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農曆八月十八，錢塘潮迎來一批特別的觀潮人。這十個人，儘管都已洶湧西去，但卻多是澎湃震耳而又歷久彌新並常說常新的人物。這一群人當中，汪精衛無疑是中心。這是汪與胡適的第一次見面，任鴻雋簡單介紹了幾句後，兩人握手，握了很長時間
老高按：此前我介紹過：最近一段時間，對汪精衛的言說，在國內媒體和網站上又成了一個小小的熱點，發言者多還不是一般網友。
再審視一下，似乎主要是從文學界先開始的。可能作家們看中了汪精衛一生經歷的戲劇性，也發現了其人性格中的矛盾性，作為一個文學觀照對象，很有可供挖掘的“礦苗”，可供想象的空間吧。
在中國曾有“叢刊四大名旦”只說，《當代》叢刊就是其中之一，與《收穫》《十月》等齊名。2013年第5期、2014年第1期，連載了署名丁三的長篇小說《精衛填海》——仍“未完待續”，但我手頭只有這兩期，不知後面還有多長。此部鴻篇巨著以汪精衛為主人公，副標題為：“一部從愛國走向賣國的心靈史”。我讀後才知道，原來在國內當局極力編織的嚴密文網之下，在這樣大的雜誌上，也能出現這樣挑戰正統、傳統說法的作品，讓讀者民眾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艱難地趨向多元化。對這部作品，我很想寫點讀後感，但想讀完餘下部分再說。
另一部大型文學叢刊《鐘山》，最近也刊出了一篇不短的散文《民國十二年徐志摩、胡適、汪精衛等的一次雅集》，轉載於下。
民國十二年徐志摩、胡適、汪精衛等的一次雅集
馬建強，《鐘山》
《鐘山》編者註：馬建強，男，江蘇金壇人。南京特殊教育學院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館長，近年來致力於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史研究，著有多部學術專著。曾在本刊發表散文《家書中的梁啓超》。
（一）
民國十二年（公元1923年）的農曆八月十五，“人間天堂”的杭州，“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這一天“陰雨竟日，晚間微晴，月出不久，即為雲遮盡”。（《胡適日記》）
好在西湖“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所以人們對西湖的“雨”是不生氣的。沒有西湖的雨，哪有天堂的傘，哪有許仙與白娘子的傘來傘去千年等一回的姻緣。
今夜天上的月亮先不顯後未圓，地上的胡適也沒有和家人團圓。小腳太太江冬秀與三個孩子在北京，他一人在西湖。一人是一人，卻不是孤身。“我的朋友胡適之”中的胡適之是不缺朋友的。這一天，安徽老鄉、美國同學陶行知（當時還叫陶知行）與胡適在一起，雨是“竟日”，他們相聚也是“竟日”，陶行知當晚還與胡適同住。
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十六這一天，胡適與陶行知、高夢旦等好朋友一起在西湖走花塢、游西溪。果然，一日雅集暢遊，天助人興，晚上雨去雲淡，今夜“月色極好”（《胡適日記》）。
在整個杭州灣，伴隨着中秋佳節，有一件盛事，那就是錢塘觀潮。呈喇叭狀的杭州灣兩岸，中秋之後，海起潮，人如潮。這個潮與天上的月亮直接相關，月亮是十五滿十六圓，潮水是十五起十八盛。
1923年的農曆八月十八，錢塘潮迎來一批特別的觀潮人：
今天為八月十八，潮水最盛。
潮初來時，但見海外水平線上微湧起一片白光，旋即退下去了。後來有幾處白點同時湧上，時沒時現，如是者幾分鐘。忽然幾處白光聯成一線了。但來勢仍很弱而緩，似乎很吃力的。大家的眼光全關注在光山一帶，看潮很吃力地衝上來：忽然東邊潮水大湧上來了，忽然南面也湧上來了。潮頭每個皆北高而斜向南，遠望去很像無數鐵艦首尾銜接着，一齊橫衝上來。一忽兒，潮聲澎湃震耳，如千軍萬馬奔騰之聲，不到幾秒鐘，已涌到塘前，轉瞬間已過了我們面前，洶湧西去了。（《胡適日記》）
此潮起潮落處為浙江海寧鹽官，離徐志摩家硤石鎮不遠，徐志摩是本次觀潮的組織者，同行者是：胡適、曹誠英、汪精衛、馬君武、任鴻雋、陳衡哲、朱經農、陶行知，還有一位女老外Miss Ellery，美國藩薩大學歷史學教授，是陳衡哲留學美國時的老師。
七男三女，一共十人。此番十人在中秋佳節後三日應徐志摩之約從杭州、上海會合於鹽官。錢塘潮水自然是千軍萬馬澎湃震耳，幾秒鐘就洶湧西去了。觀潮的這十個人，除了一位老外不在本文交代範圍之外，儘管都已洶湧西去，但卻都是澎湃震耳而又歷久彌新並常說常新的人物。在“神馬都是浮雲”的二十一世紀之初，回望1923年9月28日（民國十二年農曆八月十八）這一天，凝眸這九位觀潮者，他們都曾是時代的弄潮兒，潮水不知何處去，人面依舊笑春風。
以年齒為序，此九人為：
馬君武（1881—1940）
汪精衛（1883—1944）
任鴻雋（1886—1961）
朱經農（1887—1951）
胡 適（1891—1962）
陶行知（1891—1946）
陳衡哲（1893—1976）
徐志摩（1897—1931）
曹誠英（1902—1972）
（二）
北洋政府自從袁世凱一命嗚呼之後，可謂群龍無首，城頭變幻大王旗，你將唱罷我登場。大總統1922年底是徐世昌，1923年頭叫黎元洪，才到10月就變成了販布出身的曹錕了。
幾年後異軍突起北伐成功的國民黨，此時正忙着準備改組。新年剛過的1月26日，孫中山指派廖仲愷與蘇俄代表越飛經過會談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8月16日，孫中山又指派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從上海出發赴蘇俄考察軍事，這為他日後執掌黃埔軍校埋下了伏筆。蔣介石深諳一支管用的軍隊在這亂世的作用，此後幾年他在廣州這個叫黃埔的小島上苦心扒拉他的陸軍軍官學校。
而建黨才兩年多的共產黨，此時還處於秘密地下狀態。作為蘇俄共產國際一個遠東支部，急性子的陳獨秀感覺是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不給力。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倒是接連悄悄地印刷了好多次，一時風行天下。而共產國際馬林、中國共產黨李大釗、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共同謀劃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與國共第一次合作即將拉開帷幕。
1922年年底，北洋政府財政部長羅文干遭到非法逮捕，後經北大校長蔡元培奮力抗爭，獲釋放。可到了1923年1月，教育總長彭允彝為取悅軍閥，致使羅文干被重新逮捕。蔡元培激於義憤，於1923年1月17日的《晨報》發表了不與北洋政府合作的宣言：“元培目擊時建，痛心於政治清明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
從1919年“五四”起，蔡元培因不堪北京大學此起彼伏的學潮與北洋政府的無能腐敗，先後辭職數次，快成辭職專業戶了，可是本來水火不相容的官方的教育部與民間的北大師生竟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都不同意蔡元培辭職。向來待人如春風的蔡元培，這一次秋高氣爽起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回老家了，梅乾菜就紹興酒，烏篷船邊水悠悠。
