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句极具情感煽动力的台词广为传诵数十年，学者查遍档案史料，得出结论：顾维钧并没有说过这句话。顾维钧使中国翻盘占据巴黎和会上风，靠的是法理论辩，而非文学修辞，他的演说，是中国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剑的成果
老高按：“五四”运动已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了。“五四”运动是中共诞生、中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五四”前两年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要探究中国20世纪在现代化转型道路上如何步入可怕歧途、遭受巨大挫折，中国人民如何遭受空前的灾难，迄今还难以回头走上坦途，不能不仔细研究“五四”，以及触发“五四”的巴黎和会。
我是最近十年来才慢慢得知“五四”真实经过的——尽管我从前在共青团机关工作，每年都会集中一段时间来纪念“五四”并按照当时执政者的政治需要，宣传弘扬“五四精神”。最近数年读到“五四”领导者、参加者和见证人的诸多回忆，我的感觉，与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先生的感觉一样：唐启华在翻阅档案的时候，感到“手真的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
对巴黎和会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中国外交的资讯，最近几年也多少有点接触，印象深刻的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这是曹汝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多年前就在海外报刊连载、出版，原名《五四运动始末》，但处在信息管制环境中的中国大陆学者，无缘得知，晚了好几十年，总算2009年在国内出版了。不过曹汝霖并未参加巴黎和会，关于巴黎和会，书中语焉不详。
下面，我转贴李响在《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7期上的文章，介绍台湾学者唐启华新著《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这篇文章对巴黎和会，虽然还是只能提纲挈领，但写得比较详细和全面，读后让我对唐启华这部新著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对中国当年的弱国外交感慨系之，对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当时和后世都被人误解的外交官员油然而生敬意！他们不仅不是“卖国贼”，正相反，他们才真正懂得“爱国”的真谛，历史应该还他们以公正。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了么？
李响，《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7期
导语
1926年10月4日，比利时古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一位中国老人举行了更衣礼。见证仪式的有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神职人员，中国驻比公使、驻法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阵容在一般的更衣礼中实属罕见。
他是陆徵祥，时年56岁，曾经的中国外交总长，现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陆徵祥的比利时籍夫人病逝。他膝下无子，百病缠身，饱受内政纷争的折磨、弱国外交的打击，心如死灰，遂变卖家产，将夫人安葬于布鲁塞尔故里，从此了断俗缘。
到布鲁塞尔安葬夫人的同时，陆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尘世另一个最后的、最沉重的挂牵——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的外交总长室秘电，其中详细收纳着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和北洋外交部收发电文原件。他全数交给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很难想象，一个远走他乡誓不回头的病弱老人，是怎样携带一百多箱档案飘洋过海，辗转欧陆。他为什么要把档案带走，而不留在国内？如果怕人发现，为何不亲手销毁？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行为。
陆徵祥仿佛等待着时过境迁有缘人到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80余年后，有缘人终于出现。2007年，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发现了一批新上线的档案，正是陆徵祥交给驻比使馆保存档案的全部电子版。原来，这批档案于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转交给中研院，经过整编扫描，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阅览。唐启华也许不是第一个看到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利用这批档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恰逢一战爆发一百周年。
外交史研究没有一手档案寸步难行，而北洋外交档案不是残缺就是保密，因此一战外交和巴黎和会的研究长期滞后，始终无人超越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20世纪30年代撰写这套著作时，王芸生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得以查阅附有原批的外交档案，这些档案此后不再公开。唐启华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形容自己十几年来找寻材料的艰辛。他感慨，陆徵祥有先见之明，外交秘档幸亏保存在比利时，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台湾，都可能早就被销毁了。作为研究者，唐启华感到万分幸运；对于陆徵祥和北洋一代外交家来说，迟来的理解，何尝不也是一种幸运。“也许有天意，我也是天主教徒，我觉得这真是有点特别的缘分。”唐启华说。
袁世凯开启和会筹备工作
在翻阅档案的时候，唐启华感到“手真的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他推翻的第一个成见是：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准备不足。英籍华人学者张勇进、大陆学者王建朗、侯中军都对这种看法做出过批驳，唐启华依据档案把结论进一步夯实：北京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认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最终代表团出征巴黎和会，并非仓促成行，而是经历了四年的充足准备。
