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汪病情恶化前往日本之际，坊间就流言四起，多年来时起时伏，不绝如缕。其中最耸动的是说汪是被日本医生毒死的。笔者问汪精卫的女儿女婿，这些说法是否空穴来风？当年前往日本陪护的汪文惺、何孟恒夫妇，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哪里有这种事，绝对不会！
◆高伐林
古今中外，很少有人像汪精卫这样在其人生的两端有如此强烈的反差：早年赢得巨大的声望，而在其接近生命尽头时，得到如此之多的恶谥骂名。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离开人世。在其六十年忌日前，我采访了现居美东的汪氏长女汪文惺、长女婿何孟恒（何文杰），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况。
“我们一行是1944年3月3日飞赴日本给他治病的……”汪文惺与何孟恒两位髦耋老人缓缓叙述起尘封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往事，何孟恒并向笔者出示了他关于当年陪同岳父东渡、最后又随灵柩回国的回忆录，作为对他答笔者提问的书面补充。
铅弹变黑，裂为两截
汪精卫之病，与他1935年在南京中央党部身中三枪直接有关。
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之后中央委员们合影照相时，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但汪表示不出席说不过去，还是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名叫孙凤鸣的军人突然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击中吊裤带交叉点，受到阻碍略向上转，没有击碎胸脊。
遇刺后的汪精卫。1935年12月摄于南京中央医院。（何孟恒、汪文惺提供）
后来查明，孙系十九路军旧人，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关。他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他们认定的卖国祸首蒋介石，便假创通讯社，以记者采访为由，用照相机隐藏手枪，进入了现场。没想到蒋没露面，而抱着拼死决心的孙凤鸣退而求其次对准汪精卫开了枪。
汪伤势虽重，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动手术，最后抢救了过来。但是到1944年年初，病情恶化了。
“那段时间他常常精神困倦，容易疲劳。尤其是（1944年）元旦演讲之后，更觉不支。于是不得不暂时放开工作，卧床休息。为求环境比较清静，便搬到北极阁去小住。这时爸爸的心脉间歇加剧，晚上睡着时双脚不时跳动，又会睡眠中突然坐起一会，然后躺下再睡。这都是不自觉的动作。再过几时，更感觉背部当中一部分肌肉有点麻木，这就显得情形有些严重……”
之所以严重，因为他受到枪伤正是这个部位。汪当时身中三枪，左眼侧一处子弹已取出，左臂子弹穿出，惟有背部一枪，“虽然幸被吊裤带阻挡，子弹转而向上方停住，没有伤及脊骨，但是屡经手术，都不能成功取出，却把病人弄得元气大伤，引发了心脉间歇的毛病。从此医生们再不敢尝试。”
但是到了这时候，医生和家属都觉得对这一颗子弹不能再漠视了。
一个日本军医官桃山中将认为必须动手术，说手术并没有太大难度，他很有把握取出子弹。家属们这时别无良策，只好听从他的提议，果然不到一小时他就把子弹取出来了，那颗裂为两截的铅弹因为日子久远，颜色已经变黑。
满以为病根已除，可以从此康复，可是汪精卫双脚反而更日益无力，虽然能勉强起床，但走起路来腰背如同针刺。“爸爸的私人德国医生诺尔从上海来到南京，要求病人走几步给他看看，见到爸爸走路姿态，他竟然忍不住失声哭起来。在座的人都为之变色。”当时年未而立的何孟恒，赶紧拉着他走到外面，责备他怎可这样对着病人失仪。诺尔凄然道歉，解释说不忍见到多年朋友罹此沉疴，“他说根据书上形容，这种踯躅的步武正显示脊骨受到压迫，压迫脊骨的很可能就是瘤肿之类，其严重性可以想象。当时我还觉得他判断未免太过轻率，后来再细想，才觉得诺尔是一位真正有感情的朋友，也是最先判断正确、肯说实话的医生。”
日人下毒？纯属无稽
