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毛伊·费伦茨在得知鉴定结果后，连夜赶赴上海来取鉴定报告。对中国科学家的辛劳和水准，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虽然也许在裴多菲的民族英雄光环上少了一些光亮，但是，搞清楚了一段历史，费尽周折也是合算的


　　老高按：在我成长的岁月，匈牙利，是比美国亲近得多的国名。匈牙利与中国，现实中是同一个共产主义营垒里的红色战友，历史上都遭受过外国多年的欺凌、压迫和侵略，精神上都具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匈牙利的英雄，在当年的中国也家喻户晓，其中有一位是：裴多菲。
　　“裴多菲”这个名字，我当时是从负面意义上首次接触到的：“裴多菲俱乐部”——据说是一个匈牙利的反革命团体。而毛泽东则三番五次，有时预警，有时断定，中国也有“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这个名字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读初二时，记得有次一个同学赞叹“裴多菲真了不起”，听到此言的班干部顿时质问他怎么这么“反动”，他懵了，结结巴巴地分辩：“我是说‘贝多芬真了不起’！”
　　后来才明白，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裴多菲俱乐部”是坏的，裴多菲还是好的，确实了不起。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中国一方面谴责跟着苏修跑的匈牙利等仆从，一方面继续宣传历史上反抗沙皇俄国的事迹，裴多菲也在其列。我们也就知道了：他是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
　　我是在文革中接触到他的诗歌的，工厂里的同事借给我文革前出版的《裴多菲诗选》，他的爱情诗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尤其是那首后来被谌容在小说《人到中年》中引用的感人肺腑的《我愿意是激流》。当然，他那首翻译成中文仅有20个字的“生命诚可贵……”，因其短小精悍而更加脍炙人口。我曾经到匈牙利旅游，感受到他在匈牙利迄今享有崇高威望。
　　没有想到，这样一位民族英雄，也遇到了神话和史实的矛盾。
　　我读到周志兴的一篇文章《裴多菲的真实结局：战死疆场还是苟且度日？》，才知道还有这一桩围绕裴多菲的公案，而且就在最近，公案的结果揭晓。
　　周志兴，是《领导者》杂志和共识网的创办人、负责人，早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出版了大型画册《邓小平》，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1987年，他受命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任副社长近十年。1996年，他告别体制，到香港凤凰卫视任职，担任过凤凰卫视的多媒体总监，创办《凤凰周刊》并任社长，随后出任凤凰网总经理。创办和改造了一系列媒体，如《风尚》杂志、《大视野》航空版、《中国证券期货》、《财经文摘》（我不清楚这些是否都为凤凰集团旗下媒体？）……2004年，创办了《领导者》，2009年，创办了共识网。
　　他介绍这桩公案的始末，给我们提供了又一面应该如何对待民族英雄的镜子。尤其让我感慨的是，最“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地弄清真相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他应该是最想维护裴多菲的民族英雄形象的人了吧？
　　周志兴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不知道如果在中国，我们会怎么做？”
　　其实，周志兴知道，我们也知道：不是刚刚有了关于“狼牙山五壮士”和历史学者洪振快诉讼案的荒谬判决吗？


　　裴多菲的真实结局：战死疆场还是苟且度日？

　　周志兴，共识荟


　　在匈牙利，提起裴多菲这个名字，无人不晓。
　　裴多菲这个名字，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极高。
　　原因大概是两个，一是他的那首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诗，是左联诗人殷夫翻译，经过鲁迅多次大力推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裴多菲。

　　再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匈牙利的部分知识精英组织了一个沙龙性质的组织：裴多菲俱乐部。这个组织，在匈牙利人后来的对抗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乃至欺侮中，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于是，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都有“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在天上乱飞，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元帅曾经戴过，1976年春天，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也被称作“邓纳吉”——而纳吉，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因为反对苏联的做法而被称作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后台”，最后被处以绞刑，那是1956年的6月16日。
　　直到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同年5月，匈党中央为纳吉平反，称他“在当时的特殊的环境下，为拯救国家而斗争”。
　　中国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裴多菲俱乐部，但是，却被制造出了这样一顶当时可以压死人的帽子。
　　裴多菲这个名字，也因此在中国传播开来。
　　裴多菲是一个勤奋的激情诗人，他从19岁开始写诗，在短暂的一生里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又包含革命激情的诗篇。
　　1848年春，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25岁的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声地疾呼：“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诗人开始把理想同革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决心依靠贫苦人民来战斗，并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主革命的号角。
　　3月14日，他与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在一家咖啡馆里商议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热血澎湃的裴多菲便写下起义檄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15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

