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说，有一次出神忘了严禁唱歌的狱规，唱起歌来。看守就把我弄出去说，今天让你唱个够！逼我要唱足一百首。我唱了二十九、三十首，实在是喉咙冒烟，唱不下去了。他们说，你不唱，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把我按在地上，用警棍捅进我的肛门
◆高伐林 记录整理
老高按：11月14日，廖亦武的长篇纪实《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中文版名《证词》）被德国书业联合会和慕尼黑市文化委员会授予“绍尔兄妹奖”。报载，廖亦武觉得有些羞愧：
“绍尔兄妹是德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们在反抗法西斯的过程当中被砍了头，生命都没有了。至少我的生命还在，所以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苏菲·绍尔和汉斯·绍尔是四十年代初期慕尼黑大学反纳粹主义组织“白玫瑰”的成员。两人于1943年被判死刑并执行。
这里刊出9月份廖亦武在新泽西演讲答问，是我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未经廖亦武过目。
廖亦武说：四年牢狱生涯，彻底剥夺他的尊严，摧毁他的意志。（高伐林摄） 中国作家廖亦武在美国新泽西州演讲答问全文（上） “如果说老毛的年代，中国是个红色的炼狱，那么老邓以来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人民币的地狱。人在这里陷下去，很难找到什么方向、很难自拔、自救。我通过写作，正好记录了这么一个过程。”
2011年9月18日，中国作家廖亦武在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图书馆进行了访问美国的第三场演讲。
当日，廖亦武先演奏了印度和西藏转经钵，并用苍凉的嗓音引吭高歌。随后专程从纽约赶来的原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著名演员施融，朗诵了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书中“寻找传教士墓园”的片段，让满场观众动容。
应会议主办者、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女士之邀，我在会上介绍了廖亦武，并与廖亦武问答。
我在命运面前总是非常被动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我三十年前就知晓廖亦武的大名，但今天是初次谋面。我拜读过廖亦武的大部分著作——《底层访谈录》我没有读全，但他近年出版的三本书：《证词》《中国“上访村”》和最新的《上帝是红色的》我都读过，受到深深的启发和感染。我非常佩服廖亦武的文学成就，他的书，不仅有直面现实生活的极端严酷的勇气，而且在开掘人性方面达到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刚才聆听了廖亦武先生演奏转经钵，据我所知，他还非常擅长演奏非洲的指拨乐器、擅长吹箫。这些乐器，都是音乐世界里面很“边缘化”的，不同于钢琴、小号、小提琴等等这些在音乐会上常见的乐器，而是很不常见、音色独特。我从中听出了很深的孤独感和演奏者内心强烈的冲动；而施融的朗诵，也让我感到，廖亦武的著作，不是仅仅躺在书页上、供人光用眼睛阅读的文字；而是立体的，有声有色的，朗读起来，感人的力量更强大。
廖亦武的这半生，在我看来，分成前后两节——若讲得不对，请亦武纠正——分水岭是1990年到1994年的四个春秋的铁窗生涯。前一节，他是诗坛上著名的反叛者和嬉皮士，与四川的一批诗友，要在中国诗坛上卷起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将“伪诗”“非诗”扫荡出局——包括当时我写的诗。廖亦武当时写了《大盆地》《高原》，在那段岁月，他曾经获得20多个诗歌奖（那个年代，当然主要是由官方颁发的），诗名远播。但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廖亦武的声音了，再听到他的名字，他已经是一位社会底层访谈者。
胡平曾经引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的一番话：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体，希腊有悲剧，罗马有书信体，文艺复兴中有十四行诗……而我们这个年代的代表文体，就是“见证文学”——用自己的笔，给时代、给历史作见证。为什么会这样？廖亦武在出狱之后去拜访他的忘年之交、老诗人、老右派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亦武，他怎么对你说的？
