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6年2月27日，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兩位學者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川普效應”在以色列的影響力的評論。尼姆羅德·羅斯勒（Nimrod Rosler）是該大學高級講師，也是該校國際衝突解決與調解項目的學術負責人。阿隆·亞克特（Alon Yakter）是該大學政治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院高級講師。他們認為，"總統在以色列猶太人中的高人氣提升了和平前景"。請讀他們的評論：

2025年10月，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訪問以色列時，受到以色列民眾和政治領導人的熱烈歡迎，被視為救世主，因為他促成了結束加沙戰爭的協議。川普在以色列議會發表講話時，議員們對他近乎皇家般的歡迎，與此同時，以色列全國各大電視台也播放了剩餘以色列人質獲釋的震撼畫面。

川普之所以能夠打破以色列政壇數十年來的僵局，源於他在以色列猶太人中的崇高聲望。他迫使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接受了一份並非由他本人提出的、包含20個步驟的完整和平路線圖，從而動員了以色列各黨派的公眾輿論支持與巴勒斯坦進行談判。我們共同主持“和平指數”調查，該調查自1994年以來定期調查以色列民眾對以巴衝突及其解決前景的態度。去年11月，我們開展了一項關於以色列民眾對川普計劃看法的調查，發現以色列猶太人，尤其是那些政治立場偏右和中間的猶太人，在得知和平談判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後，更願意考慮進行此類談判。

這種“川普效應”的影響深遠。川普幾乎顛覆了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對以色列公眾輿論以及國際調解人傳統角色的所有假設。如今，他有機會通過贏得中東持久和平來改寫歷史——但這隻有在華盛頓能夠利用他的影響力推動各方落實和平計劃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

選民群體

以色列政治家在以巴衝突問題上的思維僵化由來已久，已有二十年之久。二十一世紀初和平進程的暴力崩潰、2007年哈馬斯對加沙地帶的控制、加沙地帶的連年戰亂，以及雙方蓄意阻撓外交努力，使得一代以色列人將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視為一種長期存在的頑疾，而非可以解決的爭端。沒有哪位以色列領導人比內塔尼亞胡更應該為這種僵化局面負責。內塔尼亞胡畢生致力於管控而非解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

2023年10月7日對以色列的襲擊暴露了這一策略的失敗。以色列人發現自己處境脆弱，既沒有結束衝突的願景，也沒有能夠提出連貫的替代方案或動員民眾支持戰爭以外任何行動的領導人。我們與民意調查專家哈利勒·希卡基和達莉婭·謝因德林於2024年7月聯合開展的巴以民意調查顯示，襲擊事件發生後，以色列民眾的政治宿命論情緒十分嚴重。僅有31%的以色列猶太人認為可以通過政治協議以外交途徑解決以巴衝突；63%的人認為可以通過武力擊敗巴勒斯坦人來結束衝突。90%的人對巴勒斯坦人表示不信任，超過70%的人認為這場衝突本質上是零和博弈。

然而，以色列民眾也對現狀感到不滿。民意調查始終顯示，大多數以色列猶太人承認衝突的代價：在我們最新的2025年11月和平指數民調中，60%的受訪者反對維持現狀，近80%的受訪者表示，與巴勒斯坦人的持續衝突損害了以色列的利益。與此同時，以色列人對替代方案卻莫衷一是。2023年10月7日之後不久，和平指數民調顯示，公眾對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談判的支持率暴跌至歷史新低25%，對兩國方案的支持率也一度跌至20%（去年3月）。但右翼方案同樣不受歡迎。強行吞併巴勒斯坦領土或猶太人重新安置加沙地帶，除了右翼選民外，幾乎沒有其他支持者；和平指數對以色列猶太人的調查顯示，對這兩項政策的支持率僅為30%至40%，而且全部來自右翼選民。

