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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的歷史學可用兩個“司馬”——司馬遷和司馬光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取向：司馬遷的“原始察終”取向體現了比較純粹的意欲認識和理解過去的追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取向則把歷史學當作輔助甚至指導政治統治的工具。中國史學領域一直是後者占支配地位
老高按：“史學史學者”——這個名銜有點拗口，可能還會被人誤會多打了“史學”二字；而這位史學史學者提出的看法，更讓人錯愕：他反對國人耳熟能詳、幾乎被當成公理的“以史為鏡”的說法。
細想想，這位研究“史學史”的學者朱維錚，在去世之前越來越堅持的這一見解，確有真知灼見在閃爍。
朱維錚的著作過去我沒有涉獵過，但是這一觀點倒並不陌生，中西方都有人如此倡導。不過，讀了澎湃新聞關於《中國史學史講義稿》、《朱維錚史學史論集》出版的消息，我感覺應該加以重視，設法搜購拜讀。這篇不長的報道介紹了復旦大學歷史系姚大力教授闡述朱維錚的思想，其中很有些閃爍光芒的論點，這些在報道中被濃縮的觀點，每一個都可以寫成一大篇論文。例如：
——史學本身並沒有服務於現實政治鬥爭的功能或屬性，歷史研究從業者從他的特定知識結構出發，可能為國家當前建設貢獻某種獨到的見解，但這只能是歷史從業者履行他作為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歷史學本身的目標或任務；
——歷史研究者在自己書寫的敘事中，不需要規避自己針對敘事對象的是非觀念和政治立場；
——顧炎武把春秋到戰國時代精神的轉變看做是從講理講信到講求利害的墮落，在“禮崩樂壞”形勢下強調軍國主義耕戰政策的法家，受到全國範圍內的敬仰追捧，至今瘤毒未清；
——政治大批判有沉渣泛起之勢，其中一個表現形式就是誅心論：用諸如“別有用心”“亡我之心不死”等等針對動機的指責，把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批評者的內心意圖，來替代和迴避對於辯論主題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論證環節；
——要在歷史研究中堅持和弘揚價值理性，“有人曾經說過我們是歷史的代理人，我們應該做這做那，這是歷史的要求，階級的要求，民族的要求，我們所走的是向前進的高速公路，這是歷史本身決定的，凡是阻礙我們前進的一切壞東西都要掃除乾淨。”……處在這種精神狀態的人往往會踐踏人的權利和價值；
等等等等。
朱維錚的看法，想必會引發網友的不同看法。我樂見質疑和爭論。
朱維錚為什麼越到晚年越反對“以史為鏡”
記者 徐蕭 實習生 王紫汀，澎湃新聞
中國經學史、中國史學史學者朱維錚
中國經學史、中國史學史學者朱維錚在逝世三周年後，他的遺稿《中國史學史講義稿》在近日由其兩位學生廖梅、姜鵬整理出版，同時他的十一篇已刊史學史論文也一併結集出版為《朱維錚史學史論集》。
9月5日、6日，這本書在復旦大學舉行了發布儀式，並以此為契機召開了“中國史學的歷史進程”學術研討會。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姚大力以《朱先生對‘以史為鏡’”的質疑》為題作了發言。
姚大力認為，朱維錚越到晚年越是堅定地反對“以史為鏡”，儘管他在生前仍在時刻關注着政治，但“歷史研究從業者從他的特定知識結構出發，也可能為國家當前建設貢獻某種獨到的見解，但這只能是歷史從業者履行他作為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歷史學本身的目標或任務。”他從朱維錚那裡，強烈地感受到也認同着“史學本身並沒有服務於現實政治鬥爭的功能或屬性”。
朱維錚對政治：嘗試過、痛恨着、仍關注
朱維錚在“文革”期間曾作為上海寫作組中的一員，以歷史學作為批判的武器，自覺成為意識形態的排頭兵。這段經歷，讓他付出了代價，也成為籠罩他日後史學思考的幽靈。
對此朱維錚從未諱言，但姚大力認為，“在長安追日的迷信和革命狂熱破滅之後，朱先生越到晚年就越是堅定地反對‘以史為鑑’。”
作為一個活在當下的歷史學家，朱維錚的全部史學研究活動無不與他所經歷過的那些時代的現實政治發生密切關係。在這一方面，姚大力覺得用“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仍時刻關注政治”來描述朱維錚正合適。這句話前半句是徐復觀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後半句是姚大力的評價。
在奉賢的濱海墓園，朱維錚墓石上的一段話，反映了印刻在學生和友朋心目中的朱維錚形象。從中，姚大力既看到了對朱維錚的治學一面的評價，也看到了對其“論事”、“致用”一面的描述，由此不難看到，朱維錚的治學與現實政治存在着密切交織。如此說來，朱維錚“反對‘以史為鏡’、反對把歷史當做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到底還對嗎？歷史學的研究與現實政治到底還有沒有關係？如果有，二者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姚大力設問道。
朱維錚善於還原學術被政治化的過程
姚大力認為，傳統中國的歷史學，可以用兩個“司馬”來代表，即司馬遷和司馬光。但是兩人代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取向：司馬遷的“原始察終”取向體現了對比較純粹的意欲認識和理解過去的追求，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取向則把歷史學當做輔助甚至指導政治統治的工具來看待。“在中國歷史學領域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幾乎一直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取向。”
