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庆热一浪高过一浪。仅2011年头5个月公布的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就有42所。一般提前一年发出公告，有的甚至提前三年，每年发布公告，像清华的百年校庆活动，要持续整整一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名校并不热衷校庆活动
老高按：中国的校庆频繁，我们远在海外也能感觉到。78岁的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最近又写出了一篇犀利剖析和针砭中国大学“校庆热”的文章。
文中提到：“国外那些著名的大学并不重视校庆的形式，像我国这样兴师动众搞校庆的，也绝无仅有。”根据我对美国大学的有限了解，确乎如此。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建校两三百年的大学，“逢五”“逢十”视若等闲，不会闹出什么动静；真到了建校50、100年的这些年份，也就在校内举行庆祝活动，请校友都回到校园好好欢聚一番。
我有幸赶上两所名校的大日子：
一次是普林斯顿大学250年校庆（1996年），校方恪守每50年校庆必请在任白宫主人来演讲的传统，邀请当时正为“白水案”等丑闻缠身、焦头烂额的比尔·克林顿总统来在校庆大会上演讲；
另一次是耶鲁大学300年校庆（2001年）暨第300届毕业典礼（这两个“300”怎么并到同一年的，我至今还是一头雾水！），校方请了校友、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来做演讲人，随后给包括在任总统小布什在内的一批人颁发荣誉博士，刚入住白宫才四个月的小布什也在大会上演讲一番。这两次校庆，在各自的校园内当然是极其热闹，媒体也会大肆报道，但是像清华那样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大会的事，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这两次请在任总统演讲，都遭到校内校外的讥评如潮，认为有悖该校宗旨。
这两次校庆时，我尚没有数码相机，没有拍出什么像样照片，很遗憾！看来只能等到普林斯顿300年校庆（2046年）和耶鲁350年校庆（2051年）再拍了！——一等就得等50年。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校庆，不能不说我的老校长刘道玉这篇文章切中肯綮！
中国大学校庆何以如此之滥
刘道玉，《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自上世纪90年代始，随着大学合并、改名、升格和扩招之风狂飙，又掀起了一股大学校庆热潮。翻开报纸，一个又一个大学校庆公告，真让人目不暇接。依照我国惯例，国庆、校庆厂庆等，都是逢五逢十庆祝的，依此而论，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纪念，在校园内举办一次隆重的校庆活动是完全应该的。可是，清华大学利用其独特的资源，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校庆，遭到了普遍的批评，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尽管如此，我国大学校庆热依然没有退烧，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一般，提前一年发出公告，有的甚至提前三年，每年发布一个公告。据统计，仅2011年头5个月公布的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就有42所，其中百年校庆（含百年以上）的7所，90周年校庆两所，80周年两所，70周年5所，65周年1所，60周年20所，40周年3所，10周年两所。到年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大学举办不同校龄的庆祝活动。看了这个不完全的统计，就不难得出我国大学校庆泛滥的结论。此外，还有建校校庆、合校校庆和迁校校庆，花样不断翻新。为什么40年、60年、65年、70年、80年和90年都要搞校庆呢？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中国历法，60周年是一甲子，是个值得庆祝的校龄，但40、65、70、80和90周年的校庆又怎么解释呢？这样频繁地搞校庆，不是搞形式主义又是什么？
在清华百年庆典上，省部长校友大合唱。（网络图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那些著名的大学并不重视校庆的形式，像我国这样兴师动众搞校庆的，也绝无仅有。例如，拥有900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曾经培养出了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2位圣人；培养了英国6位国王和世界7个国家的11位国王；走出了86位大主教和18位红衣主教——无论在科学文化或在政治、宗教领域，都深深影响着英国乃至于世界一些国家。牛津大学完全有资格借校庆吹嘘这些非凡的成就，可是查其官方资料，几乎没有举办过像样的校庆活动。对此，牛津大学副校长W.D.Macmillan的解释是：“由于历史悠久，建校之日已不可考，故此牛津大学未举办过校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对学术和对真理执着的追求，让牛津远离媒体宣传，拒绝铺张浪费的形式主义。
1986年是美国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表示，他有意在校庆时作现场演讲，并希望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可是，校长博克没有向里根发出邀请，明确表示：“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如果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中诸多的假博士学位证书，不都是由各个大学颁发的吗？
有人说，东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校庆文化。果真如此吗？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当属东方文化，可是日本大学也没有像中国大学这样搞校庆的。例如，京都大学创建于1897年，仅比我国北京大学早一年，可该校已拥有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获诺奖者总共17个）。为什么京都大学会有如此骄人的成就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该校具有“反骨”精神，它的形成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1933年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对于日本关于“通奸罪”的条款提出异议，因此遭到日本文部省的打击，要求校方将泷川教授免职，但校长不服从。后来，文部省强行将泷川等教授免职，校长也易人。可是，法学部全体教授以辞职抗议，学生的抗议活动也随之爆发。这是震惊日本的泷川事件，显示了京都大学师生与官僚体制激烈抗争的精神。20年之后，泷川成为京都大学第15任校长，抗争精神也就成了京大的光荣传统。
二是务实和求实的精神。京都大学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第三高等学校，1897年以第三高等学校的法学部和工学部为基础，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但该校并没有把建校时间追溯到1869年（这样京大建校的时间就提前了28年）。如果在中国，那一定是要伸延的，即使绕过九曲十八弯，也要把校史尽可能地提前，以满足虚荣心。像今天我国某些“百年老校”，除极少数几所外，其他的大多名不副实。这种恣意伪造和篡改校史的做法，与大学务实求真的精神背道而驰。例如，我国某大学把创校时间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垦牧公司附设的农学堂，现已发出第一号公告，将于2012年举行建校110周年的隆重庆祝。把当初几所中等专科学校作为大学的创始时间，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专升本”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现在不少“百年老校”攀附伸延校史的思路。领导人有了这种浮夸的思想，怎么可能树立严谨的学风呢？
