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对林彪事件打破沉默，发表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数万字长文，站在43年前中国官方既定结论上，无视数十年来海内外研究林彪事件的成果，重话斥责林彪研究者舒云和海外党史学界是“随意曲解”“故意编造”“欺人之谈”，甚至是“帮派史学”。这理所当然引起舒云等人痛驳
老高按：2013年12月，对于林彪事件的民间研究者来讲不无意外，中国官方媒体对林彪事件打破了沉默：比较边缘的一家官方报刊——《中华读书报》，竟不惜篇幅，连载了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随后被多家网站所转载。随后，共识网又邀请王海光教授做共识在线访谈，访谈记录多日挂在共识网首页的要目第一条。
林彪事件的民间研究者不无意外的另一点是，王海光教授的文章和在线访谈，基本上是站在43年前中国官方的既定结论立场上，无视43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海内外对于林彪事件的研究成果，关于林彪事件层出不穷的新史料，重话斥责林彪事件研究者舒云和海外党史、近代史学界。
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2013年11月突然发难，批判高文谦十年前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样，都是一个捍卫毛泽东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大战役的一部分。
这不能不引起反弹。王海光教授所严词抨击的对象，中国军队女学者舒云和旅美林彪问题研究者丁凯文，先后写出了反驳王海光的长篇文章，发表在《新史記》杂志第18期。舒云的文章后来被明镜新闻网转载，也刊登在登载了王海光文章的共识网上。
这里我转载舒云的反驳文章。
我本想也转载王海光的文章，但实在太长，仅《中华读书报》的那上下两篇，估计就至少有三万多字，他在共识在线的访谈，也篇幅浩瀚。只好请读者自行前往观看了。
舒云这篇读来，显得有点束手束脚，这不怪她，而应怪我——因为，她来信问我时，我从刊物的篇幅考虑，要求她的反驳争鸣文章尽量不要超过一万字，她为符合我的要求，写好稿件之后拼命压缩，致使文字不能尽意；甚至有些地方，如果不是非常熟悉林彪事件有关史实和争论的圈内人士，竟很难知道她何所指。
争论辩驳是有意义的，能够在不同意见的驳难中逼近历史真相。昨晚我读到万维上不洁之人的《毛泽东还良心债？》一文，作者和跟帖者对于我转贴的冯胜平先生关于毛泽东“两万大洋”来龙去脉的有关考证，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转贴的文章能引起这么多网友的高度关注，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对冯这篇文章，我感觉到其立论有若干破绽，曾经、并还将对原作者提出。我之所以转载，也是希望听到更多的高见。不过我读了批评意见，却很不满足。除不洁之人之外，其他各位对冯所考证、所依据的史实都抓不住什么漏洞（或者说无意去抓什么漏洞），要么，是自己先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固有结论，以先验观念来做判定的标准：“老毛一代枭雄”；“把毛泽东和良心相连的人，肯定脑子有问题”；“毛泽东说了和做了太多证据确凿的事情，从那些事情足以告诉人们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便没兴趣了解毛泽东曾经可能做过可能说过的事情了”等等；要么，是撇开史实真伪，追究冯的动机：“他（冯）一直想与中共做交易，试图通过为其开脱、美化来换取中共的宪政……这样的文人其实比孔三妈更令人不齿”……
说老实话，我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政治动机的追究毫无兴趣，冯胜平此文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动机，关读者什么事呢？即使他的目的可疑、动机可疑，就说明他的意见必然错误么？假若他的目的崇高，动机崇高，就说明他的意见必然正确么？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位冯先生的目的和动机崇高与否，又有什么必要来追究他的目的和动机？我们只须关注他说的对不对：他挖掘、钩沉的是否史实、是否全部史实，他的论述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这就够了！
我的兴趣，只在追寻史实真相及动因——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我之所以推崇楊奎松、高华、沈志华……就是他们都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实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尽可能获得的史料得出结论，而不是从任何官方的或者政治异议人士一方先验的标签出发。
在王海光和舒云的争论，我也是本着这一原则：看谁更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先验的结论出发。从目前双方的材料看，我觉得舒云更从史实出发，而王海光已经几次说过：“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政治问题就不好讨论了”；做翻案和不做翻案“是领导人决定的”……
前几天有位博客发出一篇博文《中國人基本都給洗腦至殘（高伐林）》，断定：“文章的標題不是高先生的，但意思絕對是他的；正如他從未說過要反共，但反共絕對是他的事業”
我这人谨小慎微，很少去別家的博客发言，以免构成干扰；但看了这段话，不禁哑然失笑，在其文后写了一段跟帖：
反洗脑我是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但指斥至今仍虔信谎言的人“脑残”，绝对不是我的意思；专制、愚民，肯定是与我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的，但“反共”，也绝对不会成为我的事业。
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
——驳覆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
舒云，《新史記》第18期（2014年2月出版）
2013年12月4日、11日，中国大陆《中华读书报》刊登了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全文三万多字，堆砌不实之词，如“大量羼水”、“随意曲解”、“托名被访者故意编造”、“欺人之谈”等等，诽谤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和《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九一三事件”至今43年了，仍谜团多多，笔者本著实事求是的精神，从1987年开始，通过走访众多的当事人，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写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著作。王海光对舒云的攻击，表面上是针对某些具体史料或个别的观点，实质上则是林彪事件研究中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是以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为出发点，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凭著良知书写这段历史？
下面笔者就王海光文中诸多论点逐一驳覆。
舒云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4年）
“九一三事件”的核心
