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新版回憶錄編著者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增刪，都是其權利。但要指出：新版回憶錄將舊版第七章全章刪除，致使新版中“與康生、曹軼歐的糾葛”一節嚴重失真，缺失了文革初期聶與康、曹關係重要一環。讓我們重溫聶在舊版回憶錄中怎麼說

　　老高按：前一段時間萬維有網友轉載了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對之高度評價）領銜簽署者聶元梓的一篇自述。她披露，後來加諸她頭上的許多罪名，其實都不應由她負責，她不過是緊跟最高領袖的戰略部署而已，最後被當成了替罪羊。
　　這種事情，其實在中共治下司空見慣。罪魁禍首是毛澤東，但是鄧小平以降，不便直斥毛澤東，於是便把矛頭對準講過同樣的話、辦過同樣的事的人，一通猛批猛打，倒霉的就是這一批又一批的替罪羊。文革中乃至文革前，這樣的替罪羊數以百萬計，訴不完的委屈，吐不盡的苦水！
　　但是具體到聶元梓，情況要稍微複雜一點。記得文革中我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初中生到北大串聯才知道，“新北大公社”一號勤務員、最早扯旗造反的聶元梓，並不是個普通教師和學生，她17歲（1938年）就加入中共，國共內戰時在東北已經是地方中層幹部，1953年被定為行政12級，進入高幹序列。而且她再婚嫁給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吳溉之，雖然很短時間就離了婚，但讓她有機會在中共高層擴大人脈……得知這些，讓年輕幼稚的我吃了一驚、大開眼界，朦朧感知：“造反有理”似乎是“有叫無類”，“造反有功”可就大有名堂！
　　前一段讀到著名文革研究者余汝信，在中國民間電子刊物《記憶》上發表的文章《聶元梓與安子文“特務電台發報案”》，其中提到聶元梓的兩本回憶錄，恰恰這兩本我都沒讀過，從余汝信的文章中，間接了解了不少有趣的內容。
　　文革中民眾到底有多少是自發抗爭，有多少是奉旨造反？早就有大量史料。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了解到聶元梓與高層許多人尤其是與康生的關係。這對她何以捲入被毛澤東激賞的大字報事件的背景，對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革的起源，我們有了更多了解、有了更多做出判斷的依據。
　　聶元梓是1921年出生，今年已經97歲。難得她如此高齡，還有這樣的記憶力！她必定還知曉許多歷史秘辛，希望能在她離去前能披露，將歷史的真相留下來。


　　聶元梓與安子文“特務電台發報案”

　　余汝信，《記憶》第213期，2018年2月15日

　　2017年10月，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署名聶元梓的《我在文革漩渦中》一書，此書可視為聶元梓的第二本紙本回憶錄。
　　《我在文革漩渦中》共959頁，其中真正屬於聶元梓本人的回憶部分392頁，占全書篇幅的41%，其餘567頁為文獻和附錄，占全書篇幅的59%（對於一本回憶錄來說，該書正文與附錄部分的份量其實有點兒本末倒置）。與2005年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首版紙本《聶元梓回憶錄》相比較，新版回憶錄刪除了聶到北大前的經歷部分，同時刪除了舊版回憶錄第七章“小家庭驟起大波瀾”全章。
　　本來，聶元梓的新版回憶錄編著者無論出於何種目的而對舊版回憶錄的增刪，都是其應有的權利，外人毋庸置喙。惟我們需要指出且可以評論的是：新版回憶錄將舊版中的第七章全章刪除，致使新版中“與康生、曹軼歐的糾葛”一節嚴重失真，缺失了文革初期聶與康生、曹軼歐關係中的重要一環。
　　關於這重要一環，讓我們重溫一下聶在舊版回憶錄中是怎麼說的吧。

　　一、聶元梓稱“這個女人不尋常”

