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做有良知的記者太難了！套用北島名詩：良知是良知記者的下崗令。正因如此，我對在大陸嚴峻環境下秉持良知、探尋真相的媒體工作者，十分敬佩。對他們為讓讀者知悉真實內幕而不得不講求策略甚至有時“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頭”，十分理解
老高按：上星期偶然讀到一本長篇小說《首席記者》（作者劉國民），開始只想隨便翻翻，後來居然看完。之所以讀它，一是用它抽空小憩，二來這種題材的小說，畢竟折射了部分現實：作品寫了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通過調查一起拆遷中的命案，揭示黑惡勢力橫行、拆遷戶和農民工的苦難。遠非傑作，甚至可以說某種程度上迴避了、也就等於掩蓋了現實生活中的黑暗，雖然被《當代》叢刊評為1998年全年文學拉力賽冠軍（所謂“拉力賽”，是雜誌吸引讀者的一個噱頭：每季評一個冠軍，到年底再評出年度冠軍），現在不會有人提起這本書。但書中主人公和他的媒體同行們的遭遇，讓我生發感觸：在中國，做一個有良知的記者，太難了！用“鳳毛麟角”來形容，並不誇張，套用北島的那句名詩：良知是良知記者的下崗令！
正因為如此，我對在大陸嚴峻的言論環境下能夠秉持良知、堅持探尋真相的媒體工作者“鳳毛麟角”，十分敬佩；對他們為了讓讀者知悉真實內幕而不得不講求策略甚至有時“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頭”，十分理解。此前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紹過中國青年報社出色的新聞攝影記者賀延光，介紹過將鏡頭對準“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的體制外攝影師杜斌……他們，是我們民族真正的脊梁，他們身體力行，才使中華民族的精神能夠薪火相傳。
前幾天又讀到一位讓我欽佩的新聞工作者——《新京報》的首席記者陳杰，將他圖文並茂的演講轉載介紹於下。
文中有一段話：“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態，我只相信行動。我每次打電話給地方官員的時候，問怎麼樣，路修了沒。他說正在修、正在修。我問老百姓，修了沒有，老百姓說沒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當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實地考察。”
“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態”，這不是出於偏見、成見或者是什麼敵對勢力的誹謗，這是基於經驗。二十年前有一對學者夫婦來我家做客，聊天中他們說：如果你在紐約有一次被黑人搶了，第二次又被黑人搶了，到第三次你看見有黑人走近，你就避開他，這不是“種族歧視”，而是你的生活體驗。而“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態”這樣的認識，也是出於記者陳杰多次的親身經歷才得出來的。
現在西方很多學者、教授，對中共及其領導人推崇備至，對他們表的態信以為真，我相信有諸多原因，我不願意猜測，但其中必有一個原因：他們沒有與中共打交道的經驗，沒有在中共治下生活、掙扎的經歷，而這個經驗、經歷，是我的同齡人擁有太多、太多，漫溢血淚的；現在有許多中國的年輕人也相信中共領導人的說辭和中宣部的說教，原因也很多，其中必有一個原因：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多次上當受騙，因而缺少痛苦教訓。所以若批評西方這些學者、教授和中國這些年輕人，我想都很難讓他們口服心服，只有讓他們自己經歷一番，才會明白“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不可觸碰的新聞禁區：從旁觀到介入 陳杰，民營經濟內參
我叫陳杰，是《新京報》的首席記者。先來說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攝的，是在河南上蔡的一個艾滋病村。這個女孩九歲，叫吳素敏，她的父母親因為賣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她也攜帶了艾滋病毒，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麼樣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裡面有一張床，上面堆着亂七八糟非常髒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親戚給她施捨點食物活着。
我拍完這張照片就走了，後來這個報道也發出來了，這張照片也得了很多獎。
大概在幾個月之後，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記者跟我講，她說這個聲音像貓一樣的小女孩去世了。當時我的心被重重地撞擊了一下。實際上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完全可以以我個人的力量來改變這個孩子的命運，比如說我找人資助她，讓她有吃的、讓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選擇了走開，我的鏡頭是非常冰冷地走開的。
到目前為止，這個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視着我，一直在詰問着我。她讓我從一個懦弱的攝影師、新聞工作者，變成一個堅韌的新聞工作者；從一個沒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變成真正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
在當記者之前，我在部隊當了五年兵。當年在部隊的時候我是兵王，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優秀士兵，榮譽很多。後來我還是選擇到地方去，做我夢想的記者。 