1997年京都大学百年校庆时，一位台湾作家正好到京都度假，乘兴到京大游览，一睹百年校庆风采。令这位作家吃惊的是，整个校园没有华丽的布置，也没什么庆典，仅在一张简陋的海报上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将京都大学与我国大学豪华的校庆对比，就不难解释京大获得众多诺贝尔奖的原因，也由此说明了我国大学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京大追求的是高深的学问，探求真理，有传统的抗争精神；而只比京大晚一年建校的北京大学，如果不秉持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不从根本上革除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歪风，恐怕再用一百年的时间，也仍然达不到京都大学今天的成就。
我国大学仅有百多年的历史，在解放前没有兴师动众的校庆，在上世纪80年代，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搞豪华校庆的作派。很显然，我国大学校庆热是与大学合并、升格、改名、“建一流大学”、扩招等浮躁和浮夸风相适应的。据报道，北京还创办了一份《中国校庆报》，各媒体关于校庆的广告和宣传报道，对校庆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绝非像有些人所说，中国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校庆文化，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歪风，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那么，为什么大学校庆在我国会如此之滥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是形式主义歪风作祟。形式主义在我国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源。在文化上主要是方块汉字所体现的象思维方法（仅从形式上看问题），思想上主要是受唯意识形态论的影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要防止形式主义误党误国。”他还尖锐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大学改名、合并、升格等浮夸风，都是追求形式主义造成的。在英文中，university与college都是指高等教育机构，显示不出大小与高低之分；而在中文里，“大学”与“学院”就有大小和高低之分了。于是，除了受到歧视的民办学院，一哄而起把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可是，在国外诸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威廉与玛丽学院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等，都是世界顶尖的大学，谁也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需要将学院改名为大学。形式主义害死人，我国大学出现的混乱局面，不就是追求形式主义造成的吗？
现在大学的校庆热，也是一股形式主义歪风，只要看一看各大学搞校庆的老套路就一目了然了。都要发几次广告，都要搞倒计时，都要请名人和高官捧场，举办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或高峰论坛)，拍摄专题宣传片，印制豪华画册，制作精美礼品，借机大肆吹嘘学校的业绩。遗憾的是，我国大学尚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更没有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否则便要把牛皮吹上天了！
其次是受政绩观的驱使。为什么庆祝了50周年校庆又要举行60周年校庆呢？离百年校庆已不遥远，为什么又要举办90周年校庆呢？原因是当政的大学领导们，受到任期制的限制，等到百年校庆，他们已不在其位了，故利用90周年宣传自己的政绩。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明眼人都能猜透他们的心态。古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绝对需要的是殚精竭虑地做事，一所名校都是集一代又一代学者心血而成，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绝非一人之功。那些醉心于搞“形象工程”，以建立个人政绩作为高升阶梯的官员们，与“成事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相比，显得多么渺小！
第三，财政上的大锅饭体制。这也是导致豪华校庆的原因之一。在我国高校体系中，公立大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们都靠国家拨款。这是一个大锅饭的财政体制，办学者们既不需要筹措经费，使用经费也不受董事会的制约，可以一掷千金举办豪华校庆，即使举债办校庆也在所不惜，反正都是国家为其债务买单。我国大学2500亿债务，就是这种大少爷作风造成的，这难道不需反思和追究责任吗？
第四，是在抓教育改革上的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成堆，群众怨声载道，为什么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育领域的改革？说到底，这是当今大学领导者在教育改革上不作为的表现。我国有句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把这话延伸一下：内行抓门道，外行抓热闹。举办校庆就是一项热热闹闹的活动，只要有钱、有人，不愁搞不起来；抓教育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富有改革精神，要懂得教育的规律，要深入调查研究，要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试点，还必须面对改革失败的风险。搞校庆活动既不能提高教学质量，也不能提高学术水平，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事，正因如此，国际上崇尚务实求真的国家少有举办校庆活动的，而追求形式主义的敝国高校，才对大操大办校庆趋之若鹜。我国大学的领导者，至今没有意识到校庆泛滥的问题，还在互相攀比，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鉴于此，我国大学校庆热必须降温，尽快回到常态。国家应通过高等教育立法，或由大学管理章程规定，只能50和100年（以后类推）才能举办校庆。大学的校庆必须围绕着学术开展，重在反思学校工作的错误和失误，倡导开展各类学术争鸣，广泛听取师生和校友的批评与建议。在平常年份，把校庆日变成开放日和接待日，成立一个接待组，接待回校参观的各个时期的校友，引导他们参观和寻师访友，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我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既可以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又能使校庆有利于学校的建设，何乐而不为呢？
很难想象，这幽静的普林斯顿校园会如中国大学校庆那般热闹！（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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