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就是試圖觸摸這個價值底線：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中，畢竟還有能讓自稱“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多少有些害怕的東西。所以，必須復興中國傳統歷史記述，即如余英時所說“使中國人能恢復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


　　老高按：昨天轉載了單少傑教授數年前所寫的《懼怕歷史》的上篇，本以為該文太長，讀的人可能不會太多，沒想到瀏覽量還算差強人意——當然，我知道，網絡瀏覽量與閱讀量並不是一回事，一定有若干讀者看到我預先標明“太長”那兒，也就知難而退了。有幾位博友寫了讀後感，像西岸還寫了那麼大一篇，讓我感動。
　　由單少傑教授的文章和幾位博友的讀後感，也引發我一些感想，為避免按語太長，我長話短說：
　　◆所謂“懼怕歷史”，不僅是如西岸所說懼怕“史官的記錄”。過去的帝王是懼怕“史官的記錄”，但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中出身草莽者，還懼怕、可能更懼怕後世民間的口碑。民間口碑與史官的記錄，可能大體評價一致，也可能背離。毛澤東熟讀《水滸》《三國》（北京學者陳小雅有一部上下冊很厚的研究毛澤東心理的專著《中國牛仔》，就用了很大篇幅來談毛澤東與《水滸》的思想情感淵源），他懼怕的可能更多是後代人怎麼議論他，而不是後世史書上如何記載他——雖然劉少奇用來警告毛澤東的理由，是“上史書”。
　　◆我們討論“懼怕歷史”，但是並不意味着認為歷史是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顧忌的唯一因素——如果時時刻刻只擔心千秋萬代如何銘記自己，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會大不一樣了！
　　在現實政治功利和歷史評價之間，除非極特殊情況，中共領導人是把攫奪和把持權力，推行自己改造現實社會、重新安排河山的藍圖，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上史書”的警告嗤之以鼻）；不過，懼怕歷史的惡諡差評，這個念頭畢竟揮之不去。
　　而且，“懼怕歷史”的念頭，強度也並不是一以貫之的。早年或許更想着建功立業，晚年了才更多着眼於身後聲名；得意時與失意時，也很不一樣。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會有很大的變遷；當時人們重視的一些言行，可能在後世看來無足輕重；而當時人們不太關注的一些言行，可能成為後世評價的主要依據。這個問題，我以前談過不少次。這種歷史評價的變遷，也是支撐當今一尊要鞏固政權、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改善民眾生活的動機。他們想“一俊遮百丑”，以這樣的形象長存青史，讓子孫們說起來，是在他手上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那時誰還記得他的“通商寬衣”？這個問題，還有許多方面可以探討，我很有興趣，今後有機會再來談。
　　◆專制者“懼怕歷史”，但為了現實利益，又要干許多傷天害理的髒活，這正是他們封口禁言，銷毀證據，封鎖檔案的動機之一。我們常說“紙包不住火”，歷史的真相總會大白於天下云云，實際上，歷史上被封殺住了的真相，比封殺不住的真相，不知多出多少倍，因為被封殺了、而後湮沒了，我們也就無緣知曉。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繼承者們，也都明白這一點，所以還一代又一代地這麼幹。而單少傑教授說：“不僅他們封殺不了歷史，而且他們試圖封殺歷史這件事本身也會成為歷史，也會成為封殺不了的歷史、欲蓋彌彰的歷史”，我看是太樂觀了，只能說是一種良好的幻想。但是，從事歷史研究者或我這樣的歷史普及工作者，又必須保持這麼一種幻想或者說信念，這是支撐我們探討真相的動力——讓封殺遭到挫敗！儘管只是一星、一角。
　　網友們所說所涉及的還有一些問題，在單少傑文章的下篇中或有闡述。下篇比上篇短一些，但也有1萬1千多字，請討厭長文的朋友斟酌吧。


　　懼怕歷史（下）

　　單少傑，微信


　　下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立下字據；讓他們言之鑿鑿地向歷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杜潤生先生曾對筆者說過：毛主席整人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鄧子恢做過檢查，我做過檢查，彭老總也做過檢查。
　　這種向毛澤東交出的“檢查”，實質上就是“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或是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有時是無緣無故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還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一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採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
　　他還痛挖自己之所以會犯上述錯誤的“思想根源”，稱之為“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經常表現為“經驗主義”，有時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時表現為“兩者的混合”。
　　周恩來這一下子就自己給自己扣了許多頂大帽子，許多頂十分嚇人且十分醜陋的大帽子。他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並且是當着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體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來這一檢查，不只是屈辱性的，還是荒誕性的。這一檢查中所要否定的東西，即周恩來力主“反‘冒進’”的東西，卻有着驕人的成績：1956年國民經濟發展既快速又平穩；而這一檢查中所要肯定的東西，即毛澤東決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躍進”的東西，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全國人口餓死數千萬。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黃克誠等人也做了這種屈辱性和荒誕性的檢查。