2003年《新京報》在北京創刊，我就從地方到北京應聘。當時面試我的是現任的總編王躍春。她十幾秒鐘就把我精心準備的剪貼本和獲獎證書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說“你就這些？”
我當時非常的絕望，覺得自己沒戲了。她又問我還會什麼，我咬咬牙說：“我身體好。”
我說我一個小時能做1800個仰臥起坐，練過格鬥，曾經抓過小偷、斗過劫匪，幫助警察抓過嫌疑人——到現在還是這樣，前前後後有十幾個這樣的例子。當時她聽了以後說：“哦。”
然後我就收拾剪貼本，非常絕望地離開了報社，買了張火車票就離開了北京。車到石家莊的時候，社辦的一個女孩給我打電話，她說王總讓你來辦入職手續。就這樣，我成了《新京報》的一名攝影記者。 
多年以後，王躍春在一次聚會的時候跟我講，她說為什麼當年選擇讓陳杰進入《新京報》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體好。她說《新京報》創刊的時候，在北京肯定很艱難，需要一個敢打敢拼的人來打開局面。
王躍春選擇是對的。從2003年我進入《新京報》之後，到2004年、2005年，國內發生的空難、海難、礦難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總是最快速度出現在第一現場，是拿到獨家新聞最多的記者。北京的媒體一聽說我在現場他們就特別緊張，他們甚至會派很多記者來盯梢我。 
2005年7月份的時候，視覺部主編跟我說：“陳杰，我太累了。”
他帶了70多個人的團隊。他說你幫我管理攝影部，當視覺部的副主編，分管20多個攝影記者。
我當時一聽：這麼快就當官了，覺得挺開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後來我從副主編到主編大概經歷了九年吧，這九年裡面我生活得並不快樂。因為我漸漸離開了一線那種激情澎湃的時光。在這個九年過程中，我不斷地給自己戴上枷鎖，患得患失，內心懦弱，很多東西覺得被掏空了。
在2014年7月份的時候，我選擇了離開主編的崗位，回歸到一線做攝影記者。迄今為止，在兩年的時間裡，我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幾乎把國內走了兩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我離開管理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騰格里沙漠污染的報道。
騰格里沙漠是在寧夏、內蒙古和甘肅三省交界的地方。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紀殘留水，下面的水都是通的，非常珍貴，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豐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這三個省在比學趕超地建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裡，不做任何的處理，不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脅着8公里之外的黃河。而且這些工廠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後，會造成地下水下降，對本來脆弱的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環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環保、司法、媒體都知道。但是因為它背後巨大的利益鏈，沒有人能撼動。 
我決定要觸碰一下這個禁區。我徒步從騰格里沙漠腹地進入到這個地方。我平時經常跑一萬米，成績到現在還非常好，40分鐘多一點，所以我的體能非常好。儘管沙漠到這個地方只有三公里，但當時這三公里我其實是跑的。因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來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員撤走的時候往裡去的，為了趕這個時間拼命跑，渾身上下都濕透了。後來央視播的我的那個視頻，全部都是我的喘氣聲。這幾公里跑得比我平時跑一萬米還要累。
《新京報》用兩個版把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寧夏迅速做出了反應，關停了企業，對企業負責人和環保局進行了追責。
內蒙古恰恰相反，他們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體，做了一個顛倒黑白的報道。同時通過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對《新京報》施壓，對我個人施壓。
在這種雙方角力的過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的律師一起到騰格里沙漠進一步取證。我要做最壞的打算，跟他們法庭上來對峙。 
在博弈的過程中，國~務院對這個事情做出了批示，專門成立了調查組進入內蒙古、寧夏和甘肅，對整個騰格里沙漠進行普查。出了40多項的整改意見。總~書記對這個事件先後做了三次批示。
因為這個事件，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一共有100多名官員被問責，有幾十名官官員，包括高職廳級官員被免職。這些污染的所有的區域都按照環保部的要求進行了徹底的整改。
騰格里沙漠的報道也在法律界、環保界，包括NGO圈裡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的朋友圈迅速擴大，線索蜂擁而至。此後我又做了十幾篇重大環境污染的報道。 
2011年的時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進入日本，在那個地方待了十五天，發回了一系列海嘯之後的慘狀的報道。我更重要的關注到它的次生災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後福島第一核電站被衝擊後帶來的次生災害。在福島方圓四十公里的無人區，就是我獨家進入的這個地方。 