一战官方“战地画家”William Orpen油画作品。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德国代表正在签署《凡尔赛和约》，在他对面是战胜国代表。画中没有中国人。当天下午3时，中国代表团把不签字的声明送到会场，没有出席签字礼。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委员：陆徵祥（1871-1949，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1882-1961，唯一一位来自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为向国际社会表现中国南北统一的姿态，陆徵祥坚持让王正廷名列代表团第二席位，把顾维钧移至第三），顾维钧（1888-1985，驻美公使），施肇基(1877—1958年，驻英公使)，魏宸组(1885-1942年，驻比利时公使)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陆山东与德开战，很快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袁世凯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徵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各方建议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历来有种说法广为传播：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条”。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袁世凯立即启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曹汝霖一面与日本代表进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寻求该国政坛元老帮助。袁世凯政府还故意散布消息，获得国内外舆论支持。
日本调动军队和舰艇，对中国威胁恫吓，下最后通牒，声称不惜一战。据曹汝霖回忆录记述，当时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秘密备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袁世凯劝道：“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祺瑞只得做罢。
经过四个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条约》签署（即民国四年），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四条，并对这十四条做了修改，拒绝了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署等最为严酷的七条，已将中国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王芸生的评价可谓公允：“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民四条约》危害最大的是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该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清末担任驻俄公使的陆徵祥。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陆徵祥向袁世凯惨然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徵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问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徵祥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袁说：“这句话如今还不可说啊！”
不久之后，袁世凯帝制失败身亡，自毁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为也从此贴上“卖国”标签。
段祺瑞参战赢得和会入场券
袁世凯死后，军事强人段祺瑞组阁掌权。1917年2月3日，美国对德绝交，邀请中立国一致行动。段祺瑞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一战期间，中国拉铆工在坦克兵团的中央车间工作，整个一战中国派去30万劳工，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以及获得巴黎和会的入场券
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反对者担心内乱爆发。经过反复权衡，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果然，几乎在北京宣战的同时，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拥兵自重，中国呈南北分裂之势。段祺瑞政府内战不暇，所谓“参战”最终没能以派军队出征的方式进行，改由源源不断的华工在欧洲做出巨大牺牲。整个一战，中国先后派出30万华工。
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中写道：“过去学界多强调参战带来的内部动乱，近年来研究成果，则多肯定参战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国是因为参战才参加和会，参加和会才提出山东问题。实际上逻辑顺序是正好相反的，争取获得和会入场券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日本意识到，中国势必在战后提出山东问题，遂抓紧进行秘密外交，寻求霸占山东的法理依据。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舰队护航，日本趁机要求英法保证，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占领南洋德属诸岛；英国提出，日本应以同样精神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两国一拍即合，达成密约。随后，日本以类似手段，与法、俄、意签订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
巴黎和会英法美意四巨头，日本在1917年初就已经搞定了三个，下一步则是与中国签约，将山东特权坐实。1918年8月，日本提出中日济南至顺德铁路和高密至徐州铁路，由日本提供贷款2000万日元。中方表示合办可以，但日本应该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兵，作为交换条件。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同时还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日本军队原已深入山东腹地，擅设民政署，欺压百姓，民怨沸腾，换文规定日军撤出胶济铁路沿线，除济南留一部队，全部撤至青岛；撤废民政署；胶济铁路原为日本占据，现可由中日合办经营等。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
