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何其有幸！这一星星灼人的火苗，被中国的著名诗人小心翼翼地捏在手心，又揣进怀里……此刻，眼前又是万山红遍，我不禁油然发出叹息：我若能陪曾卓老师夫妇到这里来，这位以“老水手”自况的诗人，更要为在烈焰拍天的火海中劈波斩浪而连声欢呼了！
◆高伐林
时惟十月，序属三秋。我在北美阿帕拉契山的山脊俯瞰远眺，被那千峰万壑如火如荼的辉煌秋色所震慑。不由得跟我妻子回忆起15年前的秋天，曾卓、薛如茵老师夫妇访问美国，在我家小住，我陪他们游览熊山、七湖的往事来。
记得很清楚，那是1996年10月22日。我们开车来到纽约州的那座州立公园，群山连绵，湖泊澄澈，改唐代王勃的名句，可以说是“潦水‘盈’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赤’”，猩红明黄，亮紫鲜橙，我曾写文章说是这里“燃起一柄烈焰烛天的火把”，那里“腾起一柱火星飞溅的喷泉”，都不足以形容那股恢弘气势和灼人热度——那是一望无际的炽热山火，倒映在湖波中，也成了熊熊燃烧的火海……
曾卓老师久久凝视无语，对我说：“我活了74岁，从没有见过这么壮丽的秋色！”
老师的这句话，让我铭刻于心。每次看到红叶，我都会联想那天的景色、那天的人。
他和薛老师童心萌发，仿佛年龄倒退了60年，在湖畔、坡上拣红叶，拣起了一片，还要拣更红、更完美无瑕的另一片。有的地方，乱石陡峭或水边泥泞，但曾卓若看中了那儿有一星嫣红，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非要自己过去拣不可，于是我们只好一人拉一人：我一手抱着树，一手攥着薛老师，她又紧紧拽着老人，他则不管不顾地弯腰伸长了胳膊……
红叶何其有幸！这一星星灼人的火苗，被中国的著名诗人小心翼翼地捏在手心，又揣进怀里……
曾卓与红叶。（高伐林摄于1996年10月22日）
红叶夹进了我寓所中的书页之中；记忆则存进了我的脑海深处。此刻，眼前又是万山红遍，我不禁油然发出叹息：我若能陪曾卓老师夫妇到这里来，这位以“老水手”自况的诗人，更要为在烈焰拍天的火海中劈波斩浪而连声欢呼了！ 说也真巧，晚上开到北卡洛莱纳州的阿什维尔（Asheville），住进旅馆，上网打开邮箱，看到老友董宏量从武汉发来的邮件：“曾卓老师去世十年，市文联拟出一本纪念文集，薛阿姨找到我，想请你写一篇怀念文章，望本月内交稿……”
去世十年了？可曾卓老师看红叶、赞红叶、拣红叶，不是分明就在昨天吗？
之所以看到红叶就想到曾老，还有一重原因——曾老本身就是一片“红叶”。风雨交加，烈日暴晒，干旱冰雹……都未能让之夭折，而是顽强地积聚能量，坚持思考、坚持写作，终于在那个神州万众欢腾的秋天盼来了转机，他自己文学人生的秋天也终于燃烧起来，这才是“枫叶如丹照嫩寒”，“霜重色愈浓”，“霜叶红于二月花”啊！
还记得，30年前，我在武汉的珞珈山麓求学，有时也到研究生宿舍去聊聊天。后来名震中华的易中天、邓晓芒、以及曾卓的女婿肖凡等人，那时都在那儿悬梁刺股。有一次聊天，易中天说：“曾卓有一首60岁庆寿诗，写得绝了！”
不等我们询问，他就脱口而出，开始背诵：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
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
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
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
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我听呆了。这首诗，语句那么平实晓畅，看不出什么刻意炼字炼句的痕迹，但是它浓缩了万语千言，概括了如此深广的感悟，这哪里只是写自己个人的时序代谢？分明写出了当时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也写出了千古一代代人的共同感受！
那时的我，离“六十岁”还很遥远，但是经过“文革”，已经有了一定阅历，也多少了解了曾卓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后遭受的数十年厄运，能够体会曾卓用平易的诗风，不动声色却又浸透在字里行间的深沉感慨。那时，又正是中国大转型刚刚启动，牵动人心的政治变迁接踵而至，我感到曾卓的这首短诗，既囊括了这一切，又远远地超越其上，涵盖了更深更广的心理内涵，充满了张力……
其实，“文革”前我就听说过曾卓的名字，但是那时年幼无知，既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更何谈体会他感情世界的充沛深厚。第一次为这个名字一震，是得知在“文革”后于1979年11月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女诗人柯岩（《总理，你在哪里》的作者，诗人贺敬之的夫人）在大会发言中，竟然朗诵了曾卓的诗《悬崖边的树》——传言说柯岩后来很“左”，我在1984年在一个场合见到柯岩，她把我拉到一边，咄咄逼人地问我，是不是我劝说张海迪不要提自己怎么入党的事儿（其实並不是我，我对她解释之后，她露出释然的表情），也给我她确实比较“左”的印象。但她在作协三大上仗义执言，情深意切地为曾卓等多年受迫害的作家、诗人鸣不平，让我对她一直葆有一分亲切、认同——须知作协三大上柯岩发言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尚未平反，她的发言无疑会促进曾卓等“胡风分子”走出噩梦，而她在大会发言中朗诵“敌人”的作品，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柯岩朗诵的曾卓这首写于“文革”中1970年的诗，堪称他的代表作之一，给我强烈的心灵震撼：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这棵人格化了的“寂寞而又倔强”的树，是曾卓自况，又涵盖了所有身处逆境中的人的共通感受，尤其是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很自然就能唤起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还是红人的人。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谁又敢说，自己并不是“即将倾跌进深谷里”的“悬崖边的树”呢！而这首诗勉励自己并鞭策读者，不论“奇异的风”如何吹，也要“展翅飞翔”，也令之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精神。