　　彭德懷在檢查中承認：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他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犯錯誤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夾雜有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成見”。他最後表示：“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志的一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什麼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並願儘自己的餘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
　　黃克誠也在檢查中承認：“我7月19日的發言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的觀點與彭德懷同志信中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是配合彭德懷同志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進攻。”
　　彭德懷和黃克誠都是剛直之士，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都屬“異類”：前者是中共黨內在“延安整風”後唯一仍敢指着毛澤東鼻子說話的人，並因此而被誣稱為“有反骨”的人；後者則被黨內同志稱做是“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並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職“總不下十來次”。
　　可這一次在廬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澤東的鼻子說了一通話之後，又打了自己的耳光，並且打得很重很重，將自己打得鼻青眼腫。後者則在非常仗義地講了許多真話之後，又非常違心地講了許多假話，順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說成是“馬”，把“黑”顛倒為“白”，把明明是正確的意見強說是錯誤的意見，並且是錯得一塌糊塗的意見。
　　可以說，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最為匱乏的人格類型，莫過於“剛直”了，即彭德懷、黃克誠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直言骨鯁的人格類型。其間絕大多數者，都對毛澤東抱着曲意逢迎的態度，曲意逢迎着這位黨老大為所欲為地執掌着、乃至禍害着這個黨、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中華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餘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毛澤東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態度，儘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劉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都順從着毛澤東，並常常是違心地順從着毛澤東，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較為清醒的一方，即毛澤東稱之為“右”的一方；可一旦獲悉毛澤東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轉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着毛澤東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
　　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着毛澤東去整彭德懷而干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不會說一句外國話”，卻偏偏要附和着毛澤東去指控彭得懷“裡通外國”；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一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要附和着毛澤東去指控彭德懷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可以說，劉少奇是頭腦相當清醒地跟着毛澤東去做這些渾事且醜事的。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自“延安整風”後，他就一直對毛澤東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屢屢遭毛澤東打壓乃至羞辱，又屢屢向毛澤東示弱乃至告饒，甚至屢屢昧着良知做了許多助毛為虐的事。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一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面罵他：“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於是乎，管經濟的國務院總理因不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經濟的國防部長則因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不免落難。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德懷替周恩來說話而被打倒後，周恩來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過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懷的現行罪過，即批彭德懷此時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德懷的歷史老底，即揭彭德懷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報告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聽報告者為全軍正師職以上幹部，計有一千餘人。在這一報告中，周恩來以中共最為資深的黨人、軍人的身份，暢談中共的黨史、軍史，歷數彭德懷一件件反對毛澤東的事例，從而為毛澤東關於他與彭德懷在歷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說法，做了“最權威”的注釋，至少看起來像是“最權威”的注釋。
