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网站实在不少了，大家谁不在报导华人新闻？世纪之初的多维网跟它们竞争，就像那句生意经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廉，人廉我优，人优我……“这最后一句嘛，与老话不同了，老话是说‘人优我变’，多维恰恰是‘人优我不变’！”


　　第三章　最有份量的词——华人（上）

　　《多维十年》连载之九

　　高伐林，《外参》月刊2010年


　　中文媒体应该最关注什么样的新闻？何频早有定见：与华人有关的新闻。
　　中文媒体的读者，目光无不聚焦于华人：华人的权益，华人的地位，华人的成就，华人的困境，甚至华人的误区、华人的缺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多维新闻网和后来陆续成立的多维新闻社、《多维时报》、《多维月刊》《今周刊》……无不围绕着中国和海外华人。
　　一位在新泽西中部开了十多年录影带店的老人，五年前就对我这么说过：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海外中文网站实在不少了，大家也都在报导华人新闻；多维网跟它们相比，就像那句生意经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廉，人廉我优，人优我……“这最后一句嘛，与老话不同了，老话是说‘人优我变’，多维恰恰是‘人优我不变’！”
　　这得解释一下。
　　多维报导华人新闻，不是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如果经过评估看准了，就“咬定青山不放松”，持续追踪报导，一篇又一篇，一月又一月，甚至一年又一年。

　　不管译什么，也不管译多少

　　几乎是在多维刚创办没多久就成为团队一员的纪军，对这一点体会最深。
　　纪军是个“老江湖”，现实中他闯江湖，待过20多个国家，两三个月一换工作，“都是我炒老板”；在互联网上他也闯江湖，在多家网站上闯出相当的名号——当然，他另有网名。1999年年底，正在纽约曼哈顿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他，收到在网上认识的朋友王伯庆来的信，要他帮忙起草一份创办网络周刊的计划书，王伯庆后来对他说，计划书是多维网的创办人何频要的，“你挺合适去那儿工作”。纪军抱着“玩玩”的心态，就给多维写了封信，很快，多维的小文回了信，邀他去谈谈。
　　“我当时住在纽约皇后区，一看离多维公司也不远，就去了，先跟小文谈。那时他们只有两间办公室，小文给了我一篇英文报导，大约有七八百字吧，要我翻译——他们的电脑上没有我习惯用的五笔输入法，把我折腾得够呛。译完后他改了改就当场发上多维新闻网了，小文对我说，何频要跟你谈谈。到了另一间屋，一个个子不太高、穿着挺随便的人，也没坐在办公桌前，而是坐在电脑跟前。我跟他聊了20多分钟，忍不住问：何频呢？他说，我就是啊！——我根本没有想到他就是何频！那时我对何频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太子党》这些书的作者。”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何频没问我有什么媒体工作背景，也没问我的政治倾向，他得知我是学国际经济贸易，就要我负责经济栏目；得知我对体育很感兴趣，就要我再负责体育栏目。说，‘你马上来上班吧，明天行不行？’——呵呵呵，这人，可真够痛快的！我就喜欢痛快人，2月2日就去了多维。”
　　纪军向曼哈顿那家贸易公司的老板辞工，说要去搞网络新闻。老板瞠目咂嘴，大感不可思议。“他的生意，是从美国设计师那里拿到最新的服装设计，交给中国厂家——他在中国有好几家厂，做好了就空运过来，在第五大道那些高档名牌店里卖，一件几千元。公司前景非常好，老板对我也非常信任和器重，他说，本来打算将公司股份卖给我一半的。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呀，就愿意折腾！”
　　纪军到多维上班没几天，就到了龙年春节，又正逢世纪之交，十来个员工、家属一起到何频家过年，乐乐呵呵，红红火火，说不完的蓝图，道不尽的前景。没想到，几个月后，网络泡沫开始破灭，这家不行了，那家消失了，多维融资也遇到麻烦，不得不琢磨着裁员。纪军这时候已经申请了加拿大移民——他想早日跟把老婆孩子办来全家团聚，而如果在纽约，就还得等两三年。得知多维这个情况，他对何频说，多维已经是我在美国打的最长的一份工了，超出我的预料，做了这么久，也想休息休息。你别裁别的同事了，我申请加拿大移民已经办好了，就此跟你们告别吧。2001年元月他去了加拿大，两个星期后，老婆孩子都从中国前来团聚了。