對於一位大膽的以色列領導人來說，眼前的形勢似乎為他開闢一條不同的道路提供了沃土。然而，內塔尼亞胡堅持“治標不治本”的意識形態，即通過周期性的軍事行動來控制衝突，而非真正解決問題。加之他日益加深的法律困境以及對極端民族主義聯盟夥伴的依賴，使得他既缺乏政治空間，也缺乏戰略動力去尋求外交途徑。與此同時，軟弱且四分五裂的反對派出於害怕在搖擺選民面前顯得過於軟弱而迴避了這個問題。

以色列人及其領導人仍然深陷於恐懼、沮喪和冷漠的惡性循環之中，無法迸發出打破這種循環所需的創造力。絕大多數以色列人拒絕接受現狀，因為他們覺得現狀難以維繫；他們不信任與巴勒斯坦人談判，因為這樣做似乎很危險；他們反對吞併巴勒斯坦領土，因為這將使以色列在國際上陷入孤立。他們知道房子正在燃燒，卻無法就出路達成一致。

我們信任川普

這種心理和政治僵局恰恰需要一位外部人物來打破。川普正是這樣的人選。以色列人相信他無所畏懼、強勢有力，對以色列有着無條件的承諾，並且經常與以色列的自由派批評者正面交鋒。例如，自第一任期以來，川普通過推翻美國長期以來對以色列領土訴求的限制，證明了他對以色列的承諾，其中包括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並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這些特質深深地打動了那些通常斷然拒絕談判的選民。

川普在以色列猶太社會中獲得的民意支持率，在近幾任美國總統中前所未有。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發布的《美國全球形象調查》，73%的以色列猶太人對川普表示信任，其中自認為是右翼人士的群體對川普的正面評價高達93%，而右翼人士目前占以色列猶太公眾的60%以上。相比之下，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分別在2021年和2016年進行的民調顯示，只有30%的以色列猶太人認為拜登將以色列的安全放在首位，而只有25%的人認為奧巴馬總統在任期間對以色列友好。在這兩項民調中，右翼受訪者都表現出特別強烈的敵意。

正是由於民眾對川普的高度信任，川普才能向內塔尼亞胡提供一份現成的計劃，其中包括在加沙地帶組建一個技術官僚過渡政府、最終解除哈馬斯的武裝、部署國際穩定部隊、重建加沙以及最終將民事管理權移交給改革後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在以色列右翼選民（內塔尼亞胡的選民基礎）中享有的信任和支持，限制了這位總理像以往對抗美國政府那樣進行反擊的能力，也使得川普的計劃更容易被接受。

特立獨行的外交

與拜登、奧巴馬，乃至任何其他美國前總統不同，川普的行事方式並不遵循傳統的國際調解模式。這些模式假定，有意義的變革最終必須源於衝突各方內部，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進程或由富有遠見的領導人推動的自上而下的變革來實現。根據這些主流觀點，第三方不能成為變革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應當是促成者，創造有利條件或幫助各方達成“同意”，但他們不能替各方決定“同意”的具體條件。川普向內塔尼亞胡提出方案並迫使他做出讓步，這使得這位身陷困境、受制於龐大聯盟的總理很難反對一位在以色列民眾中廣受歡迎且不受國內政治約束的外國領導人。

川普的行事方式也不符合美國在以巴衝突中進行調解的歷史慣例。幾十年來，華盛頓一直試圖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進行直接對話，通過施加適度的壓力和提供激勵措施，促使雙方領導人參與談判。正是這種策略促使比爾·克林頓總統和喬治·W·布什總統分別於2000年和2007年召開了戴維營峰會和安納波利斯峰會，也促使奧巴馬總統於2009年派遣參議員喬治·米切爾擔任中東問題特使。他們的努力確實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坐到了談判桌前，但很少能改變以色列猶太公眾的輿論，也幾乎從未動員構成以色列右翼政治支柱的鷹派和宗教人士。

