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里说谎话成为普遍现象，说明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出大问题了。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囚徒困境”中：尽管所有人说真话与所有人说谎话比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说谎话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所以，说真话反倒成了傻瓜的专利！


　　老高按：昨天读到万维几位博客讨论原创与转贴的话题，很受启发。
　　有博友提到我的转贴，有所肯定，但批评说我转贴文章时加按语“太长是通病，还有精彩段落摘录部分，往往给人过于啰嗦的感觉”，让我莞尔。感谢肯定和批评！好，今天我转贴这篇正好没有什么想“按”的，就此刹住。有机会，我来谈谈对转贴的看法。


　　公开说谎话，私下吐真言

　　张维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


　　手头有美国经济学家Timur Kuran的一本书，书名是Private Truths，Public Lies，直译为《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如书名所示，这本书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出于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谎话。
　　要问当今中国社会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真话”。最不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公开的假话、谎话。
　　从1982年上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有近40年的时间。以我自己的经验，中国经济学家最难做到的也就是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大量的经济学论文和文章都充满了套话、谎话。如果不信，找来一些知名学者在过去三四十多年发表的文章看看，你会发现，同一作者在不同时间发表的观点前后矛盾。当然，如果观点前后的变化是源于作者认识的变化，过去认为正确的，后来认识到是错误的，加以修正，这不仅无可非议，反倒是学者应有的诚实。但这不是他们观点变化的主要原因。认识的变化一般需要一个逻辑过程，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观点的改变常常缺少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进一步，不同经济学家在同一时期的观点又是如此一致，如股市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不得不怀疑，许多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从事真正的经济学研究，而只是鹦鹉学舌。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变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变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提法变了。他们只说当时在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他们永远正确。
　　人们通常认为，公开说谎话如同安徒生寓言《皇帝的新衣》：皇帝明明没有穿衣服，但所有人都说皇帝的衣服很漂亮，因为骗子说只有傻瓜才看不见皇帝的衣服。大家都害怕被别人当作傻瓜，所以都说皇帝的衣服很美。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或“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每个人都不相信，但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相信。
　　与皇帝的新衣不同的是，真实世界中公开的谎话不容易被戳穿。在《皇帝的新衣》中，一个小男孩就戳穿了虚假的共识，打破了“沉默的螺旋”，让皇帝狼狈不堪。但在真实世界里，如社会学家迈罗伯·威利等人所指出的，大众会顽强地抵制说真话的人，小男孩会被撕得粉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要证明自己的“忠诚”，避免自己也受到惩罚。结果是，公开说谎成为一个稳定的演化均衡，并不会因为一个小男孩的真话而立刻崩塌。因此，实际情况并非“每个人都不相信，但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相信”，而是“每个人都不相信，每个人也知道每个人不相信，但每个人都说自己相信”。正是对惩罚的恐惧，维持了这种均衡。
　　我自己聊以自慰的是，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人云亦云。当然，我也害怕惩罚，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所以，只能算半个傻瓜。
　　即便当半个傻瓜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以来，最亲近、最关心我的朋友和同行对我的最多的忠告就是：说话、写文章要注意点，不要锋芒毕露；比你明白的人多得是，为什么别人不说你说呢？中间有些年，这样的忠告少了一些，但最近几年又多起来。当然，有忠告，也有赞扬。我听到的最多的赞扬是“敢说真话”。但这样的赞扬也使我感到很沮丧：难道我存在的价值仅仅是说真话吗？
　　当然，公开说谎话最严重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官员。官员有双重偏好，一是私下的偏好，一是公开的偏好。想一下你所认识的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们，在私底下、饭桌上，他们谈些什么，干些什么。我敢肯定，相当部分官员对社会问题的私下看法与我没有多大差别（包括对一些政府政策的评论），有些官员的思想比我还要“激进”。我在为官员的明白而高兴的同时，也感到有些惭愧。作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学者，孜孜不倦搞研究，到头来，所达到的认识也就跟政府官员差不多，而人家日理万机繁忙于事务性工作，自己能不惭愧吗？但一到公开场合，他们的观点就与我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们常常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话、废话，显得我很有学问，观点独特，与众不同。所以，对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我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话）。
　　作为经济学者，我当然不是苛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不会为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谎话、伪装偏好而惊讶。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与普通人一样，不可能例外。公开场合说谎话，伪装自己的观点，如同《皇帝的新衣》里的大臣们，或如养猪卖钱的农民，也是出于自利的目的，无可厚非。我想批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如果一个社会里说谎话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说明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出大问题了。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囚徒困境”中：尽管所有人说真话与所有人说谎话比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说谎话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所以，说真话反倒成了傻瓜的专利。
　　说谎话成为每个人的最优策略、进而成为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仅阻碍知识进步，而且延缓社会变革。为了成功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隐瞒这些真实想法赖以成立的知识，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伪装知识来伪装我们的偏好。为此，我们必须扭曲、枯竭公众知识。我们对别人隐瞒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事情而只告诉他们不真实的事情，久而久之，“假作真来真亦假”，人们甚至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本能。这就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即使你本来同意正方的观点，但抓阄抓到的是反方，就必须为反方的论点提供论据，等辩论结束了，你可能真的成了反方观点的坚定捍卫者。
　　与大学生辩论赛不同的是，在社会这个赛场上，当说谎话成为一个纳什均衡时，已没有正方的发言权，如果你与多数人观点相左，你一定会怀疑自己错了，而你跟随多数人人云亦云，永远也不会有人纠正你。如果成功的人士都说1＋1＝3，你怎么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呢？因为每个人都说谎话，不敢正视现实问题，我们就会忽视现存体制度的弊端所在，也不可能获得可选择的体制的知识，自然也就失去了变革的想法，以为已经存在的一定是最好的，否则为什么所有人都唱赞歌呢？当然，最后，我们仍然逃不脱光屁股皇帝的尴尬。
　　以此而言，自由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让小男孩少些恐惧。

　　（写于2001年11月18日，本次发表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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