这时本来是给汪妻陈璧君诊治胃出血的日本著名内科医生黑川教授，也替汪精卫检查，觉得病情严重，即从日本邀请外科专家斋藤来南京，斋藤提议尽速到日本切除，因为在脊骨外停留八年的铅弹引致脊骨部分瘤肿，压迫脊髓，影响双腿无力行走。必须割去两节脊骨背面的一部分以缓解脊髓所受压力，使双脚恢复力量。大家一番商议，觉得到日本医治已急不容缓，于是汪精卫不得不将职责交卸，飞赴日本。
“家人由妈妈（陈璧君）、孟晋大兄、文悌六弟和我夫妇随行；医护人员有日本医学教授黑川内科和斋藤外科，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和两位张姓女护士；秘书有周隆庠、陈常焘、程西远等几位，同乘‘东海鹣号’飞机直飞日本名古屋。抵达目的地之后，即入住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到达的当日就给汪精卫做Ｘ光透视检查，隔天一早就由斋藤大夫开刀，两个多小时方才完毕。
几乎是在汪病情恶化前往日本之际，坊间就流言四起，多年来时起时伏，不绝如缕。其中最耸动的是说汪是被日本医生毒死的。笔者问汪、何夫妇，这些说法是否空穴来风？
汪、何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哪里有这种事，绝对不会！
他们介绍了当时的居住情况。全部人员，有的住在医院，有的住在离得不远的观光饭店。医院安排将东廊的三楼和四楼，每层划出部分房间给汪氏一行专用。汪的病房位于四楼。负责联络的周隆庠和日本医生一道住在饭店里，每天像上班一般到医院办公。
时过60个春秋，当年情景恍若昨日。何文杰一一回忆起当时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斋藤身材壮硕，举动豪迈。他有一样特殊习惯，动手术的时候要把手术室的温度调节到华氏90度以上，然后穿上木屐来做手术。他一面奏刀一面要特地由一位护士在旁替他拭抹雨一般的汗水。黑川教授中等身段，脸庞圆满，戴一副黑边眼镜，他专责照料病人的一般健康。名仓教授是帝大医院的整形外科主任。胜沼教授是名古屋帝大医院院长，还有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这几位医生在手术之后，每天早、午、晚各一次都联同一起检查病人情况，“尤其是黎福医生是自己人，更随时在侧。”
手术两天之后又来了一位高木教授，“此人似乎来头很大，其他的医生对他都很尊重，他俨然成为一群医生的领袖。”另有军医中泽少佐、太田大尉跟在后面，专门担任记录。一行人等，集中了当时医学的权威，甚至护士也是由南京中央医院选出最能体贴病人的南京和杭州两位张小姐轮值，医生检查时才有日本护士参加。
病势日沉，医生乏术
何孟恒说，当时他负责与饭店联系安排伙食。但是战争年代，食物缺乏，常吃的只有鸡肉和猪肉。母鸡要留着生蛋，而小公鸡肉粗糙无味，猪肉臊味极浓，令人难以忍受。日本式甜点心看来五花八门，可是细嚼内容，不外是内馅红豆、外裹糯粉而已。汪精卫卧床既久，胃口自然更差。又患有糖尿症，更多一重禁戒，所以日常所吃只是一碟剁碎鸡肉或鸡肝，加上一点甘笋、菠菜磨酱而已。
他回忆：这位病人的表现令医生们感动不已：无论怎样辛苦，怎样不耐烦，总是强自忍耐；有时胃口不好，食不下咽，经人劝慰，总勉强把食物吞下去；独自一人不免皱起眉头，在人面前还是强展愁颜。“这种度量，大家看在眼里，连日本医生都写过回忆文章怀念他。”国内同僚和亲友，凡能够暂时放下工作的都先后来探病。八个月未曾离开一天名古屋的何孟恒感慨：其间病人的痛苦和坚忍，医护人员的竭诚和努力，亲友的焦灼和冀望，都无法形容。“病人情况时常起落不定，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感情一直追随着病情起落。”
“手术之后，病人双脚肌肉果然稍有进步，躺在床上可以自己把双膝提起数寸高，”何孟恒抬起脚尖来向笔者示意，“大家都觉得眼前一线光明。东道主方面为使夫人以下一干人消散一下心中的忧郁，还安排我们到野外去捡了一天松蕈……”
大家有了希望，心情轻松了一阵，但病人很快又故态复萌。
“医生们对‘褥疮’的形成，开始加以防范，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来替病人按摩背部，每次大半小时，都是全体医生参加。名仓教授主其事，其余诸位医生都凝神注视，十分慎重，而高木教授更加肃然敛容，……原来病人久卧不起，背脊尾闾，凡是和床褥紧贴的地方，因为血液流通不舒畅，很容易溃损，而这种创伤极难调理，尤其是病人原本有糖尿症，更不易愈合。不少症例竟会因此致命。难怪医生这样担心。即使早已防范，褥疮仍难幸免……”
这时医生发觉病人血色素降低，药物对此帮助不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输血。