剛好蔡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已經兩年多了，周圍的朋友都忙着給他張羅續弦。早年愛國女學時的學生、一直待字閣中的周養浩浮出水面，那真是“清水出芙蓉”，正無官一身輕的蔡元培來到蘇州與在此工作的周幾番接觸，覺得甚合其意。於是1923年7月10日，在蘇州留園，蔡元培與周養浩開始了蜜月之旅。這一年蔡元培年近六旬，周養浩年過三十。婚禮當然隆重，一批故舊門生新朋老友紛紛前來祝賀。不過，當天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老夫少妻百年好合洞房花燭，而是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太太前來參加婚禮，不想婚禮尚未結束，同桌的人發現她竟伏在飯桌上無疾而終了。這位壽星是蔡元培老友張冀牖的三舅奶奶劉老太太。張冀牖的女兒張允和九十多歲時，還常跟人說起當年她親歷的這件事。婚後十天，蔡元培帶着新婚妻子遠赴歐洲。1923年的蔡元培是一個辭職未允的北大校長，一個新婚燕爾的新郎官，一個再度赴歐考察的教育家。
陶行知這一年被推選為南京安徽公學校長。學校辦在南京，屬於江蘇省地盤，而經費、生源等均來自安徽省，是所辦在南京的主要招收安徽流動兒童的希望學校，所以該校要同時報蘇、皖兩省省長公署及教育廳立案。好在那個年頭辦這樣的好事，還沒有現在諸多潛規則，說辦很快也就辦好了。
1923年前，陶行知一直在大學工作，但限制多多、煩惱多多，久有凌雲志的他面對老大的民國老難的教育，一想起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的豪情壯志，便開始英雄氣短。安徽公學校長，儘管不是全職，但對他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當仁不讓津津有味，一口氣兼到1929年，直到後來因創辦曉莊師範遭國民政府通緝為止。他率先在公學推行三三新學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與美國中學教育接軌。這個學制是在胡適力主下年前濟南會議上剛獲通過的，陶行知用這種實際行動響應了這位安徽老同鄉。他提出：我們學校最注重師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
這一年，陶行知還作為主力與中堅在北京發起組織了“中華平民教育改進社”，出任總幹事，全力推行平民教育。當時所謂的平民教育，其實就是平民讀書運動，“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銀錢，去教一般人民讀好書，做好人。我們深信讀書的能力是各種教育的基礎。會讀書的人對於人類和國家應盡之責任，應享之權利，可以多明白些。他們讀了書，對於自己生計最有關係的職業，也可以從書籍報紙上多得些改進的知識和最新的方法。一般無知識的人對於子女的教育漠不關心，若是自己會讀書，就明白讀書的重要，再也不肯讓自己的兒女失學。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將來普及教育的先聲。”（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論》）
因為平民教育，陶行知這一段時間與朱其慧、晏陽初、黃炎培、朱經農等交往密切。他先堅辭東南大學的教職，再婉拒北洋政府委任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校長一職，接着把家也從南京遷到了北京。朱其慧的老公是曾任民國總理的熊希齡，朱經農是她娘家侄子。陶行知確定了安徽公學的校訓為“實”，找哪位名人寫一下呢？那段時間他與朱其慧是抬頭不見低頭見，自然讓熊老爺恩賜墨寶了。字不怎麼樣但喜歡寫的熊希齡二話沒說，當天就寫好了送來。這個熊希齡，他年愛妻朱其慧去世後，以年近七旬之高齡獨占三十出頭的花魁毛彥文，一時成為民國佳話。為求得毛彥文紅顏一笑，當年熊希齡可沒少練字，情書都是裱成精美冊頁的。可以確信，那時熊老爺寫的字肯定比給安徽公學寫的功力要深厚得多。安徽公學解放後改名為南京六中，不知該校這則墨寶還在乎？
9月，陶行知由北京南下，先去上海商務印書館找朱經農。他帶來了《平民千字課》手稿，請時任印書館編輯的朱經農再修改修改，他對朱說：“不識字的人可以在四個月內讀完這套課本。”不久該書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很快發行一空，連印五十萬冊，仍供不應求。
辦完這件事後，陶行知從朱經農處弄到了胡適在杭州的住址，便由上海來到杭州，關於人生，關於教育，關於平民教育，他要與老同學胡適好好談談。
（三）
當年的汪精衛要是放在現在，那不知道要有多少粉絲粉團粉條。常言道“男人四十一枝花”，1923年的汪精衛正四十初度。這位翩翩帥哥，絕非徒有其表。他是父親六十二歲時所生，因為庶出，從小曾受家族歧視。十三歲母親去世，十四歲父親去世。但他刻苦求學，1902年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費留學日本政法大學，1905年孫中山創立同盟會時汪精衛即為同盟會評議長，與黃興等同為孫中山的左膀右臂。1909年12月他的一顆投向晚清攝政大臣載灃的炸彈，儘管沒有引爆，但已是敲響了晚清政府的喪鐘。民國後他倒也不居功自傲貪求名利，盛名之下選擇赴歐留學。此後一度進入“小休時期”，漫遊歐美，寄情山水，鍾情舞文弄墨，並被南社禮聘為尊貴會員，社號260。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銜石存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這是汪舊年獄中所作，時隔一百多年，現在讀來，第一則的豪情，第二則的志向，還是令人心動。好漢不提當年勇，看看1923年汪精衛為《南社叢選》所作的序言吧：
近世各國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學為之前驅；其革命文學之彩色，必爛然有以異於其時代之前後。中國之革命文學亦然。核其內容與其形式，固不與庚子以前之時務論相類，亦與民國以後之政論絕非同物。蓋其內容，則民族、民權、民生之主義也。其形式之范成，則涵有二事：其一，根柢於國學，以經義、史事、諸子、文辭之菁華為其枝幹；其一，根柢於西學，以法律、政治、經濟之義蘊為其條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無前者，則國亡之痛，種淪之戚，習焉已忘，無由動其光復神州之念。無後者，則承學之士猶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由得聞主權在民之理。……故革命文學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樹立。
這只是汪精衛給南社部分社員詩集的一篇序言，卻相當精準地點出了南社的意義與價值。其時正處在舊南社名存實亡、新南社曙光將顯之際。這篇序言，無疑給新南社的成立與發展明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大家手筆，不服不行。
