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生活影响巨大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反精神污染”迄今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在当今中共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声浪中，不难看到其与三十年前那场运动一脉相承：历史走在漫长的回头路上
老高按：2月10日，中共宣传领域的“左王”邓力群去世，享年100岁，让我想起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活跃于政坛，深具“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一次次主动进攻，掀起的重重风浪。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是其中的重头戏。
我对“清除精神污染”有特别深的印象。这是因为，这场运动，是“文革”结束、我走出校门之后亲身经历的一场政治运动。此前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经历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当时的学生身分减弱了运动的冲击，又得到武大当时富有改革思维的刘道玉校长的保护，因此更多的是关注、观看、当然也发出抗争的呐喊；而“清除精神污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职责所在，必须贯彻来自中宣部、邓力群的“清除精神污染”指令，但另一方面，自己思想上对此毫不认同，也直接感受到来自基层团员青年对之抵触抗拒。最后，胡耀邦、万里和胡启立等人化解了胡乔木、邓力群咄咄逼人的攻势——至今记忆犹新：胡耀邦、胡启立1983年12月对央视和对团中央常委的两次讲话，让我精神为之一振！
那段岁月，有许多值得记忆的故事和细节，有机会了我应该写下來。这里，我先推荐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的《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一文。他的文章披露了当时我们不很熟悉的经济理论界的情况和赵紫阳当时的态度、对策。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2013年7月31日和8月6日，分上下两部分刊出这篇两万字长文。在邓力群逝世之后，又重新刊登出来。
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
反精神污染中经济理论界的两大事件
张曙光，FT中文网
【FT编者按】2月10日，中共宣传领域的元老之一邓力群去世，享年100岁。他曾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他的名字常和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相联，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为人熟知。FT中文网曾刊发与邓力群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多篇文章，在此重新推荐张曙光的《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一文，文章回顾了80年代邓力群主导的“反精神污染”事件。
如今，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生活影响巨大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南巡讲话也过了20多年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先生重提这段历史，是因为“反精神污染运动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消失。”对思想和学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该以史为鉴。特别是现在“有关国家和相关人物历史回忆和传记频出，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歪曲历史”，他希望能够提供他所了解的那一面，“做一部信史”。
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我正在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研究中的一章。我想能够写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上次我讲过一次，讲的是1958年的公共食堂和经济所的食堂报告，题目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是改革以前发生的故事。今天讲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故事。我的态度是想做一部信史，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既不为尊者讳，也不故意踩踏小人物。我主要还是讲故事，讲五个问题，第一，“反精神污染”是怎么提出和怎么推行的；第二，“反精神污染”有一个前哨战，讲围绕着张维迎“为钱正名”的文章发生的事情；第三，第四讲两大事件，第一个是马丁文章事件，第二个是经济所秦柳方小报告事件，最后是一个简单的评论。
反精神污染：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的重大政治事件
我这里写了一个导论做了概括：“反精神污染提出的直接动因是有关周扬讲话的分歧。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桩盛大的喜事变成一场悲剧，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不能不令人深思。”
这就要讲，周扬讲话是怎么回事？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报告人就是周扬（时任中宣部顾问，编者注——编者，均为FT中文网编者，下同）。王若水、王元化等帮着周扬起草了报告。3月7日，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周扬讲了四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的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第四个问题中，周扬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分歧和争论也集中在这里。
周扬说：“人是我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而异化是奴役人的。”他认为，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异化现象，他说，“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
争论是怎么发生的？
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当时正在医院检查身体，特意从医院赶到会场听报告，听着听着觉得有问题（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按周扬的说法，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我们历来讲，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员干部中会发生腐化变质现象。异化问题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现在周扬讲，社会主义本身要发生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与过去长期的说法不一样。当时，我没有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认为是新说法，有疑问：这种说法对不对？能不能站得住？”
“另一个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