正因為如此，面對這種帶有明顯價值判斷和個人立場的歷史文獻，就必須結合形成這些文獻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場去予以解讀和分析處理。余英時曾引述金岳霖的話說，研究宋代理學的人們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道學當做發現於中國的哲學去闡述，姚大力認為，這種做法可能產生的最大問題在於，道學家與他們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聯，從一開始便沒有進入哲學家的視野。
但是，朱維錚研究中國思想史，“最拿手也是最打動讀者的一個特徵，就是他把思想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包括他們正在從事的政治鬥爭之間的關聯，自始納入到自己視野之中。”
當一個思想家的觀念和立場轉變，明顯與他所思成的那套學說以及學術內在理路的走向不相符合時，朱維錚總是轉而從當時政治鬥爭去求得這個思想家的觀點和立場之所以發生如此轉變的原因。在姚大力看來，這絕不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而恰恰是在還原歷史上學術問題被政治化的那個過程，那段歷史實相本身。
史學沒有服務於現實政治鬥爭的功能
對於史學研究，在姚大力看來，有兩種相當普遍的誤解需要進行澄清。一個是認為歷史研究者應該對自己所研究的對象保持客觀的價值中立，“但是事實上任何一個觀察者，都做不到也不必要求自己隱藏乃至完全泯滅對它如實加以敘述的情節中所含有的美醜善惡，以及被這種美醜善惡所激發出來的愛憎。”所以姚大力認為，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研究者在自己書寫的敘事中，不需要規避自己針對敘事對象的是非觀念和政治立場。
另一種誤解，姚大力解釋說，是以為所有的歷史現象，都可以被簡單地劃分為推動或者阻礙歷史進步這兩大範疇之中，並且據以裁定一切歷史上的大是大非。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春秋中葉後，“禮崩樂壞”的局面也因此被我們的標準歷史敘事當做排除腐朽勢力、實現歷史進步的大好事來稱頌。
但是顧炎武卻把春秋到戰國時代精神的轉變看做是從講理講信到講求利害的墮落。姚大力認為，正因為此，在“禮崩樂壞”形勢下強調軍國主義耕戰政策的法家，才得以在過去受到全國範圍內的敬仰追捧，並且至今瘤毒未清。與講求厲害的法家十分相似的馬基雅維利的學說，受到現代政治學的嚴厲批判，姚大力覺得應該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
進步就是善的歷史觀念來源於何處？姚大力援引以賽亞·柏林的說法認為，把進步等同於善的錯誤歷史觀，是黑格爾體系的真正標誌。
黑格爾認為老式的歷史學是講求道德的，回顧過去時為了了解事物的缺點，所以裡面充滿了責備或者讚揚的評價，黑格爾對這種歷史學予以了譴責，他呼籲有理性的人們主動與偉大的運動力量自身相認同。但是以賽亞·柏林對黑格爾的看法無法認同，認為這是一種源於線性進化的歷史目的論，而且很可能導致人們崇拜權力，導致一種尤為殘酷的政治現實主義。
“從前，首先從線性進化的歷史目的論推演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運動，然後僅僅從順從和抗拒這個歷史方向的角度來看來解釋人類行為，完全排除了理應對支配這種行為的理智的目的和道德法則進行具體評判的思考，成功就意味着善，成功就意味着道德和政治上的正當性。”柏林寫道。姚大力顯然是站在柏林一邊。
那麼什麼是對上述兩種認識論的解藥呢？姚大力認為，就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堅持和弘揚價值理性。
“有人曾經說過我們是歷史的代理人，我們應該做這做那，這是歷史的要求，階級的要求，民族的要求，我們所走的是向前進的高速公路，這是歷史本身決定的，凡是阻礙我們前進的一切壞東西都要掃除乾淨。”在姚大力看來，處在這種精神狀態的人往往會踐踏人的權利和價值，因此有必要維護人的根本尊嚴，反對這種強烈並且往往是狂熱的信念。
姚大力相信，這種根本的價值關懷是可以融貫古今西東的，所以儘管朱維錚力圖呈現的只是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而絕不是借古諷今或者以今訓古，“但是他在指向過去時期事件的那些筆端總會傳達出鮮活的現代脈動。”
如此說來，歷史學究竟有沒有古為今用、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的功能呢？“朱先生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姚大力認為，我們不得不同意這個看法。但問題是在過去，史學曾不只一次的和現實政治鬥爭發生糾葛，又應該如何看待呢？
“這是政治綁架了學術，史學本身並沒有服務於現實政治鬥爭的功能或屬性。歷史研究從業者從他的特定知識結構出發，也可能為國家當前建設貢獻某種獨到的見解，但這只能是歷史從業者履行他作為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歷史學本身的目標或任務。”姚大力分析道。
朱維錚質疑史學政治化的現實意義
朱維錚對史學政治化（以史為鏡）的質疑，至今仍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在姚大力看來，這種政治大批判有沉渣泛起之勢，其中一個表現形式就是誅心論。
所謂誅心論，姚大力解釋說，就是用諸如“別有用心”“亡我之心不死”等等針對動機的指責，來替代和迴避對於辯論主題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論證環節，“把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批評者的內心意圖。我們曾經用這樣的方法傷害過許多人，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
