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俄國檔案解密，蘇美兩國空軍曾對陣廝殺真相曝光。朝鮮戰爭期間，蘇聯空軍通過換防，先後派出10個航空師和4個高炮師參戰，共實施戰鬥起飛64300架次，擊毀敵機1106架，自身損失飛行員120人、飛機335架；高炮師擊毀敵機153架，自身陣亡68人

　　老高按：金正恩與川普隔空對罵，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多年來難得一見的奇觀。一個是超級大國強權領袖，一個是封閉小國專制領袖，競相墮落，競相瘋狂。雖然許多人看出來，戰爭並非一觸即發，但人們也不禁惴惴然：兩人在盛怒下的互動不知會導向何種擦槍走火意想不到的後果。
　　朝核問題引人矚目，都希望更多地了解來龍去脈。下面給大家推薦一篇沈志華的文章《中蘇朝：一場戰爭與三角同盟》。
　　沈志華，想必大家不陌生，我幾次介紹過這位中共黨史專家、中朝、中蘇問題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兼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他所寫的在香港和大陸出版的關於朝鮮的專著有《朝鮮戰爭揭秘》、《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等；編輯文集《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觀點》等，以及大量文獻檔案。是這個領域最重要的權威學者。

　　七年前我在萬維開博，第一篇文章就是對中國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辦公室前主任楊希雨先生的專訪《朝鮮這一箭，究竟射幾雕？》。沒想到事過多年，朝鮮問題死結沒能解開，形勢愈演愈烈，成為整個地球上最大的火藥桶。

　　中蘇朝：一場戰爭與三角同盟

　　沈志華，《同舟共進》

　　隨着俄國檔案的解密，蘇美兩國空軍曾在朝鮮戰爭中對陣廝殺的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歷史中，這是美蘇之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對面的戰爭行為，儘管雙方都心照不宣地把這一事實隱瞞了多年。而蘇聯空軍的出動，則與中國的出兵決策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

　　金日成一度表示不需要中國的援助

　　1949年2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這是中共與蘇共高層的第一次會晤和溝通，會面結果為中蘇同盟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也為中、蘇、朝未來的同盟打下了基礎。接着，劉少奇對莫斯科的秘密出訪進一步加快了中蘇結盟的步伐。
　　在與劉少奇的會談中，斯大林明確提出了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工問題。斯大林說，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咱們兩家來個分工：你們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在這方面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斯大林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西方的社會民主運動停滯了下來。革命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而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你們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劉少奇致中共中央電，1949年7月27日；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這既是斯大林對毛澤東寄予的信任和希望，也是中蘇同盟賦予中共的責任。這一點，很快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體現出來。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改變主意，決定同意金日成對朝鮮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並召他來莫斯科密談。在4月的會談中，斯大林最終批准了金日成發動戰爭的計劃，前提是他相信了金日成的估計：美國不會或來不及對戰爭進行干預。不過，斯大林反覆向金日成強調了兩點：第一，這個計劃必須徵求毛澤東的意見，必須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實施，因為毛澤東對東方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是不會出面幫助朝鮮的，那時只能依靠中國的援助。出於革命的理念，毛澤東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金日成採取軍事手段統一朝鮮半島。但毛希望朝鮮不要急於發動進攻，而應該等到中國完成統一大業後再採取行動，以便能夠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然而此時的金日成已躊躇滿志，自認為不再需要中國的援助，“因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經得到了滿足”。（科瓦廖夫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
　　5月13日，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前往北京徵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對莫斯科已經為朝鮮開放綠燈的說法表示懷疑，當即中斷會談，派周恩來連夜召見蘇聯大使羅申，要求斯大林本人給予證明。第二天，斯大林回電說，他已經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但如果中國不同意，這個問題可以重新討論，最後的決定必須由中國和朝鮮自己做出。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後，毛澤東只得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意見。毛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不要貪圖占領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國人參戰，那麼中國將會派自己的軍隊幫助朝鮮，而且現在就可以向中朝邊境調去軍隊。金日成認為，美國人在遠東並未做好戰爭準備，既然他們沒有干涉中國的內戰，也就不會在朝鮮採取行動。金日成對中國的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並一再保證朝鮮人民軍能依靠自身力量解決朝鮮問題。