1923年的除夕，汪精衛有詩：
《除夕邀南社諸子作歲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繪歲寒圖，諸人皆有吟詠，余也成一首》
冰雪滿天地，老梅能作花。孤松青不已，相為導春華。
落落心魄在，悠悠歲月賒。艱難謀一聚，何惜最流霞？
雖說即興小作，但在群芳爭艷的南社，還是可圈可點的。
平生自視不是一般的高的，差不多眼睛長在頭頂上的柳亞子有多首詩作猛夸汪精衛：
一擊亡胡帝，平生張子房。風姿猶婦女，家國有滄桑。
廿載盟心久，一宵握手償。元戎方旰食，何以拯黔蒼。
座中人物誰最妍？汪倫一斗才翩翩。
清談痛飲餘事耳，江山萬里君仔肩。
如果說柳亞子寫詩是明夸，那胡適、徐志摩等人在日記里簡直就是暗戀了：
前天乘看潮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Ellery，叔永介紹了汪精衛。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里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精衛的眼睛，圓活而有異光，仿佛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徐志摩《西湖記》）
胡適與汪精衛，相差八歲，汪精衛出道較早，為政界精英、民國功勳。而胡適從美國回到國內，被蔡元培禮聘至北大，二十七歲即為文科教授，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一起發起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譽滿士林，名震天下，風頭不減當年汪精衛。汪精衛與胡適，一時惺惺相惜。
1923年夏秋之際，汪精衛因為籌備新南社的事來到上海，他聽任鴻雋說胡適正在杭州養病，便托他帶信給胡適，希望一見。胡適不是糊塗人，自然一拍即合，表示相見恨晚。
儘管後來汪精衛投靠日本，做了漢奸，但胡適一生對汪精衛倒也沒有完全因事廢人。1944年4月11日汪精衛死在日本，4月13日胡適獲知此事，當天日記他就很惋惜地寫道：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胡適日記》）
不過當年汪精衛對胡適也是禮遇有加。1933年任國民黨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曾親自寫信給胡適，懇請他出任教育部長。胡適的回信情真意切：
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絕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榮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順便說一句，胡適這種堅決不從政的態度，倒是一生未有任何動搖。蔣介石1947年懇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長、1948年懇請胡適參選民國總統，胡適差不多都是用同樣的態度回絕的。
（四）
仔細說起來，汪精衛還真算教育中人。1921年孫中山在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他說：“中國今日之現象，如拆屋改建，舊者已經破壞，新者尚未建全，庶政繁多，動需時日……今日民國成立已歷十二年之久，種種設施，雖不甚完備，然求之歷史已經是收效最速的了。建設事業歷十二年之久，尚無頭緒，實因從前未培養人才之故。”孫提出國民黨“政綱”，對外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旨，對內注重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制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正臥薪嘗膽之際的孫中山禮邀昔日部下汪精衛出任廣州政府高等顧問、廣東省教育會會長。汪心有靈犀一點通，高等顧問是閒職虛職，但教育會會長是可以做許多事的，於是他即刻走馬上任教育會會長。
而他的同道前任竟是陳獨秀。1920年年底，廣東軍政府陳炯明聘請陳獨秀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委員長也好，會長也罷，其實就是教育上的這些事歸你管），主政改革廣東教育。陳獨秀當時向陳炯明提出近乎苛刻的任職三條件：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作教育經費；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作統一的趨勢。想不到的是陳炯明照單全收。這下陳獨秀只好硬着頭皮暫時放下上海的一大攤子事來到廣州。陳獨秀是個風風火火的人，在陳炯明的信任與支持下，帶着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的餘威，他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一時廣東的教育風生水起、波濤洶湧。陳的教育主張是：
1，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學教育、幼稚園等，分期使之普及。
2，成年教育，即補習教育與社會教育，凡補習學校、圖書館、博物院、操場、戲院、音樂廳，一般宣傳和特殊宣傳皆包括在內。
3，專門教育，以工業教育為主，除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工科外，以設立甲種工業學校、普及乙種工業學校為目的。
天生演說家的陳獨秀，在廣州不停地到各學校發表演說，陳述自己的教育主張與教育思想。他力主中學男女同校，並要求廣東省立一中率先實行。畢業於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的袁振英，隨陳獨秀同來廣東出任廣東省立一中校長。該校前身為廣州廣雅中學，歷史悠久，民國後改名為廣東省立一中，梁漱溟也曾出任過該校校長。在陳獨秀的強力支持下，一中開放女禁，隨後男女同校全省推廣。
可惜，此時肩負建黨重任的陳獨秀，身在曹營心在漢，加之廣東教育界的保守勢力仍很強大，任職不滿一年的陳獨秀，揮一揮長袖，悠然作別廣州天空的雲彩，時在1921年年底。
汪精衛接任，直至1924年。說起教育，汪精衛倒也不外行，人家可是秀才出身，再留學日本，又留學法國。他上任後即明確主張：
教育家對於民國之責任，在於從事造成民國的工作。十年了，民國沒有造成，是因為教育的這些工作沒有做好，是教育沒有進步的原因。民國的造成與教育的進步是相需的。教育家對於民國的責任，不在投身政黨，去做政治的生涯，而在根據教育家之地位，以從事造成民國的工作。
1917年胡適剛回國時曾鄭重宣告：“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兩相比較，汪精衛與胡適，可謂聲氣相投、所見略同。沒有國民，哪有民國？魯迅在《吶喊》後開始《彷徨》，彷徨的也是如何改變國民性：
