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剖析说：爱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节制，会造成很大祸害。西方自从马基雅维利之后，国家有了其独立于宗教的自主性，有了自己的国家理由，但这种自主性的国家理由依然是需要节制的。简单地说，国家之上有人类，国家之下有个人。个人与人类，是比国家更重要的价值所在
老高按：“爱国”是个说简单也非常简单，说复杂也极其复杂的问题。30多年前，我在一个中央机关里分工搞爱国主义教育，就深感难以自圆其说，用上一句毛泽东也曾经引用过的中国古话来说：我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也没闹明白，却要去教育别人！
加之几十年来中国当权者出于维持统治、维系人心的动机，将本来供奉的强调“工人没有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开除球籍”“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崛起”“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等说辞，扭到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就更如同一团乱麻。致使我不愿与人讨论“爱国主义”之类问题（以及衍生的“卖国”“汉奸”“带路党”……），讨论起来，很容易动感情、动肝火（不是我，而是义愤填膺批驳我的对方），最好的结局是“鸡同鸭讲”，最糟的下场就是挨一通臭骂。
今天读到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接受《中国改革》戴志勇采访答问，正面回答“今天我们如何爱国？”这样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深为佩服他剥茧抽丝，举重若轻，虽然不能说完全讲清了这个难题，但是至少列出了诸多层面，而且也指明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思路。转载如下，供关心“爱国”课题的朋友参考。
许纪霖：今天我们如何爱国？
采访者：戴志勇，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10期
国家是什么
戴志勇：近来，中国海周围纠纷不断，尤其中日之间情势一度紧张，国民的爱国情绪高涨。你怎么看待爱国主义？
许纪霖：按照洛克的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没有内在价值，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义者很少研究国家的意义，很少谈爱国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病灶。
然而，我对爱国运动怀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要思考的是，国民有爱国的义务吗？
近一百年前的民国之初，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陈独秀憎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轰动一时。他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对于残害人民的国家，没有什么爱可言。李大钊随之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从陈独秀激愤的厌世之论中，看到了他对国家的挚爱之情。的确，一个常常批评国家的人，往往是爱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爱，乃是冷漠。陈独秀的问题是将政府与国家混淆起来，而在李大钊看来，国家不是袁世凯可以代表的，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共同体，所谓的自觉之心，乃是一种“改进立国之精神”，为“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因此，要回答要不要爱国，首先要将什么是国家搞清楚。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之中寻找的话，“社稷”比较接近，但内涵远远不及近代的国家那般丰富，带有原始的氏族共同体意味。
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要么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五千年历史，要么爱党爱政府，独独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
那么，民族国家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它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民族的，指的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是国家共同体的国族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政治的，指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体。国族和国家这两个共同体的建构在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因此才有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要不要爱国等诸般争论。
戴志勇：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在启蒙运动当中同时被发现和建构的，正是启蒙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庭、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改造为与国家同构的具有同一性的国民。现代的个人虽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体，但他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孤独存在，现代社会越是将个人抛到无依无靠的原子化荒漠，人们就越是要寻找自己的家园，寻找可以认同的归属感。而国家，正是与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关。
德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鼻祖赫尔德说过一句话：“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何处是故乡？在国内，可能是指你出生成长的老家，而到了国外，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了。祖国（country）这个概念要比国家广泛，它是一个个人无法选择的、自然的文化地理共同体，生于斯长于斯，是身体和心灵的故乡，与家族、个人的集体记忆有关。台湾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中，打动观众的是一群客居台湾的大陆老兵半个世纪的思乡情怀。这个乡愁所怀恋的未必与政治有关，乃是非常具体的大山河川、衣食住行、风土人情，是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共同拥有的大中华情结，这是一个天然浑成、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中国”。