廖亦武：我这个人，写东西还利索，嘴比较笨。流沙河对我说：那么多人坐了牢，后来就消失了，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你坐牢之后，脑子还比较正常，坐在我面前。这就是一笔财富。你就要尽力去记录你经历的这些东西。如果你的书将来能存在档案柜里，后人查资料能查到你写的，这就非常好了！
高：你回忆得很平实。流沙河还讲过，遭受过命运很大打击的人，很难再去写想象力很丰富的那类作品。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现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你廖亦武自己也说过——这是我读到《证词》上王力雄给你作序中引用你的话：“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一个诗坛上天马行空的反叛者和嬉皮士，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经过铁窗熬炼之后，笔锋转向了对社会底层人士的访谈实录？
廖亦武：没有坐过牢，是不知道惧怕的。我们写诗那个年代，经常读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流浪呀，吟诵呀……后来坐牢，第一课，几个人把我抓起来剃头、搜身，用一根筷子杵进我的屁眼，“看藏没藏东西”——这对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尊严是极大的打击，我从云端一下摔在地上。时隔多年，这一幕老是在我梦中出现：有人用筷子在搅我的屁眼。
以前我觉得，诗人的语言是很丰富的，但在监狱中，我找不到语言来跟周围的小偷、人贩子、杀人犯对话，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但是既然同在一个囚室，每天就要跟他们打交道。我在看守所里时，左边一个死刑犯，右边一个死刑犯。左边这个死刑犯，是杀人碎尸的，他讲怎么杀他老婆，他老婆个子很大，骑在他的身上，他从床下摸出一把刀，一刀就砍在这儿（比划），砍进去之后，那刀锋还在嗡嗡地晃……他就老跟我讲这个细节，半夜三更睡不著了也把我摇醒，这么反反覆覆地讲。我当时很不想听，听得想发火，无法忍受！可他说，我是要死的人了，就要跟你讲讲。
另外一个死刑犯，要上路了，他还在吃早饭。刚把半个馒头塞进嘴里，“刘治中，”警察叫他叫得特别温柔。进来两个劳改犯，一下就把他架起来，拖出门去，我看见那半个馒头还在他嘴边塞著……
这些镜头，我终生都抹不去。开始是一种强迫记忆，不想听也得听么，但是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了，脑子里盘旋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并不是主动选择——天安门事件中那些风云人物可能都是主动去选择命运，而我在命运面前总是显得非常被动，一切一切，都是强加给我的。什么“记忆工作者”呀，“见证文学”作者呀，记忆力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不想当也得当了。
写作是祛除内心阴影的排毒手段
高：你在《证词》中提到，在监狱里面写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停地遇到查抄。你能否对我们大家讲讲，在监狱中如何写作？
廖亦武：我在监狱中，写了30首诗。选了19首收进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证词》，最近台湾出版《证词》完整版，全收进去了。写的时候，我写在一个很小的本子上——后来自己印了这么个小诗集《古拉格情歌》。当时要我们糊纸盒，有一本精装的《三国演义》，我将书脊捅开，将写的诗稿藏在里面。当时我一个月往外写一封信，还要帮其他犯人写信。
至于狱中生活的大量细节，是凭脑子记忆，出狱后记忆犹新，写下来了。德国出我的《证词》，创造了一个记录：是中国人的书在德国卖得最多的一本，大概卖了几万册，上了《明镜周刊》的排行榜。德文书名，他们改成《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这个书名，记录了我的一个铭心刻骨的故事：
我在监狱中，有一次出神忘了正在坐牢，唱起歌来。当时监狱中严禁唱歌，看守听见了，就把我弄出去，说，今天就让你唱个够！逼我一首一首地唱，要唱够一百首。我唱了二十九、三十首，实在是喉咙冒烟，唱不下去了。他们说，你不唱，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用警棍捅进我的肛门。我痛得受不了，往前像青蛙一样使劲一跳，居然唱出一首“文革”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这种恐怖的记忆烙在我的脑海里了。这次唱歌以后，我好长时间再没唱过歌。直到我劳改的最后一年，碰见我的师傅，他会吹箫，我才意识到，我一两年没唱什么歌。