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魯迅《兩地書》）
如果汪精衛也能像胡適一樣，踐行自己的誓言，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去直接投身政治，恐怕“賣國賊”、“大漢奸”、“當代秦檜”這些帽子怎麼也戴不到他的頭上，而“教育家”的帽子說不定正合適早年決意“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他。其實，“教育家”這一頂帽子當年已經為他準備好了，備帽的人是陳嘉庚。
陳嘉庚早年隨父背井離鄉下南洋，多年風餐露宿縱橫捭闔省吃儉用終成“橡膠大王”。他久居南洋，心系桑梓，獨鍾辦學。從小學開始，中學、師範、女子中學、商船學校、水產學校、農業學校直到廈門大學，陳嘉庚一往情深樂此不疲。辦學離不開名師，陳嘉庚曾專門矚意江浙一帶的名師，挖地三尺，求賢如渴，至誠至尊，當年曾在集美學校任教的名師就有錢穆、楊晦、王伯祥、許欽文、王魯彥等。
1918年，陳嘉庚決意獨資創辦廈門大學。經費不成問題，場地不成問題，校舍不成問題，生源不成問題，師資只是小問題。對校主陳嘉庚來說，成大問題的是要選一個好校長。在陳嘉庚看來，大學校長必須有“道德毅力，學友多，兼能虛懷善用人，經重事，有責任心”。
當年作為同盟會評議長之汪精衛，常下南洋募捐，陳嘉庚也是同盟會會員，與他算舊識老友，對汪精衛的胸懷大志、滿腹經綸印象很深。而今日之汪精衛，不僅是孫中山的左右手，還是享譽海內的民國第一才子，又是美男子，海歸派。陳嘉庚先生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禮聘他為廈門大學首任校長。
1920年汪精衛來漳州見陳炯明。其時廈門大學正在緊鑼密鼓加快籌建，萬事俱備只欠校長。陳嘉庚專程趕往漳州，邀請汪精衛來學校參觀。汪盛情難卻，先參觀了集美學校，又實地考察了廈門大學新校址，該址背五老山，抱湖裡山，依南普陀寺，臨萬頃碧濤，方圓二千多畝，汪精衛還真動心了。特別是陳嘉庚專門在秀美的鼓浪嶼為這位將來的校長準備了一棟西洋別墅，供其全家居住。陳嘉庚認為：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惟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國脈尚存。今日不達，尚有來日，及身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之一日。他笑着對汪精衛說：“我是愚公，我來移山，你是精衛，你定要來填海啊！”
從廈門回到廣州，汪精衛經過深思熟慮後專門回函陳嘉庚，表示願意就任廈門大學首任校長。有些懼內的汪精衛，還讓其夫人陳璧君專門從炎熱的廣州來到四季如春、海不揚波、生活閒適、風景優美的廈門鼓浪嶼，住進了准校長的別墅洋樓，算是提前體驗“校長夫人”的生活。出身富商千金的陳璧君對陳嘉庚素有敬意，對鼓浪嶼、對廈門也深表滿意。此時廈門大學校長已是非汪精衛莫屬。
真是“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這邊庭除灑掃、虛席以待，那邊卻是粵軍回粵成功，孫中山派給汪精衛許多事。當年孫中山也正是用人之際，他還力邀蔡元培南下協助，蔡是明白人，他回信婉拒：“現在軍務倥傯，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軍籌款之材，培於此兩者，實無能為役。”汪未能婉拒孫中山，只好去函婉拒陳嘉庚了，從此與廈門大學失之交臂，一誤成百年錯，一錯成千年恨。試想如果汪精衛做了廈門大學校長，憑藉陳嘉庚雄厚的資金、一心辦學的宏願，對教育也有夙緣的汪精衛何至於後來與蔣介石明爭暗鬥、與日本人眉來眼去，早年英名化為烏有，漢奸罵名萬劫不復！
對此陳嘉庚久久不能釋懷。甚至陳嘉庚還夢想汪精衛只是一時事忙，說不定過段時間忙完了他還會再來，於是陳還特意舉汪精衛為廈門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也許是與汪精衛有這麼一段不成功的合作，多年後當陳嘉庚聽說汪精衛私自出走河內意欲與日本議和一事時，身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的他竟一日數電重慶核實此事。當確知汪精衛已經公開投敵時，陳嘉庚真是老淚縱橫無語凝噎，豈一個“恨”字了得！
（五）
相比汪精衛，馬君武、任鴻雋、朱經農的人生儘管“有怨有悔”卻“不應有恨”。馬比汪大兩歲，汪比任大三歲，任比朱大一歲，基本算是同齡人。
馬君武祖籍湖北赤壁，長於廣西桂林，廣州學法文，上海學古文，日本學化學，同盟會第一批會員。
汪精衛祖籍江西婺源，後遷居浙江紹興，生於廣東三水，秀才出身，留學日本，同盟會第一批會員。
任鴻雋祖籍浙江湖州，早年新式師範學堂畢業，末代秀才，後求學中國公學，再留學日本，同盟會早期會員。
朱經農祖籍江蘇寶山，生於浙江浦江，長於湖南常德。新式學堂畢業，留學日本，回國後參與創辦中國公學，同盟會第一批會員。
民國肇基後，馬、汪、任都曾圍繞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做過幾天跟班。後與孫中山同進退，作為對辛亥革命有貢獻的“稽勛生”，在“革命救國”後，開始留洋探求“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馬君武赴德求學，獲工學博士學位。汪精衛留學法國，學習社會學。任鴻雋留學美國，獲得化學碩士學位。而朱經農則先是任教於湖南高等實業學堂，後到北京任《民主報》編輯、《亞東新聞》總編輯。1916年赴美留學，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
四人先後學成，陸續回國。任鴻雋回國後傾全力於國家的科學發展與高等教育，基本上心無旁騖，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東南大學副校長、中華教育基金會董事會幹事長、四川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解放後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擔任過上海圖書館館長，1961年去世，享年七十又五，比起汪精衛、馬君武、朱經農他算是壽終正寢、死可瞑目了。
朱經農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商務印書館編輯。1925年後輔助張壽鏞創辦光華大學，後歷任教育部常務次長、齊魯大學校長、湖南省教育廳廳長、中央大學教育長、教育部政務次長、光華大學校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美國哈德國福神學院教授，1951年因中風客死美國。終其一生，他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始終耕耘於教育第一線。他任十年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時人用一則聯語稱讚他：“樹木易，樹人難，十載辛勤，敢雲七澤三湘，遍載桃李；秋風清，秋月朗，一場粉墨，藉使千門萬戶，廣被弦歌”。那十年是戰火紛飛的十年，如此評價不可不謂之高也。朱經農雖也在政界漂浮一些時間，卻與政客不沾邊。不過晚年朱經農流落美國時寫在日記里的一段話，至今讀來仍是令人欷歔不已：