“九一三事件”的最关键问题，是林彪是否知道、参与了“两谋”（谋杀毛泽东、阴谋另立中央）。“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专案组把林彪办公室的人员集中办了近四年的“学习班”，邓小平时期又经过特别法庭审理，除疑点重重的“林彪手令”外，没有找到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两谋”的证据。民间对此普遍质疑，官方说法也在悄悄改变。例如对《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再说是出自的林彪授意，而说“林立果打著林彪的旗号”（注1）此外，林彪虽然是自己上的飞机，可是林彪临走时是说去大连，并没有说去苏联，事后官方也没有查到林彪有打算去苏联的证据。如果“两谋”中谋杀毛泽东是林立果个人的行为，那么谋杀未遂逃往苏联又与林彪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邱会作说：“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第一，……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1971年9月12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像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像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谈话，叶群是能及时知道的，但叶（群）对林彪有封锁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决定了，这就使问题越搞越乱。叶群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林立果瞎张罗，林彪则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这是我对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林彪是决不可能外逃的。”（注2）
1971年9月12日晚，林豆豆向中央警卫部队报告紧急情况。林豆豆的初衷非常明确，就是不让林彪上飞机。可是为什么“中央”却发话让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为什么不下拦阻命令？林彪一行从北戴河出发到山海关机场林彪专机起飞，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眼睁睁地看著林彪等人上飞机呢？林彪专机在国内飞行一个多小时，快要出境时，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建议拦截，而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九一三事件”的核心问题，而王海光却有意回避，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回来还要和林彪谈谈。林彪为什么不敢给毛谈话，反而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苏联呢？”事实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几次要求与毛泽东谈话，而毛泽东不谈。不是林彪不敢与毛泽东谈话，而是毛泽东害怕与林彪谈话。不过也确如王海光所说，林彪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完全不应该害怕，为什么连夜逃跑呢？这种种不合逻辑的事情不正是需要搞清楚的谜团吗？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
毛南巡讲话符合组织原则吗？
官版“中共党史二卷”说：“毛泽东这次南方视察的目的，是要向党内表明，‘批陈整风’汇报会并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集团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并且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注3）林彪在庐山上的讲话是突然袭击还是事先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证据确凿还是诬以谋反？再进一步问，1971年毛泽东南巡到处讲林彪，是否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
李作鹏回忆：“（毛主席）南巡讲话是策划批斗林彪的前奏曲。……当我从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这次南巡期间多次秘密谈话的主要内容后，很自然，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不少问题想不通，疑惑不解：第一，毛主席这么多重要的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为什么？……我只根据自己对光明正大、对团结与分裂、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来判断：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是非常错误的！第二、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是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批准公开讲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体中央委员全部在座，并以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怎么说是搞突然袭击，是搞地下活动？”（注4）
邱会作回忆：“我问李（作鹏）他们刚才在谈什么？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在车上他同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的内容。……我心里的感觉是沉重的，我的心里沉重倒并不是自己怕什么，只是感觉主席这种做法欠妥，有什么问题，如果在会上谈，当面谈，什么问题都好解决，这样在背后搞，越搞越乱。”“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谈话总的精神就是‘处理林彪问题的动员令’。不管以后有没有‘九一三’，（毛）主席南巡的讲话，都使党分裂了。毛主席反刘少奇时，分裂了党；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党。”（注5）
毛泽东南巡对林彪和黄吴李邱的指责完全是突然袭击，与他从庐山会议以来的讲话和批示是相左的。邱会作回忆：“1970年毛主席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讲话时说：‘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回北京后政治局开一次学习生活会就行了。’1971年4月1日又讲：‘他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事（即批陈整风会议）请总理去办。’”（注6）“在4月1日，毛主席接见了去北戴河的人，并做了重要讲话，对庐山问题拍板定案了，当时认为是解决了问题。从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负责的工作，军委办事组主要是抓战备。……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为第一副总理，李、邱为副总理，吴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日和四届人大上讲话’。毛主席说的那些话，都不算数了，自己全部推翻了。”（注7）
毛泽东南巡谈话事实上将林彪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成为“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