　　征召老兵

　　正当纪军把家安顿好，打算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911”突然爆发了。当天晚上，他收到多维的电子邮件，要他马上给何频打电话。“我就明白了，需要打一场新闻大战，多维‘征召老兵’，最困难时期应该过去了。”
　　“911”第二天，纪军就重新上班了，后来被何频戏称为“二进宫”，不过，他不需要重新回到纽约，就在多伦多的家中工作：凭借网络，主要负责国际新闻的编译。好几年之后他才回到纽约工作了一段，那时，他在多维有了“官衔”，进入了管理层。
　　纪军对我说：
　　何频第一没给我规定编译什么，第二没有给我规定每天编译多少。他只告诉我，有哪些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你需要每天浏览。“我想得吃透领导意图啊，所以也请示何频，在选择题材上你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要求——不，如果说有要求，就是别漏了关于中国和海外华人的重大新闻，其它的，你就凭着你自己的感觉找吧。”我从此就养成了习惯。给我规定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我每天中午起床，把每天二三十家新闻网站统统扫一遍，了解时事动向，然后重点看看与中国和海外华人有关的，挑出我觉得比较重要和比较有意思的。到两三点钟，心里有数了：今天要编译的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接班时间一到，除非有突发重大新闻得全力以赴扑上去，否则就马上按照我先看好的文章开始编译。别人一个班只能做一两篇，我一个班可以做三四篇、四五千字。“我上班的钟点，家里没人敢跟我说一句话——在家上班，也是上班。”
　　纪军告诉我：为了避免版权上的麻烦，一般不会翻译某一家媒体某一篇文章的全文，而是就某一个话题，从多家媒体编译。看见《纽约时报》谈了某个话题，我会想起《洛杉矶时报》几天前有篇报导也说到这个问题；再检索，将《金融时报》等等报刊近期涉及这个话题的报导找来……我每篇摘译三四段，或者以某篇报导为骨干素材，补充其它媒体报导。这样，我的阅读量和工作量当然比只弄一篇要大，但编译的东西来源很广，稿件信息量也就大得多了。
　　我问纪军：你在上班时，何频就不跟你沟通、下指示听汇报吗？纪军说，也沟通。他在网上会问我：今天稿子是什么内容？有时会提醒注意看看西方报刊对某件大事的报导，但他不布置“你今天要做这个”，“明天要做那个”。
　　纪军强调：何频从来没有在新闻选材、新闻立场、新闻内容、新闻方向上，对我有任何规定；我也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做这种规定。所以当我听说有人指多维“有台湾背景”，真觉得笑掉大牙，我们这些最早来的员工全是大陆来的，没有一个台湾的。后来进来的有几位台湾来的记者、编译小姑娘，那还是我招聘来的呢。还有说何频领导的多维“亲共”呀“反华”呀，都是胡扯！何频从来没跟我发过这种指令。我笑何频：“你可真冤枉啊！”