这就是分歧的由来。接着，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编者注）打电话，让胡乔木看这个报告。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讲话摘要，并刊登了要全文发表的广告。胡乔木看了周扬讲话以后，就带人去找周扬谈话。一方面，给周扬戴了些高帽子，说周扬年高德勋，认为周扬讲人道主义讲得不错，另一方面又说有些问题还没有讲，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需要补充修改，并要周扬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修改好以后，出单行本，在《哲学研究》上发。但是《人民日报》已经做了广告。《人民日报》食言是常有的事，但是周扬不能这么做，不能食言，因为大家知道，周扬过去是所谓“阎王殿的阎王”，文化界和理论界的霸主，跟着毛泽东整过不少人，胡风反革命事件就是毛泽东决定，他指挥搞出来的，这个大家都清楚。结果没想到，文革期间他自己挨整，从切肤之痛中，周扬明白了，总结了经验。文革以后，凡是他过去整过的人，他都赔罪道歉，有的人误解消除了，有的人则不依不饶，讽刺、挖苦，甚至谩骂，周扬照样笑脸相迎。
所以，周扬选这个题目，他是想用自己从血的教训中悟到的道理总结共产党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共产党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想，提供一些新的论据。但是，周扬没想到，得到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要中宣部向中央报告，邓力群以中宣部部长名义，下令称《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王若水、秦川检查违反组织纪律，后来撤职。接着，就提出了“反精神污染”的问题。
“反精神污染”的发明者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力群。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批判周扬等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后为邓小平接受和采纳。接着，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提出来一个更政治化的概念，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9月7日，邓小平就要邓力群帮助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并决定只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谈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他说，说社会主义会发生异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看来虽然没有给周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实际上他们把周扬讲话看作修正主义。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在简单地肯定了成绩以后，邓小平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有的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不是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的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的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
听了邓小平的报告，周扬很紧张，并在二中全会分组会作了自我批评。邓力群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而邓小平看到简报后却不答应。他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对他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待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鉴于周扬年事已高，胡乔木出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做变通的自我批评。新华社写出稿件后，周扬又在后面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稿子拿到书记处讨论时，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编者注）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去。可见，这哪里是周扬个人的自我批评，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和把戏。11月6日，“周扬同新华社记者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事后周扬又感到上了胡乔木的当，此事也就成为周扬的一块心病。
接着，就是胡乔木批判周扬。
1984年1月27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的讲话。他把问题提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一下子就给周扬的问题定了性。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而明确指出，“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并引周扬讲话和王若水讲话进行批判。
胡乔木的文章也讨论了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特别是后面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直接对着周扬的讲话。
我想先就这个问题做一点评论。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仍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人性等问题，而且认为只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不允许从其他的观点来讨论这些问题。否则就是精神污染，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必须批判和清除。从以上和后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反精神污染是由邓力群、胡乔木发难，由邓小平发动的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
至于胡乔木为何发难？有人说是因为周扬抢了胡乔木的彩头，这个报告应当由胡乔木来做。笔者与当事人均无直接接触，不敢妄加猜测，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胡乔木要坚守和保持他中国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立场和形象，则是显而易见的。最有意思的倒是前引邓力群的两句话。一是“我觉得，他（指周扬）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难道只能讲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一样的话吗，那么还会有创新吗？难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一样吗？这说明邓力群坚持和维护的是什么，也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不一致的。二是“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正是赫鲁晓夫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揭露了斯大林的专制和残暴，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样，周扬讲人道主义也不是无病呻吟，并不是像胡乔木说的那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对中国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真反思。难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办公共食堂，饿死几千万人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道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为什么不能抽象的讨论“人的价值”和“人的目的”？为什么必须从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或者说，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既然可以抽象出“人”，为什么不可以抽象出“人的价值”和“人的目的”？