當時的（輻射物質）濃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這個地方停留了短暫的時間被勸回來了，然後做了這一篇報道。 
過去五年，這裡一片死寂，包括這個超市裡面。 
這個是中國水果，我還專門看了一下牌子。 
這也是超市。
這個是什麼呢？ 
密密麻麻的，一個袋子大概1.6噸。日本現在在進行除染處理，也就是把受核輻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來，放到這個軟性編織袋裡面存放五年。那麼五年以後怎麼辦，他們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來之後，怎麼存放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他們就存放在福島這個沿海的地方。 
目前我們中國也在大力地發展核電，雖然日本是第三代核電，中國是第四代核電，相對來講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當年日本也說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電，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日本這個核的污染的問題，應該作為我們的鏡鑒，值得我們去反思。
當然作為記者，我們有很多不能言說的東西，有很多報道的禁區，我們是怎麼去應對的呢？
天津大爆炸這張照片大家可能知道，（獲得了）今年的荷賽獎，包括一些國內的大獎。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張照片。 
我們《新京報》整個團隊在第三天的時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須全部撤離，不能夠再進行追蹤報道了。當時也是正好在“大閱兵”前夕，一切需要穩定。這個時候我的做法是什麼呢？別人可以撤，我堅決留下。我可以不報道，但是我不能夠停止記錄，這是我的最基本的態度。 
《新京報》在這個過程中連續給我發了多個版的報道。這些報道受到上面的嚴厲批評，但是報社一方面寫檢討，一方面在內部來表彰我，鼓勵我的行為。所以說我做的這些報道它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是整個團隊的力量在支撐着我。
這個報道是在湖南桃源。它這兒有一個鋁廠，是全球民企五百強，是湖南省排前幾位的納稅大戶。它造成的癌症村，還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沒有人去觸碰它。後來我就做了一周的調查，做出了這篇報道。 
這篇報道出來之後，這個企業的二把手給我打電話說：第一，你幫我把所有網上的稿子撤掉，因為網上的報道寫的是癌症村，對他們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錢的，我給你打電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說，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其實他不知道我一般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手機免提，一個手機錄音。然後我說，你繼續說。他跟我說多少錢都可以什麼什麼的，跟我講了很多條件。
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手記發出來了。
發出來之後他們惱羞成怒，通過他們的關係——有錢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級主管部門給我寫了二十條罪狀，要求《新京報》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記者隊伍，說我做假新聞。他們同時在官方微博、官方網站寫文章攻擊我，弄一大堆水軍咒罵我。
後來我們報社領導王躍春找到我，跟我說這個情況。我說，我手裡有更厲害的證據，足以讓對方的這個負責人入刑。她說，那我們再去做追蹤報道吧。當時《焦點訪談》找到我，說想做這個追蹤報道，我說，正好我手裡邊有非常詳實的證據，跟我走吧。第二天我們就進入了現場，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蹤報道。
這個報道之後，當地的環保部要求他們做了24項整改，我還專門看了它那個24項整改的指標。然後，他們把所有的官方的網站、官方的微博污衊我的內容全部撤下來了。這個事件也平靜過渡了。
有一個省的縣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鋒之後成為朋友的。他說，陳杰，你是個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說，為什麼？他說，太危險了，你這個報道影響了我們一大批官員，這些人都想各種方法構陷你，我聽到都膽戰心驚。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聲音。當時我做一篇報道的時候，接到了一個短信，他說，謝謝你救了我。我就打電話回去，他始終不接。後來春節的時候，他給我發了一個短信，他說他是誰，他說現在這個事情風平浪靜了，我敢跟你說了，謝謝你。還有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會在春節的時候還有平時不斷地問我的狀況，會給我寄鹹菜，寄各樣的東西。所以說我朋友特別多，這是我真正的動力，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最近大家知道的懸崖村這個事件。懸崖村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涼山是目前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中國要求涼山在2020年脫貧。全國兩會的時候涼山州委書記當場表態，說2019年脫貧。涼山，用一個著名的學者的話說，“三十年前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很多地方甚至還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說用三年的時間解決三十年的問題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這個地方叫阿土勒爾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幾。過去戰亂的時候，他們在這個懸崖村上面一夫當關。 