川普不顧外交慣例的做法似乎為原本不信任談判的以色列人開闢了一條心理捷徑。許多人似乎將這份20點計劃視為“川普的計劃”，並將其視為安全、穩定和可執行性的保障。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在抽象意義上拒絕外交的以色列人，尤其是在10月7日之後，一旦與川普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就會變得更加開放。在我們最近進行的和平指數民調中（該民調於2025年10月川普計劃公布一個月後進行），以色列猶太人對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線支持率仍然很低，僅為30%。但當受訪者被告知可以選擇全面實施“川普的計劃”時，對談判的支持率上升至45%，回到了戰前水平。在自稱溫和右翼和強硬右翼的選民中——他們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反對談判的以色列核心力量——支持率分別增長了20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把握時機

以色列的絕望、政治癱瘓以及川普的救世主形象，為美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機遇。以色列人渴望改變現狀，但目前並不信任他們的政治領導人能夠做到這一點。然而，他們卻相信川普能夠為他們做到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川普是以色列克服其戰略缺失、民主根基動搖和政治領導失敗等問題的最佳希望。美國決策者的任務是圍繞這一現實構建外交架構。

為了將“川普效應”轉化為和平之路，美國政府必須全面落實“二十點計劃”，並以此為跳板，建立更廣泛的區域共識，明確巴以衝突的最終解決方案。這需要一項清晰而詳細的解決方案，解決所有爭議問題——包括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點、東耶路撒冷的地位以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改革——並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重要的是，這樣的框架必須被呈現為川普的和平計劃，美國以及巴勒斯坦人信任的地區各方必須直接參與其實施。以色列領導人只有在相信這樣的框架既可執行又具有政治可行性時才會遵守。

即便在以色列民眾中擁有空前的支持，川普仍然會遭遇以往那些充滿希望的談判中屢屢受挫的頑固阻力。為了在計劃的後續階段爭取右翼人士的支持，並在加沙建立新的管理機構，川普必須堅持既定路線。他應該在言辭上毫不含糊地擁抱以色列和內塔尼亞胡，同時迫使以色列政府接受並遵守他的政策。

以色列人渴望改變現狀，但他們並不信任他們的政治領導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此外，美國政府還將面臨時間緊迫的壓力。如果川普失去興趣，轉而糾纏於次要的政治恩怨（例如他最近因以色列總統伊薩克·赫爾佐格拒絕赦免內塔尼亞胡的腐敗案而對其進行的攻擊），或者被其他外交政策優先事項分散了注意力，那麼以色列人很可能會勉強維持現狀，甚至可能接受單方面吞併巴勒斯坦領土的呼籲。無論川普的繼任者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不太可能對以色列領導層和公眾輿論擁有類似的影響力。

因此，華盛頓絕不能拖延。川普必須在任期內儘可能多地推進永久性措施。至少，到他2029年任期結束時，他的政府必須在加沙建立一個可行的巴勒斯坦管理機構，確保該地區的安全，並啟動經濟重建計劃。它必須保障巴勒斯坦實體的安全和獨立，使其免受哈馬斯等內部挑戰者的破壞，以及以色列的外部干預，必要時可藉助美國和地區部隊在當地開展行動。而且，其努力必須超越加沙地帶。川普應該利用其高人氣迫使以色列停止對西岸領土的持續吞併以及對巴勒斯坦社區的暴力行為。這項20點計劃不太可能在川普任期結束前完全實現，而且總統的繼任者也無法享有川普在以色列猶太公眾中獨一無二的支持。但如果川普在未來三年取得足夠的進展，該計劃或許能夠產生足夠的動力，使其延續到2029年以後。如果本屆政府能夠抓住這一契機，“川普效應”實際上可能會比川普本人持續更久。

這些目標並非遙不可及。川普長期以來一直聲稱，只有他才能解決以巴衝突，並為中東帶來穩定。儘管這些言論聽起來有些誇張，但他對以色列公眾的影響力使他具備了兌現承諾的獨特優勢。川普能否在其他領導人屢屢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取決於他能否有效地運用這種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