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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會作回憶：“九一三事件”後，毛主席要汪東興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給在那裡緊急開會的政治局委員們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好大的忙”！當時邱的理解是：毛主席這一句話的含義，就是他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了，林彪死了嘛，把罪名搞到林彪頭上，民怨轉到林彪頭上，他就爭取了主動
專訪邱會作的兒子程光
★程光 ☆高伐林，《名星》第9期，2014年7月
《邱會作家書》（程光編注，明鏡出版社）
毛主席堅持“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當世界領袖！
我們對幾個“窮朋友”，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那是花了大本錢的……好的方面說是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胸懷；從不好的方面來說，那是不惜中國國家利益的犧牲，為了達到他（毛）的個人的目的。
發動“文化大革命”，最最基本的（要害）是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
由明鏡出版社出版的《邱會作家書》中記載的上面這些話，出自一位15歲就跟隨毛澤東鬧革命的中將、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長，一位被判刑16年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口中，自有一種驚心動魄和發人深省的效果——如他所說：“我是管軍事援助的，毛主席做了什麼事，我都很清楚。”
進入21世紀以來，對於“文革”的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幾位被指為“林彪死黨”的將軍的回憶錄，相繼出版，對黨史、國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以致於被一些“文革”研究專家稱為進入了“吳李邱時代”。《邱會作家書》輯入邱會作出獄之後寫給兒子邱承光（程光）的23封信，以及一些重要附件——他寫的談話記錄、手稿真跡、申訴存底等，可以看作是邱會作回憶錄的延伸和擴展。
這本書的編注者，就是家書的收信人、68歲的程光。
1946年出生的程光，19歲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剛讀了一年就趕上了“文革”爆發。1968年他到廣州部隊當兵，後任班長、宣傳幹事、連指導員、團宣傳股長。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受到株連被關押，1979年被取消黨籍離開軍隊。他多次上訴，經胡耀邦親自過問，撤消處分，被安置到江蘇無錫的工廠。他在那裡自學機械工程數年，從打雜工成為技術員、工程師、技術科長、高級工程師，所設計或主持的項目，獲得過國家部委和江蘇省科技進步獎。1988年受聘於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擔任中美大型合資企業總經理。
1998年，52歲的程光辭掉公司高管職務，騰出精力研究中國現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協助父親整理回憶資料。他在《邱會作家書》每一封信的後面介紹背景，講述了與信件、史料有關的故事和資料。在今年7月16日開幕的香港書展上，《邱會作家書》是明鏡出版社的主打書目之一。
筆者與程光在本書出版過程中，就編輯問題多次交換看法。2014年6月，程光詳細書面回答了我的專訪提問，以下內容是在這一基礎上整理而成。這裡節選部分內容，全文13000多字，請見《名星》第9期和明鏡新聞網。
父親的罪名是被強加的
高伐林：程光先生，您好！您編注的《邱會作家書》出版了，我們可以來談談一些讀者感興趣的與您父親、與家書有關的問題了。
對父親在林彪事件後的遭遇和被安上的那些罪名，您怎麼看？
程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在廣東工作的我與家人失去了聯繫，1979年我才得知父親被關在秦城監獄。在一次探監中，他把寫在半張殘破紙片上的信帶了出來，上面有一句話說：“‘武’‘謀’‘逃’他們始終未正式提出，只有影射。”我們解讀出來，這三個字的意思是指“妄圖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外逃”這三項罪名，我才知道扣在他頭上這三項罪名純屬強加。
1981年他出獄後，對明顯的冤枉，本可以及時地為自己申訴辯白，但他沒有。他對我說：“對個人問題一字不提。中心問題是要表明，我是關心因我的問題而受株連的人，並非是自己在做什麼文章。我也會明確提出，天大的問題由我承擔責任，而不要株連無辜的人。”（《邱會作家書》21頁，以下簡稱《家書》）。在我心目中，父親是一個敢於擔當，忠於職守的人。
高伐林：父親被監禁之後，您是什麼時候首次再見到他的？
程光：1980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監獄看到了分別九年的父親。
高伐林：您還記得當時的印象嗎？