中国实际掉入日本陷阱，《山东问题换文》表面看对中国有利，但等于承认日军可以驻扎在济南青岛，所谓中日合办胶济铁路，日本以后也可凭经济实力实现独办。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大可指责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战争即将停火，山东问题为什么不拿到和会上算总帐，为什么与日本单独签订密约？然而在1918年9月，中国对于和会谈判的前景尚无把握，美国能给中国多少支持还不明确。没有强大后盾，中国单方面和日本硬碰硬不可能取得成果，必须和日本保持友好沟通关系。从1914年向德国挑战时，日本就声称夺取山东是“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唐启华在外交档案中发现，直至1918年底，中国对战后和会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将山东权利归还中国。
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一战胜利。徐世昌发表一战胜利演说。
联美制日 牺牲亲日外交官
1918年11月2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北京发电，告知美国方面突然明确表明：和会上必将支持中国，但中国不能同时联日，否则美国无法帮忙。美国要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不许中国脚踏两支船。
当时陆徵祥正准备启程赴巴黎参加和会，计划顺路在日本和美国各做停留，以便和两方都见面沟通。他已请章宗祥安排好在日本的一系列约会，这时却接到美国的“通牒”。自威尔逊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决世界问题的“十四点原则”，美国就被中国朝野寄予厚望，顾维钧等国际法专家一年来倾力研究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等“新外交”原则，更增谈判信心。现在美国既然表态，陆徵祥倾向联美，日本作为备胎，面子上也得敷衍过去。一到日本，陆徵祥就声称途中受风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数原定的应酬和集会。唐启华在各方记述的字里行间中，“玩味出几许装病的味道”。
1918年12月9日，陆徵祥不得不与内田外相会谈，会谈中两人到底说了什么，近一个世纪都是悬案。日本学者坚持这样一种说法：内田告知陆徵祥，战后日本先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湾，然后再归还中国，希望中国与日本保持一致，不要在和会上受到他国“挑拨”；陆徵祥赞成日本意见，表示将与日本合作，中国在和会上只想修改《辛丑条约》废除庚子赔款，不提《民四条约》和山东密约；内田表示只要不提山东，日本会在《辛丑条约》的事上帮助中国。唐启华考察陆徵祥保存在比利时的若干电文，基本确定，陆徵祥确实语气含混地口头答应了内田，当时还没和美国人见面谈妥，他不能和日本撕破脸。到达美国之后，陆徵祥才最终做出联美制日的抉择。
联美制日的决策过程是外交机密，陆徵祥始终没有透露，到巴黎后他坚称和内田的会谈只是“礼节周旋”，即使顾维钧请求他交底，问他政府到底有没有和日本私下约定，陆徵祥也一口咬定“未必有”。所以，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联手美国，突然强势抛出山东问题时，不仅日本被杀得狼狈不堪，一直负责联日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也措手不及。随着局势发展，“亲日派”注定成为外交策略和国家利益的牺牲品。唐启华推断，这就是陆徵祥将《陆总长和会专电》带到比利时、而不留在北京外交部的主因之一，专电将暴露他与日本曾有私下约定，不仅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个人也“忧谗畏讥”。
外交大战“正面战场”中国胜出
1919年1月27日的讨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然要求将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交予日本，丝毫不提归还中国。威尔逊对顾维钧说，牧野如此坦白的要求令他感到惊讶和心痛，建议中国用同样坦白的话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将尽力协助中国。
日本以为中国必无力反抗。其实中国代表团成竹在胸，顾维钧通宵准备发言稿，整理外交界1914年以来的各项研究，弹药充足。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称的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风度翩翩登上巴黎和会讲坛，做出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最传奇、最振奋人心的演说。百年来，人们对顾维钧的才华和机智津津乐道，其实他的发言是中国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剑的成果。
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专攻国际法和外交，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句极具情感煽动力的台词广为传诵数十年，唐启华查遍档案史料，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顾维钧没有说过这句话。身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顾维钧使中国翻盘占据山东问题上风，靠的是法理论辩，而非文学修辞。
在演说中，他分七个层次扫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条”等中日成约，是中国在武力通牒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即使不谈“武力胁迫原则”，这些条约也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即使条约有效，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中国参战后，战前条约也不应再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声明，中德一切约章因开战而失效，所以山东各项权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属于德国，又谈何由德国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条约不失效，根据1898年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永远不转租与别国，因此不能给日本。
发言环环相扣，有理有力，与会列强看到，中国已经深谙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再不是闭关锁国的蒙昧状态。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顾维钧一战成名，当即成为巴黎风云人物，被国际报刊争相报道，消息传回中国，更是举国称赞。也许法理论战过于学术，不够戏剧性，有人好心添加了“耶路撒冷”这剂调味料，逐渐被媒体渲染成了顾维钧的名言。