广州军区是否传达南巡讲话？
王海光在批评舒云时断言，说毛泽东让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是“向壁虚构的杜撰”。在这里王海光显然忘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王海光曾说过：“广州军区负责人刘兴元（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从长沙回到广州后，立即按毛泽东的指示，9月5日召开军以上干部会，向大家‘吹风’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注8）王海光没有注明自己的材料出处，看来是照抄他的硕士导师于南教授的文章：“刘兴元、丁盛从长沙回到广州后，按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5日向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注9）王海光对导师于南教授的话作了一些增删，增加了“广州军区负责人”、“立即”、“召开”、“向大家‘吹风’”等。白纸黑字，为什么王海光出尔反尔，要否认毛泽东指示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呢？
张耀祠回忆：“（毛）主席每到一处谈完话都要求不要外传。”（注10）卜占亚等人也有类似回忆。可是从众多史料上看，毛泽东却有两个例外：一是让汪东兴和华国锋整理他的讲话稿，由华国锋专门送到北京给周恩来；二是让广州军区“吹吹风”。
邱会作回忆：“主席在各地谈的和在武汉谈的也差不多，基本还是那些问题。第一，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第六、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注11）
我们再看汪东兴的回忆：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说，“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汪东兴注：指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作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注12）“毛主席特意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注13）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毛）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注14）
丁盛回忆说：“‘九一三’以后，毛主席说，‘林彪南逃，他为什么又不去了？他怎么又没有去呢？’这是毛主席的原话嘛。‘我在长沙，和丁盛他们谈话。他把我的内容全传达了嘛。丁盛他们听我的话嘛。’”（注15）
而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和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分别向于新野和李作鹏透露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王海光强调刘丰和顾同舟不是“主动”，但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局难道不一样吗？——顾同舟被判11年，刘丰被关10年。如果广州军区没有得到毛泽东允准而擅自传达，刘兴元、丁盛在“九一三事件”后怎么可能保住官位呢！这恰恰证明了丁盛等人“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紧跟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王海光认为舒云“放大了毛泽东南巡之行的整林动机”，毛泽东南巡是“釜底抽薪”，目的是防止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的一幕。王海光此说显然模糊、歪曲了毛泽东整人的手段和真实思想。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采取步步紧逼的手段，通过华北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压迫军委办事组诸人作检讨，并给军委办事组做了政治结论。本来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没有什么大错，又被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整怕了，庐山会议后更是放低身段，处处谨慎小心，怎么可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的一幕？而毛泽东为了彻底整倒林彪，在南巡中更加猛烈地对军委办事组穷追猛打，给林彪量身定做了“想当国家主席”的谋逆罪名，将与林彪的分歧，定性为“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为九届三中全会全面倒林做好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这比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时的罪名严重得多！毛泽东口中所说对林彪还是要保云云，不过是一句托辞，掩人耳目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陶铸、贺龙、刘少奇都说过类似的话，可他们还不是被毛泽东打倒了？直至在关押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毛南巡知道林立果一伙阴谋
毛泽东南巡对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是否有所了解？
毛泽东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说：“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我找去，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间我们随行的警卫任务，要我们迅速做好准备。他们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去年庐山会议，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杂。……张耀祠还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话说：“这次不是新任务，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就在此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绪深沉地对我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注16）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注17）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这次到杭州，随著时间的延续，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饭，睡不著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有天上午，毛主席出来散步，……叫我指挥大家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亲切地向大家挥了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著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也就是在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我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他最后说：“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次来杭州，确与往日有很大不同。……总之，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注18）