他以拉鐵摩爾的例子，來警示我們必須檢討這種教訓。拉鐵摩爾是沒有讀過大學的大學教授，他平生以不帶翻譯而能廣泛遊歷中國邊疆地區最感自豪。他被冷戰的雙方同時指控為對方的特務，但是卻受到蒙古人民的高度尊敬。
姚大力認為，貫穿在所有這些形形色色褒貶之中的，只有一個事實，那就是拉鐵摩爾是一個同情弱者的人。“他在中國和當年欺負中國的西方列強之間，站在中國一邊；在力行大漢族主義的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少數民族之間，站在中國少數民族這邊；在蒙古上層和飽受他們掠奪的蒙古民眾之間，他站在蒙古民眾這邊。”姚大力說，拉鐵摩爾更有資格被看做中國人民的朋友，而不是國家敵人，“我們如果還有良知就不能再像這樣傷害無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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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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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us_locke5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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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09-28 16:3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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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姜野飛之死：入土也未必能安》？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4845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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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us_locke5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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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09-27 17:1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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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的七夕表白：余杰，你若不“離”，我就不棄》http://ieasy5.com/bbs/read.php?tid=2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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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us_locke5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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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09-27 04:1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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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八卦】隋柯瀛：余杰和王丹關係曖昧》http://bbs.wolfax.com/t-163435-1-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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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or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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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09-15 09:1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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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歷史先把史實搞清楚和以史為鑑並不矛盾。就像醫院的化驗人員只管化驗分析。如何治病回由醫生負責一樣。有人只管把史實搞清楚，有人會注意如何從歷史吸取教訓。