　　在“小家庭驟起大波瀾”一章中，聶元梓稱，“1965年的深秋，我和老紅軍幹部吳溉之結了婚。”“當時，中央組織部的部長安子文，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經常到吳溉之家裡去，有時候在一起聊天，有時候幾個人打打麻將。”“安子文來打麻將，經常帶個女的，叫鄧覺先，她妹妹叫鄧覺慧，也是常來常往。”
　　聶又稱，“鄧覺先的丈夫叫張仲瀚，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擔任領導工作，後來我們也認識了，他很好。”
　　這裡，聶元梓搞錯了！鄧覺先的丈夫不是共產黨人張仲瀚，而是民主人士張振漢。聶的第一本回憶錄曾經過筆者的過目修改，惜筆者當時也未能覺察聶元梓在此其實是擺了一個大烏龍！
　　直到2009年後筆者才得知：
　　張振漢，1893年生，江蘇徐州銅山人。職業軍人。保定軍官學校炮科畢業，曾參加北伐戰爭。1931年4月23日任國民革命軍第41師師長。1932年與鄧覺先結婚。1935年4月授中將銜，6月在湘鄂西圍剿紅軍，在忠堡之戰中負傷被俘，參加紅軍，並任紅軍學校戰術教員，隨紅軍參加長徵到達陝北。抗戰爆發後回到國統區，1943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任江蘇連雲港市長。1949年參加湖南起義，後歷任長沙市人民政府委員，湖南省人民代表，湖南省政協常委，政協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委員。1956年秋，張振漢、鄧覺先及兒子張天佑一家三口離湘北上，1957年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安排下住進了北京西城豐盛胡同38號宅院。1965年初搬到了西四北三條報子胡同里的小絨線胡同的一個四合院。[1]
　　聶元梓接下來稱：
　　交往多了以後，我發現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很曖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諱。比如說，安子文身為中央組織部領導，人卻經常在鄧覺先家裡，中央組織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吳溉之家裡找不着，就到鄧覺先家裡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從鄧覺先那裡走，他出差回來，也先到鄧覺先那裡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麼時候回來，鄧覺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點什麼消息，就找鄧覺先，問鄧覺先，准能知道。有時候，鄧覺先居然代替安子文處理工作，安子文分管黨的組織工作，管幹部，是黨的要害部門，有時一些老同志找他談工作，因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鄧覺先，然後才能見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關意見，有時也是通過鄧覺先傳達。這完全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呀！
　　其他的人我不多說，吳溉之自己，愛人去世以後，有一段時間一個人生活，孤單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學的孫子調到北京，調到身邊來，但戶口等問題不好解決，要安子文幫忙。他和安子文那麼熟悉，三天兩頭就湊在一起，兩個人的辦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吳溉之自己不對安子文講，卻先和鄧覺先講，鄧覺先再和安子文說，才給他辦了這件事情。
　　這樣的情況一再地發生，我就覺得不對勁了。吳溉之這個人不關心這些事情，即使當着他的面發生什麼，他也不放在心裡。或許是他和安子文相識多年，對他的事見怪不怪，我卻覺得不可思議。你安子文是黨的中央組織部領導，有什麼事情應該是交給中央組織部的人去做，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讓鄧覺先去做？鄧家姐妹也不是黨員，這麼重要的黨的幹部工作，怎麼可以讓這些人來插手？鄧覺先年齡不算小，自稱五十歲了，經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紅嘴唇，穿的也很時髦，這在當時都是讓人反感的。黨的工作怎麼能讓這樣的人來做？