曾经在曾仲鸣于河内遇刺时为他输过血的何孟恒，这一次有心无力了——“我的血型不对，是Ｂ型。血液同属Ｏ型的有大兄孟晋、六弟文悌，程岛远、西远兄弟，韦东年和凌启荣等，每隔二三星期就轮流输血一次。”输血有一定功效，病人却不免受到外来血液反应的痛苦，与注射破伤风针相似地发风疹，输血后血色素也维持不了多久。
究竟病人得的是什么病？这么多高明的医学权威多次会诊，却迟迟未作确切诊断。“据说世界上少有这种病例，而且病情复杂，关系特殊，他们也不敢轻下判断。”
手术后过了相当久，医生终于提出了病名：“多发性脊骨瘤肿”。何孟恒说：即使不是医学界人士，从“多发性”和“瘤肿”这些概念，也知道是严重的症候了，何况患在人体中枢的“脊骨”？大家心情低沉。不过汪精卫还是每天努力操练脚力，医生也继续调治，大家幻出一线希望：医药在一天一天进步，新的发展说不定可以治愈旧的顽症？“日本医生说那时候新发明的硫胺剂可能有帮助，不过日本对这类药物还未发展成功，上海方面倒可能已有流通。于是孟晋大兄特为此药返回上海，会同他的朋友汤于瀚医师设法搜购，不久就由飞机送来了几盒。医生们仍由高木率领，开始研究使用……”
然而另一个不利症象也出现了。“病人的血轮沉降速度比正常的快了几倍，黎福院长解释说体弱的病人固然有此现象，但这也是癌症的症象之一，医生们至此也不再作保留，坦白地说所谓‘瘤肿’就是Carcinoma，癌症之一种。到此不得不开始作种种准备。”
临终遗愿：要回中国
天时由春而夏，由夏入秋，名古屋已有寒意。对汪精卫来讲雪上加霜的事情是：美军飞机已经有空袭日本本土的迹象。
“……为这位身份特殊的病人专用的防空洞收拾干净，负责担架的军医兵也演习过好几次。为了明了国际新闻和战争近况，我们由八舅父陈昌祖专责收听无线电讯，日军作战不利的消息，不时传到我们这些人的耳朵。有一天晚上，陈昌祖报告美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跟着防空洞也用到了。军医兵虽然经过操练，但是把病人从四楼一道特制木梯搬下来送进地下室里，颠簸是免不了的。病人体弱，这就很难经受得住……”
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是在11月8日。因地下室的防空洞没有暖气设备，相当寒冷，汪精卫在空袭之后着凉得了肺炎，次日他体温高达40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传来陈璧君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查看脉搏，见汪浑身颤抖，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可以说他一切都是为国做事，完全忘记了自己，”何孟恒认为在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阅历中，“我所眼见，一人而已。”
“当病人最后一天发热之前，六弟有一天拉着我两个说，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见爸爸靠床坐着，眼垂口弛，神气非常之坏。到后来易箦之际，他猛然记起前梦，梦中所见与眼前一般无异，连亲人和医生护士站立的位置都没有差错。难道真有预感这一回事吗？”
汪精卫去世的第二天，日本当任首相小矶国昭、前首相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人来到医院向遗体告别。近卫文麿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他对汪精卫的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朝野明智之士对此颇多谴责抨击——此时此刻，他感到内疚吗？
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近卫等日本现任和现任首相，前往机场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战胜利蒋介石还都南京后，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火化了遗体。陈璧君曾赠送名古屋帝国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
陈璧君赠送名古屋帝国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何孟恒、汪文惺提供）
相关文章：汪精卫政治遗嘱真伪的悬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