既然同是为了人，为什么不能讲人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目的？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是把人当作目的本身。其实，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的。为了实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所谓共产主义目的，不惜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了通过文革来保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纯洁性，不惜破坏几千年的传统文明。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人不过是某些人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而已。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周扬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比如，在政治方面，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共产党统治和治理之下，没有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一切权力归共产党，变成一切权力归党中央，最后是一切权力归毛泽东，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四人帮”专政，难道不是共产党权力的异化？再如，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打天下坐江山的，但在解放后，农民的地位和待遇也最差，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内，农民是农奴，连离开农村的自由都没有，在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和困难时期，甚至连外出讨饭的自由都没有，只能饿死家中；今天，农民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这难道不是异化？如果承认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指出这一事实就不是精神污染，也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叫不叫异化，周扬可以叫（称之为“异化”），邓力群、胡乔木和邓小平可以不叫（“异化”），还可以讨论。至于指出这些事实与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划上等号，仍然是在坚持舆论一律和思想控制，仍然是在搞一言堂。
其实，对周扬报告的处理确实比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进步了一点点，除了批判和检讨以外，没有了戴帽、游斗、流放、监禁，但仍然是用政治办法来处理学术理论和思想问题，其偏差是明显的。既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会上的讲话是学术报告，那就应当按学术活动的办法来处理。邓力群和胡乔木不同意周扬的观点，可以私下交换意见，也可以写文章进行批评，就像胡乔木后来的文章那样，其他人也可以进行平等讨论，中宣部还可以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再请其他不同意周扬观点的人去做报告，而不应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和身份出现，采取政治高压手段，逼着周扬修改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周扬的错误不在于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在于他面对政治压力，在没有认识和想通的情况下，违心地检讨而又不能释然。看来，周扬对过去的反思是有限的和不彻底的，胡乔木给他戴的高帽子“年高德勋”是需要斟酌的，年高是真，德勋则不实。周扬已经无官无权，只有中宣部顾问一个虚名，他没有认真想一想，如果他不检讨，共产党会把他怎么样？他是先做人，还是先做党员？这也许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思考的问题。
反精神污染是怎样推行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邓小平的讲话传达以后，反精神污染的斗争就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开展起来了，并出现了向其他领域蔓延的趋向。在理论界，先是周扬检讨，邓力群批判王若水，后是批判胡绩伟关于新闻工作的人民性，免去胡绩伟、王若水《人民日报》正、副主编职务。在文艺界，先是点名批评徐迟、李陀等作家，接着发动了对白桦的《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以及小说《人啊，人》、《离离原上草》、《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清晨，三十分钟》、《疯狂的君子兰》、《近的云》、《崛起的诗群》等作品的批判。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批判矛头还指向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和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诬指特区是“租界”。一时间，反精神污染似乎成了中国的主要问题。
随着反精神污染的开展，胡耀邦与邓小平以及胡乔木、邓力群的分歧公开化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进退两难，一方面，他要维护共产党的团结，不能公开对抗邓小平，另一方面又认为反精神污染出现了扩大化；一方面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有些吞吞吐吐、前后矛盾，另一方面，又尽量利用自己的职权，削弱和减小反精神污染的影响，甚至保护一部分受批判的人。而胡乔木和邓力群则借邓小平的讲话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企图取胡耀邦而代之。大家看到有许多这样的说法。到了1985年和1986年，邓小平多次讲话，“搞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旺、刘宾雁等，指示要把他们开除出党，而且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编者注）。在邓小平的策划、指使和安排下，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编者注）主持召开所谓中央生活会，集中批评胡耀邦，胡耀邦被迫检讨，且不得不辞职。习仲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编者注）在会上替胡耀邦抱打不平，怒斥薄一波等“逼宫”，维护正常的党内生活秩序。胡耀邦辞职后，心情郁闷，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第一波暂时平息。
反精神污染的前哨战：张维迎《为钱正名》的争议
1983年8月9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一文。文章说，“在商品生产下，钱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中国青年报》为刊发该文加了编者按，“张维迎同志投来的稿子，原文较长，这里只摘登其中几节，其中就‘向钱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随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光明日报》也参加进来，在“经济论坛”内也刊登了很多讨论文章。
10月12日，邓小平在12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批判了“一切向钱看”的观点，对《为“钱”正名》的批判突然升级，学术讨论变成了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以至消息传到陕北吴堡县的农村，张维迎的父母也被告知，“你家娃出事了”。