1919年，巴黎和会代表合影。二排右四为中国代表驻美大使顾维钧、右六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前排左一、左二为日本代表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己、牧野伸显男爵
会后，美国鼓励中国公布中日密约，这样做固然会使日本之野心昭示天下，但也可能令北京政府陷入尴尬境地。有了顾维钧精彩发言，又有美国撑腰，中国朝野人心振奋，一向性格温和策略沉稳的陆徵祥，也强势起来，放话“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现在会中协商各国均与我极表同情，若我不能坚持，半途软化，是人方欲助我，而我自己束缚……两害取其轻，总以送去为是。”于是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书面说帖及中日各种密约送交大会。
内斗借外交之名引爆“五四”
从顾维钧发言到公布中日密约，中国取得外交大战“正面战场”的胜利。1919年2月至3月，巴黎和会主要探讨其他国际问题，日本抓紧暗地反击，挨个儿拜访几大巨头，抛出战时密约，要求英法在山东问题上公开支持日本。中国代表团在此期间也四处公关联络感情。英法表示同情中国，但受制于和日本先前的约定不便说话，中国只能寄望于美国。
4月中下旬，英法美意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恰在此时，意大利因为没能得到一直想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费姆，愤而退出和会，日本声称将效法意大利。这一招制住了威尔逊，威尔逊一心成立国联，建立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如果意大利日本都退出了，国联黄了一半，甚至日本可能和德国俄国另组联盟，在远东为所欲为。英法美觉得脸上过不去，把责任推卸给中国：《民四条约》是被迫，中日秘密签署的《山东问题换文》却“欣然同意”，说明是中国自愿签署，授日本以口实。
威尔逊仍然想帮助中国，一方面美国要遏制日本势力，另一方面中国失望将影响美国在华的美好形象。经过极力争取，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国领袖会议做出决定，山东问题分两个层次解决：首先，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先行转交予日本；其次，日本保证撤军，并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普通权利。日本代表也在场，坚持后一条不能写进和约，而由日本代表口头承诺，英法美三国领袖作担保，不能向外界透露。
空口无凭，中国代表团对此决定表示震惊失望。
英法美出于各自利益，受制于日本，没能支持中国，却拿中日密约说事，明显是找借口掩饰苦衷。国内各种势力却大作文章，抨击北京政府亲日卖国签订密约造成外交失败。广州政府要北京政府做出解释。北京内部，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内斗之激烈不亚于南北大战。徐世昌身后智囊是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研究系，段祺瑞手下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前者亲美，后者亲日，两个派系的斗争从内政蔓延至外交。
1919年2月至3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开会的同时，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考察。梁启超在巴黎期间多次对报界演说，印发小册子，宣传山东问题及中国代表团的其他诉求，自然是一片好心。唐启华评价，但他的言论“不免囿于党见”。由于日本要求把归还山东主权的决定保密，三国领袖会议只对外公开了山东权益由德国转交日本的内容，梁启超立刻复制英法美的说法，指责北京政府在和会之前跟日本签署换文，一杆打向亲日派。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在国内策应，引导舆论将怒火烧向曹、章及北京政府。
拒签以安民心
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引述梁启超巴黎电文，夸大了山东问题，直接引爆“五四”运动(图左：梁启超，右：林长民)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文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前线奋争，后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间的山东问题被夸张为亡国大事。
群情激愤，学生涌上街头，将“二十一条”及之后各种中日密约相提并论，矛头直指长期负责对日谈判的曹汝霖等官员，曹宅被烧，章宗祥遭痛打，“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签和约”的口号响彻云霄。
后来的故事由于教科书宣传为人们耳熟能详：北京政府软弱无能，多次训令代表团签字，堪比宋高宗给岳飞下十二道金牌，顾维钧等有骨气的外交官抗命拒签。中国代表团是如何做出拒签决定的？北京政府究竟什么态度？过去缺乏档案，迷雾重重。唐启华通过陆徵祥保留的外交电文，终于理清拒签过程的来龙去脉。
整个5月至6月，北京政府和陆徵祥一直保持着密切电文沟通，商量对策。起初，两边商量的办法是仍然签字，但争取保留山东条款。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不只有山东一个目标，还要取消德国自《辛丑条约》以来取得的在华特权，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并写入和约，包括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德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租界，放弃在华公产等。这些条款中国当然想签字。但英法坚持要签就都签，山东条款不能例外。美国同情中国，说如果保留不成支持中国拒签。眼看国内局势失控，北京政府倾向于山东条款保留不成就拒签。
拒签，中国可能丧失德国相关成果，参战的代价白白付出，而且拒签等于退出国联，不跟英美法结盟，三国也许不会担保让日本归还山东主权了。陆徵祥一筹莫展。发给外交部的电文中，他写道：“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致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
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做出妥协，6月5日，陆徵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至此，山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一直纠结的就是归还山东一事空口无凭，现在有了会议记录，等于有了白纸黑字的书面声明，只不过这份声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国之间的外交机密，不能写进《凡尔赛和约》，中国得到实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陆徵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两边基本认为可以签字了。