　　我和他們漸漸熟悉以後，安子文和鄧覺先的曖昧關係就不在乎我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多了。有一天，幾個人約好上鄧覺先家裡打牌，吳溉之一時去不了，要四點鐘才能到，吳溉之就讓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劉某某，鄧覺先，加上我，正好一桌。我們四個人就坐一輛車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們坐在後面，三個人在車上嘀咕家裡的什麼事情，開始我沒有太注意他們說什麼，後來就聽到劉某某發脾氣了，她說：“這個家我管不了，你讓鄧覺先管吧！”沒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說，鄧覺先你就管吧。看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劉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
　　隨着了解加深，我對鄧覺先產生了懷疑。她自己在測繪局工作，管管資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條件很優越。她有什麼必要這麼繁忙地在這些黨政要員的圈子裡活動，與這麼多黨的高級幹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關係搞到這種地步，幾近於公開？
　　這段時間，有一位給首長開車的司機（名字我記不清了），也和我講了很多關於鄧覺先的事。他說，他經常開車拉着她跑來跑去，她與什麼人交往，和什麼人有密切關係，和什麼人好，都瞞不過我們司機。再說，中央幹部的司機們也相互認識，直接間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這位司機對我說，這兩個女人可壞了，特別是那個姐姐，淨挑撥老幹部鬧離婚，某某就受過她的挑撥。還有，前幾年，一個領導常常和鄧覺先跳舞，從來不帶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那位領導給她找的。這位領導下去了，她又抓住安子文了。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別人說，我就跟吳溉之說，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吳慨之說，現在說這些已經晚了，說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說，你和安子文這麼熟，你為什麼不早提醒他？吳溉之說，都是好朋友，這些事情，開始是不好意思說，等到後來，木已成舟，就是說也沒有用了。
　　這時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開會議，揭發批判彭真。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傳達以前，我也是先從鄧覺先那裡聽說的。她還能說出中央會議上的具體情況，誰誰怎麼發言了等等。她說，對於彭真等人的揭發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鄧覺先顯然是從安子文那裡得到了信息，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憂慮：黨的機密都讓鄧覺先這樣身份的人得到了，這怎麼得了？
　　還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間，有一天，鄧覺先打電話來，邀我和吳溉之到她那裡去打牌，她說已經約好了安子文。我們正要出門，吳溉之的單位打電話來，說中監委要開會。於是，我們就打電話給鄧覺先，說去不了了。可隨後又接到通知，說會議改期了。我和吳溉之就坐車到鄧覺先家裡去，沒有再通知他們。因為是老熟人，到了鄧家，直接就進去了。我們在客廳里等候，就看見安子文、張仲瀚和鄧覺先三個人在裡面的房間裡，對什麼東西又捂又蓋的，神情很是緊張，還有些鬼鬼祟祟的。他們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麼東西？這就更加重了我的懷疑。”[2]