朱維錚說這段話是有弦外之音的。
他現在又變身為老歷史學家了。文革中他可是小人得志於一時的。
葛劍雄的回憶：
文革”結束以後，復旦歷史系有點本事的人先後在“四人幫”時期和粉碎“四人幫”中受到衝擊。當時面臨的問題是，歷史系留存下來的大部分人是助教，需要轉升講師。這裡面有很多故事。
第一次恢復職稱時，朱維錚要由助教轉成講師，校方堅決不同意。“文革”期間朱維錚是寫作組成員，曾代表市里組織理科教授——如蘇步青、談家楨等人，要他們批判愛因斯坦，訓斥老教授時凶得不得了。“文革”後蘇步青恢復校長職務、談家楨恢復副校長職務，他們堅決不同意朱維錚升任講師。當時歷史系黨支部書記孟伯衡原是化學系的，與幾位理科教授熟識，於是他陪着朱維錚拜訪幾位老教授，挨家去賠禮道歉，這才升了講師。
葛劍雄和朱是同事。他回憶文革是留有餘地的。朱後來得罪張春橋，被關起來（經歷有點類似戚本禹之流，先得意，後跌倒）。
如果不是朱維錚當初深深傷害了那些老教授。那些老教授怎麼會卡他。
後來又有錢昌明告朱維錚剽竊。朱的表現也夠惡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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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維錚的弦外之音無非是說：他當年充當四人幫的爪牙，不是他品行卑劣，而是相信可以以史為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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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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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09-15 04:3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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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史學政治化與“以史為鏡”劃等號更是可憐的極端思維的典型。
別忘了：並非幾千年前的事情是歷史，十年前的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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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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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09-15 04:2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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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下面這段話反映了過去幾個世紀裡西方主流唯物論學者的莫名其妙的思維，及中國學者在西方學者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
‘進步就是善的歷史觀念來源於何處？姚大力援引以賽亞·柏林的說法認為，把進步等同於善的錯誤歷史觀，是黑格爾體系的真正標誌。
黑格爾認為老式的歷史學是講求道德的，回顧過去時為了了解事物的缺點，所以裡面充滿了責備或者讚揚的評價，黑格爾對這種歷史學予以了譴責，他呼籲有理性的人們主動與偉大的運動力量自身相認同。但是以賽亞·柏林對黑格爾的看法無法認同，認為這是一種源於線性進化的歷史目的論，而且很可能導致人們崇拜權力，導致一種尤為殘酷的政治現實主義。
“從前，首先從線性進化的歷史目的論推演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運動，然後僅僅從順從和抗拒這個歷史方向的角度來看來解釋人類行為，完全排除了理應對支配這種行為的理智的目的和道德法則進行具體評判的思考，成功就意味着善，成功就意味着道德和政治上的正當性。”柏林寫道。姚大力顯然是站在柏林一邊。’
黑格爾並沒有給他的所謂的進步戴上世俗的善與不善的標記，他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他所謂的絕對精神自我實現的過程而已，因此歷史一定是向前進的。因此黑格爾所謂的歷史進步為善的觀點並非世俗的良善，而是他認為那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的必然而已。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說是否有道理是另一回事，但唯物主義者們在這一點上的處理非常莫名其妙：
他們首先否定了黑格爾的理論的基本依據，也就是所謂的絕對精神的發展，但卻保留了黑格爾的歷史的前進發展的結論，並將這個發展打上進步良善的標記，然後再到老高這裡對它進行批判。這種荒唐的邏輯是所謂的唯物主義者的思維的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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