在政治高压下，没有经过什么风浪的张维迎主动向学校写了《重视货币的功能，反对“一切向前看”――对〈为“钱”正名〉一文的检查》。张维迎的导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炼成教授认为不同观点可以讨论，但不赞成把张维迎文章当作精神污染来批判，并向有关方面做工作，保护自己的学生。在文革中曾经受过批判的西北大学校长郭琦，坚持认为张维迎的文章只反映了作者由于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属于理论和学术范畴，讨论只能按照“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来对待，所有参与讨论的文章和发言都应该是“讲道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他劝告张维迎不必急于做表态性检讨，特别是口心不一的违心检查，并建议张维迎把副题中的“检查”改为“再认识”，发表在当年12月底的《西北大学报》和《陕西日报》上。郭琦校长认为，这场讨论过多地分散了张维迎的精力，他还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于是在寒假前结束了这场讨论。张维迎也在这场风浪中全身而退，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经济学界反精神污染的前哨战也以失败告终。
由于西北大学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坚持和恪守了学术自由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平等讨论的风气，培养了一批有名的经济学人才，获得了“青年经济学家摇篮”的美誉。
现在就讲两大重大事件，一件是马丁文章事件，一件是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秦柳方小报告事件，唐宗昆（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研究》为当时经济学界最权威刊物，编者注）是当事人之一。
先讲马丁文章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理论版“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宋龙详署名马丁的文章，题目是《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所列十大转变分别是，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到科学分析；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10）从线性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应当说，马丁的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和正确的。《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也很正常。
问题在于，文章发表后，出现了一大堆事情。先是日本时事通信、《读卖新闻》、美联社转载，歪曲报道了这个事情。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电讯，说什么“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提出《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12月19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中报》“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2日报道”发表社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尖锐批评马丁文章关于《资本论》已经失去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的观点。这就大大歪曲了马丁文章的原意。
关于这个问题，马丁文章讲得很清楚，我也不用讲了。他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杇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炸弹。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是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可见，马丁文章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而问题就出在那些望文生义的外国文章出口转内销之后，就变味了。
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提前一天发回《中报》的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接着，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予以转发。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号称中央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社论。这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性报道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3月4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公开报道，甚至把马丁当成外国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下，有人据此将马丁文章看作是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在1986年2月召开的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发表讲话，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判之势已经形成。邓力群在《自述》中还提到此事。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者注）在报道《中报》社论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把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
2月23日，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批示：“启立（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望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其中，“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一句值得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北京周报》、《新华文摘》也转载了，但都是照着《工人日报》转载的。这两家就打报告给中宣部，要求他们澄清事实。
事情的真正转机是赵紫阳3月3日在胡乔木上转秦柳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的信上的批示，才把这个风扭转了。这个批示后面再讲，因为跟后面的事件连在一起。
根据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编者注）批示，3月22日，中宣部根据薄一波的批示，专门就马丁文章事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朱厚泽委托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持，参加的人有于光远、董辅礽、王若水、苏星、冯兰瑞、廖盖隆、曾彦修，还有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喻权域、张惠卿、汪永芬、李禹兴等，共30多人。
于光远（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首先发言，肯定马丁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大家都批评新华社内参谎报军情，干扰中央决策。要求对向中央谎报军情的人进行批评处理，不能随便放过。王惠德在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两条决定：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前次对马文的报道失真，应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重新发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写一简报，上报中央。