　　朝鮮戰爭改變了美國對台政策？

　　很明顯，統一朝鮮半島當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張，但斯大林最後還是把責任推到了毛澤東的身上。而金日成則充滿信心地認為，美國不會參戰，因此也不需要中國的幫助。這就是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干預，北方這一邊的聯盟很可能是沒有中國參與的。
　　然而，戰爭剛剛爆發，美國便參戰了。美國不僅參與了朝鮮戰爭，而且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過去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台政策，阻止了中共發動攻占台灣的戰役。其實這是一種誤會。到1949年底美國對華政策仍然處於“等待塵埃落定”的搖擺之中，涉及台灣問題，五角大樓堅持認為必須保衛台灣這一重要的軍事戰略基地，不能讓“共產黨政權”占為己有。美國國務院則提出，問題的核心在於“防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如果能以台灣換取中國新政權脫離莫斯科的控制，美國在亞洲豈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灣更為明顯的戰略優勢？
　　這一爭論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在毛澤東訪蘇、中蘇正在艱苦地談判同盟條約時，美國決定採取放棄台灣以拉攏中共的方針。1月5日杜魯門的聲明和1月12日艾奇遜的講演公開表明了美國的這一政策取向。然而，中蘇同盟條約很快就發表了，這一事實導致美國逐漸改變了其遠東政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便宣布介入戰爭和“台灣地位未定”。所以，改變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原因不是朝鮮戰爭，而是中蘇同盟，戰爭的爆發只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宣示新政策的機會和藉口。不過，美國對台灣立場的改變，確實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參戰。

　　斯大林對中國作過什麼承諾？

　　朝鮮戰爭爆發後，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意外的是，美國立即採取了干涉政策，並首先投入了空軍和海軍部隊，給朝鮮人民軍造成了重大損失。
　　據蘇軍總參謀部報告，開戰僅僅幾天，到7月3日，朝鮮已有36架飛機和5艘艦艇被擊毀。斯大林意識到，戰事的發展很可能並不順利，他需要考慮如何對朝鮮增加軍事援助的問題，只是這種援助不能直接來自莫斯科。
　　戰前蘇聯的援助主要在於訓練朝鮮軍隊、提供武器裝備和制訂作戰計劃，而斯大林絕對禁止蘇軍越過三八線、直接介入戰爭。戰爭爆發前5天，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報告說，因進攻和登陸需要，金日成要求為已經抵達朝鮮的兩艘艦艇提供10名蘇聯駕駛員和顧問。莫斯科立即答覆：拒絕這些要求，以免為美國進行干涉提供藉口。在進攻開始時，斯大林還下令召回了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曉夫詢問其中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赫魯曉夫回憶錄》，張岱雲等譯，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
　　儘管後來在金日成的直接請求下，斯大林答應可以派一些蘇聯顧問進入朝鮮境內，但他明確指出，這些顧問只“派到前線司令部，而不是戰鬥部隊”，而且他們是“作為《真理報》記者”而不是作為軍人派去的。斯大林腦子裡想的是在必要時由中國軍隊提供援助。當然，何時以及如何提供這種援助，還要看戰局的發展。
　　美國參戰也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關注。7月2日周恩來召見蘇聯大使羅申，要求向蘇聯政府通報中國領導人對朝鮮形勢的判斷，並指出：為了防止美軍登陸，朝鮮人民軍應當加速南進，攻占南方的港口，並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強大的守衛部隊。周恩來強調，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那麼中國軍隊將以志願軍的方式並穿着朝鮮人民軍的制服與美軍作戰。為此，中國將在瀋陽地區集中3個軍，兵力12萬人。最後，周恩來詢問蘇聯空軍能否確保對這些部隊的空中掩護。實際上，中國的東北邊防軍是在幾天后才正式決定組建的，並限令8月5日前完成集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周恩來在作出正式決定之前這樣說，顯然是有意讓斯大林知道，中國領導人是願意幫助朝鮮的，但同時也要讓斯大林明白，中國希望蘇聯出動空軍予以配合。
　　斯大林對此立即作出了反應。7月5日斯大林回電：“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這個作法是正確的。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由於沒有接到中國的進一步消息，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請羅申轉告周恩來或毛澤東：“我們不清楚你們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你們已作出這樣的決定，那麼我們準備給你們派一個配備124架噴氣式戰鬥機的航空師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後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
　　這兩個文件顯示，為了催促中國下決心並儘快做好出兵朝鮮的準備，斯大林當時明確承諾，蘇聯除願意幫助中國培訓空軍並提供空軍裝備外，也將為“進入北朝鮮作戰”的中國部隊提供空中掩護。也就是說，蘇聯空軍將與中國陸軍並肩作戰。需要注意的是，斯大林在這裡預設了一個條件，即中國出兵（當然也是蘇聯空軍出動）的時機——“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