　　不過，周恩來雖然離剛直最遠，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澤東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遠，至少比劉少奇、鄧小平走得遠。他屢屢被毛澤東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讓躲閃有方，不僅沒被毛澤東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終蓋着黨旗老死於毛澤東的身旁。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着毛澤東、熱捧着毛澤東。比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在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抬轎子、吹喇叭。
　　至於朱德，用李銳先生的話說“是一個‘阿彌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會去積極主動地整治人，但也不會去仗義執言地抗拒毛，而常常會隨着大溜說上一些應景的話、敷衍的話，既敷衍着毛澤東，也敷衍着公道和正義。
　　陳雲曾屢屢為毛澤東補偏救弊，收拾經濟爛攤子，故經常被毛澤東譽之為“良將”、“賢妻”。不過，他一旦發現毛澤東反悔變臉，變虛心納諫為諱疾忌醫，並遷怒於自己，便立刻做出檢查，痛說自己種種不是，接着就請病假走人，與毛澤東脫離接觸，使之眼不見心不煩，也就不予嚴加懲處了。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澤東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毛澤東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視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檢查者，以及做檢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時還忍不住技癢，也親身下到場子裡，趟一趟這羞辱做檢查者的渾水，過一過這用伶牙俐齒折損人的口癮。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子恢先是拒不認錯，硬生生地與整人者僵持着，故遲遲不能過關；後來經不住家人勸說而同意由他們代寫一份檢查交了上去，遂得以過關。
　　毛澤東則把鄧子恢最終扛不住而不得不寫檢查這件事，拿到大會上評論了一番：“這裡面我倒是很佩服鄧老。他硬是不檢討，但到最後，也弄了一篇檢討來。我原想會有一個頂到底的。其實他是有自我批評的，比如在北戴河會議。”
　　毛澤東這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居高臨下地調侃着失敗者，面子上是在表揚“鄧老”，骨子裡則是在奚落鄧子恢：你不是很硬氣嗎？怎麼也弄了一篇檢討來呢？我原來以為你是要硬到底的，結果看走了眼，不是那麼回事。其實，你這麼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會議上，你就有過這個表現了。
　　毛澤東對鄧子恢的這一奚落是相當損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違心檢討，後又譏諷人家做了違心檢討。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後又嘲弄人家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不大聽使喚。
　　毛澤東善於揣摩人，明明知道鄧子恢是一個很為剛直且很知廉恥的人，一定會為自己做違心檢討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極了，身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可又偏偏要當着眾人的面，故作驚訝地去挑明此事，還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兒疼，他就往哪兒捏，還一邊捏着，一邊不緊不慢地說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當時認錯而日後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認錯是被逼迫的，是講違心話，不能算數。
　　毛澤東不會不清楚這一點，何況他本人就的確做過許多這種逼迫人講違心話的事，因而會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當時不得不低頭認錯乃至認罪，而日後一遇機會就會改口或翻供。
　　儘管他手裡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來的檢查書，但他心裡並不很踏實，總有些擔心日後這些人會翻供，還有些擔心日後其他人會為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澤東一向對“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為此勃然大怒，興師動眾地去反擊所謂“翻案風”，並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檢查，以記錄在案。
　　四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整了許許多多人，既整了許多像王明、博古這類來自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也整了許多像周恩來、陳毅這類富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黨中元老和軍中元老。毛澤東將這些人整得灰頭土臉，無人敢親近，用陳毅的話說，“鬼都不上門”，最後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向毛澤東承認自己曾有錯，有大錯，大錯在反對過毛、嘲諷過毛，至少是冷落過毛；並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將洗心革面，將恭恭敬敬地俯首於毛，老老實實地聽命於毛。
　　不過，毛澤東心裡很清楚此番整風整得過火過重，整得許多做檢查者積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對“延安整風”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機翻案。他的這種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歷經二十餘年也能一觸即發。
　　1967年2月16日，陳毅等人在中南海懷仁堂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發生了激烈衝突。陳毅在衝突中並在氣頭上，提起了“延安整風”的舊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積怨。