這個懸崖村我是在一個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個樓梯的山層是中間的那一梯
伸出來的。進入這個村的這條路上面有十七個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從這個地方上下。實際上入村有好幾條路。其中，一條路只有三個月的枯水期才能夠走，而且也非常艱難；有一條路可能要走七個小時；另外的一條路已經廢棄了。這幾條路死了很多人，包括這個天梯，近幾年死了有十個人。我就特別想去看。後來我徒步五個半小時進入了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採訪之後，我了解到這個村裡面有十八個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學裡讀書。這個小學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進來得三到四個小時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體能非常好，一般用三個小時就可以，像猴子一樣爬得特別快。
這個男士叫陳古吉，小孩叫陳木黑，六歲。他每次接他兒子的時候要帶着背包繩把他拴着，防止他滑倒。 
這就是他們走的路，腳下都是萬丈深淵。 
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書包在上學的路上。當我用無人機拍這個畫面的時候，我當時就震驚了。 
後來我在我微博里說，希望我的這個照片能夠打動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匯聚力量來改變這裡的現狀。
我是5月14號拍的，5月24號發的。正好汪洋副總理在涼山考察，他看到這個事件之後，就跟州裡面和省裡面問這個事。結果他們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事，不知道這個現狀。這麼多年死了這麼多人他們根本不知道。
當天晚上，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我，問，陳杰你要多少錢，幫我們做一個平抑輿情壓力的稿子。後來那個中間人就把當官的說了一通，他說，你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實地把你的解決方案拿出來。
後來我電話採訪了州委書記，採訪了縣委書記，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蹤報道。州委書記表態要按照我的意見建一個帶扶梯的道路。首先解決孩子上下安全問題；第二，讓規劃部門到這個地方設計一條道路，把四個懸崖村貫連到一起。實際上這裡是四個懸崖村，有198個孩子在山上下來讀書。這個學校在四個懸崖村裡邊是狀況相對稍微好一點的。
在這個報道之後，全國的媒體、公益組織，還有官員頻繁地去造訪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去，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態，我只相信行動。我每次打電話給地方官員的時候，問怎麼樣，路修了沒。他說正在修、正在修。我問老百姓，修了沒有，老百姓說沒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當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實地考察。
5月31號，我帶着報社四人的報道組，帶了視頻直播的報道組一起去了。我們第一天做了七小時的直播。從學校到天梯路，就看你們到底修了沒有。什麼地方斷的，什麼地方沒有護欄的，所有的這種危險的地方我都把它記錄下來，同時給出解決方案。
在6月1號到6號，我們先後做了十個版，再次把這個事情推到風口浪尖。
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還幾次想讓我們停止這個報道，但是我們報社頂住了。我們的總編說了一段非常讓我感動的話，她說，我們所有人欠孩子一條路，我們必須要做，再大的壓力一定要讓這條路能夠通達。
在6月6號，孩子們上學的那一天，我們所有的視頻報道組準備直播孩子天梯上學的這個路，那將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們到達懸崖邊的時候，村幹部接到電話，縣裡面要求孩子們不能走天梯，必須要繞道走。我就跟着他們去繞道走。繞了六個半小時，走的都是斷橋、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這條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條路。孩子們走下來之後說，我再也不想走這條路了。家長說，我寧願不讓孩子上學也不願意再繞道了。 
孩子一個個都累成這樣。 
實際上，懸崖村只是整個涼山問題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現在所做的社會影像調查的其中的一個點，我將以懸崖村這個點來展開更多的對當地的調研。我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尋找解決方案。我們所有的報道不是批評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討，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話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一月圖片主題：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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