　　莫斯科因何不急於讓中國出兵？

　　美國空軍的轟炸使得平壤陷入緊急狀態。
　　7月7日金日成約見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再次請求蘇聯軍事顧問儘快進駐漢城，並參與各軍團的軍事指揮，否則人民軍將面臨“失敗”和“崩潰”。金日成還說，他接到大量電話，講的都是美軍空襲所造成的嚴重破壞，包括鐵路樞紐和多座橋梁被摧毀。據什特科夫觀察，金日成自戰爭爆發以來，第一次顯得“心緒煩亂，且帶有些許沮喪”。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轉向了中國，他在7月8日的電報中指示羅申，請毛澤東儘快派出代表與朝鮮聯繫。
　　實際上，鴨綠江這邊的中國此時正在進行積極的準備。在中國部隊大規模向東北集結的同時，中國領導人也在加緊入朝作戰的籌劃。7月12（或13）日，周恩來告訴金日成，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對朝鮮的干涉，中國政府準備在這場戰爭中儘可能地向朝鮮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幫助；同時，希望向中國提供各種比例的“朝鮮地圖500張，並通報朝鮮前線戰況”，還要求“儘快送來朝鮮人民軍軍服的樣品”。金日成及時地向蘇聯大使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提出，“既然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一邊參加了戰爭，那麼，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但什特科夫有意迴避了這個問題。
　　7月19日金日成又向蘇聯使館報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與毛澤東會談的情況：毛澤東認為美國將長期參戰，並會在朝鮮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澤東建議金日成“命令部隊停止向敵人進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還“答應給朝鮮30000支步槍，2000挺手提機槍，200挺重機槍，300門81毫米迫擊炮和1000匹騾子。所有這些物資將於7月25日起運”。金日成還通報：為了解朝鮮戰局情況，毛澤東本想派周恩來前往朝鮮，但由於乘飛機很困難，只好請金日成派軍事代表去中國。毛還說，如果朝鮮需要援助，中國“可以派自己的軍隊去朝鮮。中國方面已為此準備了4個軍，共32萬人”，並希望金日成於8月10日以前通報自己的意見。當金日成詢問莫斯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時，什特科夫答覆“一無所知”。金日成又說，他原以為毛澤東可能已同斯大林協商過此事，沒想到這只是毛澤東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對此毫不知情。
　　蘇聯大使在電報中要求莫斯科儘快提出對中國出兵問題的看法，以便日後答覆金日成。斯大林對此一直沒有回答。看起來，不到危急時刻，莫斯科並不想讓中國軍隊介入戰爭。經過幾次試探後，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這種考慮。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蘇聯使館關於朝鮮局勢的長篇綜合報告，中心意思是朝鮮領導人和居民已擺脫了最初的恐慌情緒，並恢復了勝利的信心。報告說，在剛遭到美國空軍的襲擊時，朝鮮人擔心沒有蘇聯和中國的武裝援助，就無法戰勝美國武裝干涉者。不過，隨着人民軍向南推進，特別是7月5日和11日與美國部隊交戰並給對方以重創、俘虜大批美國士兵後，“人民的戰鬥精神又重新振作起來”。顯然，鑑於對戰局發展的樂觀估計，斯大林決定暫不需要中國出兵。另一方面，毛澤東表現出來的出兵朝鮮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慮——中國出兵會擴大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對蘇聯是不利的。
　　或許是因為中國出兵的建議遲遲沒有得到朝鮮的答覆，毛澤東決定通過另一條渠道向莫斯科提出這一設想。8月19日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在北京協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蘇聯哲學家尤金院士談到朝鮮戰事。毛澤東講到了事情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如果美國人在朝鮮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麼他們不久就可能被趕出半島再也不會回來。但是，如果美國決心要在朝鮮取得勝利，那麼他們就需要有30～40個師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下，僅靠北朝鮮人就無法對付了，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如果進行這種援助，就可以消滅美國這30～40個師。這個方案如能實現，將會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對蘇聯和中國都有利。
　　毛澤東這番話當然是說給莫斯科聽的。然而，斯大林卻不為所動。