现代的国家虽然也像祖国那样是一个文化历史共同体，但国家不是天然的，而是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说是想象的产物，或者像安东尼·斯密斯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建构的。
国家不仅有政权建构（state-making），而且有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一个炎黄子孙的寻根，也许只需要到“文化中国”那里，但一个中国国民的归属感，仅仅有祖国是不够的，还需要到民族国家共同体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价值皈依和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国是什么
戴志勇：汉、藏、蒙、满、回等也叫民族，中华民族也叫民族。他们是什么关系？需要怎么构建我们的民族共同体？
许纪霖：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其建族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将中华民族与华夏-汉民族区别开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在意识当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将二者简单等同。费孝通先生曾经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一体指的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而多元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汉族虽然占国族人口的90％，但是否形成了国族认同，不是由主流民族说了算，而是要看少数民族认不认同。
国族建构如何实现？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尊重多元，寻求一体。所谓尊重多元，指的是要尊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的宗教与文化，赋予他们以平等的文化尊严。不要老是想着汉民族的中原文化如何伟大，如何去同化和融合异族。从历史经验来看，汉民族可以成功地同化没有高级文化背景的地方族群，但很难完全融合有着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与儒家一样，都是古老的轴心文明，经济再发展、世俗化再深入，由高级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秩序是很难改变的，甚至当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占据主流之后，会刺激出宗教复兴的报复性反弹。
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炎黄子孙也好，儒家文化也好，都不能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一体基础，所谓寻求一体，乃是一种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认同。
国家不仅是一个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它是有内在价值的，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如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日本，这比较好办，民族的文化价值可以与国家的政治价值合二为一。但对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能够实现同一性的只能是公共政治文化，而这同一性，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对于政治价值的“重叠共识”基础之上。一个中国人，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可以有双重的价值认同，一重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没有被压抑的对自身宗教和族群的文化认同，另一重是对国家公共价值的政治认同。当然，这一国家的公共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而是各民族都愿意接受的、内在于全体公民的意志与生命之中的政治价值，它不关乎日常生活伦理，只涉及最基本、最核心的政治正当，并且被写进宪法，成为立国之本，公民之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可能比较薄，不足以立身，但足以立国建族，焕发起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
戴志勇：国家建构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体系？
许纪霖：宪法爱国主义只是价值的灵魂，这个灵魂还要有一个制度的肉身，这就是现代法治体制。
现代政治秩序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治的合法性，另一个是政府如何治理。现代的法治体制一方面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有序的、理性化的治理模式。宪法的确能够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但限权本身不是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落实和实施国家权力。有一些人以为这样做，权力不那么好使了，甚至国家能力会大大削弱。事实上，恰恰相反，宪法的确要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但规范了的权力要比为所欲为的权力更有统治力和执行力。
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出版，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要素：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国家能力的文明，有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统和精英选拔机制。中国今天在经济上的崛起，国家能力发挥了非常核心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从古到今，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儒家提供了合法性，法家和黄老之学提供了治理术，这种一流的国家能力几乎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国家能力超强，既能大善，也能大恶，它可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会制造“大跃进”“文革”的历史错误。国家建构如今所遭遇的瓶颈，就是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欠缺。这都是现代法治体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爱国：外争主权，内求善治
