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蕭燕把一套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遞到我手中的時候，我不敢相信，這幾兄妹居然真的把父親字跡模糊的、連妻子都不打算給看的、1500頁近百萬字日記，不加刪節地全部敲入電腦，還出版了！……可惜沒在內地出版”。陳小雅披露的這條消息，吸引大批讀者關注，不少人打聽如何訂購
說曹操，曹操到。前天剛說起中國大陸學者陳小雅對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有自己獨特的解釋，今天早上意外地接到老友蕭燕從中國發來的郵件。他為生態新農村的項目，回北京第三次插隊（第一次，是“文革”上山下鄉；第二次，是來美國洋插隊；前兩次插隊，我也有同樣經歷。但他這次回北京農村“第三次插隊”，超過我了！）已經有段日子了。來信是告訴我，他將今年7月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蕭軍日記》（上下冊）送了一套給陳小雅，陳小雅在自己的微博上做了介紹。
不知道在中國被稱為“大Ｖ”需要什麼資格？似乎陳小雅還不算一個大Ｖ？但是讓我吃驚的是，她發出這麼一個微博，居然短短時間內就引起大量讀者關注，很多人打聽如何訂購，讓我十分吃驚！
陳小雅的文字全文如下：
當蕭燕把一套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遞到我手中的時候，我不敢相信，這幾兄妹居然真的把父親字跡模糊的、連妻子都不打算給看的、1500頁近百萬的日記，不加刪節地全部敲入電腦，還出版了！當時只有兩個遺憾，可惜高華兄沒能等到這天，否則他的書名“怎樣”會改成“這樣”；可惜沒在內地出版（截屏圖如下）
要解釋一下：蕭燕，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蕭軍的幼子，一位在美國獲過獎的攝影家；陳小雅所說“高華的書名”，是指中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高華，他的代表作就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陳小雅的意思是說，如果高華讀到了蕭軍的《延安日記》，會將書名改為《紅太陽是這樣升起的》。
陳小雅的話，多少有點誇張。蕭軍1940～1945年在延安，雖然受到毛澤東的青睞，兩人多次談心，但畢竟他不是中共黨員，更不是中共領導核心層成員。他的日記，儘管詳細記錄了與毛澤東的談話，以及對毛澤東和江青（當然還有其他中共要員如張聞天、朱德、彭真、楊尚昆等，還有許多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凱豐等）的直接觀察印象，但是，恐怕睿智如高華，也很難從中能歸納出“紅太陽是這樣升起的”結論。
但不管怎樣，居然有這麼多人對蕭軍的《延安日記》如此感興趣，實在是讓我有點喜出望外。
我在幾年前對蕭燕做過專訪，曾在“老高的博客”貼出。對他父親《延安日記》曲折問世的經歷，我也有所了解。今年9月，我對蕭燕再次做了詳細專訪，重點就在這部日記在香港出版的經過上。這篇長篇專訪，發表在10月份出版的《新史記》雜誌上，同時發表的，還有《蕭軍日記》1941年的部分段落，有近兩萬字，同時還有蕭軍1969年給北京市文化局革命領導小組關於這批日記的交代材料。在《蕭軍日記》書中，蕭軍的幾個子女，將父親的這個交代作為該書的“代序”，實在是個非常高明的主意！
我對蕭燕的專訪，因為尚未由明鏡的有關網頁上網，我這裡不便先行刊出，敬請讀者期待。但是對蕭軍的這批日記，我簡單介紹如下。
蕭軍有寫日記的好習慣。這部《延安日記》的第一篇是1940年8月15日——那是他來到延安的整整兩個月的日子；最後一篇，結束在1945年11月10日，他前一天向毛澤東告別，帶著全家，長途跋涉去了東北。
蕭燕告訴我：父親在陝北能堅持將日記寫下來是很不容易的。邊區條件艱苦，他有時領不到筆記本也領不到紙，筆、燈、燈油也都告罄，要到處設法。他非常珍視自己這些記錄，離開延安去東北時，他將日記、作品手稿、剪報，以及延安抗敵協會、魯迅協會自己編過的雜誌報紙，拿油紙里三層外三層地捆紮起來，隨身帶走。長途跋涉要求輕裝，但是他說，這些都是我的生命，絕不能丟棄！“兩頭騾子，一頭馱著三個孩子，一頭馱這些資料。有一次過河，騾子失蹄翻到河裡，我哥當時四五歲，頭朝下掉到河裡差點淹死……還好，這些資料沒落水……”