　　金日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

　　8月中旬以後，人民軍的進攻在洛東江一線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現出焦急和失望情緒。
　　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書、蘇籍朝鮮人文日去見什特科夫。文日說，臥病在床的金日成對於前線部隊因遭受美國飛機不間斷的集群式轟炸而被迫放棄進攻一事“憂心如焚”，情緒極為沮喪，“金日成請求派遣國際空軍來為朝鮮人民軍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否則部隊戰鬥的條件就太困難了”。由於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繼續採取迴避的態度，並建議朝鮮人民軍“迅速補充部隊兵力，把後備部隊投入戰鬥，以便儘快向前推進”。什特科夫還報告，“近期金日成情緒有些壓抑”，對人民軍“能否在前線堅持下來有些擔心”。由於朝鮮空軍損失嚴重，無法對敵作戰，金日成只能期待來自蘇聯的空軍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過電話向蘇聯大使通報，根據他所掌握的情報，美國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區實施登陸。朝方擬採取必要措施來加強上述地區的防務。當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對什特科夫說，他“仍然想提出請中國同志派軍隊援助朝鮮的想法，因為人民軍目前的前線狀況太困難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對此的意見，並提到他幾次想給斯大林寫信。金日成還表示，要把這一問題提交勞動黨政治局討論。看到什特科夫無意談論這個話題，文日連忙改口說，上述問題都是他自作主張說的，金日成並沒有請他談這些問題。什特科夫報告說，最近一個時期，金日成越來越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沒有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徵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來幫助朝鮮。但這次通過文日刺探口風后，金日成再未提起過這一問題。
　　斯大林無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決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國際援助的要求，只是說“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直接聽到斯大林的意見後，金日成“感到非常高興，多次表示感謝”，並一再強調這封信非常重要，應該向政治局委員傳達，“有些政治局委員情緒不對頭，了解這封信的內容對他們有好處”。完全領會了斯大林的主張後，金日成便不再考慮請中國提供援助，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
　　然而，斯大林此時變得更加謹慎了，他不僅沒有及時向朝鮮提供空軍援助，就連原來已經確定的為中國軍隊提供掩護的任務也停止執行了。
　　但急劇變化的朝鮮戰局很快就打亂了斯大林的部署。