我们再看官版“中共党史二卷”的叙述：“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已经料到他在沿途的谈话会传出去，并在林彪集团那里引起强烈的恐慌。巡视途中，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8月底9月初，在南昌、杭州等地，他了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行动，提高了警觉，当机立断，缩短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并变换了专用列车的停车地点。”（注19）
我们还可以看看王海光的导师于南教授的说法：“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同志说：毛泽东从未谈及如何得知林彪阴谋的。但南巡到南昌以后，毛泽东的行动有些异常，行动的步伐急了，有些做法不合常规。例如：9月8日深夜他突然下令：将专列调离杭州，停在绍兴；10日吃过午饭突然提出离开杭州；当晚到达上海却不去已准备好的住处而住在火车上；11日中午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后，立即下令开车北返。”（注20）
汪东兴还有如下的叙述：“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再也待不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出发，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一百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周边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著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注21）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虽然尚不能确知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行动了解到什么程度，但不能否认毛泽东确实对林立果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南巡中那些反常举动了。
李伟信是不是毛派出的“卧底”？
王海光捏造，舒云说了四个人是内线：李伟信、江腾蛟、李文普、潘景寅。
但事实是，舒云从来没说李文普是内线，更没有说潘景寅是内线。“飞行员（潘景寅）是个好人”是邓小平的话，不是舒云的话，王海光凭什么说舒云“明显带有着对其‘卧底’的暗示”？
至于江腾蛟、李伟信，舒云仅仅是摆出事实，并未确认他们就是毛泽东在林立果身边的“卧底”。
王海光否认李伟信被捕后要找汪东兴，他的证据是，吴德、吴忠没有提到，汪东兴说李伟信要找卫戍司令。然而，这怎么能成为李伟信没有找过汪东兴的证据呢？吴德、吴忠、汪东兴都没有否认李伟信找汪东兴。我们还可以从李伟信在监狱中的待遇看出端倪，李伟信在法庭公开表示感谢组织给他配眼镜。要知道，中国犯人是不能戴眼镜的，进监狱第一件事是没收眼镜，因为眼镜碎了很可能成为凶器。为什么对李伟信例外呢？
至于王海光说李伟信不在林立果身边，完全不属实。空军参加审理“两案”的高德明说：（1971年）3月下旬一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把“上海小组”几个人找去研究修建新华一村秘密据点和组织教导队的问题。……善于逢迎的李伟信说：“叛徒这个名字不好听，谁也不说要当叛徒，但到了时候就当叛徒！”林立果听了这句话，马上给予表扬：“老李跟我这两年，水平就不一样，你们要向他学习。”（注22）“林立果继续说：‘这里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从现在起，李伟信就留在我的身边，他传达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们都要执行。’”（注23）笔者说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有什么错吗？ “九一三事件”后李伟信被抓到北京卫戍区后说要找汪东兴，确有其事。汪东兴、吴德等人没说，不等于没有这件事。既然王海光认为“没有内线”，为何又毫无根据地说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是“内线”？看来王海光才真正是逻辑混乱。
毛泽东在杭州深夜转移专列
王海光说汪东兴说1971年“9月8日晚21时左右”毛泽东在杭州调专列，以此证明毛泽东调专列在先，林立果行动在后。
史实却相反：林立果行动在先，毛泽东调专列在后。汪东兴并没有说“晚21时左右”，他说的是：“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注24）专列从杭州调到绍兴仅需一个小时，如果毛泽东晚21时指示，怎么可能拖四个小时才调好专列？实际上，毛泽东突然调专列是在深夜。
有下列证人证词：
“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完夜餐，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注25）
“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铁路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注26）
“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专列，趁夜转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间嘉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离杭州足有百余里，当时以为，我们的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有人认得哪个是毛主席的车，停在那里显得目标过大，或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征候。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分析，到底为什么要把专列连夜远调？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注27）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深夜调专列，王海光硕士导师于南教授也说过。（注28）
根据常识，张耀祠、陈长江、于南等人所说的“深夜”、“午夜”，至少应该在晚上零时前后。
林立果是9月8日21时从北戴河回到北京，23时30分在西郊机场策划谋害毛泽东。从现有的史料看，毛泽东午夜调专列，决不是无缘无故。虽说当时没有手机，但电话四通八达，毛泽东想知道什么事情还是可以知道的。至于说事后看，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如儿戏，但是这能成为毛不设防的理由吗？
如果像王海光所说搭防晒棚和油库加岗是“很正常的警戒保卫工作”，警卫部队早有预案，又何必由汪东兴这个中央级的领导干部亲自布置在主车搭个“防晒的棚子”，在上海虹桥机场油库“特别”加双岗呢？正因为不是常态，而是“特别”，汪东兴才亲自出马强调。据陈长江回忆，“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佩带了冲锋枪。”（注29）