　　二、聶元梓向康生檢舉安、鄧

　　當其時，安子文是有婦之夫，鄧覺先是有夫之婦，他們兩人的關係，在旁人眼皮底下是否如聶元梓所述般如此曖昧有加，不堪入目？聶所述是否僅為一面之詞？今日已難以查證。惟我們知道的是，無論如何，聶元梓已經開始了她自己所稱的檢舉行動了！
　　聶元梓首先將她對安、鄧倆人的懷疑，告之密友楊惠文，楊的丈夫白介夫（時任中科院化學研究所副所長）也從中得知其事。夫妻倆十分緊張，楊勸聶離婚，白非得要將此事報告所在單位中科院的保衛部門，並關照保衛部門向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匯報。聶隨後又將此事告訴了她認識的老同志郝德青（原中國駐朝鮮大使，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郝認為，“謝富治怎麼好過問這樣的事？這種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聶說康生不好找，郝說，康生的妻子曹軼歐，現在不是就在你們學校蹲點嘛，你給她講一下，轉告康生就可以了。[3]
　　有關向康生檢舉安、鄧的整個過程，聶元梓自己稱：
　　這樣，反覆思考之後，我還是拿定了主意：革命為重，個人為輕，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其次，我已經跟楊惠文和白介夫講過這件事，白介夫又告訴了保衛部門，謝富治是否知道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這事情已經開了頭，我也不好退卻。因此，我還是找了曹軼歐。我對她說，有一件事情要對康生匯報。曹軼歐問我，是什麼事。我簡單地說了一下情況，她說，你給康生寫個字條吧，我給你轉交。我心裡慌亂得很，我想，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當面講都未必能說得清，寫報告怎麼寫得清楚？我就寫了個紙條，說有關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重要情況，需要向康生匯報。
　　曹軼歐把我寫的紙條交上去，康生約我去面談。是曹軼歐傳的話。下班的時候，我坐着她的車子，和她一道去見康生。康生當時住在釣魚臺。他們都是晚上辦公，我和康生談到半夜，在他那裡吃過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來了。我從來沒有在康生那裡吃過飯，就是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匯報了情況，康生告訴我，有什麼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向他匯報。他說，你要繼續保持跟吳溉之的關係，不要鬧崩，要注意他們有什麼活動，你還照常到鄧覺先那裡去，該吃飯就吃飯，該打牌就打牌，留心他們的動靜，發現可疑情況就直接報告我，寫個條子給曹軼歐就行。
　　康生還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鄧覺先的問題，寫一份正式的書面報告。正所謂“口說無憑”，要調查和處理這件事，要有文字報告為憑證。從康生那裡回到學校，我就琢磨着怎麼寫這個報告。正巧，這時郝德青又來了，我自己起草了一個材料，郝德青幫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給曹軼歐，轉交給康生了。
　　我和康生談話，時間是在“五·一六通知”傳達以前。後來，關於鄧覺先這件事，我給康生還寫過兩個條子。一個條子就是在六月初寫的，主要內容是說，毛主席肯定我們的大字報並向全國公布以後，鄧覺先給我和吳溉之打過一個電話，向我們表示祝賀，稱讚了我一通，說大字報怎麼怎麼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吳溉之這裡來，這一次沒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我以為這是她的最新動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麼陰謀詭計，所以就向康生報告了。兩張條子都是經過曹軼歐傳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說，現在查清楚了，鄧覺先是英國特務，她還有電台。更多的情況，康生不講，我不了解，也不能問。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吳溉之分開，中央要審查吳溉之。我替吳溉之分辯，說吳溉之對鄧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們來玩來打牌，吳溉之總是先把文件鎖起來。如果要審查吳溉之（我不能說不要審查他，這是黨的決定啊！），最好不要隔離，吳溉之年紀大了，一旦隔離起來，恐怕身體承受不了。我和吳溉之分開，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內部出問題，而是這種特殊年代出現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因此，我對吳溉之心裡既負疚又無奈。我向康生表態說，既然組織上要我跟吳溉之離婚，我就執行吧。[4]
　　這裡有一個疑問是：曹軼歐等人到北大調查是秘密進行的，當年的資訊也很不發達，郝德青與曹軼歐、康生又都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他怎麼會知道曹在北大“蹲點”？筆者推斷，曹到北大，應該還是聶告訴郝德青的吧？
　　在舊版回憶錄中，聶元梓稱，“在我的記憶中，曹軼歐到北大來的時間比較早，大約是在當年的四月份左右。”“曹軼歐到北大來，到處找人談話，有一天，曹軼歐派人通知我，要我到專家招待所去見她。曹軼歐告訴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問題還是應該繼續解決。”故此，聶是知道曹到北大調查而且見過曹的，郝德青卻大多不可能知道。
　　據曹軼歐帶領的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負責人之一劉仰嶠的回憶，曹軼歐和他是1966年5月14日到北大的，在專家招待所只住過一個晚上，以後就住在西頣賓館。[5]而《北京大學紀事》一書亦確認曹軼歐等人到北大是在5月14日。[6]
　　由此可以推斷，聶元梓舊版回憶錄中有關向康生檢舉安子文、鄧覺先的時間有誤，不在1966年4月而應是在當年的5月14日之後。惟檢舉的舉動卻確有其事。