后来与曾卓老师夫妇多次见面，越谈越知心，共处时间最长的就是1996年那次他们夫妇访问美国，在我家住的那四、五天，朝夕相处，促膝长谈。我对他们讲美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更听他们讲数十年来的惊涛骇浪，他讲得最多的，除了中共建政前将文学创作与投身革命结合起来的经历，就是他在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前妻离他而去之后，与薛老师相逢、相知、相濡以沫的经历。他也讲述同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其他难友的遭遇——他最痛心的就是路翎。曾卓认为，比自己小一岁的路翎，是中国四、五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20多岁就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财主的儿女们》。而1955年的批判胡风、肃反运动，使这颗中国文坛上正在冉冉升起的巨星殒落、熄灭了。曾卓说，路翎在狱中受到残酷摧残，完全疯了，不时发出像野狼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出狱后又只能接受街道的安排当清洁工，成天扫地……而让悲剧色彩加倍浓重的是，当春回大地后，曾卓去看望他，变得十分木讷的他给老友捧出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一大摞手稿——但那是些什么“作品”啊？都是按照“文革”中“样板戏”“三突出”原则写出的所谓“小说”，可以说就是一堆垃圾，完全无法卒读！“他的才气，他的灵气，全都毁了，毁了！他被窒息至死，再也无法复苏了……”相形之下，曾卓深感庆幸，而我，就更感庆幸了。
我决定带着女儿前往美国陪读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回武汉看望师友。曾卓老师设家宴欢送我远赴美国，十来位武汉的文友畅谈，记不得是谁提议唱歌了——可能是最爱放开歌喉的董宏猷或胡发云，也可能就是曾卓老师本人？于是，一首接一首唱个没完没了，有时是独唱，有时是二重唱，有时是大家一起扯起喉咙；有时薛老师弹钢琴伴奏，有时我们唱的歌过于“生僻”，又没有乐谱，她也束手无策，于是就清唱。万幸啊，我居然当时带了袖珍录音机！录下了这个终身难忘的时刻。圆润嘹亮也罢，五音不全也罢，带着醉意也罢，谁在乎呢！所有的歌声，既凝聚了深厚的友情，又抒发了对未来的向往。
当时年近古稀的曾卓，也跟我们这些年轻一辈比拼歌声，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唱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名为《青春舞曲》：
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踪影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忘情高歌的曾卓，分明感觉自己就是一只“青春小鸟”，唱得那样投入，而眼角分明又绽出了泪花……
这天我栖息的阿什维尔，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长眠处。我不由得想起欧·亨利最动人的一篇作品《最后一片叶子》。主人公贝尔门为了让一位悲观绝望的女画家琼西鼓起生活的勇气，画了一片叶子，挂上了凄风苦雨中的藤蔓。曾卓不也是用生命最后的岁月画出了红叶来鼓舞我们后辈吗？当我的车继续驰行，秋叶飘飞，漫天火星，那就是“青春小鸟”啊，它们并不是“一去不回来”，而是年年飞去了又飞回……
诗人曾卓时年74岁，与夫人薛如茵摄于纽约州七湖。（高伐林摄于96年10月22日） 附：曾卓简介
曾卓，原名曾庆冠，1922年生於湖北省黄陂县。1943年与诗友共同组织“诗垦地”社。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课余并从事戏剧演出活动。1947年大学毕业后，主编武汉《大刚报》副刊多年。1949年以后，历任《大刚报》副总编辑，《新武汉报》（后称《长江日报》）副社长，武汉市文联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错案牵连。1980年平反，任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及名誉委员等。出版诗集：《门》（1944），《悬崖边的树》（1981），《老水手的歌》（1983），《曾卓抒情诗选》（1988）等。《老水手的歌》曾获中国作协第二届优秀诗歌奖。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这样说：“我希望朴实地唱出心中的歌：没有喧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矫揉造作，不是仅仅用华丽的语言将诗装饰起来，不是仅仅用智慧的语言将诗点缀起来。我知道，读者是不容易欺骗的。”（来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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