要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从这些可怕的细节中走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写作，写作是排毒，不写出来，阴影就永远在心里。我曾经与罗马尼亚籍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交流过——我跟她之间交流完全没有障碍，同样经历过人类的黑暗时期这一段，交流起来没有什么界限。她讲她在罗马尼亚，一个朋友出卖她，另一个朋友出卖她，搞不清身边谁是线人，甚至连你的母亲你也怀疑。怎样解开这个结？就得通过写作。
不卖衣服去卖艺
高：这本《证词》的手稿，曾经被没收，然后你又重写？
廖亦武：是的，曾经被收走两次，警察都是来得很突然，我来不及秘藏和转移。被收走后，我非常沮丧。那个年月，没有电脑，更没有U盘，都是一字一句写出来，很不容易啊。没办法，只好重新写。第一次写得很快，一年多就写完了；第二次就非常受煎熬，写了很长时间。写好了，又被搜走了！又得重新写。
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反覆训练，肯定忘了很多东西，但又唤回了很多印象。当时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事情，对我写作的信心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事过多年再来回想，之所以记忆力变得这么好，正应该归功于被迫受到了这种重复写作的训练。这种经历，很少有作家有过。经过这么一种训练，当然我就成了比较合格的底层记忆工作者了。
高：写作如此艰难，为何你还坚持写作？除了你自己说的“排毒”这一功能，除了流沙河老师叮嘱的“留下档案给后人查找”，还有哪些动力？
廖亦武：我出监狱，已经是邓小平南巡之后，许多当年的朋友都下海了，我感到风向大变。“六四”大屠杀是一个分界线，“六四”之前，全国人民都在爱国，几十个城市、几千万民众都上街抗议、请愿，都是要求国家改革，哪有谁想颠覆这个政权？但当时中共在北京大开杀戒，这就是警告老百姓：你们不要爱国，爱国不是你们的事。邓小平南巡，给老百姓另外指了一条路，不要争著爱国，去爱钱吧！
我出狱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当年人们的慷慨激昂好像都埋在地里了，人人都是陌生的面貌，而我好像被人抛弃了。接触最多的一个管我的警察来到我家，动员我去卖衣服。他对我说，我们给你找个铺面，给你免两年的房租，你就开个衣服店。我说，我根本不会卖衣服呀！他说，这很简单嘛，我们带你去五块石那个地下批发市场，那儿的衣服，成本就是五块、十块钱，你进一批回来，喷点水，抖一抖、挂一挂，你就可以一件卖五十、一百了！我说，我的确卖不了啊，也经营不好一个铺面，他说：你怎么这么笨！
这个对我最好的警察边跟我喝酒，边劝说、动员我，争论了一晚上。他给我描绘了一个辉煌宏伟的前途：你这个店开好了，你还可以开第二家、第三家……成都就全是你的连锁店了！他喝了酒，想象力特别丰富，说：你还可以在五块石那里自己搞一个地下工厂，供销就完全一条龙了；往后你再将地下工厂的档次提高，把衣服卖给外国人，挣美元，更爽！（哄堂大笑）
警察都跟我这么说，其他文坛的朋友则都躲著我。卖衣不成，我就选择了卖艺。因为在监狱里跟著师傅学会了吹箫，我就到处漂泊，跟著那些底层的艺人混。不过，在混的过程当中，我逐渐觉得写作有必要进行下去，否则别人对你干了些什么都忘了——甚至连我老妈都忘了我是什么人，总是觉得我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再记得在“六四”那天晚上我朗诵大屠杀的诗。在当时让人觉得是英雄的举动，但是到全民下海的年月，谈这些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被人嗤之以鼻了。在这种时候，我感到尤其要把经历过的东西记下来，通过写作提醒自己，自己是文字工作者。否则手就生疏了。《证词》这本书，虽然给我带来那么多的磨难，但我要感谢这本书，这是我“重新做人”的源头，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未完待续。本文刊载于《明鏡月刊》22期，201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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