我為同盟會員，民元轉入國民黨，對黨始終如一。黨當政時，我只守黨紀，不爭黨權。黨失敗時，流離顛沛，決不背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國府成立，余因黨的關係，舍學從政，浮沉二十餘年，至今思之，實為重大犧牲。倘以二十餘年光陰從事學術研究，埋頭著述，則今日成就絕不止此。從政二十餘年，所做建設工作，均被戰爭摧毀。至今回思，一場空夢。今年老力衰，雖欲從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馬君武、汪精衛學成回國後，一度繼續跟隨孫中山鬧革命。但流年不順，1923年的馬君武，正是在廣西省省長位置上因與軍閥交惡被迫辭職，流浪江浙滬。而汪精衛的1923年，也因為國民黨改組，與孫中山意見不一致，下半年乾脆離開廣州，長住上海，剛好舊南社、新南社都有一些事需要汪的參與。朱經農與任鴻雋其時都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這樣汪精衛、馬君武、任鴻雋等又常相往來了。
辛亥前，馬君武、汪精衛、任鴻雋包括朱經農，經歷高度相似，都是英雄少年，都是天資聰慧，都是同盟會大佬，都為推翻舊王朝、建立新民國立下功勳，民國後也都求學留洋。回國後，特別是1923年後他們的命運就大不同了。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上汪精衛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宣傳部長（毛澤東一度出任代理宣傳部長，直接協助汪工作），從此正式卸任教育會會長一職，開始整日不離孫中山左右，直至1925年孫在北京逝世，再後來便是政治整日不離他了。
而馬君武因反對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這時沉浮政壇的馬君武已年近天命。他的好友、中華書局老闆陸費逵對他說：“你是文學家、工業家、教育家。我國應該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氣，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業呢？”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馬君武開始絕意政壇，專心教育。1927年受家鄉廣西省政府邀請，創辦廣西大學，由此青史留美名。我的一位朋友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總編，前段時間她專門請假陪年近七旬的父親回廣西為祖父掃墓，偶然說起她祖父是廣西大學畢業，我說那是馬君武的學生吧，她突然尖叫：你怎麼知道的？我爸爸畢業證書上是有馬君武的簽字章。
民國史上，要為知識分子的勇武好鬥排個座次，馬君武必名列前茅。民國初年，一次與宋教仁發生爭執，話不投機，馬君武竟揮拳重傷宋教仁，使得宋在醫院裡躺了大半個月。如果出於政見不同，雄起奮擊，尚可一解。但即使是文人吟詩作畫清談的風雅場合，這位馬先生仍然是火氣十足。一次南社雅集，蘇曼殊的一首詩舉座叫絕，馬君武不知哪根神經搭錯了，竟奮拳欲毆曼殊，蘇曼殊哪是經打之人，嚇得茫然不知所措，四處狼奔豕突。
當然，這種脾氣特別大的人，能耐也特別大：馬是同盟會章程的起草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日、法、德等國文字，古文功夫也是了得，曾用舊詩格律翻譯拜倫、歌德、席勒等大家的詩篇，編譯了《德華字典》，第一個翻譯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這樣一位學問中人、性情中人，竟在民國混亂不堪的政壇浪費精力徒費脾氣沉浮數年，實在可惜。
廣西大學的創辦，拯救了他，成全了他。此時的他真是徹悟了：“我以後再也不從事政治生活了。欲培養一國人民之公德，舍教育外無第二法也。教育者，改鑄社會之機器也。從此我投身教育，培養體腦並重的新一代，以期實現科技救國、教育救國理想。”1940年他積勞成疾病死於廣西大學校長任上，居所門前有他親撰的一副對聯：“種樹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對好湖山。”早前勇武之氣、煙火之味，也蛻變為化雨之春風、結果之秋實。
唉，現在手有馬君武校長簽字章畢業證的學生，應該是耄耋之年了，你一定不會忘記當年這位在政壇上動手動腳罵人打人的矮老頭，在廣西大學校園裡也是成天動手動腳的情形吧：
馬君武長校期間奉行“鋤頭主義”。學生必須拿起鋤頭參加建校勞動，既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精神，又使家境貧寒的學生得到報酬補貼生活。
馬君武晚年說：我一生做的許多工作，都是別人求我，只有辦廣西大學，是我求別人。
（六）
徐志摩的1923年應是一個轉折年，這一年，前一段情感生活早已結束，另一段情感生活即將開始。
1922年3月，立志“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徐志摩與髮妻張幼儀離婚，有人稱徐志摩為“中國西式離婚第一人”、“中國離婚第一人”，這實在有些無厘頭。既然離婚，哪有西式中式之分？再則，遠的不談，就說孫中山，不是幾年前剛與髮妻盧氏正式離婚嗎？要說新聞性，那年過半百的臨時大總統離去同樣年過半百的結髮妻子而迎娶妙齡女秘書，不是更搶眼球嗎？大概因為孫中山是政治人物，為國家為大家不顧私家不顧小家一輩子了，所以大家不拿他說事。一個徐志摩，只是寫寫詩的文人，娶了一個富家淑女，已經便宜你了，還離婚！？不說你說誰啊！嗯，說就說吧，主要是他有得說。
如果沒有徐志摩，張幼儀只是一個會治家理財的女能人。
如果沒有徐志摩，林徽因只是一個漂亮的女建築師。
如果沒有徐志摩，陸小曼只是一個才貌雙全的民國名媛。
如果沒有徐志摩，凌叔華只是一個名叫陳西瀅的教授的太太。如果不是徐志摩，只怕就連老家硤石鎮上的人也會問徐申如是誰？！
……
當然，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凌叔華，不能說沒有本事，但她們現在有這麼大的名聲，毫無疑問卻都是和徐志摩有關係的，乃父徐申如也不例外。
中國二十世紀的新文學史，如果沒有徐志摩，那麼色彩難免有些單調，徐志摩是少有的文藝復興式的人物，儘管我們往往只知道他是一個詩人、散文家，儘管他的主要文學活動只有短短十年。
中國二十世紀的詩壇如果沒有徐志摩，那麼白話詩創作就可能群龍無首，或者只有高原沒有高峰。在胡適、郭沫若、聞一多之後，是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詩壇的基礎。
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壇如果沒有徐志摩，那麼幾乎所有的文化人都會覺得太寂寞、太孤獨、太冷清、太世故、太無聊———