　　三、聶元梓檢舉的後果

　　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被“打倒”。據一位參加當晚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大會的中組部幹部日記記載：“晚上，到豐盛胡同中直俱樂部參加大會。坐在主席台上的有陶鑄同志、曹軼歐同志（康老的夫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調查組組長）、中監委錢大姐。部的安子文、李楚離、趙漢、帥大姐、喬明甫、陳野萍、楊以希等，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會場氣氛極度緊張。”“在打倒安子文反革命集團的口號聲中，陶鑄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說：‘今天的會是很好的大會，是揭蓋子的大會。……’‘組織部的問題是嚴重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你們的問題是黨不管黨，獨立王國，不是一般問題，實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曹軼歐和錢瑛同志，也在會上發了言。曹軼歐說：‘中組部的蓋子揭開了，安子文的問題揭出來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7]
　　安子文八月中被打倒，與聶元梓的檢舉似乎倒沒有什麼直接關係。與聶有關的，是安子文其後的一大罪名——“特務電台發報案”。
　　在安子文被審查後，從他家裡搜出一部曾當作收音機使用的英制舊電台。這是彭真於1948年經賈震送給安子文的。安子文在河北平山南莊和北京解放初期曾當收音機使用過，後因零件嚴重損壞而擱置。被搜出後經有關部門鑑定，認為零件嚴重損壞，是不能用來發報的。惟在安子文家搜出此發報機後，中央專案小組編造了一個“特務電台發報案”，牽連涉及與安子文有工作關係的多位高級幹部及安的家屬，張振漢夫婦全家受到牽連。安子文本人則在其後被正式逮捕，被帶上手銬，投進秦城監獄。[8]
　　1966年8月22日，鄧覺先、鄧覺慧姐妹倆與張振漢夫婦的兒子、在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工作的張天佑同時被捕，並同時被關進秦城監獄，各自單獨囚禁。12月，原在家中被軟禁的張振漢也被關進秦城單獨囚禁。
　　中央專案組認為，張振漢一家（包括鄧覺慧）是冒充的一家人，是一群國民黨的潛伏特務，具體的活動，是利用安子文家的電台，由張天佑進行“特務發報”。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安子文等人被指為“叛徒”。
　　5月6日，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組織部全體工作人員時，談到了安子文與鄧覺先等的關係並表揚聶元梓稱，“中組部實際上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安子文與一些特務鄧覺先、張××[9]、鄧覺先的妹妹等人的問題，組織部的同志應該是首先察覺的，但這件事我比你們知道得早，……這件事是聶元梓同志在5月25日，她貼第一張大字報以前就告訴我的。據監委的同志說，有人向監委報告過，被錢瑛壓住了。同志們想一想那樣的一個特務，怎麼能自由出入中央組織部？同志們的革命警惕性那裡去了！？而且不是一個短時間，從55年就開始了，已達11年之久，特務分子在安子文家裡如同家庭成員。同志們想一想，難道自己一點責任也沒有？！我們共產黨員的政治警惕性到那裡了？！許多秘密，同志們不知道，安子文卻及時迅速地告訴了他們，到底是為什麼？這說明對安子文叛徒集團，同志們的揭露，批判做得不夠。”[10]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亦表揚聶元梓稱，“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兩個功勞：第一張大字報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發了安子文叛徒集團。”[11]
　　10月25日，康生在京西賓館接見中組部和中監委工作人員時，再次談及安子文與鄧覺先關係及安家中的電台稱，“同志們要警惕，安子文不僅是叛徒，混進黨內到底幹什麼？為什麼和特務分子那樣密切？和鄧覺先、鄧覺非[慧]那樣密切，而且是長期的，就是因為安子文有電台。安子文的電台還由陸定一的弟弟特務陸根一修理過。要警惕，有少數壞人混進來。內蒙王逸倫就是特務。安子文是不是有現行特務活動很值得懷疑，所有的秘密先告訴鄧覺先，為什麼？”[12]