　　莫斯科終於為中國軍隊開了綠燈

　　從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斷接到戰報：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朝鮮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對於朝鮮局勢的突然變化，中國領導人立即作出了反應。9月18日，周恩來召見了羅申和軍事顧問科托夫、孔諾夫。周恩來不滿地指出，朝鮮很少在軍事問題上向中國提供情報，中國曾嘗試派一些軍事技術幹部去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也不了解戰場的真實情況。根據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來建議，如果朝鮮缺少足夠的預備隊（10萬人），就應該將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擊集團，等待決戰時使用。周恩來還以毛澤東的名義請求蘇聯政府提供更為準確的情報。最後，周恩來不無用意地指出，由於沒有做長時間、大規模戰爭的準備，現在西方國家非常擔心蘇聯和中國可能參與朝鮮的軍事衝突。“應當利用這種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從這方面講，中國軍隊由南方向東北調動，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來請求把這些意見儘快通知蘇聯政府並給予答覆。
　　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沒有及時提供軍事情報是不對的，但原因在於他們年輕，沒有經驗。至於中國對朝鮮作戰的建議，蘇聯同意立即將人民軍主力北撤，建立起漢城防線。但是，對於周恩來提出的中國出兵的問題，斯大林沒有任何回應。周恩來只好建議金日成集中兵力確保三八線，“堅持自力更生，長期奮鬥的總方針”。9月21日，劉少奇再次向羅申表示，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革命還沒有結束”，如果美國在朝鮮占了上風，“中國有義務幫助朝鮮同志”。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問題的同時，周恩來也詢問了朝鮮的意見。9月19日，周恩來召見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向他講述了前一天與羅申談話的同樣內容，並進一步問，美軍在仁川登陸以後，“朝鮮政府下一步對中國政府有什麼要求”。
　　（這裡似乎脫落了一段文字。下文說“金日成建議”，又說“會議沒有通過任何決議”，但沒有交代是什麼會，金日成通過什麼方式建議。——老高注）
　　金日成建議：“暫且不要通過關於請求中國政府提供援助的決議，而是先給斯大林同志寫封信，就是否請求中國軍隊援助的問題諮詢一下他的意見。”他還強調：“如果不請示蘇聯就擅自請求中國軍隊幫助，蘇聯就可能抱怨說，難道我們用顧問和武器來援助朝鮮還不夠嗎？”會議沒有通過任何決議。
　　金日成已是完全看斯大林的臉色行事，而不到最後關頭（即敵軍沒有突破三八線），斯大林是儘量不讓中國參戰的。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漢城可能已經陷落，人民軍主力部隊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斷，並失去了聯繫。金日成擔心敵軍會越過三八線，而朝鮮已無法組建新的部隊進行有效抵抗了。他懇求斯大林給予“直接軍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國際志願部隊”。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莫斯科終於為中國軍隊開了綠燈。10月1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方式入朝參戰，在三八線以北地區組織防禦。斯大林還故作神秘地說：“我沒有向朝鮮同志談過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談。但我並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後將會很高興。”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電。但是，這一主張在中共領導層的會議上受到質疑。（這些擔心和質疑是有道理的：入朝作戰的良機已不復存在，且中國軍隊最大的弱點就在於武器裝備落後和沒有空軍支援。麥克阿瑟在威克島信誓旦旦地向杜魯門保證，此時中國絕不會出兵朝鮮，否則“對他們來說，那將是一次最大的屠殺”。）毛澤東不得不答覆莫斯科：中國暫不出兵，有關問題將再行討論。
　　但隨後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極力主張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派兵入朝作戰的決議。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式成立，部隊進入了戰前最後準備階段。
　　10月8日，毛澤東分別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國已決定組成志願軍援助朝鮮，部隊大約在10月15日開始入朝。隨之，莫斯科與平壤之間又互通了消息。
　　中國終於決定出兵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金日成高興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對中國軍隊在朝鮮集結的時間、地點和方式都作了安排。但這一切似乎來得不是時候，斯大林此時對蘇聯空軍出動的問題已經另有考慮了。

　　斯大林的託詞與毛澤東的最終決斷

　　10月11日，周恩來等人經莫斯科飛抵高加索黑海邊斯大林的休養地，並於當天下午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周恩來介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出兵援朝問題的情況，說明中國出兵將面臨巨大的實際困難，強調需要蘇聯提供武器裝備和空軍支援。此後彭德懷和高崗曾向毛澤東發急電詢問：“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負責指揮？”
　　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滿足中國所需要的飛機、坦克、大炮等軍事裝備，但是，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能出動。反覆討論以後，雙方認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準備，只好放棄朝鮮，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會後，斯大林、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如在一個月內不用相當數量、裝備精良的部隊提供直接援助，那麼由於三八線以北的朝鮮軍隊無力支撐，朝鮮將被美國人侵占。因執行掩護任務的空軍至少兩個月後才能到位，裝備和培訓中國部隊至少需要6個月，而那時援助朝鮮已無意義，故決定中國不再出兵。電報最後說，等待毛澤東作出決定。
　　斯大林說蘇聯空軍沒有做好準備，明顯是一種託詞，真正原因分析起來大概有三點：
　　第一，斯大林一向嚴禁蘇軍在前線與美軍發生直接衝突，儘管可以在後方提供空中掩護。10月8日，兩架美國戰鬥機侵入蘇聯濱海地區領空作低空飛行，並對距邊境100公里的一個軍用機場進行機槍掃射，造成7架飛機被毀。對此，蘇聯不僅沒有任何軍事方面的反應，甚至在外交抗議被退回時，竟採取了默不作聲的態度。可以想見，當北朝鮮正在變為前線的關鍵時刻，周恩來要求蘇聯明確表態出動空軍入朝作戰，斯大林自然會採取推託的態度。
　　第二，斯大林對於中國出兵作戰的決心及取得勝利的前景持懷疑態度。在美軍尚未越過三八線時，斯大林極力鼓動中國出兵，並表示願意出動空軍給予協助，以便穩定朝鮮戰局。但是，當美軍已經越過三八線繼續向北推進，而中國在出兵問題上又顯得猶豫不決時，斯大林便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泄氣了，說算了吧！”斯大林表示蘇聯空軍晚兩個月出動，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國軍隊是否能在朝鮮站住腳，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給莫斯科留下一個迴旋餘地。
　　第三，斯大林還寄希望於通過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決問題。