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霉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要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聲音，‘喂，老某某，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郁達夫《志摩在回憶里》）
徐志摩是“溫柔誠摯乃朋友中朋友，純潔天真是詩人的詩人。”（張歆海、韓湘眉給徐志摩的輓聯）。許多教授都說：“我們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曾白來了一世。”
志摩的一生決不讓人苦悶，決不煞風景！曾記得他說過：“為什麼不讓旁人快樂快樂？自己吃點虧又算什麼！”朋友們，你見過多少人有這義氣？他所處的環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從沒聽見他抱怨過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擊多了，但他並未攻擊過旁人。難道他是滑？我敢說沒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會有這個印象的，因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與你計較是非罷了。（楊振聲《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他的一生真是愛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崇敬與同情，因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這信心……（胡適《追悼志摩》）
身為徐志摩前輩的蔡元培，對自己這個學生的短暫一生，也是悲欣交集：
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徑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
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坐臥也可死，死於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為畏途。
不過，1923年的徐志摩還距他的死很遠很遠呢！這一年的他，正卯足了勁，等待他生命里一段嶄新的（也是致命的）愛情。
談到情感，我們還要再說說汪精衛吧。有多個版本的民國幾大美男，但無論哪個版本，汪精衛的名字一定在裡面。名顯、才盛、貌美如汪精衛者，一生也是六十多個春秋，但卻沒有一點緋聞，舉凡整個民國，倒也真難說出第二個。
年輕時汪精衛在南洋募捐，一場演講下來，常常是缽滿盆盈。有一次演講還沒有完，一名年方十七的富商千金已經決定非他不嫁了，她就是陳璧君。此前汪、陳也都有舊式婚約在身，但他們都棄舊圖新了。沒有費什麼周折，有情人便成眷屬，那年汪精衛二十六歲。此後三十多年，陳璧君嫁雞隨雞夫唱婦隨，汪精衛從一而終婦唱夫隨。
汪精衛寫過《釜薪論》：“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轟烈烈瞬間輝煌。”並坦言自己不是一個能持之以恆的人，自己願意為薪。他早年也曾宣揚自己是“六不主義”：不做官、不走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但現在看來，後面四條他好像是都做到了。
這個“六不”，徐志摩全做到了。學過法學、學過政治、學過經濟的他，弄個官噹噹應該易如反掌，但他“都無做官意，惟有讀書聲”。不嫖不納妾，徐志摩還真是風流不下流、上流不二流的典範：要麼明媒正娶協商正離，要麼發乎情止於禮。不賭，渾身是詩的他哪有時間沾染那般惡習。鴉片，他第二任太太陸小曼是吸的。但陸小曼吸食鴉片，也是事出有因。陸在與徐志摩正式結婚之前已有身孕，為將來在徐家公婆面前有個面子，她決定做人流。但手術失敗了。從此陸小曼不能生育，影響房事，身體病痛。吸食鴉片只為止痛，久而成癮。徐志摩先是反對，繼而痛惜，再則煩惱。關於鴉片，還有一則材料：1922年徐志摩搭乘日本客輪經停香港，在船上徐發現有英國奸商偷運鴉片來中國，客輪到達香港後，徐志摩果斷向港方海關成功檢舉了這起鴉片販運案。
徐志摩酷愛讀書，他說：看中國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傳記有趣的一個理由，是中國史家只注重一個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過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戀愛經驗。也許我們的祖宗們並不知道這回事，除了狎妓。即使有，在個人本身，也是諱莫如深的。（徐志摩《一封情書》序言）徐志摩一生如書，立德立功立言不談，人們倒是真的看到了他搖曳多姿、坦蕩無畏的戀愛經歷與戀愛經驗。
1923年的徐志摩，還常有書信聯繫前妻張幼儀，但卻還不知道更不認識那個叫陸小曼的美人。春天應聘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暑期，應老師梁啓超邀請在南開暑期學校講課。8月11日陪伴梁啓超去北戴河避暑。8月祖母病重，接信後立即南下。
（七）
胡適的1923年，“這一年可算是在病中過了的。新年的元旦日是在北京協和醫院裡過的；這一年過去時我還在西山秘魔崖養病。中間從四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五日———這七個多月的光陰都是在南方養病的時期。這一年沒有在北京大學上課，也沒有做什麼重要的著述。”（胡適日記：《我的年譜》）
自1917年從美國回來，胡適這幾年結婚、生子、當教授、寫文章、做演講、辦刊物、議政事，可謂忙得不亦樂乎。到了1922年，胡適累倒了，他得了一種叫神經緊張的病，連續坐着工作二三個小時，就會腰背酸痛。他長夜失眠。7月痔瘡發了，開了一刀。11月又病倒了，懷疑是糖尿病。
好在當年教育部規定，凡在國立大學教書滿五年的，可休假一年。於是，這年12月，胡適向北大請了一年病假。接着就是新年元旦，他住進了協和醫院。
1923年開頭幾個月，胡適還在北京，為雜事纏身。陶行知來信勸他“帶着圖書家眷搬到廬山去住”。任鴻雋陳衡哲夫婦熱情邀他去杭州，同游西湖。而王雲五也致信胡適勸其休養，並說商務印書館可以每月支付生活費三百元。
到了4月21日，胡適孤身一人終於啟程南下。先到上海，開了幾天新學制課程研討會。後來移居杭州，蔡元培、高夢旦曾專門來看他，看着“臉瘦損如黃瓜一瓢”的胡適，都紛紛勸其好好休養。從小失去父親，而今母親也離他而去五年多了，老輩如蔡元培、高夢旦的話，胡適自然聽起來如父母之言無比溫暖了。
於是胡適開始了為期半年多的休養生活。說是休養，可不只有休養。從1917年正式與小腳江冬秀結婚，到1923年粗算起來可說橫跨七個年頭了。胡適的“七年之癢”已經來到。
我們先看一則日記：
自警曰：胡適，汝在北田對胡君宣明作何語，汝忘之耶？汝許胡君此後決不吸煙，今幾何時，而遽負約耶？故人雖不在汝側，然汝將何以對故人？故人信汝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為志人，為學者，且能高談性理道德之學，而言不顧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煙。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胡適1912年10月24日日記）