戴志勇：当人们说爱国时，爱的到底是什么？
许纪霖：所谓爱国，爱的应该是那个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帝国相比，对外有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帝国只有中心与边陲之分，没有法权意义上的领土、疆域和人民。中原王朝要的只是周边藩属对本朝的臣服和朝贡，不会在意一块地方究竟是谁的领土。有时候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永结友好，还有将本来是自己统治的疆域送人的例子。但这种帝国的战略思维，到彻底进入民族主义的今天行不通了。主权至上，寸土必争，连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所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恐怕也是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今天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特别在“80后”年轻人那里。参加“保钓”游行的，不能说都是被动员的、被组织的。不少参加者，平时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涉及国家领土纠纷，会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国家的利益。
从1999年抗议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2006年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到2012年的保钓游行，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四次全国性的民族主义大狂潮，相信以后还会有，而且可能更频繁。
我们要理解和认同国人的这种爱国热情，它公开表达了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权利，而不是仅仅听任政府的决定。这种政治的表达，如果引导得当，可以转换为建构理想政治、理想国家的正面动力。事实上，激进的与温和的、健康的与病态的各种思潮的话语权争夺，不仅会出现在网络里，也会显现在街头。改革派不要自弃阵地，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负面作用为理由，拒绝了之。
戴志勇：这是对外。政府往往是国家的具体代表。对内来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许纪霖：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只有王朝，王朝代表国家。“家国天下”之中，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关，没有发展出现代的以人民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观念。这一观念沿用至今，成为民众与统治者的共识，不仅政府以国家自居，而且一般民众也将国家直接等同于统治者和政府。
政府不等于国家，政府只是国家的主权代表者。但国家在主权政府之上，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当政府的决策有悖国家公共利益的时候，公民有“公民不服从”的自然权利，他们有权利站出来批评政府。
国家的人格象征是什么呢？
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的象征是国王，首相才代表政府。国王不直接参与政府治理，他是国家的权威象征，超越于各党派、各利益集团之上，是公共利益的人格化。
而在总统制国家，总统具有双重性，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这个时候，国家的人格象征更多地表现为国父级的开国元老，比如华盛顿之于美国，戴高乐之于法国。
国家的象征还有一系列非人格化的符号系统：宪法、国歌、国旗、国徽、国庆等等，尤其是宪法，是国家认同的价值所在，是“宪法爱国主义”忠诚的核心所在。然而，中国自从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之后，国家不再有区别于政府的人格象征，而宪法、国旗、国歌等象征系统也很弱，国庆也从一个庄严的国家节日变成全民乐乐呵呵的世俗假期。于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就容易被政府代表了。
用世界公理为国家主权辩护
戴志勇：外争主权是否可以穷尽一切手段？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共同体，为保卫国家应牺牲一切价值吗？
许纪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节制，会造成很大祸害。西方自从马基雅维利之后，国家有了其独立于宗教的自主性，有了自己的国家理由，但这种自主性的国家理由依然是需要节制的。简单地说，国家之上有人类，国家之下有个人。个人与人类，是比国家更重要的价值所在。
因此，有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一种是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另一种是具有人类意识的爱国主义。
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追求的是国家的权势政治，国家利益超越一切，甚至不惜侵犯个人的自然权利，与全人类的利益对抗，德国、日本当年的国家主义就是这样，将整个民族拖下了战争和自我毁灭的深渊。中国需要国家，但不需要国家主义。我这几年批评中国思想界的国家主义，所忧虑的正是中国崛起之后，随之而泛滥的国家至上、国家理由的绝对化。超越宗教、伦理的国家理由，内中并不蕴含人文的价值，只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这样的工具理性很容易被少数政客所操弄和把玩，煽动起全民盲目的狂热。没有节制的爱国，往往会释放出魔鬼般的力量，最终毁了民族本身。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五四”运动吧，看看“五四”运动的前辈们是如何爱国的。
一般人都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纯粹的爱国运动，但我的研究发现，这不是一场寻常的爱国运动，而是有着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斯年在运动结束后不久写文章说：我不赞成将“五四”运动说成是简单的爱国运动，我绝对不主张国家主义，“五四”运动只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公民运动。
“五四”时期因为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晚清时期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衰落，而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成为主调。傅斯年甚至这样认为：只有个人和人类是真实的，而在二者之间的任何中介物包括国家在内都是虚幻的偶像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爆发的爱国运动，因此就具有了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代表“五四”运动核心精神的《北京学生界宣言》讲得非常清楚，学生上街抗议巴黎和会决议的理由，不仅因为它侵犯了中国的国家权益，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公认的世界公理，是非正义的。他们争取的不是一国之利益，乃是天下之公理。你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胸怀何其宽广，爱国的理由多么深厚，岂是今天那些视野狭隘的爱国者所能比拟的！