　　全神贯注紧盯中国和华人新闻

　　何频的英文并不算太好，有人调侃他说，能正确拼出的英文单词不超过100个（这是当时的估计，现在可能超过100个了。——老高注）。但是他认识“China”和“Chinese”，这就足够让他在看英文报刊的时候，敏锐地发现报导线索了。
　　我曾经与何频一起出过差，住在旅馆的标准间里，发现他有一个特点：早上还没有起床，就侧着身子将手提电脑打开，上网飞快地看一圈，不仅看中文的，而且看英文的。而久经训练的新闻嗅觉和长期以来对英文媒体的了解程度，使他在瞬间就能掂量出英文媒体上关于中国或者华人的某篇报导的份量。一会儿就听见他在与公司值班人员通话了：“《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关于中国进出口的分析，你们编译了吧？”“《纽约时报》今天有篇谈中国能源政策的报导，值得注意……”有时候他不说什么，直接就将那篇报导的链接发给编译参考。“我关心的是题材，至于文章的观点，是我赞同的还是反对的，我才不管呢——有分量的文章，翻译过来都对读者有益。”何频对我说。
　　有位在多维干了不少年头的编译对我私下诉说过，接到这样的电话或邮件，首先涌起的念头就是：何频呀，“看你看得贼死”！——“看”，读平声。他很形象地说：何频发现漏了新闻来找你的时候，那口气就好像你把他珍藏多年的一盒子金银珠宝给弄丢了。不过，想到何频也是为了工作、为了读者，也旋即释然了。同时，他也佩服何频的新闻感觉特好——这些报刊我不是刚刚才扫过嘛，怎么就没有注意到何频提醒的这篇文章呢？
　　多维的主要力量，放在策划和采写华人关心的人与事的专题上，有时是以专访为主配上相关资料，有时是综合编译，有时是深度报导。我在那几年中，就采访了好几十人——多半是老人，以致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的采访对象，平均年龄80岁，像许家屯，刘宾雁，从台湾来的退休上将华锡钧，中共党史上“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人王盛荣，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二十多年牢的新闻人陆铿，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英，抗日战争中参与平型关战役、中条山战役的国民党中将高桂滋的儿子高斌，还有袁世凯的曾孙、汪精卫的女婿、胡风的女儿、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女儿、战犯文强的儿子……
　　这些选题，有的是何频向我提供的采访线索，有的是我发现了我感兴趣的人，告知何频。在我的记忆当中，似乎他没有一次表示异议，而且，与纪军所说一样：何频从来没有告诉我应该写什么主题，至多只是将他所知道的一些素材提供给我，例如他与许家屯、刘宾雁、陆铿等人相熟，积攒了不少生动故事。但我用不用、怎么用他提供的素材，他并不过问。
　　我这些采访选题，多与历史重大事件有关，是“过去完成时”，在多维只算是偏师；而多维报导最多的，还是“现在进行时”。
　　在这里，不可能完整地列出多维当时组织的所有重大采访报导，这是一个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名单，而名单上几乎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多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中国大陆一家媒体的采编队伍动辄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相比，要知道，多维的记者只有区区七、八个人啊。
　　对被中国指控为远华案主犯，在加拿大面临遣返的赖昌星，多维多次派出记者前往采访；
　　对在美国遭受17年冤狱的王建展“狱中杀人”案，多维记者采访律师、查阅卷宗，还到监狱约谈本人——这起冤案，最后平反，王建展恢复了自由；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眼角膜实验室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员韩彬，2002年5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家冰箱内发现20瓶实验用的人体蛋白质，告他是“间谍”。多维发现线索后，立即采访报导，引起加州华人关注，组成声援团支持他打官司。后来他的三项重罪都被撤销，只剩下一项轻罪；
　　对在加州遭受家庭暴力、几乎陷于绝境的秦丽丽，多维进行专访，又与当地华人社团联系，请他们伸出援手，防止事态恶化；
　　对偕妻女携带生化物质正要飞往上海时被捕的前康乃尔大学研究学者殷清强，对家中搜出巨额现金、被控从墨西哥走私冰毒到美国的叶真理，对据称被好莱坞以巨款买下其小说改编权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贝拉，对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窃取国家机密的指控、在上海秘密关押的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副教授王飞凌，对中国防治艾滋病人士高耀洁、万延海、胡佳，对维权法律工作者莫少平、许志永……多维都及时地作了深度报导，有的还作了系列报导。
　　当然，报导某人某事，并不意味着对之认同和支持，而是作为媒体，尽可能地披露真相——“事实是第一位的，解读是第二位的。”这已经成为从何频到每个编辑记者根深蒂固的信条。
　　多维不怕触及敏感话题，不怕沾上有来头的人物，不怕得罪某一方政治势力。对中共、对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都不假辞色，对政治异议组织和人士中的负面新闻，也并不客气。甚至对于在美国起诉中共官员这样被法轮功组织自恃“政治正确”的个案，多维也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掰开揉碎，剥笋抽丝。
　　正是最后这一条，终于得罪了人——所得罪的却不是中共当局，而是得罪了挑战中共当局的势力。这是后话了。