　　毛澤東陷入了極度思考之中。10月13日21時毛召見羅申，宣布：中共中央經過再次討論決定，“我們應當幫助朝鮮人”。此前金日成已接到斯大林關於撤退的通知，雖感意外，也只得表示遵照執行。莫斯科得到報告說，平壤的政府機關和外交使團從8日已開始撤離，但組織混亂，情緒低落，並對蘇聯未能及時給予幫助頗有怨言。於是，斯大林緊急電告金日成：“鑑於中國同志作出了這個新的決定，請把昨日發給您的電報中提出的對北朝鮮進行疏散以及朝鮮軍隊向北撤退的時間先往後拖一拖。”
　　毛澤東說：“我們的同志以前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們對國際局勢問題、蘇聯的軍事援助問題、空中掩護問題還不清楚。現在，所有這些問題都已經清楚了。”14日3時，毛澤東再次發電叮囑周恩來：主要問題在於兩個月內蘇聯是否確實能派出前線的志願空軍及後方各大城市的掩護空軍；武器裝備是否可以用租借辦法解決。14日21時，毛澤東電告周恩來，已決定10月19日出動12個步兵師、3個炮兵師共26萬人入朝，並要周立即通知斯大林。毛澤東最後決心已定，並一再指出，這裡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蘇聯空軍的出動。中國人的立場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確表態了。
　　此時周恩來已返回莫斯科，並於14日致函斯大林，轉告了毛澤東的意見，還特別提到了“蘇聯志願空軍”與中國志願軍在作戰時的指揮關係問題。莫洛托夫大概沒有弄清斯大林的實際意圖，便籠統地答應蘇聯可以先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殲擊機掩護中國軍隊。當周恩來進一步提出“可否繼續出動轟炸機至朝鮮配合中國軍隊作戰”等問題時，斯大林卻明確表示，蘇聯空軍即使出動也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願軍入朝作戰——這不啻往中國領導人頭上澆了一盆冷水。
　　毛澤東17日急電彭德懷、高崗進京議事，並將出兵日期推遲。經過18日會議的討論，中國決定，仍於19日出兵朝鮮。毛最終決斷說：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就算打不過美國也要打，它總是欠我們一筆賬，我們什麼時候想打，就可以再打。

　　斯大林規定：蘇聯空軍只掩護後方，不進入前線

　　其實，莫斯科並沒有袖手旁觀，斯大林在任何時候都做好了兩手準備。
　　就在中國決心孤軍奮戰的時候，蘇聯空軍也在緊張地整編和集結。按照軍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蘇聯空軍相繼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殲擊航空師，準備前往中國。10月19日，即中國出兵的當天，蘇聯國防部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報告了派往中國的空軍和坦克兵的準備情況和具體時間。10月24日，即志願軍入朝後第一次戰役打響的前一天，各空軍師和坦克團的組建工作結束，並陸續開始按計劃發運中國。
　　儘管做了充分準備，但蘇聯空軍部隊並沒有接到作戰命令。駐華軍事顧問科拉特科夫後來接受採訪時的說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對毛澤東還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給空軍部隊下達作戰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國軍隊真正開始戰鬥。直到10月25日誌願軍與聯合國軍的遭遇戰開始後，斯大林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民族主義者，不是“親美分子”。於是，10月29日，蘇聯顧問通知周恩來，莫斯科已同意蘇聯空軍“在安東擔任防空”，並可飛越中朝邊境，還答應10天后將基地從瀋陽移至安東。