至此，马丁文章事件便告一个段落。
对此，我想做一点评论。
人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作者宋龙祥（笔名马丁）本人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所写的文章也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只是概括了经济理论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工人日报》也不是主要的理论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很正常。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无法了解和充满好奇，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进行一些猜测也是常事。然而，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些人，有的还升官了，这是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里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硕果。
再看第二大事件，就是秦柳方给胡乔木的小报告及其掀起的波澜。
先给大家讲一下，秦柳方其人。秦柳方（1906－2007），江苏无锡人。1927年入党，后来脱党，1929年参加由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调查团，1933年参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社论委员兼经济版主编，《经济周报》编委，属于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上海解放后，重新入党，历任上海军管会中纺公司代表处顾问，华东区花纱布公司经理，华东贸易部计划处、物价处处长，中央商业部工业商品局副局长，中财委六办商业组副组长，国务院八办商业组组长等职。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科研处处长、《世界经济调研》常务副主编兼《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
在经济理论上，秦柳方没有什么建树，是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的末流人物，在抗战时期写过一些短文和评论，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理论文章。秦柳方以打小报告和整人见长。在国务院八办时，秦柳方曾经揭发批判过许涤新。1957年，秦柳方又给他的前任李维汉的秘书郑新如贴大字报，调门很高，把郑新如当成敌人，因而成了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50年代末，经济理论界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云南一化名LX的人给《经济研究》写稿，主张商品经济，秦柳方给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受到批判。浙江省委党校有人给《经济研究》投稿主张商品经济，秦也给浙江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也被整。孙冶方当了经济所所长以后，秦柳方经常把孙冶方的言论报告给中宣部，中宣部也越来越不信任孙冶方。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对翻案风、单干风、悲观风，经济所过去受过批判的人提出申诉，秦柳方说所内有“三风”，翻案风特别严重，孙冶方、冯秉珊、项启源、何建章等不同意秦的意见，秦就向中宣部打小报告。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的意见及其在经济所的讨论，也是秦柳方打小报告给中宣部告发的。这样一来，在1964年经济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派了七十多人的工作组搞出了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秦柳方成为唯一的大左派。有鉴于此，陆定一曾经提议让秦柳方当经济所所长，只是于光远和林涧清说“秦柳方的市侩作风太严重”才作罢。秦柳方在经济所的名声不好，孙冶方平反回到经济所以后，秦柳方自觉脸上无光，在经济所呆不下去了，才找到钱俊瑞，调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为什么秦柳方找钱俊瑞，他是钱俊瑞的救命恩人。钱俊瑞在文化部党组犯了错误，被弄到无锡当地委书记，文革中间，老百姓在揪他，他逃到北京，躲在秦柳方家里，躲过去。所以这个时候，秦柳方找到了钱俊瑞，钱俊瑞收留了秦柳方。有人给秦柳方做了四个字的概括“思想警察”，这个评价确实入木三分，极为正确。不过，秦柳方的行为既与个人品德有关，也是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如何防止那些政治品质低劣和学术品质低劣的人再次得势，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咱们看秦柳方的小报告。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给胡乔木寄了一个整整15页约五千字的小报告，题目是《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者不仅开门见山，而且深知内情地写道，“近年，一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非难，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书记处作了讨论，耀邦同志也作了指示，但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混乱现象”。接着，秦柳方仅就他看到的材料，以理论问题为主，分四个问题揭发和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一些所谓自由化现象。我们下面只就第一个方面做点介绍。
在“一，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秦柳方揭发了7个所谓自由化问题。
认为“第一，主张价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让农民进城，压低工资水平”，是自由化。这是从985年11月《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写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调查报告，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摘录出来的观点。
第二，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股份化”。也是自由化。
第三，主张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自由化。
第四，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是自由化。
第六，认为“经济学缺乏新概念”，要创新经济学的概念，也是自由化。
第七，全盘否定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也是自由化。
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六四”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时，曾经复印出来在所内传阅的，这一条没有圈掉；一个在向上转报稿子的复印件，这一条被圈掉了。据此推断，转报的稿子可能是被胡乔木圈掉的。
其他几条我不说了，时间关系。而且秦柳方的小告还提出了四点建议。
今天看来，秦柳方的小报告是荒唐的和可笑的，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什么争论。而就当时来看，小报告的内容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情况，我这里说了当时关于劳动力市场，关于择业自由、失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些都已经是改革讨论的事情了。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经济理论界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时自然而然提出来观点，也是在试验和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中遇到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把这些问题都当做自由化加以批判。那么还怎么改革呢？