　　“雅典，请记住中国民工”

　　尽管多维创业不久，实力尚弱，但在报导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中也不愿缺席。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多维就派出记者王国庆前往采访，在雅典呆了一个月。北美那么多华文媒体，他是唯一的一名特派记者；他也是多维为某一项任务而派出时间最长的记者。
　　何频、杨鸣镝给他交代的任务很明确：把美国所有华裔运动员都一个不落地采访了；把中国所有荣获奥运金牌的健儿也都一个不落地采访了。至于选材、角度，写成什么文体，都由他去发挥。
　　雅典奥运期间到处旅馆人满为患，王国庆找的住处相当远，坐车抵达场馆就要一个小时。每天他赶场，采访，回到住处再写稿、发送……昼夜连轴转。他对我感叹：“要是有两个人，就好多了！”但是当多维的财力，只能派出一个人。王国庆拼命干了一个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多维的读者和主管的好评。不过王国庆自己最得意的，反倒不是采写体育明星，而是一篇《雅典，请记住中国民工》。“真的很牛啊！新华网、人民网……北京的媒体都转载了我这篇！”
　　搞新闻的都知道，“求上去的不如撞上来的”，许多机遇是可遇不可求。很巧，王国庆在雅典从一个场馆赶往另一个场馆的途中，路过一顶帐篷——雅典奥运期间为了许多临时用途搭了大量帐篷，不少帐篷里会坐几个警察，而这顶帐篷里却坐了三个中国民工，都戴着奥运标志。“我习惯性地跟他们打招呼：嗨！他们问：中国人？我说是啊，他们特别高兴，请我坐。一问他们是山东的，我说我老家也是啊！这就聊起来了。”
　　这些民工参加了奥运会场、运动员宿舍的建设。王国庆与他们海阔天空，从他们干了哪些活，又聊到怎么从中国出来的。现在环境和生活怎么样。他们介绍，中国民工们都住在一个工厂改建的宿舍里，二十几个人住一个大通铺。还对王国庆发起牢骚，说特别气人的是报酬被克扣，最担心的就是回去之后，能不能把抵押金拿回来。
　　王国庆问，你们看过奥运比赛吗？“我们哪儿有钱、有机会看呀！”他们虽然守着奥运村，但没有看过一场。“我问他们，中国姑娘杜丽在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的最后一枪，射下了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她是山东老乡啊！你们知道吗？这些民工十分惊喜，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山东姑娘为中国争得这么大的荣誉！这给我的震撼非常大。”那天他本来计划有几篇稿件要写，但是他为这个民工题材感到胸口发热，写作激情喷涌。“人人都去关注冠军了，谁会关注民工？但他们也是奥运大家庭的一分子呀！”于是他把这篇也写了，写到东方既白，睡了三个小时，又爬起来去投入第二天的赛事采访……
　　王国庆对我说：“那段日子是真累啊！不过，挺充实！圆了一次体育记者梦！这是我多么难得的一次经历！”
　　王国庆对多维管理层有意见。他的感觉是：奥运期间，那时已经被多维收到旗下的加拿大《星星生活周刊》的奥运专题报导，不论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社会效益上，都比实力更雄厚的《多维时报》还要收获大得多。他回忆说：《星星生活周刊》给我提供了一些赞助和奖励，要我去雅典之后，用“《星星生活周刊》特约记者”的名义，给他们定期写稿。我遵嘱写了好几篇稿，像最后在闭幕式上张艺谋导演的八分钟，独唱的小姑娘，等等。
　　雅典奥运结束，他回来之后，才看到该报为他留的四期雅典奥运期间出的报纸，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下来，他发现，《星星生活周刊》做得真叫地道，相比之下，《多维时报》就差远了。王国庆告诉我，“《星星生活周刊》有冠名的‘老干妈奥运专版’，光是‘老干妈’，报纸就赚得比多维多了去了。《星星生活周刊》拿到了广告，拿到了赞助，拿到了冠名……人家对市场做得细，做得透，在媒体市场上打‘奥运牌’打得非常精彩啊！”
　　王国庆十分遗憾：尽管他很早就提出了建议，但是后来多维在北京奥运期间不如在雅典奥运做得好，没有那么多独家报导，商业上也远不如《星星生活周刊》在雅典奥运期间那么成功。“你想想，如果多维也派人采访，凭何频和几个主管的人脉，凭多维的品牌……肯定会做得会比《星星生活周刊》雅典奥运那次更成功嘛！”