毛9月底返京是想像？
王海光称：说毛泽东每年9月底回京，都是舒云的想像。那么，请看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如下：
毛主席在每年国庆日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注30）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注31）
毛泽东9月底返京，是因为他要参加天安门国庆集会。
王海光说毛泽东9月底回京只有四次，实际上毛泽东9月回京有十次：
1、1955年9月14日至9月25日，在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1957年9月3日至9月18日，为开八届三中全会，到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
3、1958年9月10日至9月29日，巡视大炼钢铁；
4、1959年9月18日至9月25日到河北、山东、河南农村视察；
5、1961年7月6日至9月27日南下视察和参加第二次庐山会议；
6、1964年9月1日至9月21日，《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到南方视察；
7、1967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南下武汉，遭遇“七二○”事件；
8、1969年5月29日至9月23日，到南方检查九大精神的贯彻；
9、1970年7月22日至9月19日，南下调查及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10、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为解决林彪问题南巡。（注32）
毛泽东前九次回京，都是9月下旬，只有1971年9月，是12日回到北京。
官史如是说：林立果等人按照常规推算，一直认为毛泽东在上海要住一段时间，待到国庆日前即24日至25日才会返京。毛泽东机智、果断的行动，打乱了林立果一伙的阴谋计划。（注33）毛泽东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阴谋计划。（注34）
1972年8月26日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上，华国锋从林彪集团成员通报毛主席的行程，谋划刺杀行动说起。“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注35）
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斗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注36）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注37）直接导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是王海光“设了毛周之局”
王海光声称，舒云“设了毛周之局”。但是请看舒云的原文：
9月4日，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这些（经毛泽东阅改的）谈话记录。（注38）这似乎是在试探周恩来。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没有人敢把毛泽东（南巡）谈话透露给林彪。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注39）
这充分证明舒云并没有说“毛周设局”：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意识到毛泽东可能要整林彪了，但毛泽东并没有告诉周恩来更多的内容。否则周恩来就不会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感到吃惊。
据周恩来警卫高振普回忆：“早已经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主管总理警卫）跟著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杨德中说是专列中途除必要的加水以外没有怎么停直奔北京。”（注40）
汪东兴回忆：“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注41）
请问王海光，周恩来根本不知道毛泽东何时返京，毛泽东也没有告诉周恩来南巡的行程，如何“毛周设局”？
原来，设“毛周之局”的人正是王海光自己！
邱会作认为毛泽东1971年的这次南巡很奇怪。“毛主席外出巡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不让江青跟著走，多数都在毛主席离开北京之后，总理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同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毛泽东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注42）
“九一三事件”发生，缘于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可是奇怪的是，毛泽东南巡秘密了一路，突然返回北京也应该是秘密。为什么汪东兴向叶群通风报信？（注43）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怎么会匆忙返回北戴河，并同时安排第二方案南逃广州？联想到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表现，却几番检讨就过了关。“九一三事件”后，通风报信的汪东兴为什么没有像顾同舟、刘丰一样被关押？反而好像没有通风报信这件事似的？
毛南巡突在白天回北京
王海光认为舒云所说“毛泽东专列从济南‘直接开回北京’，这也是错的”。笔者不知此说错在何处？请看官史说法：
9月10日中午，对林彪一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直驶北京。（注44）
张耀祠说：毛主席行动机警，严格保密。……南京、济南、天津都没有停留。（注45）
陈长江说：我们的专列向北急驶，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在这个站，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下车的，仅停15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便出发了。（注46）
王海光说：舒云“故意模糊毛泽东专列回程的停留时间，谎称毛泽东专列从没有在白天进过北京，把毛泽东下午回到中南海说成是黑天以后的事情……”
事实是：毛泽东就是白天到达北京，天黑以后回到中南海。汪东兴说：“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注47）
——请注意，汪东兴并未说明毛泽东回中南海的具体时间，汪东兴说“16点5分到北京站”后面用的是句号。这说明“毛主席下火车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但并不一定是下午。
据毛泽东家庭管理员吴连登回忆：“我们是9月12日天黑后回到中南海的。”（注48）
陈长江回忆：我送走了他们（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时间已很晚了，我们才上车吃午饭。我们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谁知到了下午5点了，还没有动身的任何信息，我们就又在火车上吃晚饭。饭后一切都准备好了，仍然不说出发。这使我很纳闷，这火车停在家门口，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下午7点多了，夜幕将要降临的时候，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顺利地回到了驻地——中南海了。这时，已是9月12日的晚上了……我们外出一个多月，大家都很辛苦，一路上生怕遇上意外，提心吊胆，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情况，投入战斗，流血牺牲……如今，终于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南海，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一种很少感觉到的愉快，顿然注入了全身。（注49）
