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认为，如果说老毛的年代，中国是个红色的炼狱，那么老邓以来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人民币的地狱。我通过写作，正好记录了这么一个过程：人们在爱国的理想被中止之后，很难找到什么方向，陷下去，就很难自拔、自救。你不无耻，不消解苦难，就无法生存
◆高伐林 记录整理
中国作家廖亦武在美国新泽西州演讲答问全文（下）
2011年9月18日，中国作家廖亦武在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图书馆进行了访问美国的第三场演讲。他先演奏了印度和西藏转经钵，并用苍凉的嗓音引吭高歌。随后专程从纽约赶来的原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著名演员施融，朗诵了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书中“寻找传教士墓园”的片段，让满场观众动容。
应会议主办者、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女士之邀，我介绍廖亦武，并与廖亦武问答。以下为根据录音整理的问答实录，未经廖亦武审阅，小标题为我所加。
主持演讲的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女士请廖亦武在其新作上签名。
（续前）从无耻到更无耻
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了巨变，经济上有了长足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了很大改善，精神空间在很多方面也更加丰富、多元……你的写作题材应该可以更广阔了，但是为什么你还要孜孜不倦地盯住社会上受苦受难的底层弱势群体和人士？
廖亦武：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脱离他自身的经历、体验。我坐牢获释之后，不过是从一个小监狱到了一个大监狱，长期与这些人厮混，听他们讲故事。过去与文人诗人聊天，都慷慨激昂，如何打倒朦胧诗，如何占领一个文坛或诗坛的“山头”云云；而这些底层人士，苦难，又无耻——其实我也谈不上给他们“代言”，只不过他们讲的那些故事，刚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些层面的本质东西。
那时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混混么，他们在我面前讲什么，都没有顾忌。例如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国画家、一个六十多岁的光棍。他给我讲了他卖出第一幅画《贵妃醉酒》的经过。他说，他从成都到了深圳，和一个卖旅游鞋的港商说好，请他看看画，港商要他到一家美容院后面碰头。刚刚从八十年代过来，这个画家还残存一些献身美术事业的理想，心里犯嘀咕：怎么不约在一个拍卖场合或者在美术馆见面？哪怕在茶馆见面谈谈也更合适啊。买家定的地点么，他只好去。绕到那个美容院的后面，是一家KTV的包间。画家将门推开，迎面看到三个赤条条的人——两个小姐和那个港商，都脱得一丝不挂地站在门口欢迎他，港商说：我们这叫“坦诚相见”！（众爆笑）
他没有办法，只好进去，也得脱得精光，“坦诚相见”。一番讨价还价，四千港币成交。港商说，现在的形势一片大好，老邓南巡了，什么都可以搞了，旅游鞋可以进来，“鸡”也可以进来，鸦片也可以进来，一切都可以进来，除了民运分子！（笑）然后他们将VCD打开，放起了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他们这光溜溜的两男两女，肩并肩手挽手，好像在奥运开幕式上似的，对著屏幕一起摇晃着跟着一起唱：“……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哄堂大笑）
那个港商说，我们不能光唱呀，还得干哪，不能浪费资源呀！画家不解：干什么？港商说，小姐都是付了钱的，资源不能浪费，我是很节约的呀！这个画家没有办法，只好嫖了一把——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嫖妓。谁知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那个地方痒，长了些小红点点，他得了尖锐湿疣。气得他大骂：他妈的港商太狡猾了，经济特区太堕落了，害得我卖画的钱都用来治病了！
这个例子就说明，邓小平南巡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推行的政策带来什么后果？他用了一个非常垃圾的价值观来改造人。西方人跟中国做生意，他们搞的还是这一套，给你找个小姐——只不过就是没有性病的而已，把西方商人搞得安逸得不得了，生意就谈成了！