其時胡適正留學美國。自從十二歲離開母親到上海讀書，後來再出國留學，胡適算是從小就自立自主。在二十世紀初葉，抽紙煙（不是鴉片煙），應該算是很紳士、很風雅的一種嗜好。一枝文明棍，一根白紙煙，一頂黑禮帽，很符合異國他鄉讀書人的特徵：有點寂寞，有點想家，有點悠閒，有點苦悶，有點風情，有點靈感（當年叫“煙士披里純”），有點小資（當年叫“布爾喬亞”）。但就是抽根煙這點事，胡適竟在日記里這麼糾結，好像幹了什麼傷風敗俗、數典忘祖的大壞事。由此可見胡適的自律之心、內省之力、隱忍之功。蔣介石在胡適去世後寫的輓聯，可以盡顯老蔣對他的深刻認識：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對於小腳太太江冬秀，胡適不可能像魯迅那樣直白地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只是說“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這是實話。
當然，有朋友議論他的包辦婚姻是巨大犧牲時，他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當初我並不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這未必是真話。這段話，是1921年8月30日胡適說給商務印書館高夢旦的，高是一個比胡適大二十多歲、很賞識胡適、非常希望胡適接替商務重任的老成之人。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說：“適之先生是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麼‘大膽作風’。”“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適結婚前夕寫的這首詩，盡顯紳士的隱忍與微笑，自嘲與超脫。
但等到了1923年的4月底，胡適在杭州見上一個叫曹誠英的人的時候，他開始“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繼而“於無聲處聽驚雷”了。
說起來，這是胡適與曹誠英的第二次相見了。第一次，是胡適從美國回來與江冬秀舉行婚禮時。曹是江冬秀的伴娘，那年胡適二十七歲，曹誠英十六歲，差不多是徐志摩第一次見到林徽因時兩個人的年齡。在自己的婚禮上偶遇這位妙齡少女，又是自家嫂子的親妹妹，對胡適來說，“發乎情而止於禮”是必須的，也是肯定的。
但一回生二回熟，七年後的第二次見面，就大不同了，胡適暴得大名不說，他已是婚後七年的中年男子了，加之數年操勞正龍體欠安；而曹誠英作為杭州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此時出落得更加飽滿豐盈，飽讀詩書靈秀聰慧，特別是曹新婚剛三年離婚才兩月，神情中的那份落寞格外奪目讓人憐。見面的地點又是“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的人間天堂。一個有點憔悴另一個有點心累，一個有點愛憐另一個有點崇拜，湖山此地，難免風月斯人了。
於是在胡適1923年的日記里，曹誠英最早是“曹珮聲”（4月），繼而是“珮聲”（5月），6月、7月、8月胡適日記不存（按胡適對日記、傳記、史料的偏好，如果沒有特別隱情，在杭州休養期間的胡適三個月不寫日記，那是不可能的），而到了9月則是“珮”或“娟”了。
6、7、8這三個月，曹誠英學校放暑假，胡適來到杭州煙霞洞，這時他們兩人朝夕相處，胡適開始了真正的休養生活。
此時正在天津、即將陪老師梁啓超去北戴河休養的徐志摩耳朵靈，手也快。他在書信中向胡適表達了自己的喜悅與祝福：
適之，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聽說你養息的成績不但醫痊了你的足疾，並且腴滿了你的顏面，先前瘦損如黃瓜一瓢，如今潤澤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來嫵媚的談笑，益發取得異樣的風流。我真為你歡喜。你若然住得到月底，也許有一天你可以望見我在煙霞洞前下輿拜訪。至遲到九月中旬，我一定回南了。（徐志摩回胡適信，1923年8月8日）
讓久病之中的胡適容光煥發的可不單是閒雲野鶴的休養生活，更有不期而遇的幸福愛情。1923年，註定了胡適會有“驅不走的情魔”，會“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會“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只可惜，有情人未成眷屬。這決不單是胡適愛惜自己的羽毛，不能像陳獨秀那樣不問三七二十一管你什麼規矩禮制，先高家大小姐再高家二小姐最後潘家小妹；不能像魯迅那樣先與朱安分居東房與西房，繼分居北方與南方，再與許廣平同居上海。那個江冬秀實在是太厲害了：離婚？可以。我先把你兩個兒子殺掉，我再自殺。
你可不要以為胡適膽子小，只是被江冬秀嚇住了。這個女人腳小，但手大，她說殺，絕非只是嘴上說說。1923年後的1939年，胡適與曹誠英的那些事已經過去十幾年了，抗戰期間的成都，在此任教的曹誠英與一個歸國留學生相愛，正意欲結為百年好合。可此時江冬秀卻還念念不忘十幾年前的舊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煩四不怕辱，特地在男方家人面前抖落曹誠英的陳年醜事：你看我家胡適多老實啊，可當年不是也被她拉下水？搞得男方只好打了退堂鼓，氣得曹誠英只能去峨眉山當尼姑（後在其兄力勸之下未遂）。
你看看，在這樣一個女人面前，一個“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胡適，只好堅持“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不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了。所以胡適是怕太太協會的創始人，是新三從四德的踐行者，可不只是胡適的性格使然，而是黃袍加身太太使然。當然，如果我們從江冬秀的角度來看，這個只知道“休妻”不知道“離婚”的她，也是一肚子委屈：我是你母親看上的……我等了你那麼多年……我給你生了三個孩子……你幹嗎要休我？……你休了我我到哪裡去？……
於是胡適只好向江冬秀舉起白旗：“把一切壞習慣改掉，以後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一番事業”。（1926年《胡適日記》）
後來，胡適最樂此不疲的事情，是給別人婚姻做介紹人做證婚人。徐志摩陸小曼再婚，趙元任楊步偉結婚，冰心吳文藻結婚，千家駒楊梨青結婚，蔣夢麟陶曾谷再婚，沈從文張兆和結婚，傅漢思張充和結婚，等等等等。儘管看別人結婚和自己結婚大不同，但別人的洞房花燭、百年好合，對心理陽光的胡適倒也構不成內在刺激，祝福肯定是發自內心的，欽羨肯定也是發自內心的。