程光：他面色灰黯，非常消瘦，眼窩都凹陷進去了，手臂從袖子裡伸出來，枯瘦如柴。他比原來瘦了三十多斤，讓我都不敢認了。三九隆冬的寒天，他沒有襯衣穿，光著身子穿著破爛不堪的舊棉襖，領口衣襟上的污垢結成了黑亮的板，身上散發著長期不洗澡的臭氣。
雖然他一副飽受折磨的樣子，但思維清晰，目光有神，顯示出坦蕩不屈的神情。
不久之後，父親借親屬再次探監之際，帶出了寫在那半張殘破紙片上的短信，其中寫道，“我的悽慘這不說了，但願有面談之日”。（《家書》12頁）我久別之後見到正被專案審查的父親時，為他的處境感到震驚。
父親在寫過那張短信後幾個月，被押“公審”判處16年有期徒刑。這對一個近70歲、飽受折磨的老人來說是多麼巨大的打擊！我曾想，父親要恢復虛弱病殘的身心，須要相當時日，也可能從此他就會默默無聲、終老到死。或許當局也是這麼認為的，那些判罰可謂“蓋棺定論”了，即便釋放了父親，也等於永遠剝奪了他的話語權。
邱會作被關在北京秦城監獄時，利用半張紙片上的空白，偷偷給家屬寫了個短信（圖中小字為邱的手跡）。
為反擊誹謗而寫書
高伐林：您為什麼萌生念頭，整理、編注這本家信集？
程光：父親關在獄中所受摧殘的情況，當局對外是嚴格封鎖的。他被安置在西安，仍然被監管苛待，當局也對外保密。然而，在社會上卻流傳著不少消息，說他們在獄中“受了優待”，“照顧很好”，保外就醫後，過著“優裕自在”的生活……這種謠言多出於有官方背景的媒體，源源不斷，誤導社會視聽。父親去世後，他的回憶文字出版了，披露了大量事實真相，包括對他們曾採取的嚴厲逼供和慘無人道的人身殘害，引起了社會很大反響。於是，謠言又有了新的指向，非議父親回憶的真實性。向他身上潑髒水的，人不多，卻有著“來頭”和背景，說什麼父親的回憶“筆法較為隨意，有點類似於紀實文學。沒有交待信息來源”，對於我記錄的父親的一些談話，說“不可能以那種方式進行那麼多交流”，極力貶低打壓。
面對這些，我萌生了要寫一本書的想法：要向世人說出“信息來源”和相關證據，展示那些歷經劫難保存下來的珍貴資料。於是，我決定以父親出獄後寫給我的幾十封信為線索，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親寫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跡、原始錄音等，匯集成一本《邱會作家書》出版，它記錄著父親與兒子二十多年的心靈交流。2014年，適逢我父親誕辰100周年紀念，就把它當作向敬愛的父親的獻禮。現在終於如願以償！
填補缺失的歷史
高伐林：父親在二十多年間給您的家信，應該說很有史料價值。
程光：是的。前幾年，一批“文革”期間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史料面世了，提供了大量曾遭到封鎖的史實和資料。人們對此多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有資深學者稱：研究文革史進入了“吳李邱”時代。這本《邱會作家書》，也可以說是“吳李邱時代”的成果，是父親回憶錄的印證、補充和擴展。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實，並對已有的史料更加細化、深化。這些是以邱會作的親筆家信、回憶手跡、錄音整理稿親筆修改件等形式問世的，顯示了它所承載的那些憶述、談話的真實性、可信性。像父親於“公審”前幾個月在獄中寫的短信，透露了“公審”前操辦者的一些內幕，揭示了此舉並非公正、依法，更多是作為政治手段。父親出獄後寫的回憶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渦中的周恩來》（《家書》98頁、206頁），憶述了“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的一些活動和他們之間鮮為人知的關係。而父親的回憶稿《初到北京工作》（《家書》325頁），憶述了1956年全國“肅反”、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及其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彭德懷領導批判劉伯承、粟裕等人的情況。關於這些方面，過去當事人的回憶非常稀少，所以它有著相當的價值。
還有，它如實記載了“公審”後主要當事人的真實狀況。此前對此要麼嚴加封鎖，要麼有意放出一些不符事實的報道。
《家書》記錄了父親晚年21年的生活，它不僅是個人經歷，也是國家這段歷史的一個側面。過去，對“反右”、對“右派”遭到處理後悲慘遭遇的憶述，揭示了“反右”的本質；而“文革”中老幹部被打倒後的遭遇，千萬普通家庭苦難的記載，也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對父親他們這樣的情況卻少有觸及，幾十年過去了，還算是“敏感問題”！這次《家書》的出版，相當程度上填補了一段不可缺失的歷史空白。
邱會作、胡敏夫婦在西安簡易住房裡慶祝50年金婚。從圖中可以看出，被保外就醫8年之後的邱會作生活條件仍然相當簡陋。
解讀歷史有獨到的眼光
高伐林：讀《邱會作家書》，我感到，你父親在很多信里涉及對歷史事件的分析，話不多，卻有分量。
程光：是的，他作為當事人，不僅要回憶、提供事實，他對所經歷事件、所接觸人物的印象、理解和判斷，不管是那時的念頭，還是事後的反思，也都很重要。更何況，那段歷史的知情人很少，而且越來越少，敢於負責地如實說出來的更少。