　　陳毅抱怨毛澤東在此整風運動中重用一些“最起勁”地擁護自己的人，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人；可這些人到頭來又成了反對毛澤東的人，並因此而成為“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的人。陳毅還抱怨自己和總理都在此整風運動中挨了整。
　　顯然，陳毅的這一抱怨，既有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憎惡之情，也有對這場運動主持者的譏諷之意。
　　據當事人王力回憶，懷仁堂會議結束後，他與張春橋、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會議紀要，當晚赴毛澤東處匯報。“我注意到匯報前面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裡，板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
　　2月18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等人開會，怒斥陳毅等人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發難，並回應陳毅個人對“延安整風”的抱怨，“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於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肅陳毅等人，並迫使他們低頭認錯，再做檢查。
　　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又整了許許多多的人，先是在廬山上整出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領的“軍事俱樂部”，繼又在廬山下整出了數百萬遍及全國各行各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整得這些人都做了“深刻”檢查，痛說自己是極其錯誤的而毛主席是極其正確的。
　　可是，“大躍進”最終導致巨大災難的鐵定事實，證明了挨整者是正確的而整人者是錯誤的，準確地說是有罪的；證明了此時的真理與此時的權力是分離的，準確地說是後者踐踏了前者。
　　於是，毛澤東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某種很有限度的讓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傾”反得有些過火，把許多“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整彭德懷整得完全正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毛澤東則在一旁插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
　　毛澤東所做出的這一有限度的讓步迅即獲得強烈反彈：
　　在下面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下子被甄別平反了數百萬人，從而凸顯了整個“反右傾”運動的冤屈性和荒誕性。
　　在上面的“右傾機會主義首領”彭德懷再度上書，洋洋八萬言以作抗辯：一是你們強加於我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已被“大躍進”慘遭失敗的事實所否定；二是你們強加於我的“裡通外國”等罪名，沒有根據，純屬捏造。
　　面對這一局面，毛澤東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謂“翻案風”：
　　其一，指責甄別平反工作搞過了頭，把許多不該平反的人給平反了，“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責彭德懷搞翻案，並為此而加大對彭德懷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黨罪名，將“廬山會議”上還沒有完全定下來的有關彭德懷的兩大罪名——“裡通外國”罪名和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罪名——正式公諸黨內；二是剝奪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懷出席中央會議和登上天安門，不向彭德懷發送中央文件，不讓彭德懷自由外出活動；三是成立專門機構，全面審查彭德懷的歷史，以搜集乃至炮製各種能證明彭德懷一向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證。
　　此後，毛澤東就一直對彭德懷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將此案視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對它有任何質疑。
　　他的這種戒心，有時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存心要給彭德懷翻案：“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劇而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絕大多數執政黨高幹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或被貼大字報，被指責為“走資派”，遭口誅筆伐；或被拉出批鬥，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罰跪，既遭口誅筆伐，又遭拳打腳踢。在這些受衝擊的中共高幹中，有一部分人在經歷了一輪輪批判並做出了一遍遍檢查後，終於獲得“解放”，重新回到領導崗位。
　　對於這些重新復出的老幹部，毛澤東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這些富有政府管理經驗的人來幫他治理這個亂糟糟的國家，以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面；又很顧忌這些吃夠造反派苦頭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復原職後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這一矛盾心態，突出地表現在他對鄧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廢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鑑於中樞空虛，毛澤東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並已做過多次檢查的鄧小平。