1919年6月3日，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一边游行一边演讲。五四运动开始后，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
6月5日当天，上海罢市支持学生；10日由于受到天津罢市威胁，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地掀起焚烧日货大会，售卖日货的商贩戴高帽子游街……由于三国领袖会议记录属于外交机密，代表团不能向民众解释日本已承诺归还山东主权，民众认定北京政府就是个卖国政府，签《凡尔赛和约》就是卖国行为，反对签字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此时，签与不签早已不是法理和外交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内是否会暴乱的内政问题。
代表团和北京政府多次通电分析利弊，两边都踌躇不绝。6月28日中午，距离和约签字仪式只有几个小时，代表团等不及北京政府的最后训令，做出拒签决定。电影《我的1919》以戏剧化的手段再现拒签一幕：顾维钧悲愤地连呼“我很失望，我很愤怒！”在和约上重重落下一拳拂袖而去，扔下一片闪光灯和满堂目瞪口呆的老外。实际情景并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下午3时，中国把不签字的声明送至会场，任何代表没有出席签字礼。下午5时，陆徵祥才看到北京国务院在前一天发来的紧急电报，大意为国民异常激愤，还是要争取保留山东条款。说明北京政府在最后关头也趋向于拒签，而不是要求签字。这份被陆徵祥带到比利时的电文过去从未公开，因此不为人知。
外交成功被教科书定义为失败
很多学者和读者看完《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后，都想与唐启华探讨一个问题：拒签《凡尔赛和约》，是不是迫于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选择？唐启华没有明确回答，或许这本身就不是他在书中要回答的问题。唐启华解释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破除“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史观”，启发看待历史的多元思维。超越政治宣传与民族主义神话，国家民族的发展才会更顺畅。“爱国”“卖国”的争执太过脸谱化，致使国人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学得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出席会议，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
从左依次：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
冷静回望，整个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和成果都值得肯定。袁世凯时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美国宣布新外交精神后，中国积极与美联络，逐渐由联美联日并重转向联美制日。唐启华评价，北洋外交方针始终追寻国家最高利益，随国际潮流调整，相当灵活。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了吗？非但没有失败，反而取得重大成就。近代中外关系史学者王建朗指出，拒签也不是完全受民意胁迫，陆徵祥等人权衡过国际国内形势，拒签之后如何补救，他们应该已经有预判。巴黎和会后，中国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条约，取消德国在华特权；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把原德国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开放其为商埠；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等。实际上巴黎和会日本口头承诺的内容至此一一兑现。如果没有巴黎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
唐启华认为，巴黎和会真正的损失，“可能在于亲日派的下台，与国人反日情绪的上升，促使中日关系恶化，互相激荡，无法修补。”亲日派自清末就与日本打交道，在他们看来，日本必须依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中国可以既与日合作又抵制日本，但美国对华有财政经济控制甚至国际共管的野心，中国毫无资本与之周旋。“亲日不等于卖国，亲美也不等于爱国。百年来中国饱尝亲美与亲苏的苦果之后，应可平心对当时亲日派的外交观与世界观，给予较同情之理解。”
如果中国算失败，日本在巴黎和会成功了吗？恰恰相反，日本国内也是群情激愤。日本自恃拥有武力强权，已占领山东好几年，通过和会获得法理承认绝对没问题。信心爆棚而来，灰头土脸而归，中国至少还对列强说了不，日本却“屈辱”地签了和约，三年后把已经下肚的山东吐了出来。唐启华说，在日本国内看来，日本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当时中国，只有外交官的素质差了一大截，在国际场合经常被中国外交官羞辱。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各领域都像外交界这么出色，中国早就是世界强国了。
外交失败与北洋败国之说深入人心，教科书起到极大作用。不独中共推崇“五四”，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国民政府以北洋政府为反动势力，亦推崇“五四”，“五四”精神丰碑高高屹立于海峡两岸。在台湾长大的唐启华，也是受同样的“革命史观”教育长大。
晚年曹汝霖忿忿不平地写道：“国府编辑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但他又自我安慰：“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不知曹汝霖是否真能如此看开。房子被烧可以重建，名誉被毁能否复原，是无法预料的。陆徵祥被奉为拒签英雄，对他也是误解，他心中百般滋味无处诉，索性挂印而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对于北洋一代外交家来说，这句独白很难潇洒出口，沉封的档案不似春秋，可以坦陈世间任人评说，有些档案会等到解密的那一天，而有些也许永远湮灭于历史长河。
参考文献：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徵祥《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顾维钧回忆录》等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作者：唐启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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