因此，他們講出、寫下的無論是事實，還是感受、分析，一定要保存下來，進行研究。這一點，過去有時被忽視。不是說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吳李邱”時代嗎？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吳、李、邱本人的解讀——這也是一種寶貴的史料。根據目前我的了解，在他們幾個人當中，父親留下這方面的東西最多，他作為當事人，現場有些在別人看起來並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細心觀察，有時會對一些撲朔迷離的事件和人物的動機，研判出深層原因，讓人茅塞頓開。
高伐林：能給我們讀者舉幾個例子嗎？
程光：比如，毛澤東和林彪交惡的原因。過去，歸咎於林彪“有野心”。但是父親指出，原因在於毛澤東和林彪對“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認為，林彪提出“張春橋的問題”，事實上是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實質上就是沖著“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主席發現林彪不是一個聽話的人了。小人物觸動“文化大革命”不要緊，林彪觸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大問題呀！（《家書》274頁、308頁）如果按這個思路分析之後那段歷史，許多費解的問題，就容易理出脈絡。
又如，毛主席自廬山會議後為何對林彪步步緊逼，致使親密戰友反目為仇？傳統解釋是“黨內路線鬥爭”，林彪要“謀反奪權”。但父親不那樣看，認為：毛對林，簡單來說是毛澤東要不要林彪的問題。“要”是一種處理辦法，“不要”是另外一種處理辦法，矛盾主要方面是在毛澤東。（《家書》275頁）父親的話言簡意賅，卻很深刻，道出了中國執政黨體制上的缺陷。歷史上黨內那麼多“路線鬥爭”中，毛澤東對劉少奇、林彪是這樣，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這樣。某一個人高居在黨和國家法定的最高領導之上，一個人說了算。
又如，對“九一三”所謂的“軍事政變”，收錄在本書裡的一篇父親的講話《談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說了八點不可能的理由，他依據的，是他在現場參加中央政治局處理該事件的過程和觀察。我相信讀者看了，會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觀，有很強的說服力。（《家書》278-281頁）
“軍事政變”，這個結束了父親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審”他之前居然沒人正面詢問過他，後來“公審”當庭也沒審問他，卻以此定了他大罪！所以，父親一直期盼著當局能公布什麼依據，可是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也沒有看到。他說，從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到1981年公審的10年間，我沒有看到過這方面的材料，為什麼不公布呢？！如果有這個材料，這是打擊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擊呀！後來，我看了當年中央下發的文件，說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論”，這個能夠是武裝政變的反革命綱領嗎？關於“設國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見，他還是一種意見呀！“天才論”的見解，即使林彪說了100次，也還是一種見解呀！說這些就是武裝政變的綱領，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書》281頁）
林彪之死幫了毛的“大忙”
再如，對“九一三事件”牽涉人員的處理，毛澤東這樣的智者，為什麼迫不及待，在情況還沒有查清的情況下就要定案，打擊了一大片？父親回憶了“九一三事件”後一次政治局會上的場景：毛主席要汪東興回福建廳給大家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好大的忙”！……當時，父親的理解是：毛主席這一句話的含義，就是他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了。（林彪）他“幫了一個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林彪頭上了——“這就是毛主席處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邏輯，也是主題思想吧！”（《家書》317頁）
對此，父親還有他進一步的解析：毛主席還能不知道“九一三”是怎麼回事兒？他心裡明白着呢。他是讓林彪“幫了一個大忙”，把罪名搞到林彪頭上，民怨轉到林彪頭上，他就爭取了主動。
高伐林：你父親有這樣的判斷，也是長時間反覆思索的結果吧？
程光：是有一個變化過程，比如對“文化大革命”，變化就很明顯。
父親作為一個“文革”最初兩年遭受武鬥打擊，後來參與中央工作幾年，後期五年被關押遠離運動的人，他心情複雜。“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緊緊地連在一起，他說過，他決不會去“反毛”，去否定它。父親在“文革”中受到摧殘，提起來義憤填膺，但他堅持認為“文革”是共產黨領導的歷時十年的政治運動，而非簡單的高層權力內鬥。它是黨和國家歷史的一部分，有它發生和存在的理由。