只苦了曹誠英。她杭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到中央大學農學院讀書，再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回國後任教於安徽大學、復旦大學，是我國第一位農學界女教授、馬鈴薯專家。當然胡適與曹誠英儘管未能舉案齊眉，倒是一直藕斷絲連，直至上海解放前夕胡適還專門約見曹誠英。曹終身未嫁，1973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與胡適同壽。
（八）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鎖定1923年9月28日這一天。前幾天還有些零星秋雨，而這一天是一個大艷陽天。
徐志摩，一個剛剛離婚獨身的男人，一個祖母剛剛去世的孝孫，獲知杭州、上海有自己一批朋友在，便不顧帶孝之身，極力多方張羅，禮邀大家來自己家鄉雅集，題目是觀潮，內涵是友誼，實在可見徐志摩宅心仁厚，自然也可見徐志摩在朋友圈裡的影響力與號召力，他的邀請得到了積極響應，大家都說一定來一定來。
一大早，胡適、曹誠英從杭州湖濱旅館、陶行知從杭州滄州旅館分頭趕到車站，坐上了早班車由西向東前往斜橋。徐志摩專程從杭州趕到上海約上汪精衛、馬君武、任鴻雋、陳衡哲、朱經農還有那位女老外，乘坐早定好的上海看潮專車，浩浩蕩蕩從東向西直開斜橋。徐志摩是個熱心人，也是個有心人。胡適這邊三人路近，他早已事先安排好人在此守候，胡適一到斜橋就被人引着去了船上雅座。
不一會兒，徐志摩一行來了。朱經農、馬君武、任鴻雋西裝革履，不同的是朱與馬是領帶，而任是領結。汪精衛、陶行知、胡適、徐志摩中式長袍，徐、胡、馬還帶着幾天前在杭州剛買的黑色禮帽。Miss Ellery可謂盛裝，寬邊禮帽，翻領繡花白襯衣。曹誠英一襲深色，陳衡哲一身淡裝。因為有MissEllery同行，一開始大家全講起了英語。寒暄一番後，自然開始三三兩兩。陳衡哲、任鴻雋已是婚後第四個年頭了，但兩人恩愛異常，一左一右，與Miss Ellery形影不離。而徐志摩全場通吃，他是東道主，一會招呼當地人講起硤石話，一會兒與Miss Ellery講講英語，一會與胡適講幾句京腔。好在這一行，全是南方人，倒也不是南腔北調。
這一群人當中，汪精衛無疑是中心。這是汪與胡適的第一次見面，任鴻雋簡單介紹了幾句後，兩人握手，握了很長時間。對胡適來說，除了汪精衛是第一次謀面之外，其他的都是老相識了，馬君武、朱經農是胡適中國公學時的老師，任鴻雋是上海中國公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同學，陶行知、朱經農、徐志摩同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友，陳衡哲、任鴻雋與胡適留美期間是赫貞江上的“鐵三角”。面對唯一的老外Miss Ellery，胡適流利地用英語問起她藩薩大學的事。大家都在夸胡適最近身體調養得真好，對他身後的曹誠英，這些紳士們自然忘不了問候：“表妹？喔，你是適之表妹，幸會幸會！”曹誠英在這麼多民國名流面前，尚屬無名小字輩，自然有些緊張，話語不多，眼睛總是不離胡適，眉目之間是淡淡的憂愁，忙亂的興奮。
一行十人，先分坐兩條船，由斜橋開往鹽官觀潮處。快到午飯時間，徐志摩又張羅大家齊聚一條大船吃飯：
飯菜是大白肉，粉皮包頭魚，豆腐小白菜，芋艿，大家吃得很快活。精衛聞了黃米香，樂極了。我替曹女士蒸了一個大芋頭，大家都笑了。精衛酒量極好，他一個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我們講了一路的詩，精衛是做舊詩的，但他卻不偏執，他說他很知道新詩的好處，但他自己因為不曾感悟到新詩應有的新音節，所以不曾嘗試。我同適之約替陸志韋的《渡河》作一篇書評。（徐志摩《西湖記》）
飯後十人一起來到鎮海塔下觀潮，海堤上擺放着幾排長條凳。潮水快兩點鐘才到。此前任鴻雋就開始忙碌起來了，他愛好攝影，特地帶來了照相機。在他的第三隻眼裡，馬君武一隻香蕉，半截在手裡，另半截在嘴裡。曹誠英面朝大海，心暖花開。她和她身後的胡適各拿一根手杖，時不時兩根手杖就碰到一起了。陳衡哲緊挨着MissEllery，朝着任鴻雋的鏡頭髮着嬌嗔：“快點了，別浪費我們的表情唉！”這位早年豪言“獨身”的中國第一批庚款留美女學生，在美國嚇退了本來就膽小的胡適，想不到的是一直標榜“獨身”的她後來竟嫁給了一臉老相的任鴻雋，搞得“暗戀”已久的胡適只好繼續“暗戀”，保持着三人的終身友誼。陳衡哲自與任鴻雋結婚後，倒是一輩子相夫教子。做了兩年中國現代第一位女大學教授後，隨着幾個孩子的陸續出生，她便毅然決然退守家庭，主業料理家事、教育孩子，副業是埋頭著書。
“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看着潮水漸次洶湧而來，馬君武與朱經農都是一臉嚴肅，大氣都不敢出，屏息掬口。汪精衛、陶行知與徐志摩這三個人是坐不住的。徐志摩搶過任鴻雋手中的相機：來來，你們倆與老師合張影。任鴻雋連忙取下自己的禮帽，與陳衡哲一左一右擁着Miss Ellery照了一張。細心的汪精衛、胡適也分別與任鴻雋交替着給大家以鎮海塔為背景拍了幾張合影。
祖母新喪還在五七之內的徐志摩，自然不便邀請大家到他硤石的府上歡聚，但他卻精心準備了三日的行程：下午觀潮，晚上乘船夜航再看夜潮，明早到一家百年老店錦霞館吃羊肉麵，再去俞橋看楓葉。第三天早車各自分散。
可是，任鴻雋、陳衡哲急着要回上海（他們的女兒以都嗷嗷待哺，其時未滿一周歲），這樣任、陳、陶、朱連同MissEllery東去，徐志摩則陪同汪精衛、胡適、曹誠英、馬君武繼續這份難得的雅集，黃昏時分趕到杭州樓外樓餐館，螃蟹是夜宴的主菜。飯後興猶未盡的徐志摩帶着大家到西湖上包了一條船，蕩舟看月。
此時西湖的月亮是“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不過天上一個月亮，水中一個月亮，各人心中還有一個月亮。
徐志摩喜歡月亮，這位新月派的靈魂與祭酒，曾把天上的月光比作“失望兒的乳娘”，此刻他心中的月亮可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啊！馬君武該是“塵中見月心亦閒，況是清秋仙府間”吧？汪精衛會感慨“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嗎？如果曹誠英日後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那此刻的她肯定是“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而胡適呢？胡適會想起七年前的那個大月亮的夜晚（1917年11月30日，農曆十月十七日）嗎？那個夜晚，天上“三十夜大月亮”，地上“廿七歲老新郎”，他和小腳江冬秀新婚，他和伴娘曹誠英初見。
夜深了，靜靜的湖面上，清輝脈脈如許，大家“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此時此景，除了有老朋馬君武徐志摩新友汪精衛，還有親密女友曹誠英的胡適，真是“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啊！
所以胡適說：“這一天很快樂了”。（《胡適1923年9月28日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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