以上这些史料，说明王海光对“九一三事件”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自以为是，习惯性照抄一堆几十年前的官方陈旧的说辞，试图打压不同的见解。
林彪起飞前毛秘密转移
王海光说：舒云恶意删改史料，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林彪跑了，加了一个‘要’，成‘林彪要跑了’”。
然而，史实就是周恩来在林彪专机起飞前到达中南海。
“周总理立即亲往游泳池，建议毛主席马上转到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他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建议，显然是和北戴河传来的信息有关。据张耀祠回忆：在北戴河负责警卫的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于12日晚11点多给他打电话，说林彪女儿林立衡第二次报告的情况除了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外，还说他们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正是因为中南海有可能受到攻击，周总理建议毛主席马上离开，同时中央警卫团立即开始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与此同时，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中的地点，也被通知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注50）周恩来之所以要尽快赶到中南海，是因为误信了“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的报告，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必须立即将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所以，周恩来在林彪专机起飞前赶到中南海，而非林彪专机起飞后。
高振普说：“周总理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向毛主席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最后建议毛主席转移去人民大会堂118厅。……周总理从中南海回到大会堂新疆厅。……总理又一次叫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注51）
吴连登也说：我们刚刚给（毛）主席开过饭，不一会儿，汪东兴来了，周总理也来了，张耀祠也来了。张耀祠严肃地说：“赶快准备出发。”这才刚刚到家嘛，“怎么又出发？”因为太反常了，我问了一句，没有回答。……车子拉著我们走了没多远，我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注52）
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注53）
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注54）
我一到游泳池，见汪东兴、张耀祠已在我们之前到达。（注55）
——如果汪东兴、张耀祠和周恩来同时到达中南海游泳池，周福明等人说周恩来在林彪专机起飞后到中南海游泳池是不对的。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注56）
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注57）
周恩来事事请示报告，何况他已经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怎么可能擅自处理有关林彪的问题呢？周恩来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所有部署都是毛泽东的意见。高振普回忆说：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请李德生、纪登奎到北小厅，交代了任务。李德生去空军作战部，纪登奎去北京军区。总理叫吴法宪马上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协助”吴法宪工作。（注58）
11点40分左右，周恩来要吴法宪准备一个机组，他要去北戴河。（注59）
而林彪专机起飞后，周恩来不可能有去中南海的时间。“周总理拿起电话命令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向‘256’飞机喊话，希望他们回到北京，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周总理都亲自去接。”（注60）
“周总理回到新疆厅，宣布了林彪北飞的消息，……总理直接向各大军区下达命令，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刘贤权来了，总理在北小厅与他谈了20多分钟。……”（注61）
吴德回忆说：（凌晨）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进到周总理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注62）
王不知英文《亚洲周刊》
王海光断定：《亚洲周刊》上没有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所引用的彼得·汉纳姆文章，指责舒云“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制造流言，戏弄大众永不满足的猎奇心”。其实这恰恰暴露了王海光不懂装懂的浅薄和自以为是。
英文版《亚洲周刊》（Asiaweek）创刊于1975年，2001年12月7日停刊。舒云引用的汉纳姆文章，刊登在1994年2月初英文版的《亚洲周刊》（Asiaweek）上，该文题目是：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该文由陈航翻译，丁凯文校对，张贴在互联网和“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上，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即可找到。笔者至今保存当年丁先生发给我的英文原文和翻译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Asiaweek一度颇受欢迎。
限于篇幅，笔者这里只是择出王海光文中部分观点予以澄清，王海光文中的其他问题如林彪手令、李文普自伤等，日后再作必要的辩驳。
搞政工出身的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对我多年前出版的著作和文章恶意诽谤，对笔者大搞人身攻击，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大批判，这种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径令人不齿。从王海光过往的写作来看，基本上属于官版党史的忠实宣讲人。王海光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官史对林彪事件的定性并不奇怪，但是，这个世界上毕竟不再只有官史或王海光的一家之言，王海光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掩尽天下悠悠之口。史家只有冲破官史一家之言的藩篱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笔者也奉劝王海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谁都不是终极真理的垄断者，置史实而不顾，诽谤和人身攻击绝非真正学者所为，也决不可能达到目的！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843-844页。以下只注页码。