问题的解决也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是精心安排，事情就是这样紧锣密鼓地凑到了一起。下面，我们排列出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1986年2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关于马丁文章的社论。有关马丁文章的信息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2月22日，薄一波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意见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份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同日，秦柳方给胡乔木打了上面的小报告，揭发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混乱现象”和“自由化倾向”。
2月23日，胡乔木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批示：“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在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按乔木、一波批示办”。
3月1日，胡乔木写信给中央领导，随信送上秦柳方的小报告。
胡乔木的信全文如下：
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份《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似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另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附件较多，从略。
胡乔木
三月一日
收到胡乔木的信和秦柳方的小报告以后，赵紫阳于3月3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提倡大胆探索。”
3月5日，胡耀邦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的批语转告乔木同志一下”。
其实两大事件，马丁事件和秦柳方校小报告事件真正的解决是赵紫阳的批示。
赵紫阳的批示给了企图借马丁事件和秦柳方的小报告批判自由化的胡乔木等人当头一棒。既回击了秦柳方的小报告及其支持者，又给处理马丁事件提出了指导方针，一石二鸟，恰到好处。朱厚泽根据薄一波的批示，按照赵紫阳批示的精神，指示王惠德召开座谈会，澄清了围绕马丁文章引起的是是非非，很快平息了马丁事件。一场迫在眉睫的反自由化的大批判就这样给化解了。
其实，赵紫阳的批示并不是心血来潮，因为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就明确地讲了要大胆探索，要进行创新，这实际上是当时的既定方针。
下面，我们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因为秦柳方小报告点名批评《经济研究》搞自由化。唐宗昆当时是《经济研究》的常务副主编。老唐在1986年第5期发表署名文章《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旗帜鲜明地支持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不点名地批评了秦柳方的错误态度。文章从七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认为“这一年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之广泛和研究层次之深入远远超过了我国过去任何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但是，“也有个别同志，自己对《决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不屑一顾，却在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发现了一片‘混乱现象’，失魂落魄地打小报告，谎报军情，主张对经济理论界的‘自由化倾向’严加控制”。作者大声质问，“这样的同志究竟想把我们控制到哪里去”。
老唐（唐宗昆）的文章，我也不说了，老唐也在这个地方。总之，老唐的文章批评了秦柳方小报告的观点，并明确支持青年人的探索和创新。当然，老唐的话也比较尖锐。
就在赵紫阳指示以后和《经济研究》批评秦柳方的同时，邓力群在一些会议上声援秦柳方。本来，秦柳方自称他读不懂《资本论》，也没有什么经济理论研究成果，鉴于他反自由化有功，邓力群说，秦柳方是党内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此可以提供佐证的是，邓力群在《自述》中曾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好心”？说穿了就是要整人。
由此可见，秦柳方的小报告并不因赵紫阳批示而划上句号。故事到此并未结束。
下面，我讲一讲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后传。
秦柳方的小报告由于赵紫阳的指示而暂时搁置，接着又沉渣泛起。
唐宗昆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一文在《经济研究》发表以后，过了三个月，高层对该文有了反映。刘国光很紧张，对赵人伟说，“老唐干这种事，真麻烦，我对秦柳方没兴趣，但老唐这么干，不好办”。1986年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学术动态汇报会”，会议由副院长刘国光主持，院长胡绳和其他副院长出席，参加的人有“经济片”各研究所的所长或分管科研的副所长。在各所负责人汇报完学术动态后，院领导对汇报内容未置一词，刘国光却对唐宗昆的文章提出批评。他说：“学术刊物要创造宽松环境，争论各方不要扣帽子。《经济研究》发了文章批评秦柳方。秦柳方向中央反映情况，他有权利这样做。”胡绳表示“同意国光意见”后，刘国光接着又说：“讨论要与人为善，不要伤感情。现在是打个招呼”。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后头也确实还有事。有人说，刘国光的讲话传达的是胡乔木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现行体制下，诸如此类的事情累见不鲜，对领导的批示应当如何处理？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是如果认为上级的指示有问题，应当向上反映，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刘国光（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和胡绳都不会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的魄力，也不敢得罪他们的顶头上司。
二是按照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服从上级。既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话，刘国光代表院部批评唐宗昆也的确有迫不得已之处，尽管他了解秦柳方的为人，对秦也不感兴趣。但批评后的进一步行动，则是表明其态度和立场的关键。