　　不過，毛澤東深知鄧小平不僅是一個“人才難得”而能擔當大任的人，而且是一個很識時務而能伸能屈的人，一個須低頭時就低頭、能出手時就出手的人，一個頗得他老毛真傳的人。因此，他又擔心鄧小平既能於台下認錯，也能於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澤東與鄧小平有很深的袍澤故舊關係，不僅前者深知後者，而且後者也深知前者。
　　鄧小平深知毛澤東此時既想扶他上台，又擔心他一旦上台就會翻案。於是，他寫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點兒也不冤枉；因為，自己的的確確犯了嚴重錯誤，犯了追隨劉少奇對抗毛主席這一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將功補過，而不會搞翻案活動。
　　鄧小平還深知毛澤東深知他鄧小平是一個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個還有可能變來變去的人；於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澤東申明：自己不僅現在不搞翻案活動，而且永遠不搞翻案活動。
　　毛澤東在得到鄧小平所做出的這個“永不翻案”的重諾後，便把他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過，話說得太滿就不免會讓人生出疑心來。鄧小平所說的這個“永不翻案”的話，就有點太滿、太絕對。因為，一個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個“與時俱進”的政治家，卻做出一個有關永遠不變的重諾，總不免讓人覺着他這是在說過頭話，在說那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過頭話。
　　鄧小平所做出的這一“絕對”的承諾，並未贏得毛澤東所給與的那一“絕對”的信任。毛澤東對鄧小平仍心存疑慮，並採取了一些防範性措施。
　　例如，在鄧小平獲准復出時，毛澤東便把鄧小平寫給他個人的那封信，作為中央文件廣為傳達。他這樣做是要讓天下人都能知道，鄧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發大誓的情況下出來工作的，進而讓天下人最終都能看到，鄧小平究竟是一個信守承諾的人，還是一個出爾反爾的人，並藉此而讓他有所忌憚，不敢輕易搞翻案活動。
　　又如，在鄧小平復出一段時間並露出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跡象後，也是在毛澤東將要離開人世前，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主持做出一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予以總評：“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顯然，他這是對鄧小平不放心，要鄧小平再做一個最終表態，一個最終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態。
　　然而，這一次鄧小平沒有低頭就範，沒有在毛澤東希望他做出的最後誓詞上具結畫押。鄧小平推說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脫離了這場運動，成了一個“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因此，不宜由自己來主持做這個決議。
　　鄧小平本是一個比較靈活的人，至少在毛澤東面前是一個比較靈活的人，須低頭時則低頭；可這一次卻表現得不那麼靈活，須低頭時不低頭。對於鄧小平為什麼會有如此表現這一問題，人們可以作出多種解釋：
　　或說他受得了毛澤東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幫”的氣；
　　或說他不願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並被公諸世人；
　　或說他已被他的這個總愛折騰人的老首長翻來覆去地折騰得夠夠的了，實在是不想再這樣被折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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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此則要強調另外一種解釋，也是以往人們不大提及的一種解釋：就是鄧小平此時已經知道毛澤東活不了多久了，準確地說活不過來年了，因而在考慮自己進退時，就要從長計議了。
　　據毛澤東保健醫生李志綏記述，1974年7月，經國內幾位頂級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毛澤東被確診患上了運動神經元症（motorneurondisease），或稱肌肉萎縮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預計只能活上兩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這一診斷結論隨即被匯報到中共高層。周恩來在聽了匯報後說：“這就是絕症了。”
　　顯然，作為中共高層人士且又作為周恩來重要助手的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病情。因此，他這時若要決定做出某一重大舉措，就不僅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活着時會有什麼意義，而且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去世後又會有什麼意義。
　　兩相比較，他自是要看重後一層考慮。因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會比毛澤東活得長久些，並會在毛澤東去世後大有作為；他還知道除了毛澤東以外，在這國中就再也沒有什麼人能夠壓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會不明白自己此時所作所為，就不能只是對行將就木的毛澤東負責，還應對毛澤東以外的人和事負責，於私來說，還應對毛澤東死後的自己負責；於公來說，還應對毛澤東撒手後的中國政局負責。
　　於是，他就有可能抱着這樣的態度：老人家，您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吧；我此次橫直不會再替您老去趟那一灘由您自己費心費力攪渾的政治污水，不會再替您老去背那一隻由您自己耗時耗物鑄成的“文革”黑鍋。
　　鑑於鄧小平拒絕再次低頭就範，毛澤東對於他的態度便由猜忌上升為惱怒：你不再次向我低頭，我就再次將你打倒。於是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深揭狠批這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976年4月7日，毛澤東責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在此高壓之下，鄧小平故態復萌，再度變原則性為靈活性，須低頭時便低頭。他隨即於4月8日上書毛澤東，對上述決定表示“完全擁護”，對主席能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謝”。

