请他们吃饭,听他们无力的诉说。今天上午来火车站给他们送行。 零下5度的夜晚,只给15分钟时间搬走屋内东西,孩子的布娃娃都没来得及拿。图中孩子抱的布娃娃是从垃圾堆捡的。 看看孩子清澈、无辜又惊悚的眼神……实在看不下去这种现场。 若干年后,孩子长大了,我们怎么和孩子解释2017年这个冬天的故事? 朋友是那种铁肩道义、嫉恶如仇的北方汉子,我完全了解他发照片时的满腔愤懑与无奈。我也完全能完全了解在大兴“11.18”火灾事件后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与焦虑。 但我不能了解的是随后北方寒冷冬夜里地毯式的清理: 如果说“11.18”火灾是一次重大事故,该受罚的,是基础设施的营建提供者,还是背井离乡在自己国家土地上艰难谋活的打工者? 若干年后,孩子长大了,我们怎么和孩子解释2017年这个寒冷的冬夜?
三、
2017年这个冬天,另一件冷到骨子里的事,也是关于孩子的:一个叫红黄蓝的幼稚园,孩子长期被集体扎针、喂药、脱光衣服罚站等诸多一再突破人类最基本底线的行为,甚至有家长爆出幼稚园“宝宝脱光光,叔叔脱光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资讯。 几乎与过往类似事件的进程完全雷同:民间群情汹涌,但相关资讯被无形之手四处屏蔽。3天后,警方高效率给出了初步处理结果——同时抓了两个人。一个22岁的刘姓女教师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另一个31岁的刘姓女子,则因涉嫌编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虚假资讯,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也被刑拘:
处理结果的潜台词,是任何一个成人都能轻而易举读懂的。 红黄蓝这事对普通人群的伤害丝毫不亚于对幼稚园孩子父母的伤害:推己及人,你会从此生活在能否保护自己孩子的焦虑中,而且,你明知道这事是对你智商和良知赤裸裸的挑战和羞辱,但你无能为力。 但并非什么事都做不了。至少红黄蓝是一家上市公司,你用自己的钱去做空它,是任何人也干涉不了的:这也是该公司股价在做了紧急澄清后,复牌仍暴跌38.41%的原因—— 人在做,天在看,天地之间是有一杆秤的。
在警方公布对红黄蓝幼稚园虐童事件调查结果的24小时前,大摩帮红黄蓝开了个澄清电话会,公司CFO魏萍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回应说“警方调查最坏的结果将是,这次的事件会被认定为一起独立的,红黄蓝旗下一个项目的员工做了坏事”。 她对这个最坏的结果,预测得十分精准——这无疑显示了红黄蓝的强大。 但她不会一直这么幸运——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能永远强势。 我完全相信,这种看似天理不容,最后能匪夷所思轻松逃生,换来的只会是更强烈的人群愤怒,它们如火山的沉默,只是在累积,从未消失,最后终将湮没看似强大的红黄蓝以及它周边一切看似强大的人物。 恰如一个投资圈大咖在得知大摩的行为后,在朋友圈的留言:“我想问问愚蠢的大摩,赚这个钱,你的良心何在?你的节操何在?我还想问问,家长曝光‘活塞运动’的视讯被全网删除,谁在替谁掩盖?越是公开,越是能将事实还原而剔除那些造谣和污蔑,然而现在我不得不去相信,还原了的事实可能有多么的不堪,多么令人发指。我想问问那些试图遮盖和隐蔽真相的社会机构和人员,你们的良知呢?!底线呢?! 金钱可以再赚,工作可以再找,但骨头断了,就一辈子都是扭曲的蛆虫了。是,有些事确实很艰难,但是和这些孩子相比,和我们的良知相比,孰轻?!孰重?!” 很多人问我怎么看这家公司的未来。我的回答是:我真诚祈祷它彻底消失——因为它存在一天,就会一天提醒我,这个世界并不美好,提醒我,人性竟会恶到何种地步! 我尤其担心的是: 如果一个社会,必须更坏、更恶、更没底线才能胜出,这种逆淘汰机制,会不会最终让我们自己埋葬自己,乃至万劫不复?
四、
但上述这些,或许并不足以令我觉得这个冬天更为寒冷。真正令我冷到骨子里的,是一批看似高大上,实则猥琐的犬儒人群——他们看似高高在上,正气凛然,实则一群帮凶,底层相残。 这次也不例外。 对于寒冷冬夜被驱逐的北京打工者,不乏诸多指责他们少时不努力,没有文凭和学历,天生就应该吃这种苦。对于红黄蓝被虐的孩子,指责对象甚至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普通大众。我看到的最“高大上”的评点是这样表述的:很多人不明白,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个社会才有底线。你不能指望你在用地沟油给顾客烧菜的时候,你在给病人动手术收红包的时候,你在到处乱插队,在各岗位上能捞就捞的时候,别人却要像天使一样呵护你的孩子。 记住——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是一种佛祖一样居高临下的训诘: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你们自找的! 但此君显然没有看过好莱坞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不知道在那座“身体交给上帝,灵魂交给典狱长”的高墙内,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多么艰难?此君显然也没有经历过文革,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守住哪怕任何一条底线,大几率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在大环境的裹挟下,平庸如你我,皆为凡夫俗子,有家,有父母,有依俟自己才能活下去的孩子和爱人,其实是怎样的无能为力。即使如此,为了生存,绝大多数人是有明确底线的,他们所谓的“越界”,也绝非伤天害理,最多只是一种护犊时的狡黠而已。 1963年5月,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出版了她的巨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汉娜跟踪了以色列对纳粹大屠杀的执行者艾希曼的全程审判。在她看来,艾希曼相当平庸,“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只是大环境的“塑造”以及他的不思考,令他成为了“死亡执行官”。在第三帝国,人民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古早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当然。 在自己的孩子被扎针喂药在当下成为一种毫不罕见的现象时,我们不去探讨背后的环境,而去谴责普通民众在雪崩中的责任,在我看来, 要么是一种极端愚蠢的底层相残,要么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恶意误导。 一个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孩子的朋友,昨天给我发来了这段话: 我已决定不要孩子了。 我完全没有信心让她在这个世界幸福生活。我觉得,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最大的善,是不要把他们生出来。
尾声
允许、乃至鼓励、纵容人性恶,最后人性恶成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到底会对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个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离我们最近的案例是文革: 人性恶在当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鼓励与纵容,伤及每个华夏个体的告密文化就是在那个时间开始扎根并肆意蔓延的——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果,且承受了迄今仍远未消退的惩罚。 1997年,一本名为《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巨著在美国出版。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用英文告诉世人,1937年的南京发生了怎样令人不堪的事情。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哈佛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巨著。人们只记得纳粹的屠杀,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 该书的作者叫张纯如,一位祖籍江苏淮安,高挑、阳光、满腹诗书、具备典型东方知性美的女性,她以巨大的勇气与坚持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巨著。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加州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事后她的母亲揭示了背后的缘由: 残酷史实中的集体人性恶,深深刺激并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她接触到的是血淋淋的人性恶史实,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全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书成后,她又得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报复和骚扰。 但即使如此,她依然那样热爱生活。 在给家人的遗言中,张纯如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一个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的知性女子。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一月图片主题:集市)
凡在集市街头给人画速写、漫画的,都是有几把刷子的。这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步行区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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