　　11月1日，蘇聯空軍第一次在鴨綠江上空投入了戰鬥。這一天，別洛夫航空師的米格15飛機從瀋陽和鞍山兩個機場各起飛8個架次，在安東—新義州上空擊落了兩架美國F-82飛機，高射炮還擊中了兩架。蘇方在空戰中沒有損失。在11月1～12日的最初幾次戰鬥中，共擊落美國飛機21架。
　　在蘇軍的幫助下，中國空軍第一支殲擊機部隊（第4師）於12月12日完成組建，並由蘇聯飛行員負責實戰訓練。自蘇聯飛機騰空以後的整個作戰時期，敵機再無一架接近中國境內被保護的目標及安東渡口和電站。不過由於當時中朝邊境只有一個機場，蘇聯駐軍兵力有限，以及雷達和通訊設備缺少等原因，朝鮮境內志願軍後方交通線未能得到有效保護。
　　1951年春天中國空軍參戰後，朝鮮後方及志願軍的補給線得到了進一步保障。6月初廟溝機場投入使用後，蘇聯空軍在安東地區部署的兵力增至兩個師，“極大地提高了殲擊機的作戰機動性，並迫使敵空軍減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區的活動”。此後便形成了後來人們常說的鴨綠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然而，斯大林規定的蘇聯飛行員只能掩護後方而不得進入前線作戰的禁令始終沒有破除。斯大林給在華蘇聯軍事總顧問的指示更明白：“絕對必要”的是，“中國人在前線只能靠自己的空軍”。
　　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蘇聯空軍通過換防，先後派出10個航空師和4個高炮師參戰。航空師共實施戰鬥起飛64300架次，擊毀敵機1106架，自身損失飛行員120人、飛機335架。高炮師擊毀敵機153架，自身陣亡68人。此外，中朝聯合空軍投入作戰的有10個航空師（中國7個、朝鮮3個），共實施戰鬥起飛22300架次，空戰366次，擊毀敵機271架，自身損失飛行員126人、飛機231架。

　　中、蘇、朝三角同盟與遠東冷戰格局

　　不難看出，朝鮮戰爭是莫斯科點燃的“一把火”，斯大林想在緊要關頭讓別人為他火中取栗，並承諾出動蘇聯空軍給予援助。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疑慮，斯大林在“聯合國軍”沒有突破三八線時，不願讓中國插手朝鮮事務，以免損害蘇聯經過戰爭控制朝鮮半島的戰略目標；而在危機真正來臨的時候又背棄承諾，使中國處於尷尬的境地。朝鮮在危機時刻能夠指望的只有來自中國的援助，但金日成既不完全信任毛澤東，又擔心斯大林的猜忌。沒有莫斯科的首肯，他甚至不敢答應中國一再提出的出兵要求，從而錯過了取得戰爭勝利的最佳時機。
　　如果毛澤東同意了黑海會談的決定（不再出兵朝鮮），那麼不僅朝鮮將被美軍占領，使中國安全面臨威脅，中蘇同盟亦將名存實亡。考慮到中國當時所處的惡劣環境及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責任，毛澤東決心孤注一擲、背水而戰，最終使中、蘇、朝重新聯手抗敵。
　　這場戰爭也使三國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同盟關係顯露無遺——既相互依賴、利益相關，又互不信任、心存疑慮。在中國出兵之前，莫斯科對北京一直懷有戒心，而金日成對斯大林則是言聽計從；中國出兵以後，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變：中國成為先鋒和主力，而在北京與平壤不斷發生的分歧和衝突中，莫斯科基本上都支持了中國的立場和主張。中、蘇、朝三角同盟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
　　中國參戰後不再是美蘇冷戰的中間地帶，於是台灣地區和日本的戰略地位便凸顯出來——蘇聯聯合了中國和朝鮮，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戰線，而美國則把韓國、日本和台灣地區糾集在一起，構築了東亞地區的共同防禦體系。遠東冷戰的格局從此定型。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古鎮）

　　克羅地亞（一度歸前南斯拉夫統轄。1991年獨立）的濱海古城斯普利特（Split）依山而建，時有上坡下坡。餐館酒吧冰淇淋店放些桌椅放在小巷台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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