　　封我们的网，还要用我们的稿

　　无独有偶，纪军也有自己觉得最有意思、“最牛”的一篇编译稿件。
　　2008年3、4月他回国探亲，当时拉萨刚刚发生“3·14”事件骚乱。他在事件发生之后用最快的速度综合了一篇东西——是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西方媒体，记录下来西方游客口述亲历目睹血腥拉萨事件——他们看见藏人杀汉人，十分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感到藏人是有计划的，事先将凶器都运进了拉萨。
　　这是敌对双方之外的现场目击者第一手描述，十分难得。纪军告诉我，“他们怎么说，我们怎么编译，忠于他们的叙述”。他回国探亲时，试试能否在网上搜寻到多维。结果他发现，多维网站无法登录，而多维稿件却到处被转载。一用他自己的名字检索，第一篇出来的就是这篇西方游客在西藏骚乱中的目击记，中国官方媒体还加了编者按，介绍说是美国“著名华人媒体多维网”编译的。“我记得人民网也转载了，心说：你封我们的网，还要用我们网的稿！”
　　我随后也检索，看到“国际在线”果然转载了纪军这篇报导，又被东方网刊登了，编者按写道：“在西方很多媒体对近日发生在拉萨的暴力事件进行大肆歪曲报导的同时，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刊登了与此不同的报导。3月19日，世界著名华文新闻网‘多维新闻网’发表长文，综合报导了几家西方媒体……”云云，好家伙，“多维新闻网”升级到“世界著名”了！
　　自称“亲华不反共”的纪军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我们编译了西方媒体的报导之后，很快就被国内的官方主流媒体拿过去，把赞扬中国的文字留下，把批评中国的文字略去——这真是掐头去尾的歪曲！
　　多维初创时期，纪军虽然是编译，但是他也参与过采访；到2006年他接手主管编辑队伍的时候，投入采访调查就更经常了。
　　在何频看来，一个网络媒体，要想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有自己的独家原创内容，有能透露内幕的消息来源，而不能像时下大多数网站一样东抄西抄，抄来的东西最多就是改改标题，在标题的耸动上想点子。这些网站再红火、人气再旺，也都很难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所在，很难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营利模式。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谁不知道独家原创和内幕消息“价值连城”？问题是，这样的内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何频得天独厚，有一个到多维创办时已经有了十来年积累、出版了数百本书、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以每个月四、五本书的频率出版新书的明镜出版社，明镜出版社与多维建立合作关系，成了多维独家原创内容的重要来源，让何频有了底气；但这还不够，还得去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于是何频招兵买马，建立精干得力的记者队伍。
　　在草创阶段极大地帮助多维急剧扩大影响力、塑造品牌的，正是两个专题的深度调查采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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