　　1956年10月23日 匈牙利十月事件，布达佩斯起义者站在裴多菲塑像下。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很多诗篇非常优美，例如他在24岁时写下的这首《我愿意是激流》：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
　　在河流的两岸，
　　对一阵阵的狂风，
　　勇敢地作战……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枝间做窠，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我愿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顶上
　　饱受风雨的打击……
　　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
　　在我的炉子里，
　　愉快地缓缓闪现。

　　我愿意是云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广漠的空中，
　　懒懒地飘来荡去，
　　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
　　傍着我苍白的脸，
　　显出鲜艳的辉煌。

　　好了，裴多菲的才华，勇敢和激情展示得不少了，但这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的主旨，除了说裴多菲这样一个诗人没有躲在书斋里舞文弄墨，说点风花雪月，而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还有就是想说这样一段刚刚发生不久的故事。

　　故去了100多年的民族英雄，因为新发现的史料，有一场怎样真实地看待历史的讨论。
　　关于裴多菲的死亡，一般都采用1849年7月31日同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这样一个高大上的说法。
　　然而一直以来，也有人表示当时裴多菲并未战亡，而是被俄国人俘虏后流放至西伯利亚。因为，有人说，曾经在战俘营里看到过诗人。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被采信。
　　前苏联解体后，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有人在1849年俄国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并有资料记载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又有一位名叫维若基尔的前苏联老人表示，其在年幼时曾听长辈说过，村中墓地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这个名字，恰好与裴多菲·山道尔的原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符合。
　　后来，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于1989年组建了一支由多国专家参加的国际考察队，赴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下落。结果在村民中，也考证到了“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的说法。

　　1989年7月,一支匈牙利远征队在苏联治下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巴尔古津宣布发现了裴多菲的墓，并掘出遗骨。

　　考察队开始了艰苦的搜寻工作，直到1989年7月17日，在挖出一个墓中的头骨时，考察队中的匈牙利人类学专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断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首先头颅的形状符合裴多菲存世的画像，而且头颅中清晰可见一颗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有关裴多菲的样貌资料完全符合。
　　经过进一步考证，得知该遗骸的主人姓氏为彼得罗维奇，当年被流放到这里后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遗骸主人逝世于1856年5月，村民记得早先时墓上曾长期竖有写着“ASP”字样的十字架。科学家们认为这是裴多菲被俘后又恢复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ASP”是他斯洛伐克姓名与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山道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裴多菲，可能终于被找到了。
　　但这样一来，裴多菲就不是“战死疆场”了，而是当了俘虏，还和当地一个女子成婚，苟且度日。
　　那么，原本的光环怎么办？民族之魂的形象怎么办？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
　　其实，遗骸到底是不是属于裴多菲，还要做DNA比对，而裴多菲的后代已经失踪，很难找到他的家族DNA了。如果为了维护民族英雄的形象，也可以不再往下进行，保留一个悬念总比推翻一个光辉形象要好。
　　匈牙利的主管此事的领导却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冒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决定继续做下去，要整个水落石出。
　　结果，他们居然找到了裴多菲姨妈的后代，凭着裴多菲姨妈的第N代的两份血样和一块100多年前的腿骨，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努力，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没有能够得出结论。
　　在他们就要绝望的时候，发现了中国的上海有这样一个机构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2015年3月13日，两位中国专家从上海来到布达佩斯，与莫尔瓦伊·费伦茨联合召开了确证巴尔古津遗骸为裴多菲本人的新闻发布会。右起：中国专家，宣读报告的中国专家，匈语翻译，莫尔瓦伊。裴多菲·山多尔的照片立在他们的身后。

　　2014年9月，位于上海市光复西路1347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收到一份特殊的委托申请。申请人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申请的事由是希望能请法医DNA专家将疑似裴多菲遗骸与裴多菲姨妈存世的第六和第七代女性后裔血液样本进行比对，以此查明疑似裴多菲遗骸真实性。
　　鉴定工作当然非常困难，一波三折。具体的过程不必说了，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最终，检验结果提示送检腿骨与血样间具有较近的生物学关系，在客观上支撑该腿骨极可能为裴多菲本人的这一事实。从DNA证据的角度一定程度地支撑了1989年考察队挖掘遗骨时，匈、苏、美人类学家以及文字记载资料的考证结果。”
　　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毛伊·费伦茨在得知鉴定结果后，连夜赶赴上海来取鉴定报告。对中国科学家的辛劳和水准，大加赞赏。
　　在他看来，虽然也许在裴多菲民族英雄的光环上似乎少了一些光亮，但是，搞清楚了一段历史，费尽周折也是合算的。
　　不知道如果在中国，我们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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