某些聲稱“徹底否定文革”的人，把資料封閉，對核心的問題不許涉及。父親和他們態度不同，他反對將那段歷史完全割斷，“一筆勾銷”。他對歷史和現實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變化，從聲稱“不否定”，變成了批判地總結。父親說：毛主席最大的錯誤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為了堅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說“文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馬列主義”。但這是不可能的呀！把國家都搞亂了，把中國都搞壞了，你中國共產黨還能是馬列主義政黨？！（《家書》291、301頁）
父親在認識上有這麼大變化，得益於他以驚人的毅力，認真讀書，上老年大學，堅持寫筆記，學習新知識。他留有多本筆記，從最新的科技成果，到歷史考證；從國際上的大事，到國內社會新的動態，父親都在筆記中記載着。父親剛到西安，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沒有錢訂報刊，就到附近小旅館裡借各種報紙讀。後來他經濟也不寬裕，還是購買、尋找了大量的書籍文獻資料，如毛澤東等人的文稿、周恩來等人的年譜，黨史軍史專著和幾乎所有老同志的回憶錄，放在他的案頭，反覆閱讀。一些重大事件，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事變動，以及國家發展建設上一些大事，都令他關注和思考。晚年的父親想得深了、看得遠了，視野和心胸更開闊了，讀者可以從閱讀《家書》中明顯地體會到他內心的變化。
父親寫回憶經歷了21年（1981～2002）。這和他參加革命武裝鬥爭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樣多，是個漫長的過程。他人生的最後二十多年，是中國衝破“文革”思想禁錮，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父親早期寫回憶，受隔離和困難處境的束縛，有時顯得壓抑，申訴和辯解、受迫害的怨氣和對領袖的感情纏繞在一起，又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對黨的忠誠，都很明顯；中期寫的稿子中仍有痕跡，但逐步放開了思想，對史實敢說敢寫，對領袖的錯誤直言不諱，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緒和辯解時的激憤。晚年的父親逐漸淡泊了，更注重回憶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從中汲取和總結經驗教訓。他思想解放，總結反思，對史實的回憶更加豐富，評寫領袖功過更為客觀理性。其實，父親的思想一直在變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裝鬥爭中，他從少年紅軍士兵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將領，在二十多年的國家建設中，他從軍隊幹部逐步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軍隊和國家經濟工作負責人之一。而他經歷的最後二十多年，儘管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艱辛，可是他思想從來沒有落伍。父親是勤奮學習工作一生的人。
他晚年為我寫了一幅字：“天道酬勤”，是父親自己一生的感悟，也是對兒子的勉勵。
周氏專用語“中央政治”
高伐林：以他身居要職和所處位置，對毛澤東、周恩來和林彪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角度，他在信中和所寫的文章中，對他們的回憶和認識，是最讓讀者關注的部分。
程光：父親對他們，無論他們被視為“神”，或是還原於人，無論在受人崇拜，還是受人詬病，他都能堅持講真話、實話，從不隨波逐流。
對毛澤東，父親很年青時就認識了，並在他身邊工作了幾年，把他當成愛戴的長輩甚至“家長”看待，忠誠不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卻把他打成了“反黨集團”成員，造成了冤案，後來又被人拿着對他搞了“公審”。父親說，我的政治生命被扼殺，是從毛主席開始的。但是，“我是把毛主席放在黨、國家、人民的利益之上來考慮問題的。誠然，毛主席有負於我，我是有反對毛主席的資格的。我是決不反毛主席的。”（《家書》129頁）當時國內外一些人掀起了一股“反毛”的風，除了從政治上對毛澤東根本否定，還有不少醜化他個人生活的書籍和“小道消息”。這些東西在社會上流傳，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父親說，“毛主席當然是有錯誤的。他的錯誤有的可避免，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毛有錯誤就罪大惡極？要是王明不下台又會怎樣？對毛主席的錯誤，只要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就完全可以解決問題的。”（《家書》129頁）
