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6年2月27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学者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川普效应”在以色列的影响力的评论。尼姆罗德·罗斯勒（Nimrod Rosler）是该大学高级讲师，也是该校国际冲突解决与调解项目的学术负责人。阿隆·亚克特（Alon Yakter）是该大学政治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他们认为，"总统在以色列犹太人中的高人气提升了和平前景"。请读他们的评论：

2025年10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访问以色列时，受到以色列民众和政治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被视为救世主，因为他促成了结束加沙战争的协议。川普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时，议员们对他近乎皇家般的欢迎，与此同时，以色列全国各大电视台也播放了剩余以色列人质获释的震撼画面。

川普之所以能够打破以色列政坛数十年来的僵局，源于他在以色列犹太人中的崇高声望。他迫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了一份并非由他本人提出的、包含20个步骤的完整和平路线图，从而动员了以色列各党派的公众舆论支持与巴勒斯坦进行谈判。我们共同主持“和平指数”调查，该调查自1994年以来定期调查以色列民众对以巴冲突及其解决前景的态度。去年11月，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以色列民众对川普计划看法的调查，发现以色列犹太人，尤其是那些政治立场偏右和中间的犹太人，在得知和平谈判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后，更愿意考虑进行此类谈判。

这种“川普效应”的影响深远。川普几乎颠覆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以色列公众舆论以及国际调解人传统角色的所有假设。如今，他有机会通过赢得中东持久和平来改写历史——但这只有在华盛顿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推动各方落实和平计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选民群体

以色列政治家在以巴冲突问题上的思维僵化由来已久，已有二十年之久。二十一世纪初和平进程的暴力崩溃、2007年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加沙地带的连年战乱，以及双方蓄意阻挠外交努力，使得一代以色列人将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视为一种长期存在的顽疾，而非可以解决的争端。没有哪位以色列领导人比内塔尼亚胡更应该为这种僵化局面负责。内塔尼亚胡毕生致力于管控而非解决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暴露了这一策略的失败。以色列人发现自己处境脆弱，既没有结束冲突的愿景，也没有能够提出连贯的替代方案或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以外任何行动的领导人。我们与民意调查专家哈利勒·希卡基和达莉娅·谢因德林于2024年7月联合开展的巴以民意调查显示，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民众的政治宿命论情绪十分严重。仅有31%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可以通过政治协议以外交途径解决以巴冲突；63%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武力击败巴勒斯坦人来结束冲突。90%的人对巴勒斯坦人表示不信任，超过70%的人认为这场冲突本质上是零和博弈。

然而，以色列民众也对现状感到不满。民意调查始终显示，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承认冲突的代价：在我们最新的2025年11月和平指数民调中，60%的受访者反对维持现状，近80%的受访者表示，与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冲突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对替代方案却莫衷一是。2023年10月7日之后不久，和平指数民调显示，公众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判的支持率暴跌至历史新低25%，对两国方案的支持率也一度跌至20%（去年3月）。但右翼方案同样不受欢迎。强行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犹太人重新安置加沙地带，除了右翼选民外，几乎没有其他支持者；和平指数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调查显示，对这两项政策的支持率仅为30%至40%，而且全部来自右翼选民。

对于一位大胆的以色列领导人来说，眼前的形势似乎为他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提供了沃土。然而，内塔尼亚胡坚持“治标不治本”的意识形态，即通过周期性的军事行动来控制冲突，而非真正解决问题。加之他日益加深的法律困境以及对极端民族主义联盟伙伴的依赖，使得他既缺乏政治空间，也缺乏战略动力去寻求外交途径。与此同时，软弱且四分五裂的反对派出于害怕在摇摆选民面前显得过于软弱而回避了这个问题。

以色列人及其领导人仍然深陷于恐惧、沮丧和冷漠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迸发出打破这种循环所需的创造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接受现状，因为他们觉得现状难以维系；他们不信任与巴勒斯坦人谈判，因为这样做似乎很危险；他们反对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因为这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他们知道房子正在燃烧，却无法就出路达成一致。

我们信任川普

这种心理和政治僵局恰恰需要一位外部人物来打破。川普正是这样的人选。以色列人相信他无所畏惧、强势有力，对以色列有着无条件的承诺，并且经常与以色列的自由派批评者正面交锋。例如，自第一任期以来，川普通过推翻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领土诉求的限制，证明了他对以色列的承诺，其中包括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些特质深深地打动了那些通常断然拒绝谈判的选民。

川普在以色列犹太社会中获得的民意支持率，在近几任美国总统中前所未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发布的《美国全球形象调查》，73%的以色列犹太人对川普表示信任，其中自认为是右翼人士的群体对川普的正面评价高达93%，而右翼人士目前占以色列犹太公众的60%以上。相比之下，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分别在2021年和2016年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拜登将以色列的安全放在首位，而只有25%的人认为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对以色列友好。在这两项民调中，右翼受访者都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敌意。