　　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一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麼樣的效用呢？
　　與前文所論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那一手法相似，這一手法也能獲得現實與歷史兩方面的效用。
　　其現實效用主要表現為，既可以有力地打擊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銳氣；又可以有力地維護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檢查，就是要讓他當着許多人的面，向毛澤東低頭認錯乃至認罪。
　　其一，如果這個檢查是違心的，那麼，檢查者就不僅是當着眾人的面說“對不起”的話，而且是對着自己的良心說“對不起”的話。這就既有損他的顏面，使他難堪得很；又重創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曉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曾屢屢向毛澤東做違心檢查的周恩來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表現：在其他人面前，總顯得風流倜儻，儒雅高貴；而一到毛澤東面前，就變得唯唯諾諾起來，甚至變得低三下四起來。
　　其二，如果一個人能夠讓許許多多的人向自己低頭認錯乃至認罪，那麼，這個人就能顯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這許許多多低頭認錯乃至認罪的人中，竟還有一些非同尋常的人，比如那種智勇超常的人，那麼，他們向之低頭認錯乃至認罪的這個人就會顯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許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顯才智的周恩來總理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魔力是無與倫比的。又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為剛勇的彭德懷將軍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勢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銳先生所言：“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貢獻。”
　　其歷史效用主要表現為，可以將這些檢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於挨整者而有利於整人者的歷史證據，即通過留存這些檢查而告訴後人：連挨整者本人都承認自己是錯誤的而整人者是正確的。這就使得毛澤東有可能把自己對於政敵的勝利，從現實里延續到歷史中。這就使得毛澤東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壞事而留下歷史罵名的惡果。
　　顯然，毛澤東不僅相信“成者王侯敗者寇”，相信“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而且有意實踐這一信條，有意借重勝利者的權勢而有選擇地收存甚至不惜製造一些於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夠證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夠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故有王者氣象的史料。
　　由此可見，毛澤東還是很在乎歷史的，很在乎自己在歷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記錄。
　　在中共高層數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敗者們，不管是屬於罰而當罰的自食其果者，還是屬於罰不當罰的蒙受冤屈者，統統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檢討，留下認錯的字據。其中，絕大多數者都會照此辦理，只有極少數者拒絕做檢討。而在這極少數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絕做檢討者就更少了，並因此而更顯得稀缺，更顯得難能可貴。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在與趙紫陽談話時提到：“李銳同志說過，黨的歷任總書記多是以檢討、認錯方式結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陳獨秀沒認錯。”
　　趙紫陽當時因患嚴重呼吸系統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氣管、半躺着說話，可一聽到姚監復說的這些話，便一把拔下氧氣管，猛地站起來，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說：“你說陳獨秀？”
　　姚答道：“不是我說的，是李銳同志說的。”
　　趙紫陽聽後哈哈大笑，並來回走動，很是興奮，一掃病容。
　　姚先生後來向筆者回憶道，從談起這個話題，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們離開趙家，趙紫陽始終都保持着這種好心情，談笑風生，一點都不像是一個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趙紫陽於十個月後病逝）。
　　從這位被軟禁者的這陣朗朗笑聲中，我們可以聽出一些耐人尋味的笑意來，可以聽出這位晚輩總書記對於那位前輩總書記有着一種十分欣然的認同感，認同他們這兩位隔代總書記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黨中遭受不公正對待，並被要求做到俯首認錯；二是都在這種壓力下堅守政治家氣節，拒絕做出違心檢討。
　　這種認同感可以說是一種對歷史的虔誠感，毋寧說是一種對歷史的敬畏感。其間隱有這樣一種信念：
　　堅信歷史終究是要講求公道的，終究是要對現實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評價的，對行善者予以褒揚，對作惡者予以貶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將會在歷史中得到應有的補償，而那些生前製造冤屈的作惡者也將會在歷史中受到應有的清算。