三是如果他们真的认为秦柳方的小报告站不住，对《经济研究》和唐宗昆的批评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批评以后应当向唐宗昆做出解释，说明原委。这里有胡绳处理有关与刘再复关系的几件大事可以作为佐证。胡绳为《文学评论》的事上面批评了刘再复，要撤他的职，刘再复摔手不干了。胡绳后来让赵复三私下给刘再复道歉，让刘再复继续当所长，当《文学评论》的主编。但是，刘国光与胡绳不同，他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这里既有人物性格问题，也有复杂的人事关系问题，还有对反精神污染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以及宦海的沉浮问题。这一切决定了刘国光对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态度和做法。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赵紫阳被撤职软禁，秦柳方又活跃起来，揭发批判赵紫阳。8月27日，秦柳方写了题为《赵紫阳早就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该文首先复述了他1986年小报告（自称为“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控诉赵紫阳：“他看后，却不以为然，于1986年3月1日（应为3日--引者注）写下了如下的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接着，秦柳方写道：“赵紫阳同志的上述批语传达后，在那年3月份的一次北京中青年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一些青年竟然在会上提出，要对写意见书的同志进行制裁……气焰极为嚣张。”然后，他把唐宗昆与赵紫阳挂在一起批判：“那年5月份，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杂志，积极贯彻赵紫阳同志的批语，在显要地位发表了该刊副主编所写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一文，对那份意见书进行不指名的批判。……文章以学术讨论为掩护，对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主张，极尽讽刺、漫骂、诬蔑、诋毁之能事。……在赵紫阳同志的支持、纵容下，建议‘要防止理论宣传上的自由化倾向’的意见书，却要受到不指名的公开批判，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
“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所都进行了清查和整党。邓力群把秦柳方事件看作是经济所清查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由何建章、姜汉章、雷震阊组成的清查整党小组进驻经济所，在邓力群、王忍之的授意和支持下，以整党之名，行夺权之实。这时，经济所的所长是赵人伟，清查组给赵人伟列有五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压制和打击秦柳方。清查组把秦柳方1986年2月22日的小报告印刷全所，上面的第7条并没有删去。清查和批判的主要内容，一是唐宗昆写文章批判秦柳方，二是赵人伟在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不点名地批评秦柳方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
1990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学者近几年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某些见解”为题向中央报告，肯定和支持秦柳方的意见。“一、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较早地提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批评。……胡乔木同志将此报告转给赵紫阳同志。赵看后不以为然，于3月1日（是3月3日――引者注）在报告上批示：‘批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赵紫阳的批示传达后，经济学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起来”。
在社科院院部的清查和整党中，秦柳方的小报告也是一大问题。胡绳在院部大会上检查，说秦柳方揭发了自由化，并向秦柳方表示敬意。到了1990年夏天，院部听取经济所正副所长的汇报，吴介民、杨克在场，杨克说，“唐宗昆的文章恶毒之极”。这也是进一步清查和批判的信号。后来在院工作会议上，经济所何建章和副所长于祖尧还在批经济所的自由化。
这个故事大体就是这样。故事讲完了。因为反精神污染的起因是周扬的学术报告，后来的两大事件更是因学术讨论而起，但居然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仅就学术思想的发展而论，就是我题目的中心“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学术环境的四个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1）什么是宽松的学术环境？2）要不要创造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3）能不能创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4）如何创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些问题是学术繁荣和理论发展的生命所系，值得认真思考和进一步讨论。
关于第1个问题，即什么是宽松环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位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和邓力群。
1986年初，朱厚泽在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我觉得他的讲话还是很值得回顾的，他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对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我觉得这是朱厚泽留在世上的名言。
1986年6月，邓力群在安徽调查，公开批判朱厚泽的“三宽”。他说：“既然讲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从上述的引文可以看出，二人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和肯定的。即要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而且这个宽松环境是对所有人的。朱厚泽没有对人做出区分，自然是对所有人而言。邓力群区分了所谓搞自由化的人和反自由化的人，认为对前者有宽松，对后者也应有宽松。但是，邓力群认为朱厚泽的讲话只是对所谓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而对反自由化的人不宽松。很明显，这是无中生有，强加于人。因为朱厚泽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朱厚泽对宽松环境有一个说明，并提出了“三宽”政策，合情合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既然是探索未知领域，就不仅要允许人家讲话，而且要允许人家讲错话，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讲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观点，不能动不动就以违背传统观点和传统看法，而给人家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否则，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的老套和旧话。所以，我看邓力群的讲话仍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认为学术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共产党的辞典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宣传所谓自由化是要受处分的，开除出党，开除公职，治罪坐牢，放逐国外，不准回国，即使客死他乡，叶落归根，也不予放行。这就是胡乔木所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此而论，宽松环境到底是指什么，应当是清楚的。
关于第4个问题，即怎么创造宽松的环境？首先，落实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取消思想控制和新闻管制，让人们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因为思想是最自由的，是控制不住的。其次，不以言治罪，只是发表一些不同观点，包括不同政见，而没有采取行动，不应追究。再次，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平等对待，给以同志的理解和起码的尊重，宽以待人。特别是不能摆出党的理论权威的架式，动不动就进行大批判。
基于以上认识，第3个问题是能不能真正创造出宽松的环境？现在虽有进步，但进步有限，现在还不能解决，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只能寄希望予未来。
附：唐宗昆：一个亲历者的回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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