日記從陝北帶到東北，又從東北帶到北京，到了“文革”在劫難逃，全被抄走，文化局專案組要從中細細找他的罪狀。蕭軍在1969年3月26日的“交代”中寫道：“當我若干年前寫下這些日記時，並沒想到給第二個人——連我的妻子也在內——看，更沒想到後來會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為‘罪證’之一向廣大群眾公布。……不過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吧。”
文化局革委會有位姓葛的副主任，對蕭軍有好感，也能掂量出這批日記的分量。他以“罪狀”為名好好保存下來，“文革”後完璧歸趙。30多本日記失而復得，對蕭軍來說不啻救命之恩！
蕭軍的子女們都不知道這些日記。在他過世之後，文藝界領導人指示要出蕭軍的全集，便由二女兒牽頭，動員家人整理所有的文稿、日記和書信，輸入電腦，那時電腦還不普及，先是要抄在規格統一的大紙上，再慢慢打好字……足足花了好幾年。
送有關部門審查又用了幾年。因為作品大都出版過，審查的重點便落到日記上。2007年，蕭軍誕辰百年之際，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了蕭軍紀念研討會，全國研究蕭軍的學者、專家，以及蕭軍的家屬都參加了，《蕭軍文集》20卷也趕在這時出版了，放在書架上是一大排。沒想到，有關部門只同意前14卷公開發行，後六卷是書信和日記，都不讓公開銷售。為什麼？蕭燕說：“主要原因，不外乎一個是牽涉很多人隱私，一個是涉及敏感話題。”
文集（那幾乎就是全集了）雖然出了，但蕭燕不滿足：“我父親最真實的內心，還是他的日記。他認為，自己的成名作、自己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其實也是一種宣傳品——要動員民眾抗日嘛。”
蕭燕深切感到，有必要讓這些日記公開出版，國內出不了，應該在海外出——回歸了的香港畢竟還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要讓人們都了解延安真實情況，中國後來的道路出現那麼多巨大的曲折，在延安就已經埋下伏筆；讓人們知道從陝北窯洞裡走出的老革命，在陝北窯洞的真實言行；也讓人們明白延安還有蕭軍這樣的人，敢于堅持獨立思考，勇於跟許多醜惡現象作鬥爭——甚至，跟人打架。
蕭軍夫婦生下七個子女，“文革”中夭折了一個，還有六個。蕭燕是唯一定居國外的，他向在國內的姐姐、妹妹們提出這個建議，她們卻看法不一，說在海外出版日記“時機不成熟”，會引起各種負面反應，甚至可能坐實多年前“蕭軍反黨”的指控；此外還有版權繼承權問題、資金問題……
家人究竟有哪些顧慮呢？蕭軍的長孫（也是蕭燕的侄子）蕭大忠在《延安日記》書後的《出版說明》中歸納為四條：
第一是篇幅的考慮，五年的日記篇幅甚大，若出版定價必然較高，是全出還是摘錄？
第二是政治的考慮，1940年－1945年在中共歷史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五年，而對於未來的文化方針政策來講就更加重要，這一期間產生了毛澤東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至今仍然是中共文藝政策的指南針和基石。“蕭軍作為當時與毛澤東接觸密切的非共產黨員作家，在日記中記錄了《講話》產生前後的真實事件和環境，這中間必定與官方的一些說法有所出入。而對於毛澤東、博古、彭真、朱德、林伯渠、江青、陳雲、胡喬木、周揚等中共要人的記錄，也必定是對於人的描述，而缺乏偉大、光輝、智慧的色彩”。
第三是朋友人情的考慮，日記中有大量與丁玲、艾青、張仃等延安左翼文化人士的交往過程，之間的恩恩怨怨一覽無遺。他們的後人還在，很多還是朋友，如何面對？
第四是私人的考慮，日記中必然包含很多私人家庭的瑣碎記錄，甚至夫妻間的爭吵，是否會影響蕭軍本人的形象？
蕭軍的第二代遲遲沒做成的事，更有活力、更少包袱的第三代上陣，做成了。
蕭燕告訴我，他哥哥的這個兒子蕭大忠，成了《延安日記》的主要推手。兩三年來，蕭軍的後人意見也逐漸統一，認為上述顧慮，都不應該成為延緩出版和刪節一些文字的理由：給讀者展現一個真實的蕭軍，給社會留下那個年代一個側面真實的記錄，是最為重要的。
這部日記，趕在2013年7月香港書展上亮相了。果然引起廣泛關注。蕭燕告訴我：上下卷的大部頭髮行後兩個來月，第一次印刷的書已經賣完，正打算加印；許多學者、作家如黨史專家何方、作家章詒和等人，都已經讀到。
日記中收錄了多封毛澤東給蕭軍的書札手跡。這是其中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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