戴志勇：1919年可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弱者一般讲公理，强者都讲强权。富而好礼的人似乎总是少数。
许纪霖：弱者讲公理，强者讲强权，似乎是国际政治心照不宣的秘密。
早在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发现了西方帝国列强的两张面孔：对内讲文明，对外行野蛮。于是，杨度提出要用文明对抗文明，野蛮对抗野蛮。在巴黎和会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一度对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抱有希望，以为他是讲公理的、同情天下弱小民族的天下第一好人。巴黎和会消息传来之后，让大家希望幻灭，陈独秀讲了一句话：“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这个观点要比晚清的杨度要进一步。杨度在文明与野蛮、公理与强权之间是二元论的，但陈独秀认识到：虽然这个世界是强权的世界，但公理依然是我们追求的价值和目标，因为弱者拥有了公理，在世界上就占据了正义的制高点。但空谈公理没有用，要有强力的手段来维护公理，也就是说，用富强起来的国家实力来抵抗霸权、实现天下公理。
“五四”的爱国者们既是认同世界公理的理想主义者，又是追求国家富强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用强力拥护公理”。这就是具有人类意识的爱国主义。
胡适年轻的时候，最初也是一个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爱国“愤青”，到美国留学之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之中，意识到“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有一次，世界学生会开会，辩论一个命题：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吾国是耶非耶，终吾国也）。擅长辩驳的胡适发言指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它预设了双重道德标准，文明国家对待国人有明确的是非正义标准，但对待他国却无论对错，皆以吾国为是，他国为非。胡适呼吁“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
今天，如果我们单纯用国家利益来自我辩护，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假如我们能够像“五四”知识分子那样，用天下公理来捍卫国家主权，那将博得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从而占据正义的道德制高点。比如，对钓鱼岛主权争执的辩护，将外交部发言人著名的反问句改为“哪有一个侵略的战败国霸占受害的战胜国领土的道理”，就有力量得多，因为战胜国、战败国只是强权的逻辑，而受害国和侵略国就有了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不要以为只有弱国才讲公理，强国只认强权。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世界有很大的进步，各国在何为正义的问题上拥有了基本的价值共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固然霸道，其外交政策为国家利益所左右，但也不得不顾及美国自己所信奉和宣传的那套普世价值，这套价值观对国家利益形成了内在的制约，在王道与霸道之间有微妙的张力，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支持推翻亲美政权的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重要的不仅要有实力，有一套民族国家的主权语言，而且要学会用全球共同的文明话语作为自我辩护的理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大国，中国在有实力的基础上，更需要以王道昭示天下。
宪法爱国主义
戴志勇：中国文明现在刚处于一阳来复的状态，似乎还缺少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强大能力？
许纪霖：我在18年前就写文章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这一畸形现象至今依然故我。所谓空洞，乃是个中没有内容，只是以敌人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卡尔·施米特说，政治就是分清敌我，这句话被一些国家主义者奉为经典。有人说，中国如今处于C型包围之中，似乎四周都是敌人，虎视眈眈，而美帝国主义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最忌讳的是四面出击，八方树敌。事实上，国家的敌人有时候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被想象和制造出来的。你只要读读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书，就可以了解美国的亚洲战略在地缘政治思路支配之下是如何布局的，全然不希望发生摩擦和战争。
一个国家要获得国民的认同感，不能通过不断地制造外部的敌人，而是要有充足的自我。这个自我，乃是有同一性的国族（nation）,共享由共同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记忆和价值观，同时又容许不同的民族和族群有文化上的自主性；其次有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制度（state），这个制度既符合世界的主流文明，又具有中国的特色，对外国家有主权，对内人民有权利。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才算完成，民族主义才会从被掏空的自我转变为充实的自我。
在我看来，今天我们要超越两种关于国家的极端看法，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将国家仅仅视为没有内在价值的工具，另一种是国家主义将国家神魅化、绝对化。国家既不是工具，也非新的神灵，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命运共同体。
不管你喜欢她还是憎恨她，她总是在那里，而且内化为每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为自己理想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努力，参与国族建构和制度建构，让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值得每一个公民去爱、引为自豪的身心家园，这正是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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