正是由于民众对川普的高度信任，川普才能向内塔尼亚胡提供一份现成的计划，其中包括在加沙地带组建一个技术官僚过渡政府、最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部署国际稳定部队、重建加沙以及最终将民事管理权移交给改革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在以色列右翼选民（内塔尼亚胡的选民基础）中享有的信任和支持，限制了这位总理像以往对抗美国政府那样进行反击的能力，也使得川普的计划更容易被接受。

特立独行的外交

与拜登、奥巴马，乃至任何其他美国前总统不同，川普的行事方式并不遵循传统的国际调解模式。这些模式假定，有意义的变革最终必须源于冲突各方内部，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进程或由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实现。根据这些主流观点，第三方不能成为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应当是促成者，创造有利条件或帮助各方达成“同意”，但他们不能替各方决定“同意”的具体条件。川普向内塔尼亚胡提出方案并迫使他做出让步，这使得这位身陷困境、受制于庞大联盟的总理很难反对一位在以色列民众中广受欢迎且不受国内政治约束的外国领导人。

川普的行事方式也不符合美国在以巴冲突中进行调解的历史惯例。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试图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直接对话，通过施加适度的压力和提供激励措施，促使双方领导人参与谈判。正是这种策略促使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乔治·W·布什总统分别于2000年和2007年召开了戴维营峰会和安纳波利斯峰会，也促使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派遣参议员乔治·米切尔担任中东问题特使。他们的努力确实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坐到了谈判桌前，但很少能改变以色列犹太公众的舆论，也几乎从未动员构成以色列右翼政治支柱的鹰派和宗教人士。

川普不顾外交惯例的做法似乎为原本不信任谈判的以色列人开辟了一条心理捷径。许多人似乎将这份20点计划视为“川普的计划”，并将其视为安全、稳定和可执行性的保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抽象意义上拒绝外交的以色列人，尤其是在10月7日之后，一旦与川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加开放。在我们最近进行的和平指数民调中（该民调于2025年10月川普计划公布一个月后进行），以色列犹太人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线支持率仍然很低，仅为30%。但当受访者被告知可以选择全面实施“川普的计划”时，对谈判的支持率上升至45%，回到了战前水平。在自称温和右翼和强硬右翼的选民中——他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反对谈判的以色列核心力量——支持率分别增长了20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

把握时机

以色列的绝望、政治瘫痪以及川普的救世主形象，为美国、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以色列人渴望改变现状，但目前并不信任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他们却相信川普能够为他们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川普是以色列克服其战略缺失、民主根基动摇和政治领导失败等问题的最佳希望。美国决策者的任务是围绕这一现实构建外交架构。

为了将“川普效应”转化为和平之路，美国政府必须全面落实“二十点计划”，并以此为跳板，建立更广泛的区域共识，明确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这需要一项清晰而详细的解决方案，解决所有争议问题——包括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点、东耶路撒冷的地位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并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重要的是，这样的框架必须被呈现为川普的和平计划，美国以及巴勒斯坦人信任的地区各方必须直接参与其实施。以色列领导人只有在相信这样的框架既可执行又具有政治可行性时才会遵守。

即便在以色列民众中拥有空前的支持，川普仍然会遭遇以往那些充满希望的谈判中屡屡受挫的顽固阻力。为了在计划的后续阶段争取右翼人士的支持，并在加沙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川普必须坚持既定路线。他应该在言辞上毫不含糊地拥抱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同时迫使以色列政府接受并遵守他的政策。

以色列人渴望改变现状，但他们并不信任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此外，美国政府还将面临时间紧迫的压力。如果川普失去兴趣，转而纠缠于次要的政治恩怨（例如他最近因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拒绝赦免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案而对其进行的攻击），或者被其他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分散了注意力，那么以色列人很可能会勉强维持现状，甚至可能接受单方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呼吁。无论川普的继任者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不太可能对以色列领导层和公众舆论拥有类似的影响力。

因此，华盛顿绝不能拖延。川普必须在任期内尽可能多地推进永久性措施。至少，到他2029年任期结束时，他的政府必须在加沙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并启动经济重建计划。它必须保障巴勒斯坦实体的安全和独立，使其免受哈马斯等内部挑战者的破坏，以及以色列的外部干预，必要时可借助美国和地区部队在当地开展行动。而且，其努力必须超越加沙地带。川普应该利用其高人气迫使以色列停止对西岸领土的持续吞并以及对巴勒斯坦社区的暴力行为。这项20点计划不太可能在川普任期结束前完全实现，而且总统的继任者也无法享有川普在以色列犹太公众中独一无二的支持。但如果川普在未来三年取得足够的进展，该计划或许能够产生足够的动力，使其延续到2029年以后。如果本届政府能够抓住这一契机，“川普效应”实际上可能会比川普本人持续更久。

这些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只有他才能解决以巴冲突，并为中东带来稳定。尽管这些言论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他对以色列公众的影响力使他具备了兑现承诺的独特优势。川普能否在其他领导人屡屡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取决于他能否有效地运用这种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