對於林彪，父親和他有二十多年的戰鬥和工作關係。他沒有因為林彪在“九一三”後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而有意地醜化他，否定他。父親客觀公正地說出他的歷史功績——不僅有戰爭年代，也有和平時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他抵制江青一夥、穩定人民解放軍的鬥爭。父親在列舉了大量事實以後說：林彪反“四人幫”是在毛主席生前反的，這就等於在太歲頭上動土，要有最大的膽略和冒着很大的風險才能這樣做，也就是說一定要有為黨的利益而奮鬥的決心，他才能這樣做。在毛主席身後反“四人幫”，我並不持異議，並不是說他們反得不對。但是，毛主席生前和身後反“四人幫”是有着本質的區別。他們說，林彪反“四人幫”是壞人與壞人的鬥爭，是壞人之間的鬥爭，他們反“四人幫”就是好人同壞人鬥爭。這種說法是與歷史不符，也與情理不合。（《家書》314頁）
對周恩來，父親更是感情深厚。紅軍時期，王明路線盛行的1934年，周恩來曾救父親性命於“肅反”處決槍口之下。此後，他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多年，對周有著如父如兄的情誼和感激。但是，對這樣的大恩人，父親在回憶中，對周恩來歷史上的兩次王明路線錯誤毫不掩飾。現在的主流憶述，壓倒的輿論是歌頌周恩來“文革”中的作為，淡化開脫其所不當，甚至鄧小平都說他是“違心地在做事”。父親卻不那樣，還是如實說出其作用和責任：周恩來就是“文化革命”的“總參謀長，或是總管”。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小事都是毛主席點頭的，大小事都是周總理執行的。……周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什麼？“擁護、執行”四個字就完全可以表達。（《家書》201、221頁）
對於在“文革”政治漩渦中一直在政壇上站住不倒的周恩來，父親說出了一個關鍵原因：“中央政治”是周恩來的專用語。過去他比較含蓄地用這個詞，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就公開對政治局的一些同志講了，對黃、吳、李、邱明確說，我們講的“中央政治”，是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那個人”（江青）之間的關係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有大的麻煩……周恩來對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和錯誤心裡明白，但他很少說。對江青的霸道行為，周恩來是忍讓的，有時甚至遷就和放任。（《家書》228、214頁）
類似這些，在父親的書信和憶述中還有很多。我正是從這裡看到父親不以個人恩怨論人，不以個人好惡評史。
旁觀者清：一個獨到見解
高伐林：《家書》中對當下國家大事的評價，也值得注意。
程光：父親作為一個“文革”中曾在中央工作過、又被打倒的人，如何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看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大事，也是這本書的亮點之一。回顧歷史是為了認識未來；而對當前的正確認知，也是釐清歷史經緯的要素。
父親被保外就醫後，不是封閉於過去，而是着眼於當代。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剛開始，有很多幹部和群眾還在疑惑，父親就明確表示贊成——他早在1983年2月給我的信中就說，我對經濟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認為這種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們（當權者）自己的政策。要是不從農村開始改革，現在不知亂到什麼程度了，他們自己也可能被人趕下台了。（《家書》46頁）父親這樣想，與在台上當政的老幹部相比，也應算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親反思了中國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說有數千萬人餓死。中國老百姓歷經災難，其實要求也不高，只求能溫飽一點，但卻長期得不到。父親說，作為一個世代農民的兒子和長期在農村根據地戰鬥的人，他太了解中國農民了，他們實在太苦。而改革從農村開始，是中央走了關鍵性的一步好棋。
父親在之後的信里，不止一次表示擁護改革開放。他不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現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內涵。他認為，當時中央以農村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表現出極大的智慧和勇氣。在過去，“三面紅旗”中的人民公社、大躍進，是毛澤東的“禁區”，從來不許別人說三道四。誰要闖了那些“禁區”，誰就會被打成“反黨分子”。父親說，“文革”結束好幾年了，人民生活還那麼苦，說明這不僅是某個人的失誤，而是黨在農村政策上整體性的重大錯誤。現在大膽地在這上面開了刀，破除了過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父親進一步看出了它的偉大意義。他1987年11月在給趙紫陽總書記的信里附的學習筆記中寫道：“毛主席創造性地制定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這是對馬列主義認識的第一次飛躍。”“改革開放的路線，這是對馬列主義認識的第二次飛躍。我們依靠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依靠這條路線也一定會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家書》155頁）