　　四、結局

　　聶元梓在舊版回憶錄中有所反思地稱：
　　現在看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事情，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以及有些事情處理不當，違背組織原則；不太可能有什麼政治背景，鄧覺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說的那樣是什麼英國特務。
　　把這種事情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推測鄧覺先搞特務活動，確實是一種杯弓蛇影的思維方式，應該反思。其實不止是我一個人，當時楊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以為鄧覺先是“特務”。在“文革”前夕，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在這種氛圍里，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搞混了，過分單純的頭腦把事情想得過分複雜了。雖然出發點是保衛黨的純潔性，但造成的後果卻是嚴重的，不但當事人受到過於嚴厲的懲罰，也給我的個人生活帶來新的波折。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至於康生把這件事情無限擴大，整人，那是我當時始料不及的。
　　可惜，以上這一段檢討性的語句，在新版回憶錄中連同“小家庭驟起大波瀾”全章被完全刪除了，好像歷史上不曾發生過這件事。
　　現將聶元梓所不了解的張振漢一家後來的有關情況簡介如下：
　　張振漢於1967年5月26日在秦城監獄中病故。鄧覺先在被關押審查期間於1971年2月17日病故。張天佑於1969年6月30日結束兩年零十個月單獨監禁的生活，回到原單位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接受改造”。文革結束後，歷任北京新技術應用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總工程師，國家中藥製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現代分離純化技術實驗室主任等職。
　　1979年11月8日，國家測繪局為鄧覺先召開了平反昭雪、落實政策大會，局領導在會上宣讀的《關於鄧覺先同志的平反決定》稱：
　　鄧覺先，又名鄧道生，女，漢族，1915年生，湖南長沙人，1955年參加革命工作，原國家測繪總局資料員。……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懷疑鄧覺先同志有特嫌問題，於1966年8月22日將其逮捕審查。鄧覺先同志在被關押審查中，於1971年2月17日病逝。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在1975年5月6日對鄧覺先同志的審查結論為蔣匪內政部調查局的特務，混入我內部的特務分子。經複查認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干撓和破壞，對鄧覺先同志殘酷迫害致死，並作了錯誤的審查結論。現決定：一、給鄧覺先同志平反昭雪，撤銷原審查結論，推倒一切污衊不實之詞，恢復政治名譽，補發逝世前的工資。二、召開鄧覺先同志平反昭雪大會，骨灰盒安放到革命公墓，按規定給家屬補發撫恤金，給其原供養的母親沈裕君發一次性生活補助費。三、鄧覺先同志的親屬子女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要按照黨的政策改正過來。
　　國家測繪局
　　1979年11月8日[13]

　　據新華社1980年1月31日電，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仇鰲、楚溪春、黃雍、張振漢、康心之追悼會，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追悼會由王首道主持，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悼詞。悼詞說，“張振漢同志是江蘇省徐州市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曾任國民黨軍隊師長、指揮等軍職，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與工農紅軍作戰被俘，即留在紅軍中工作，並隨軍長徵到延安，抗日戰爭爆發後，由黨組織送回國民黨統治區。一九四九年曾為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做過一些工作。解放後歷任長沙市人民政府委員、湖南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常務委員，政協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委員等職。”悼詞並稱張振漢等為“對人民革命事業有所貢獻的愛國民主人士。”[14]
　　張振漢鄧覺先夫婦泉下有知，應可瞑目矣！

　　注釋
　　[1]見張天佑、陳賢慶、黃自榮：《跟隨紅軍長征的國民黨將軍》，北京：群眾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頁95－99。
　　[3]見《聶元梓回憶錄》頁102。
　　[4]《聶元梓回憶錄》頁102-103。
　　[5]王效挺、黃文一：《對“第一張大字報”再考訂一文的商榷》，載《文史精華》2005年第12期，頁19。
　　[6]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版，頁642。
　　[7]彭健飛：《十年浩劫日記》（自印本）第一卷，頁91。彭健飛，時任中組部第五處負責人。
　　[8]見陳野萍、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頁196-197。
　　[9]原文如此，應指張振漢。
　　[10]彭健飛：《十年浩劫日記》第一卷，頁396-397。
　　[11]彭健飛：《十年浩劫日記》第二卷，頁571。
　　[12]彭健飛：《十年浩劫日記》第二卷，頁624。
　　[13]《跟隨紅軍長征的國民黨將軍》頁243-244。
　　[14]《人民日報》198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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