　　例如，陳獨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身後則獲得相當高的評價。並且，這種評價還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獲得進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違心檢討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家氣節還會獲得進一步的彰顯。
　　與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對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導他怎麼做繼又指責他這麼做的蘇俄黨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蘇俄意圖指責他的中共黨人，都將在歷史中還其本來面目，或還某些蘇俄黨人的那種不敢承擔有關誤導中國大革命失敗責任的怯懦者面目，或還某些中共黨人的那種崇蘇媚俄的盲從者面目和勢利者面目。
　　正是基於對陳獨秀這一歷史際遇的考慮，我們有理由相信，當趙紫陽聽到上述把他與陳獨秀相提並論的話時，一定會感到由衷的高興，毋寧說是由衷的榮幸。
　　一些中國人對歷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於那些宗教徒對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兩者的共同點在于堅信其敬畏對象，無論是歷史還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終極性審判法力，都能夠對人間是非做出公正的終極審判，使善惡最終各得其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歷史可以說是一些中國人尤其是一些中國讀書人心中的“上帝”，是他們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緊要關頭時最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難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絕命辭：“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這些中國讀書人都敬畏“永恆”，看重“三不朽”，即能夠刻諸青史的德行、功業和言論，因而也就在終極價值上把歷史看得高於現實，堅信歷史終將裁決現實，評品現實。
　　也正是基於這種對歷史的敬畏感，趙紫陽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反對軍事戒嚴，拒做違心檢討。
　　1991年7月10日在被軟禁的居所中，趙紫陽對頗費周折地前來探視的老戰友宗鳳鳴說：“我個人這個結局全是自己的選擇，正如鄧小平與一位國外學者所言，‘趙紫陽是自我暴露’”。“當時擺在我面前的有三種情況可供選擇：一是說服鄧改變‘4·26社論’，改變關於學生運動的‘動亂’定性；二是耍滑頭稱病，當兩面派，但我身體很好，說不過去，再說以後也不好辦，還會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這個選擇。”
　　宗鳳鳴隨即追問：“是什麼原因促使你下決心做這樣選擇的？你當時是怎樣考慮的？”
　　趙紫陽答道：“我不願在歷史上留下一筆帳”（據趙身邊的人說，趙紫陽在‘六四’事件發生前，曾一再聲稱：從歷史上看，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趙紫陽還曾對另一位老戰友趙健民說過這樣的話：“寧願自己總書記不干，也不做歷史罪人。”趙健民也曾鼓勵過趙紫陽：“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做‘違心檢討’。”

　　結語

　　筆者以上考察毛澤東整人方式是為了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讀者則可能會再由此而追問筆者：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又能夠說明什麼呢？
　　在筆者看來，這一論證至少能夠說明，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中，畢竟還擁有着能夠讓毛澤東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東西。
　　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簡言之，是一個自稱是“無法無天”的人，更是一個確確實實做出了許許多多“無法無天”的事的人。可就是這麼一個人，居然還有害怕的東西。
　　而能讓毛澤東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東西，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簡言之，是一種叫做“歷史”的東西，準確地說，是一種叫做“中國傳統歷史記述”的東西。這一“中國傳統歷史記述”堅守着“公正”（善善惡惡）理念和“永恆”（不朽）理念：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壞事就應受到貶斥，即便死了也應受到追訴，以使他遺臭萬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應獲得褒揚，即便死了也應獲得追認，以使他流芳百世。
　　堅守着對“公正”（善善惡惡）與“永恆”（不朽）的信念，可以說是在堅守着我們這個民族所擁有的一種核心價值，也可以說是在堅守着所有偉大文明都擁有的一種普適價值。
　　因此，筆者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的一個應有之義，就是要說明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孳生許多邪惡的東西，但最終還是邪不壓正的，還是要講公道常理的。
　　或者說，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孳生許多病態的東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復興的可能。因此，若要復興中國文化，就必須復興中國傳統歷史記述，“使中國人能恢復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余英時先生語）。或者說，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顯現某種墮落的取向，但這種墮落的取向是有一個底線的，而這個底線是有正面價值的。因此，筆者論證毛澤東懼怕歷史，就是試圖觸摸這個價值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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