从老毛到老邓，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巨变。如果说老毛的年代，中国是个红色的炼狱，那么老邓以来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人民币的地狱。人在这里陷下去，很难找到什么方向、很难自拔、自救。我通过写作，正好记录了这么一个过程：人们在爱国的理想被中止之后，变得无耻，你不无耻，不消解苦难，把苦难解构掉，就无法生存。但人一无耻，就陷于另外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要活下去，只能变得更加无耻。——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秘诀，一直到今天！
寻找人生救赎、寻找精神出路
高：你讲得很深刻。那么，你写了《证词》《底层访谈录》之后多年，又写了这本《上帝是红色的》，给读者介绍了这么多在煎熬中葆有坚定信仰的人，是不是也有从苦难又无耻的深渊中寻找人生救赎、寻找精神出路的动机？
廖亦武：我刚才说过，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很多题材不是我主动去寻觅的。写完《底层访谈录》之后，我自己也觉得太无耻，自己对自己说，这种访谈录，我再也不写了。有一天一个上访者打来电话给我，说在地摊上买了一本我的书，很高兴，到处打听，从一个报社的朋友那儿打听到我的电话，要我去采访，“我们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一杆笔”。这个人是个诗人，叫陆大春。于是我又卷入了写上访者、写冤案录。我越写越觉得没有什么指望，我就到云南去。那段日子，我感到自己也堕落了：成天狂饮胡聊，日复一日，有一天喝酒喝得从二楼楼梯滚下来，脸摔得稀烂。
我的那些朋友，刘晓波、余杰、王怡、冉云飞……他们也没能给我指点一条出路。每次去找晓波，他就找一个大包间，请王力雄等一帮知识精英，探讨中国之命运。对他们的忧国忧民，我感到离我非常远，听着听着，我的脑袋就往下坠，要睡着了。我觉得我身上的罪孽太深重了，没有人能了解我、拯救我。
但我遇到一个奇迹——认识了一位孙医生。他原来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后来在苏州医学院当副院长，放弃了职位，到云南山区行医十来年。他非常了不起。他在那里挣不到什么钱，可他在穷山僻壤竟敢做乳腺癌手术，让我吓了一跳。他说，你不是喜欢听故事嘛，我这里很多很多人有故事。他就带我往山里走。采访的第一个是基督徒，第二个是基督徒，第三个还是……他们讲的那些基督徒的故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凌辱，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被枪毙了一两个成员，但他们仍然那么有信心。采访了三个，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增强我的信心的机会。
他们生存的环境，无比恶劣，我在书里写了，到了一个村庄，脏得不堪入目，苍蝇以军团计。我在那里一站，苍蝇顿时落到满头满脸。跟他们谈话，他们不时地就从嘴边抓起苍蝇，甩到一边；但他们的眼神那么善良，那么乐观向上——在那个环境中，你会觉得苍蝇都很神圣。不知不觉，我就受了感染。我觉得，写出他们，是我自己的一种需要：这是我自己的越狱之路。了解了大量的故事之后，我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让我从底层访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愤怒是长寿的秘诀
高：你采访了这么多人，给我们讲一个最感动你的故事？
廖亦武：最感动我的，应该算是我在大理的天主教堂采访的一个102岁张印仙老太太。她讲的是云南土话，我都听不太懂。
她做了件什么事呢？以前她跟着西方来的传教士，共产党当政之后，将她赶出教堂，送去监督劳改。经过了几十年折磨，直到1979年中共改变宗教政策，说要把教堂还给他们，她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是上面虽然颁布了这个政策，下面却顶着不办，地方官府就是不还给他们。她当时是七十多岁，急了，背着另一个九十多岁、已经奄奄一息的信徒，到大理州政府的门口，放下那位老人，就开始禁食。禁食28天，轰动一时：你不将教堂还给我们，我就不走。这件事对我震动非常大：我比她小那么多，我也做不到啊。我采访她时，她的脾气比两个廖亦武还要火爆。她指点着说，那边街上，还有我们教会的学校；那边路口，还有我们教会的房产，一直没有还给我们！共产党就是强盗，抢去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教堂就只剩下这么小的一块了！
有人劝她，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别上火。她挺倔：我才不闭眼呢，他们巴不得我早点两腿一蹬，我就要跟他们赌这口气，我偏不死！我要等到他们还给我们！