父親當時能有這樣的認識，令我很驚訝。因為四年多之後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還在排除阻力推動改革，還得突破那種糾纏於“姓資還是姓社”的思想障礙，而父親很早就看到了改革開放對中華民族發展的偉大意義。
父親晚年雖然遠離政治中心，生活十分艱辛，但他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每當有回潮倒退，他憂心忡忡；每當有新的進展，他欣慰高興。他有一個讓我覺得獨到的見解——他很早就說過，後來多次強調：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起步，從政治改革開始的。這點後來被人們忽視了，誤以為是從經濟改革開始的。他說，正是中國以政治改革作為改革開放的起點，才有以後那麼大的經濟成就。後來，中國在政治改革問題上，遠沒有改革開放之初那樣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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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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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抱不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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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24 11:0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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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紅朝功臣的下代應徹底反省共產黨造反以來所作的孽，這樣才會得到同情。我們應吸取教訓如何才能使中國徹底避免洪秀全，毛澤東之類的農民起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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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雨欲來風滿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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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24 02:0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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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鬧翻身，到搞洗腦；洗腦騙不了，又搞“革文化的命，”、“造當權派的反”，再洗腦，再轉嫁危機，再消解民怨……到後來強行維穩、白白賠本、黔驢技窮。看來，〈資治通鑑〉、〈二十四史〉、〈聯共布〉諸寶典確實都不夠用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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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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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23 19:2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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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好帖分享。
正好我前不久讀過邱會作的回憶錄，對於他談到被審判時才想到必須將自己知道的事情寫出來--當初他準備按照黨的紀律，將自己了解的資料爛在肚子裡的。我嚇一跳。幸虧鄧小平是報私仇的方式處理林彪集團，否則，很多的歷史就成為永遠的謎團了。
鈎沉歷史，還原真相。謝謝老高、也謝謝程光放棄工作專門整理這些珍貴的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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