2，《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788页。以下只注页码。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845-846页。
4，《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686-690页。
5，《邱会作回忆录》，第850-851、785页。
6，《邱会作回忆录》，第781页。
7，《邱会作回忆录》，第850-851、785页。
8，王海光《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九洲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194页。
9，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熊华源、安建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页。以下只注页码。
10，《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3页。
11，《邱会作回忆录》，第785页。
12，《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134、137页。以下只注页码。
13，《汪东兴回忆》，第139页。
14，《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786页。
15，丁盛《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10页。
16，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42-143页。以下只注页码。
17，《汪东兴回忆》，第184页。
18，《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1-156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847页。
20，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第181页。
21，《汪东兴回忆》，第193页。
22，明晓、赤男著《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321-322页。
23，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183页。
24，《汪东兴回忆》，第184页。
25，新华社记者刘回年等《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第三版。
26，《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5页。
27，《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6、157页。
28，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第181页。
29，《毛泽东最后十年》，第159页。
30，《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访谈、整理朱元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二版，第96页。以下只注页码。
31，《汪东兴回忆》，第179页。
32，袁小荣《毛泽东的57次离京》，《党史博览》2003年12月。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郑谦、张化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298-299页。
3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847页。
35，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01页。以下只注页码。
36，《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第52页。
3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600页。
38，《周恩来传1898-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二版第1799页。以下只注页码。
39，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2011年第17期《文史参考》。
40，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页。以下只注页码。
41，《汪东兴回忆》，第197页。
42，《邱会作回忆录》，第780-781页。
43，林豆豆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舒云采访林豆豆笔记，2010年11月12日。
44，《周恩来传1898-1976》，第1800页。
45，《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3页。
46，《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161页。
47，《汪东兴回忆》，第196页。
48，董保存《毛泽东家庭管理员吴连登访谈录》，载《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12期；《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36页。以下只注页码。
49，《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66-167页。
50，《红色警卫》，第192页。
51，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20、121页。
52，《毛泽东家庭管理员吴连登访谈录》，第36页。
53，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第190页。
54，《汪东兴回忆》，第208页。
55，《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168页。
56，《汪东兴回忆》，第203页。
57，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21页。
58，《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123页。
59，舒云采访时念堂笔记，2000年4月14日西郊机场。
60，《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122页。
61，《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123页。
62，《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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