按照中国的养生之道，长寿就得保持心态平和，要像打太极拳似地慢慢悠悠，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一位愤怒令人长寿的老人！（众笑）愤怒在人体内不是积累了很多毒素吗？积累多了，就可能得心脏病、脑出血猝死。但这位老人却是越愤怒，精神越抖擞。又过去三年，她还活着，已经105岁了，还在天天发怒：他们还没有还给我们！那些领导听见她来了，就赶快把她拉进门去。我没有看到她平心静气地祷告，却成天怒气冲天。是怒气在支撑著她的生命，所以，各位如果想要长寿，最好保持你的愤怒！（众笑）
高：你受到这么深的感染，没有皈依上帝？
廖亦武：没有。我觉得，我还是要保持自己灵魂的自由、心境的自由。我是一个记录者。
真正的教徒，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内心都非常坚持、意志非常坚定、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宁死不让步。并不对政府强权驯服、退让。这与我们在当今城市里见到的基督徒，相去太远。我看到主演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演员孙海英，也在那里讲道——他演革命老干部演得那么好，居然去为上帝作证！
我在《上帝是红色的》书里所记述的就是这么些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传教士能够来传播、信仰在这里能够扎根，就是靠坚定。其它方面可以妥协，信仰上决不妥协——刚才施融朗诵了我的书中那一段：当解放军士兵押著那个传教士离开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敲一下他们建起的钟楼上的那个“大笨钟”，让钟声传得很远，那就是他的晨祷：我就是走了，也要让大理城里的人们记住这个钟声。这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细节，引起了我同样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内心的共鸣。
走向海外的荒诞剧
高：你的书，像《沉沦的圣殿》《底层访谈录》，在国内相继被禁，在海外持续推出。你的书是怎么走向世界的呢？第一本外文书——我记得是法文版？——是怎么出的呢？
廖亦武：对，是法文版，选了一些《底层访谈录》的篇目。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个荒诞剧——没有经过我授权，也没有与我有什么合约。有一天有人来告诉我，你出了这么一本法文版著作。我很纳闷：我的书怎么在法国出了？我都不知道呀，法国人真前卫呀！（众笑）后来才知道，是另一个人代我签的字（众笑）——那人我是认识，但也没有熟到要他代我签字呀！这本书据说卖得也不错，版税也给了一点：六百欧元，买去我《底层访谈录》的全部版权，我听了勃然大怒！要打官司。那时也不知道在国外打官司是怎么个打法？委托了成都一位律师，官司打了几年，没有结果。法国人，很靠不住呀！（众笑）
我与祖国：一个专制的“婚姻”
高：亦武，你多次被当局下禁令不许出境、也不许在海外出版作品，终于还是出国了，先到了德国，又来到美国。那么今后你是如何打算呢？长期打算在海外呢，还是短暂逗留？在写作上有些什么设想？
廖亦武：哈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等待》，讲述了一个等待离婚的故事——受过教育的主人公想跟农村老婆离婚，17年没有离成。等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他却发现，自己的激情已经消磨光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于我和祖国的关系的暗喻。回国，好比“复婚”，要“复婚”，就要承认是共产党的臣民，进入一个非常专制的“婚姻”，甚至有可能受到“性虐待”之类。我现在的状态，既不是流亡，也不是非流亡，还是等待——等待这个“婚姻”是否会出现什么转机？几天来听许多对政治、对中国很有研究、很有见解的人分析，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看看我的等待会不会有什么结果，与祖国的“婚姻关系”怎么处理。
我将到北美、澳洲和台湾周游宣传一番之后，回到德国。明年我在德国还有一本新书要出版，是对“六四”时拦军车、烧军车、阻挡解放军进城的小人物命运的访谈录，后面有“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难属的证词和死者的名单。我会在前面写一篇证词，讲述这些故事为何过了二十几年才能在西方出版的过程。
（本文刊载于《明鏡月刊》22期，2011年10月号）
廖亦武以吹箫结束整个活动。观众沉浸在袅袅箫声、余音绕梁之中。（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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